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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已经出发了。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父亲的生平是否有什么用。如果我事无巨细地描述我父亲，到头来可能会发现，要是想把自己治好，我得先分析他，这样一来，我可能就半途而废了。我大胆地进行下去，因为我知道即使我的父亲也需要这么一套疗程，他的病症也肯定和我的完全不一样。无论如何，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只谈及他那些能帮助唤醒我自身记忆的事。
“1890年4月15日下午4点半，我的父亲被宣告死亡。U. S.”容我向不明就里的人解释一下，这最后两个字母并不代表United States（美国），而是“最后一支烟”
。这是我在奥斯特瓦尔德
的一部实证哲学的著作中的一卷上找到的注释。我曾经满怀希望地在上面花了几个小时，却什么也没搞懂。没人会相信，但尽管这条注释如此草率，它却记录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
我的母亲在我还不到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写了几首诗纪念她，但这永远不能和哭泣相提并论。而且，在痛苦之中，我始终有一种感觉，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应该变得严肃起来，并且我也应该去工作。痛苦自身便暗示了一种更加忙碌的生活。然而，一种依然强烈的宗教情感也使这场天大的灾难变得温柔。我的母亲尽管已离我而去，却依然活着，她可能会为我准备去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这可真方便啊！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状态。因我母亲的死和这一事件给我带来的有益的情感，我的一切都将越来越好。
而我父亲的死却是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天堂已经不复存在，而我，正值30岁，已是一个山穷水尽的男人。我也有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生命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部分，已经无可挽回地落在了我身后。我的痛苦并非如同这段话可能看起来的那样自私。恰恰相反！我为他和我哭泣，为我自己哭泣是因为他已经去世了。直到那时，我一直都是从一支烟跳到另外一支烟，从大学的一个专业跳到另外一个专业，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我认为，如果我的父亲没有去世，那种让生活如此甜蜜的信心本可以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一死，寄托我决心的未来也不复存在了。
很多时候，每当我思考这件事，都会为这种绝望之情的奇异特性感到惊讶。对我和我未来的绝望是在父亲去世之际才萌发的，而不是更早，差不多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为了回忆起那巨大的痛苦以及这桩不幸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我自然不用像那帮搞精神分析的先生期望的那样去做梦。我记得一切，却什么也不理解。直到父亲去世，我都没有为他活过。我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接近他，而当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不冒犯他时，我却选择了逃避。在大学里，他以“发钱的老席尔瓦
”这一绰号而为人所熟知，这是我给他取的。直到他生病，我才与他建立了联系。这场病很快便夺去了他的性命，因为病情来势汹汹，医生很快就宣布他回天乏术。当我在的里雅斯特时，我们不怎么见面，一天最多在一起一个小时。我们从来没有像在我悲痛不已时那样长时间亲密无间地相处过。要是我能多关心关心他，少流些眼泪，那该多好啊！我也不会病得这么严重。我们之间相处起来很困难，这也是因为我和他在思维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们彼此看着对方，脸上带着同一种怜悯的微笑。他的笑容更为刻薄，因为他对我怀有强烈的父爱，担忧着我的未来；我的微笑则完全意味着宽容，因为我确信如今他的缺点已经无足轻重，再说我把那些缺点的一部分归结为他上了年纪。他是第一个对我的能力提出质疑的人，在我看来，他过早地下了判断。不过——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我怀疑他之所以不信任我，也是因为我是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这个观点——这一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也助长了我对他的怀疑。
不过，他是个能干的商人，名声在外，但我知道他多年来的生意都是由奥利维打理的。商业上的无能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但其他的共同点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之间，我代表着力量，而他则代表软弱。我在这个本子上记录的一切已经证明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身上一直存在着——这也许是我最大的不幸——一种追求更好事物的冲动。我找不到别的方式去定义所有那些关于平衡和力量的梦想。我的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完全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我只能认为他从来没有为提升自己付出过任何努力。他整日抽烟，而且在妈妈去世后，甚至在他不睡觉的深夜里也抽个不停。他酒也喝得很多，他在晚上用餐时喝酒，摆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喝到他确信自己一沾枕头就能睡着。但是，按照他的说法，烟草和酒精都是良药。
