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何以成为我

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之前，我就能知道，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如果下午我在工作间睡着了，有时会在醒来之际感到孩童似的惊愕：我为什么是我呢？什么样的偶然，使我出现在此时、此地、此生，而不是另一生？这些疑问，让我像刚刚意识到自我的孩子一样，惊诧莫名。以旁观者的眼光审视，我的出生已经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某颗卵子被某颗精子进入，我父母的相遇，他们的出生以及他们所有祖先的出生，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低于十亿分之一。因为目前的科学完全不能预测的一个偶然，我生为女子。而后，我经历过的每一个时刻，看起来都存在一千种不同的可能：我可能生病，中断学业，从未遇到萨特，不一而足。我被抛到人世，只得遵从此间的规则，忍受此间的坎坷，受制于他人的意志，顺从时局和历史的潮流，我确实有理由把自己的生活视为一场偶然，但我同时又没有理由这样想，这让我头晕目眩。假如我从未出生，也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因此，必须基于“我存在”这个事实来思考一切。诚然，过去的我完全可以变成今天另外一个我，那么思索自身的，也将是另外那个我。某人若说“是我”，就没有能共存的其他自我。主体与个人历史之间的这个巧合并不能消除我的疑惑。我的生活之于我，如此熟悉又遥远，它定义了我，而我又在它之外。如此怪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它正如爱因斯坦的宇宙一样，既无限又有限。人生是无限的，它跨越时空，直到世界的本源及它的边缘。此时此刻的我，既是世间一切的结果，也体现了整个宇宙的状态。好的传记作家都懂得，要想让读者了解他的主人公，就得先说明传主生活的时代、他的文化背景和他所属的社会，并且尽可能远地追溯他的先祖血脉。然而所有这些信息的总和，相对于生命中每一个元素与整体之间形成的无限多样的关系，又是微不足道的。视角不同，每个元素的意义也迥异。“我出生在巴黎”这个事实，在巴黎人、外省人和外国人的眼中，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它表面的单纯在成千上万个人的眼中被分解，因为他们与这座城市各有不同的关系。

然而，每个生命也是一个完整的现实，它有一个内在的中心，一个“我”作为始终如一的身份认定。它有一定的长度，有开始，有结束，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发生，保持着同样的本源，有一个恒定的过去，由这个过去出发指向的未来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抓住一个物件，给出它的轮廓，但我们无法对人生这样做。因为用萨特的话来说，人生是一个“被拆分的整体”，因此它并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对人生发出一些疑问：人生是怎样安排的？时机、必要、偶然、主体的自觉选择和主观能动，在其中分别起了多大的作用？

讲述自己的人生有助于我对它进行思考。“哦，讲讲吧！”罗伯-格里耶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说。诚然，叙事是在与真实经历相异的范畴内展开的，但总归要参照真实经历，令人瞥见事实的某些轮廓。事实是无限的，叙事却是由数量来决定的，只要有耐心，就能数清楚用了多少词汇，但这些词汇指向的信息也是无限的。当我写下“我出生在巴黎”，读者能够理解这句话，我无须向他解释巴黎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地球上的位置。人们又说，叙述就是用外延固化的句子取代流动的、模糊的经验。实际上，词语指向的画面是变化着的、模糊的，所传达的信息也不是清晰确定的。总之，我无意引导读者在白日梦中回到我的过去，而是要通过某些观点和概念检视我的人生。有一个概念能充当我的叙事主线：幸运。它的含义非常清晰。我不知道，回顾往昔时发现的那些自己曾经有可能选择而实际没有选择的道路会把我引向何方。能确定的是，我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满意，从不希望它是任何其他样子。推动我完成命运的因素，在我看来皆是幸运