涉及女人的时候，我从亲戚那里得知，母亲的嫉妒不无道理。实际上，这位看起来温柔的女人有时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来约束她的丈夫。他听凭自己被这位他深爱并尊重的女人牵着鼻子走，但她从来没能让他坦白过自己对她不忠，因此，母亲临死时相信是自己误会了他。虽然好心的亲戚们说，她在自己的女裁缝家里差点儿就把丈夫抓了现行。他借口说自己只是一时恍了神，并不断重申这一点，直到它显得十分有说服力。这件事的唯一后果，就是母亲再也没有去过那位裁缝那儿，我的父亲也再没去过。我认为，如果处在父亲的位置上，我最终会承认一切，但之后却无法放弃那个裁缝，因为我走到哪里，就会在哪里扎根。
我的父亲知道怎样以一家之主的样子维护自己的平静。这种平静环绕在他的家里和他的灵魂之中，他只读那些乏味的、充满道德说教的书。他这么做绝不是装样子，而是因为他对此抱有最真诚的信念。我认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那些道德说教的真谛，他的良知也因为这颗纯洁的向善之心而得到了宽慰。如今我上了年纪，开始向着一家之主的角色靠拢。我也感觉到，宣扬不道德的行为比犯下不道德的行为更值得被惩罚。人们会因爱或因恨而犯下谋杀罪，而宣扬谋杀只能是出于恶意。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如此之少，以至于他向我承认，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我。我对健康的渴望驱使我去研究人体。而他却设法从记忆中删掉了有关这台恐怖机器的一切蛛丝马迹。对他来说，心脏并不跳动，也没必要去记住瓣膜、静脉以及代谢才能解释自己的肌体是怎么活下来的。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因为经验告诉他，运动的东西最终都会停下来。对他来说，甚至地球都是静止的，牢牢地固定在枢轴上。他自然从来不会提起这件事，但如果有人和他说了什么和他观念不一样的事，他就会浑身难受。有一天，当我和他谈起对跖点
时，他满心厌恶地打断了我。想到那些头朝下倒立着的人让他的胃感到不舒服。
他还在另外两件事上斥责我：我心不在焉的样子和嘲笑严肃事物的习惯。在心不在焉的问题上，他与我截然不同。他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他想记住的所有事情。他会在一天内多次查看。他认为这样就能治愈他的病症，再也不用为此烦心了。他也强塞给我这么一个本子，而我唯一记在上面的就是一些“最后的香烟”。
至于我不把严肃的东西当一回事，我认为他有一个毛病，他把世界上的太多事情都看得太重了。比方说，在我从法律专业转到化学专业，又在他的允许下转回法律专业时，他和蔼地对我说：“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你是个疯子。”
我一点儿没感到被冒犯，反而十分感激他对我的迁就。我想逗他笑一笑，来回报他的恩情，便去找卡内斯特里尼医生做检查，好得到一份我发疯的证明。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我不得不接受漫长而事无巨细的检查。我拿到证明后，得意扬扬地把它带给了我父亲，但他却没觉得好笑。他泣不成声地喊道：“啊！你是真疯了呀！”
我千辛万苦地导演了这桩无害的小小喜剧，这就是我的回报。他在这件事上从来没原谅我，也从来没因为它笑过。去看医生就是为了开个玩笑？为了这个玩笑要让人开出盖了戳的证明？这是疯子才干的事！
总的来说，我在他身边便象征着力量，有时我认为，当那抬高我的软弱不在时，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
我记得他的软弱是如何被证明的。当时那个混蛋奥利维诱使他立下遗嘱。奥利维急着要那份遗嘱，因为它会把我的事务置于他的监管之下，看来那个老头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我父亲完成这桩麻烦的任务。最终我父亲下定了决心，但他那张庄重的大脸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不断地想着死亡，就好像那个行为让他与死亡有了接触似的。
一天晚上他问我：“你认为死后一切都会结束吗？”
我每天都在思考死亡的奥秘，但还无法给他提供所需的信息。为了让他高兴，我编造了一种对我们的未来最乐观的信念。
“我认为快感会幸存下来，因为痛苦再也不是必需品了。死亡可能会让人想起性快感。当然啦，它还会让人感到幸福、放松，因为把人体重新组合起来可是很累的。死亡应该是生命的奖赏！”
我一败涂地。那时我们吃过晚饭，还坐在桌边。他没有回应，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喝光了一杯酒，然后说：“现在不适合讨论哲学，尤其是和你！”
然后他就走了。我感到抱歉，便跟在他身后。我想留在他身边，让他的思绪从那些悲伤的事物上转移。他让我走开，说我会让他想起死亡和它的快感。
他一直没能忘记那份遗嘱，直到将一切告诉我。每次看到我，他都会想起它。有一天晚上，他爆发了：“我得告诉你，我立了遗嘱。”
我为了帮他驱散这个噩梦，瞬间就克服了这个消息带给我的惊讶。我对他说：“我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因为我希望我所有的继承人都能死在我前面！”
他立刻对我拿这么严肃的事情开玩笑感到不安，重新找回了所有惩罚我的愿望。于是，他很轻易地告诉我，他下了招好棋，把我放在了奥利维的监管之下。
我不得不说，我当时表现得像个乖孩子，我放弃了一切反对的念头，甚至放弃了帮他驱散这个烦心的想法。我声称，无论他的遗愿是什么，我都会去适应的。
“可能的话，”我补充说，“我会好好表现，这么一来，我就能说服你更改遗愿了。”
他喜欢这番言论。这也是因为他发现我认为他会长命百岁，甚至万寿无疆。但是，他甚至还想要我发誓，除非他另作安排，否则我永远不会去尝试削弱奥利维的权力。我发了誓，因为他不满足于我凭着名誉说出的话。那时我表现得如此温顺，以至于当我悔恨自己没有在他去世前好好爱他，并为此痛苦万分时，我总会回想起那一幕。
说实话，我很容易就顺从了他的安排，因为在那个时候，被迫不工作的想法对我而言颇有吸引力。
在他去世前大约一年，我曾有一次为他的健康着想，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他向我吐露自己感到不舒服，我便强迫他去看医生，自己也陪他一起去。那位医生开了几种药，告诉我们几个星期后复诊。但我的父亲不愿意这么做，他说自己像讨厌掘墓人一样讨厌医生，甚至连医生开的药也不愿意吃，因为这些药也让他想起医生和掘墓人。他有几个小时一支烟都没抽，吃饭时也不喝酒了。当他停止治疗时，他感觉自己好极了。我看到他比之前高兴了许多，便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
后来，我有时看到他很悲伤。但他已经老了，又是孤身一人，要是看到他乐呵呵的，我反而会感到惊讶。
3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回家比平时晚了一些。没发生什么坏事，我落入了一个博学的朋友的掌心。他希望和我分享一些关于基督教起源的想法。这是第一次有人希望我思考起源的问题，尽管如此，为了让我的朋友高兴，我还是耐心地听完了这漫长的说教。天空细雨霏霏，寒冷刺骨。一切都显得阴沉而令人生厌，包括我那些朋友提到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忍受了那长达两个小时的折磨。我的性子一直都这么软！我敢打赌，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多少抵抗力，如果有人真的下了功夫，他甚至能说服我去花点时间研究天文学。
我走进我家的花园，从这里经过一条短短的车道便可以到达我们坐落在花园中央的别墅。我们的女仆玛丽亚在窗口等着我，听到我走近时，她在黑暗中喊道：
“是您吗，泽诺先生？”
玛丽亚是那种如今再也找不到的女仆。她在我们家工作已经差不多15年了。每个月，她都会把工资的一部分存入储蓄账户，以便安度晚年，然而这些积蓄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她在我们家一直工作到死，就在我结婚后不久。
玛丽亚告诉我，我父亲几小时前就回家了，但他想等我一起吃晚饭。她坚持让他先吃晚饭，但他不太客气地把她打发走了，后来他焦虑不安地一遍遍问起我的情况。我从玛丽亚这番话里听出来她认为我父亲状况不佳，她觉得他喘不上来气，说话也有些困难。我得说，因为她总是和我父亲单独待在一起，她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常常认为我父亲生病了。在那间孤零零的房子里，这可怜的女人没什么好观察的事情。而且——在她经历过我母亲的死之后——她期待着所有人都会死在她前面。
我急忙向餐厅走去，对目前的状况有些好奇，还没开始担心。我父亲正躺在沙发上，一看见我就站起身来，兴高采烈地迎接我。我并没有因此感动，因为在此之前，责备的表情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不过这已经足够让我放下心来，因为我认为他那高兴的样子正说明了他身体健康。他没有流露出玛丽亚提到的那种口吃和呼吸急促的迹象。他没有责备我，反而为自己的固执向我道歉。
“你想要我怎么办呢？”他和蔼地对我说，“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我想在睡觉前见到你。”
如果当时我能表现得自然一点儿，把我亲爱的父亲抱在怀里就好了！他因为生病竟然变得那么亲切、那么温柔了！可我反而开始冷酷地推断起来：老席尔瓦变得这么温柔了吗？他真的生病了？我满腹狐疑地看着他，没有找到比责怪他更好的办法：“你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吃饭？你明明可以先吃饭，然后再等我啊！”
他像个毛头小伙子那样笑了起来：“两个人一起吃饭更香嘛！”
他这副高兴的样子也许说明了他胃口不错，我放下心来，开始吃饭。他穿着家居拖鞋，步履蹒跚地走到餐桌边，坐到了他的老位置上。然后他就待在那里看着我吃饭，而他自己随便舀了几勺之后就再也不吃东西了，甚至把那个让他反胃的盘子从面前推开，但是微笑还挂在他苍老的脸上。只不过我记得就好像这件事昨天才发生一样，有几次我看向他的眼睛，他却避开了我的视线。有人说这种行为代表心里有鬼，而现在我知道它代表了疾病。生病的动物不会让人窥见自己身上那些生了病的、不堪一击的地方。
他一直想知道在他等我的那几个小时里，我都干了什么。看到他对我的经历如此上心，我便暂时放下勺子，干巴巴地告诉他，我那会儿一直在讨论基督教的起源。
他犹疑不定地看着我，显得很困惑：“现在，连你也思考起宗教问题了吗？”
显然，如果我同意和他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会让他感到莫大的安慰。但恰恰相反，当我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斗志昂扬（之后就不再这样了），我用在大学附近的咖啡馆每天都能听到的那种陈词滥调回答他：“对我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一种需要研究的普遍现象。”
“现象？”他不安地说。他试着马上回答我，张开嘴准备说话。然后他犹豫了，看了一眼玛丽亚刚递给他的第二道菜，碰都没碰。为了往嘴里塞点更好的东西，他叼了一根雪茄，点燃它，又任凭它在片刻后熄灭。如此一来，他就给了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从容地思考。片刻之后，他神情坚定地看着我：“你不会想嘲笑宗教吧？”
我，作为一个游手好闲惯了的完美学生，嘴里塞满了食物，回答道：“笑什么呀！我搞研究呢！”
他沉默了，久久地看着他放在一只盘子上的那截雪茄。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我这么说。我现在明白了那个已经糊涂的头脑里发生的一切，并且很惊讶自己当时竟然什么都不懂，我认为那时我的灵魂里缺少那份能让人理解许多东西的感情。然后就很容易了！他逃避着，不去直面我的怀疑主义。在那个时候，这场战斗对他来说实在是过于艰难了，但他相信自己可以温柔地从侧面进攻，正如一个生病的人会采取的行动一样。我记得他说话时大喘着气，词句常常卡在喉咙里。为战斗做准备太费力了，但我以为他如果不给我上一课，是不能安心入睡的。我做好了争辩的准备，但是这场争论却并没有发生。
“我啊，”他说道，眼睛依然盯着他那已经熄灭的雪茄头，“我知道自己的经验和人生理论有多丰富。人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活的。我知道很多事情，可惜不能如愿把它们全教给你。唉，我多希望自己能这么做啊！我能看透事物的内在，也能看出什么是对的、真的，什么不是。”
没什么可争辩的，我边吃饭边敷衍地嘟囔着：“是啊！爸爸！”
我不想冒犯他。
“可惜你来得这么晚。早些时候我还不那么累，我本来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
我以为他还要拿我回家晚了这件事烦我，便提议将这场争执留到第二天。
“这和争执没关系，”他半梦半醒地回答，“这完全是另一码事。这件事没法讨论，一旦我把它告诉你，你也就知道了。但我开不了口啊！”
这引起了我的怀疑：“你感觉不舒服吗？”
“我说不上难受，但真的很累，我马上就要去睡了。”
他按铃叫玛丽亚过来，同时出声喊她。玛丽亚过来的时候，他问自己的房间是否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趿着鞋朝卧室走去。他经过我身边时俯下身，把他的脸颊伸向我，让我进行每晚例行的吻别。
我看到他走路时摇晃得那么厉害，又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舒服，便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两个反复说了几遍同样的话，他再次向我承认他累了，但是没生病。然后补充说：“现在我会想想明天要对你说的话。等着瞧吧，你会被说服的。”
“爸爸，”我感动地说，“我会来听着的。”
父亲看到我这么乐意听他的经验，便犹豫着是否就此离开——要抓住这么有利的时机啊！他用手摸了摸前额，坐在了椅子上，早先他正是倚靠着这把椅子，把脸颊伸过来让我亲吻，他轻轻地喘着气。
“奇了怪了！”他说道，“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真的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环顾四周，仿佛在外界寻找着什么他内心抓不住的东西。
“可是我知道很多事，实际上我什么都知道。这应该是多亏了我那丰富的经验。”
他并没有因为无法开口说话而心烦，因为他微笑着，品味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伟大。
我说不清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马上叫医生过来。相反，我必须带着悔恨承认：首先，那个时候，我认为父亲说话时语气充满了那种我在他身上多次见到的傲慢。不过，我也不能对他那十分明显的虚弱视而不见，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没和他争辩下去。我喜欢看到他幸福地幻想着自己的强大，虽然实际上他已经非常虚弱。其次，我也对他在想要把知识传授给我时展露的爱意受宠若惊。他自认为拥有这些知识，尽管我确信从他那里我什么都学不到。为了哄他开心，让他平静下来，我告诉他不用那么着急地找到那些自己说不出口的话，因为在类似情况下，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把过于复杂的事情放在大脑的某个小角落里，让它们自行变得简单。
他回答说：“我在找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复杂。实际上我就是要找到一个词，就一个词，我会找到它的！但今晚不行，今晚我要一觉睡到天亮，什么都不去想。”
然而他却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显得犹豫不决，盯着我的脸打量了片刻，对我说：“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对你说出我的想法，因为你习惯于嘲笑所有东西。”
他对我笑了笑，就好像在请求我不要因为他的话生气。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第二次向我伸出他的脸颊。我放弃了和他争辩，也不想用我的观点去说服他，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人可以且应该去笑着面对的。我想紧紧拥抱他，让他放心。也许我的拥抱太过用力了，因为他挣脱了我，比之前喘得还要厉害。但他肯定感受到了我的爱意，因为他友好地和我挥手告别。
“我们去睡觉吧！”他高兴地说道，随后便离开了，玛丽亚跟在他身后。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也很奇怪！）。我没有去考虑父亲的健康状况，而是深受触动，并且——我敢这么说——怀着对父亲深深的孝顺之情，我感到遗憾，一个拥有如此高远志向的智慧却没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如今写下这些事的时候，我已经接近了父亲当时的年龄，我确信一个人可以感觉到自己有着极高的智力，而他表现出的唯一迹象便是他那强烈的感觉。比方说，他深深地呼吸，接受并赞美亘古不变的自然本来的样子，还有它给予我们的东西，他就这样展现着那天地万物所渴求的智慧。可以肯定的是，我父亲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清醒的瞬间突然受到宗教的感召，体悟到了自己的智慧。难怪他想和我谈谈这个话题，因为我对他说过我曾研究了基督教的起源，但是现在我还知道，那种感觉是脑水肿的第一个症状。
玛丽亚过来收拾餐桌，告诉我说她觉得我父亲一下子就睡着了。因此，我也放下心来，一身轻松地去睡觉了。外面狂风大作，我在温暖的床上听着，就好像它是一支渐行渐远的摇篮曲，因为我已沉浸在了睡梦之中。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是玛丽亚把我叫醒的。看样子她为了叫醒我，已经在我的房间跑进跑出了很多次。在深沉的睡眠中，我先是感到有些不安，然后看到一个老妇人在房间里跳来跳去。最后我搞懂了状况。玛丽亚想把我叫醒，但是当我终于醒来时，她已经不在我的房间里了。风依然为我唱着摇篮曲，而我，说实话，我必须承认自己是怀揣着从睡梦之中被撕扯出来的痛苦走向我父亲的房间的。我记得玛丽亚总以为我父亲身处险境，要是他这次没病，那她就要倒大霉了！
我父亲的房间不大，家具稍微有些多。在我母亲去世后，他为了更彻底地忘掉这些回忆而换了房间，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搬到了这个更狭小的新环境中。整个房间都笼罩在阴影里，只有煤气灯的一簇小火苗在低矮的床头桌上发出微弱的光亮。玛丽亚正扶着我父亲，他仰躺着，但上半身从床上支了起来，近旁的灯光把他覆满汗水的脸庞映得通红。他把头靠在玛丽亚忠心耿耿的胸前，因为疼痛大声呻吟着。他的嘴巴松弛无力，口水沿着下巴滴落下来。他直直地盯着面前的墙，我进来时也没转过头。
玛丽亚告诉我她听到了我父亲的呻吟，及时赶来才没让他从床上掉下去。在我来之前——她肯定地说——他要更激动一些，现在看起来已经安静多了，但她不敢让他一个人待着。她似乎是想为了叫醒我而道歉，而我已经明白她叫醒我是对的。她和我说话时一直在哭，但我还没有和她一起哭的意思，反而警告她别出声，不要用她的哽咽加重此时阴森的氛围。我还没搞清楚状况呢。那可怜的女人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啜泣。
我凑到父亲的耳朵边朝他大喊道：“爸爸，你为什么要哼哼呀？你觉得不舒服吗？”
我觉得他听到了，因为他的呻吟声减弱了，眼睛也从对面的墙上移开了，就好像他尝试着看向我，身体却没办法朝着我的方向转动。我一次次在他耳边喊出同样的问题，但得到的结果都一样。我的男子气概一下子就消失了。我的父亲，在那个时候，离死亡比离我的距离还要近，因为我的呼喊再也无法触及他。我害怕极了，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前一晚的对话。这场对话后的几个小时，他就要动身去查明我们两个谁有道理了。真奇怪啊！痛苦伴随着悔恨涌现在我心底。我把脸埋在父亲的枕头上，绝望得痛哭失声，发出我之前责备的玛丽亚的那种呜咽。
现在轮到她来安慰我了，但她行事的方法很奇怪。她劝我冷静下来，却屡次提起我的父亲。他还在呻吟着，眼睛睁得特别大，就好像死人的眼睛一般。
“可怜的人啊！”她说，“这就要死了！他有一头这么浓密、这么美丽的头发！”她抚摸着那些头发。这是真的。我父亲的脑袋上确实顶着一头浓密的白色鬈发，而我30岁时头发就很稀疏了。
我那时完全没想起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医生，有时候他们是能救人性命的。我已经在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上看到了死亡，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是玛丽亚首先提到医生的，然后她跑去叫一个农夫起床，好让他进城去请医生。
有那么十几分钟，我孤零零地扶着父亲，感觉那段时间永远都不会过去。我记得我试图把内心泛滥的所有柔情都捧在掌心里，爱抚那备受折磨的身体。他听不到任何话语。我要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呢？
那个农夫赶来后，我回到房间准备写张便条。我发现自己很难组织语言向医生解释眼下的状况，好让他在过来的时候带一些药品。我眼前一直浮现父亲那不容置疑、迫在眉睫的死亡。我自问道：“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呢？”
然后是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我对那几个小时记得很清楚。第一个小时之后，我就没有必要扶着父亲了，他已经失去了意识，安静地躺在床上。他的呻吟声虽然停了下来，人却陷入了彻底的昏迷状态。他的呼吸十分急促，不知不觉间，我也开始学着他呼吸了。我没办法长时间地保持这种呼吸节奏，便时不时停下来缓口气，同时希望这能让病人和我一起稍做休息。然而，他却不知疲倦地奔跑下去。我们试着喂他一勺茶水，但没成功。当他要从我们的干涉中保护自己时，他无意识的状态就会减轻。他坚定地闭着嘴巴，即使在昏迷状态下，他那不屈不挠的固执也始终存在。离天亮还有很久的时候，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归类成几个阶段：一开始，他平缓地呼吸了几次，就像一个健康的人；接着，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然后长时间地、恐怖地停了下来，在玛丽亚和我看来，这似乎是死亡的先兆。但是这个阶段总是以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复着，就像一段悲伤的、无穷无尽的音乐，没有一丁点儿色彩。那些呼吸声不尽相同，但声音一直很大，它们似乎成了那个房间的一部分。从那时起它们会一直存在，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我倒在一张沙发上，在那里熬过了几个小时，玛丽亚则坐在父亲床边。在那张沙发上，我哭出了生平最汹涌的眼泪。哭泣会模糊人自身的过错，让他不容置疑地指责命运。我哭是因为我失去了父亲，我一直是为了他活着的。我陪在他身边的时间很少，但这并不重要。我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难道不是为了让他满意吗？我渴望的成功不仅是我向他这个一直对我持怀疑态度的人夸耀的资本，同时也是给予他的安慰。可是现在他再也不会等我了，甚至他在离我而去的时候，还确信我是个软弱且无可救药的人，我的眼泪苦涩到了极点。
在纸上写下，或者不如说刻下这些痛苦的回忆时，我意识到那个在我第一次尝试回顾过去时困扰我的画面——那个拖着一列车厢爬坡的火车头，正是在我听着父亲的呼吸声时首次浮现在我眼前的。那些拖着巨大重量的火车头就是这么行驶的：它们有规律地喷出烟雾，接着开始加速，最后在停下来时结束。那个停顿也充满了威胁，因为听到声音的人可能会担心自己发现这节火车头已经拖着它的车厢一头栽进了山谷。真的！我第一次为回忆所做出的努力就把我带回了那个夜晚，带回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小时。
柯普罗西奇医生到达别墅的时候，天色尚未破晓，随行的还有一位拿着一个小药箱的护士。因为暴风雨，他找不到车，只得步行前来。
我哭着接待了他，他以十分亲切的态度回报，并鼓励我保持希望。尽管如此，我得马上说明，自我们那次会面以来，这世界上还没有几个人能像柯普罗西奇医生那样在我内心激起如此强烈的反感。如今，他依然健在，尽管年老力衰，但他仍受到全城人的尊敬。每当我看到他走在街上，衰老得那么厉害，脚步那么虚浮，寻找着一点点活动和新鲜空气，哪怕是今天，那种反感仍然会在我内心涌现。
那时，医生刚40岁出头。他在法医学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尽管他作为一名意大利人被视为一位公认的好人，他还被帝国
皇家权威机构委以重要的法医学鉴定任务。他是一个瘦削且神经质的男人，面容毫不起眼，秃顶却很引人注目，因为这使得他的额头看上去格外高。他的另外一个弱点给了他一些重要特性：当他摘下眼镜时（他在需要沉思时总这么做），他那双变瞎了的眼睛会盯着和他说话的人的旁边或者上方，它们的样子很古怪，就好像雕像那没有颜色的眼睛，流露出威胁或讥讽的意味。这样的眼睛在那个时候并不讨人喜欢。即使他只有一句话要说，也会把眼镜重新架在鼻梁上，这样一来，他的眼睛就又变回了任何一个正派的中产阶级都会有的那种眼睛，这种人会仔细地检查自己谈论的事情。
他在前厅坐下，休息了几分钟，并且要求我事无巨细地告诉他从第一声警报响起到他抵达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摘下眼镜，用他那双奇怪的眼睛盯着我身后的墙壁。
我尽量做到严谨，鉴于我当时的状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记得柯普罗西奇医生无法容忍不懂医学的人使用医学术语，同时装出一副对这个领域略有所知的样子。当我讲到那个我觉得是什么“脑部呼吸”的现象时，他为了和我说话戴上了眼镜：“下定义时要慎重。我们待会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谈到了我父亲奇怪的举止，谈到了他急着见到我，谈到了他去睡觉时的匆忙。我没有和他提到我父亲说的那些奇怪的话：也许我害怕自己不得不说出当时我给我父亲的回答。不过，我谈到了父亲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似乎他深深地思考着某件盘踞在他脑子里的事，却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医生戴着鼻梁上那副眼镜得意地喊道：“我知道他脑子里盘踞着什么！”
我也知道那是什么，但我没说出来，以免惹柯普罗西奇医生发火：那是水肿。
我们来到病人的床边。他在护士的帮助下一遍又一遍翻动那可怜而无力的身体，整个过程对我来说长得无穷无尽。他听听这儿听听那儿，仔细检查着病人，还试图让他自己配合，但徒劳无功。
“行了！”他在某个时候说。他手里拿着眼镜走向我，双眼盯着地板。他叹了口气，对我说：
“勇敢些！情况非常严重。”
我们去到了我的房间，他还洗了把脸。
正因如此，他没戴眼镜，当他抬起头擦脸时，那颗湿漉漉的头看起来就像一个新手做出来的护身符上的小脑袋。他记得我们几个月前见过面，并说他很惊讶我们为什么没有再去找他。他甚至以为我们抛弃了他，去找另外一个医生了，他当时明确表示过我的父亲需要治疗。当他这样不戴着眼镜批评人时，样子可怕极了。他抬高了声音，要求给他个解释，他的眼睛到处寻找着答案。
他当然是对的，我活该受到责备。现在我得说明一下，我确定自己并不是因为柯普罗西奇医生的那番话才讨厌他的。我请他原谅，解释说我父亲十分反感医生和药品。我边说边哭，医生则试图用他那副慷慨的好心肠安慰我，说就算我们早点去找他，他的医术最多也只能延缓我们眼前的这场灾难，但无法阻止它。
然而，当他继续询问病情的早期症状时，他又找到了新的理由来责备我。他想知道最近几个月我的父亲是否抱怨过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抱怨过自己的食欲和睡眠。我给不了什么确切的答案，甚至说不清我父亲在那张我们每天一起用餐的桌子上吃的是多还是少。我因为自己这明显的过失灰心丧气，但医生根本没打算深究。他从我这里得知玛丽亚总是认为父亲快死了，而我一直因为这件事嘲笑她。
他掏着耳朵，眼睛看向高处。“几个小时后他可能会恢复一部分意识。”他说道。
“所以说还是有希望的吗？”我喊起来。
“一丁点儿也没有！”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但是这种情况下使用水蛭
永远不会出错。他肯定会恢复一点点意识，就是可能会变得歇斯底里。”
他耸了耸肩，把毛巾放回原处。他那个耸肩的动作显然意味着没把自己的工作当回事，我因此有了开口的勇气。我一想到父亲可能会从昏迷中醒来见证他自己的死亡就害怕得要命，但是如果没有那个耸肩的动作，我根本不敢说出来。
“医生啊！”我恳求道，“您不觉得让他恢复意识是很残忍的行为吗？”
我失声痛哭。哭泣的愿望一直流淌在我紧绷的神经里，但为了让医生看到我的眼泪，我放弃了抵抗，不受控制地大哭起来，这样一来，我就能让医生原谅我对他的工作发表的评价。
他非常和善地对我说：“行了，您冷静一点儿。病人的意识不会清醒到让他明白自己的状况。他不是医生。只要别告诉他自己快死了，他就不会知道。我们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他可能会变得歇斯底里。不过我带了拘束服过来，护士也会留在这里。”
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恳求他不要给父亲用水蛭，他则非常平静地告诉我，护士肯定已经给父亲用上了水蛭，因为他在离开房间之前就下了指令。我生气了。还有什么行为比唤醒一个没有丝毫救治希望的病人更为恶劣，仅仅是为了让他陷入绝望，或是让他——他喘气喘得那么厉害——冒着被迫穿上拘束服的风险呢？我非常激烈地断言道——虽然话语里还带着请求宽恕的哭泣——不让一个已经彻底没有希望的人安详离世，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残忍！
我讨厌那个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对我发火了。这是我永远也无法原谅的。他太过激动，连眼镜都忘了戴，却仍然精准地找到了我的头在什么位置，用他那双可怕的眼睛盯着我。他对我说，他认为我这是想切断那仅存的一线希望。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直白生硬。
我们快要打起来了。我一边哭一边大叫着反驳，他自己刚刚才把病人得救的所有希望排除了啊。我的家和家人不应该被用来做实验，要做实验的话，这世界上有的是地方！
他的神情非常严肃，带着一种充满威胁意味的平静回答道：“我向您解释的是那一刻的医学状态。但谁能说出半个小时之后或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维持您父亲的生命，这样就能向所有可能性敞开大门。”
他又把眼镜戴上了，用那副书呆子职员的样子，重新开始没完没了地解释医生的介入对一个家庭的经济命运可能产生的影响的重要性：多呼吸半个小时就可能决定一笔遗产的命运。
我当时还在哭，因为我同情自己不得不在那个时候待在那里去听这么一番言论。我感到筋疲力尽，没再争论下去，反正水蛭已经用上了！
当医生来到病人床边时，他就是权力。我对柯普罗西奇医生极其尊重，应该就是因为这种尊重，我没敢提出会诊，这件事让我自责了许多年。现在这份悔恨已经和我所有其他的情感一起消逝了。我冷淡地在这里谈起这些情感，将来也会以同样一种冷酷的态度讲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在我的心里，那些日子唯一留下来的就是对那位医生的厌恶，可惜他仍然固执地活着。
晚些时候，我们再次来到我父亲的床边。我们发现他睡着了，身体朝右侧躺着。他们在他的额头上放了一小块布来遮盖水蛭造成的伤口。医生想马上检查他的意识是否有所恢复，便冲着他的耳朵大喊起来。病人没有任何反应。
“这样更好！”我鼓足了勇气说，然而还是哭个不停。
“预期的效果是肯定会发生的！”医生回答道，“您没看到他的呼吸已经变了吗？”
的确，他的呼吸急促而艰难，但已经不再形成那个让我害怕的周期了。
护士对医生说了什么，后者点了点头。他们打算试着让病人穿上拘束服。他们从行李箱里拿出那玩意儿，把我父亲抬起来，强迫他坐在床上。那个时候，病人睁开了眼睛，他的双眼黯淡无光，对光线还没有反应。我还在抽泣，害怕那双眼睛马上就会看到并意识到一切。然而，当病人的头重新躺回枕头上的时候，那双眼睛重新闭上了，就像某些娃娃的眼睛一样。
医生摆出一副胜利的姿态，“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低声说。
是啊，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对我来说，这除了是个严重的威胁，其他的什么都不是。我激动地亲吻着父亲的额头，在心里祝愿他：“唉，睡吧！在永恒的长眠中睡去吧！”
我就这样祝福了父亲的死亡。但是医生没有察觉到，因为他亲切地对我说：“现在，看到他恢复了意识，您也觉得很高兴吧！”
医生离开时，天已经破晓了。那是一个阴郁的、迟疑的黎明。风仍然一阵阵吹着，我觉得它减弱了，虽然它仍能掀起结了冰的雪花。
我陪医生走到了花园。我表现出过分的礼貌，以免他察觉到我的恨意。我的脸上只有沉思和尊重。只有看到他沿着通往别墅出口的小径走远时，我才如释重负地让自己流露出一个厌恶的鬼脸。医生那小小的黑影在雪中摇摇晃晃，每遇到一阵风就停下来，以便更好地抵御它。那个鬼脸对我来说还不够，我感到自己压抑了那么久之后，还需要做些其他暴力的行为。我冒着严寒，光着头在那条小径上走了几分钟，愤怒地踩着厚厚的雪。然而我不知道这种孩子气的愤怒究竟是针对医生，还是更多地针对我自己。首先是我生自己的气，因为我希望父亲死去，却没敢说出来。我的沉默将那由最纯洁的孝心激发的愿望转化为了一桩真正的罪行，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病人还在睡着。他只说了两个我没听懂的词，但语气平静了不少，像是在进行一场对话，这很奇怪，因为它打破了他一直以来过于频繁、完全说不上平静的呼吸。他是在恢复意识，是离绝望更近了吗？
玛丽亚现在和护士一起坐在床边。这位护士让我感到值得信任，我唯一不喜欢的是他有些过分的责任心。他驳回了玛丽亚给病人喝一勺汤的建议。玛丽亚认为那是一剂良药，但是医生没有提到汤，那个护士想等到医生回来再决定这么重要的事。他语气专横，远超过了这件事应有的重要性。可怜的玛丽亚没有坚持，我也没有。不过我做了另外一个厌恶的鬼脸。
他们让我去睡觉，因为我要和护士值夜班看护病人，有两个人在他身边就够了，其中一个人可以在沙发上休息。我躺下后马上就睡着了，彻底地、舒适地失去了意识，而且——我敢肯定——没受任何梦境打扰。
然而昨天晚上，在花了一整个白天收集我的这些记忆之后，我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梦。它长长一跃，带我穿越时间，回到了那些日子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医生，就在我们讨论水蛭和拘束服的那个房间里，它的样子完全变了，因为它现在变成了我和我妻子的卧室。我在教医生怎么治疗我父亲，让他痊愈，医生（他不像现在这么衰老、虚弱，而是像当时一样精力充沛，神经过敏）则很生气，他手里拿着眼镜，眼睛看着错误的地方，对我喊道根本不值得做这么多事。他原话是这么说的：“水蛭会让他活过来，让他受苦，没必要给他用！”而我则捶着一本医书，大喊道：“水蛭！我要水蛭！还有拘束服！”
我的梦境可能太吵了，因为我的妻子把我叫了起来，打断了它。遥远的阴影啊！我觉得自己需要某种增强视觉的工具才能把它看清楚，而这种工具会把它从头到尾颠倒过来。
我对于那天最后的记忆就是那场平静的睡眠。随后是一连串漫长的日子，每个小时都十分相似。天气变好了，据说我父亲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他在房间里自由地行动，在床和扶手椅之间奔走，寻找着空气。他还会透过紧闭的窗户，短暂地凝视着太阳下耀眼的雪覆盖的花园。每次我走进那个房间，他都准备好和我进行一番讨论，让柯普罗西奇医生期待的意识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我的父亲每天都表现出更好的听力和理解力，但那份意识却始终遥不可及。
遗憾的是，我必须承认，在父亲临终的床边，我心中始终怀有一股巨大的仇恨，它奇怪地与我的痛苦纠缠在一起，使它变得虚伪。这仇恨首先是针对柯普罗西奇的，我试图掩藏它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剧烈。然后我恨我自己，因为我没能重新开始和医生争辩，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根本不在乎他那套狗屁科学，我希望我的父亲能死去，好让他不要受苦。
我的恨意最终也对准了病人。如果有人试过日复一日，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陪在一个不安分的病人身边，自己又不适合临时充当护士，只能被动地看着其他人忙碌，他会理解我的。我还需要好好休息一番来理清思绪，克制因我父亲和我自己而感受到的痛苦，我甚至有必要体会它。然而，我现在却要和他斗争，要么是为了让他咽下药品，要么是阻止他离开房间。斗争总会产生怨恨。
一天晚上，卡洛，也就是那个护士叫我过去，好让我看看父亲取得的最新进展。我赶去时心脏跳得飞快，担心父亲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并因此责备我。
我父亲站在房间中央，只穿着内衣，头上戴着红色的丝质睡帽。尽管他气喘得还是很厉害，从他嘴里时不时会蹦出一两句理智的话。我走进房间时，他对卡洛说：“打开！”
他想要打开窗户。卡洛回答说太冷了，他不能这么做。我的父亲有那么一会儿忘记了自己的要求。他走过去坐在窗户旁的扶手椅上，身体伸展开来，寻求一些舒适感。他看到我时微笑了起来，问我道：“你睡过觉了吗？”
我不认为我的回答能传到他那里。这不是那种我曾经极度恐惧的意识。一个人在临死时，他有比思考死亡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的整个肌体都在为呼吸而努力。他不但没在听我说话，而且又对卡洛喊了起来：“打开！”
他一刻也没闲着。他从扶手椅上站起来。然后十分艰难地在护士的帮助下躺到了床上。他先朝左侧躺了几秒，然后马上翻到了右侧。他保持了几分钟这个姿势，然后再次要求护士帮他站起来。最后他回到了扶手椅上。有时他能在上面多待一段时间。
那天，从床走向扶手椅时，他停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倒影，低声说：“我看起来像个墨西哥人！”
我认为他那天为了摆脱从床到扶手椅这段路程可怕的单调感，尝试过抽烟。他设法一口吸了个够，但是马上就喘着气把烟吐了出来。
卡洛叫我过去，是为了让我见证病人神志清醒的那一刻。
“所以我病得很重吗？”他焦躁地问道。这么清醒的意识再也没有出现。恰恰相反，他过了一小会儿就陷入了错乱状态。他从床上站起来，以为自己一夜过后在维也纳的一家旅馆醒来。他一定是梦到了维也纳，因为他渴望着能在焦渴的嘴中送入一些清凉感，所以回忆起了那个城市里好喝且凉爽的水。他马上就说起来这好喝的水在下一个饮水喷泉那里等着他。
总而言之，他不是一个安静的病人，但是很温和。我害怕他，因为我总是担心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因此他温和的态度并没能减轻我繁重的负荷，不过他顺从地接受了每一个建议，因为他期待着这些建议能让他从那种喘不过气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护士提出去给他拿一杯牛奶，他满心欢喜地接受了，又带着同等程度的焦虑等着那杯牛奶。他只浅尝了一小口就想赶紧摆脱它，因为这个愿望没有马上得到满足，就任凭那杯牛奶掉到地上。
医生从未对病人的状况感到失望。他每天都能诊断出一丝好转的迹象，但同时也看得出大难将至。有一天他乘车过来，又很快离开了。他嘱咐我尽可能让病人长时间地躺着，因为水平的姿势最有利于血液循环。他也这样叮嘱了我父亲，他听懂了，并且以非常机灵的样子做出了承诺，但是他仍然站在房间中央，并且迅速回到了那种出神的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了我所说的那种对他呼吸困难的深思中。
接下来的那个夜晚，我最后一次体会到了恐惧，害怕那让我避之不及的意识再次出现。他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透过玻璃凝视着晴朗的夜色和繁星密布的天空。他的呼吸还是那么急促，但他专注地仰望着高处时，似乎并未因此感到痛苦。也许因为呼吸的缘故，他的头好像不停地点着，表示着同意。
我惊恐地想道：“他就这么一头扎进了他始终在回避的问题里。”我试着在天空上找到那个他盯着看的确切位置。他凝望着天空，上半身直挺着，努力程度不亚于一个通过位置过高的小孔窥视的人。我认为他在看昴宿星团。也许他在一生中从未如此长时间地注视过如此遥远的地方。
突然间，他转向我，上半身依然挺得很直：“看啊！看啊！”他以一种严厉的警告态度对我说，然后马上回头继续凝视天空，接着再次转向我：“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
他试着再转回去看星星，但是做不到。他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扶手椅的靠背上，当我问他想要向我展示什么时，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也不记得他看到了什么以及想让我看什么。那句他曾经寻找了很久要告诉我的话，永远从他那里溜走了。
那个夜晚很漫长，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和护士并不怎么累。我们让病人做他想做的事，他穿着那套奇异的衣服在房间里走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等待死亡。有一次他试着走到门外冰冷的走廊上。我阻止了他，他立刻听从了。而另一次，护士因为听到了医生的那句嘱咐，想阻止他从床上站起来，那时我父亲反抗了。他脱离了那种糊涂的状态，一边大哭一边骂骂咧咧地站起来。我帮他争取到了在房间里随意走动的权利。他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回到了他那种寂静的生活，和那种为了寻求舒适而进行的徒劳奔走中。
医生复诊的时候，他允许他检查自己，甚至按要求试着呼吸得更深一些。然后向我求助道：“他说了什么？”
他的注意力暂时离开了我，但很快又回到了我这里：“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医生受到了他那温和态度的鼓舞，劝我告诉他必须在床上多待一段时间。我父亲只听从他最习惯的声音——我的，还有玛丽亚和护士的声音。我不相信那些医嘱有什么用，但还是照做了，甚至在我的语气中带上了威胁的意味。
“好的，好的。”我父亲保证道，他在同一时间站起身来走向扶手椅。
医生看着他，无可奈何地低声说：“看得出来他换个位置能更舒服一些。”
不久之后我就上床了，但我无法合上眼睛。我凝视着未来，探寻着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我才应该继续为了提升自己而做出努力。我哭得很厉害，但更多的是为我自己，而不是那个在他的房间里无休无止奔走的可怜人。
当我起床时，玛丽亚去睡觉了，我和护士一起留在我父亲身边。我垂头丧气，疲惫不堪，我的父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分。
就在那时发生了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可怕一幕，它投下长长的阴影，遮蔽了我的每一丝勇气、每一份欢乐。为了忘记那痛苦，我的每一种情感都必须随着岁月逐渐淡化。
护士对我说：“如果我们能让他留在床上就好了，医生非常看重这一点！”
那个时候我还躺在沙发上。我站起身来走向床边，父亲当时正躺在上面，喘息声比任何时候都要急促。
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强迫父亲按医生希望的那样至少休息半小时。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
父亲立刻试着向床沿翻去，想躲开我施加的压力站起来。我把一只有力的手按在他肩膀上，制止了他的行为，同时高声命令他不要动。有那么一小会儿，他被吓到了，服从了我的命令，接着大喊道：“我要死了！”
他坐了起来。而我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也随即减轻了手上的力道。因此他得以坐在床沿上，脸正对着我。我认为那个时候他变得更加愤怒，因为他发现自己——尽管只有一瞬间——的行动被限制了，而且他肯定觉得，正如我站在他面前挡住了光一样，我也剥夺了他急需的空气。他以超乎常人的努力站了起来，高高地举起一只手，就好像他知道除了自身的重量之外，再不能传给那只手其他的力量。他让手落在我的脸颊上，然后滑倒在床上，又从那里滚到地板上。他死了！
我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但是他在奄奄一息时想要惩罚我却让我的心痛苦得缩成了一团。我在卡洛的帮助下把他抬起来放回床上。我哭得像一个受了罚的孩子，冲着他的耳朵大喊道：“不是我的错啊！是那个该死的医生要强迫你躺着！”
这是个谎言。然后，我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补充说我保证再也不这么干了：“我会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
护士说：“他死了。”
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把我从那个房间里拖走。他死了，而我再也不能向他证明我的清白了！
我试图在孤独中恢复镇定。我推理起来：要排除这种情况，即我那神志始终不清醒的父亲竟然能下定决心惩罚我，还能精准地控制他的手打向我的脸颊。
要怎么确认我的推理是正确的呢？我甚至想去找柯普罗西奇医生，他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可以告诉我一个垂死的人有多大的决策和行动能力。我也可能是一个动作的牺牲品，而这个动作是我在试着帮他呼吸得更顺畅一些时做出的！但我没有和柯普罗西奇医生交谈。我不可能去找他，向他透露我的父亲是怎么和我告别的。他已经指责过我不爱我父亲了！
当我晚上在厨房里听到卡洛——那个护士，对玛丽亚说：“做父亲的把手抬得特别特别高，在他生命里的最后一刻扇了儿子一耳光。”我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知道这件事了，所以柯普罗西奇也会知道的。
当我走进停尸间时，我发现他们已经给死者穿好了衣服，护士应该也整理了他那头美丽的白发。死亡已经使那具躯体变得僵硬。他躺在那里，庄严而凶险。他那双有力而指节分明的大手已经发青，却那么自然地摆放着，看起来像随时准备抓住某个人惩罚他。我不想，也没办法再去看他一眼。
随后，在葬礼上，我设法回忆父亲在我童年之后一直是多么软弱、多么善良的人。我相信他在临终时扇我的那一巴掌并不是有意为之。我变得很仁慈，非常仁慈。父亲留下的记忆始终伴随在我身边，变得越来越甜蜜。就好像一场美妙的梦境：我们现在完全和解了，我变得更软弱，而他变得更强大。
我回到了我童年的宗教记忆中，并长时间地留在那里。我想象着父亲能听到我，我能告诉他，错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医生。谎言并不重要，因为如今他能明白一切，我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我父亲的对话持续着，温柔而隐秘，就像一场禁忌的爱情，因为我在人前继续嘲笑着所有的宗教知识，而实际上——我想在这里坦白——我每天都在狂热地向某位神明为我父亲的灵魂祈祷。恰恰是真正的宗教不需要大声宣扬就能给予人安慰，有时候——虽然这种时候很少——人们确实离不开这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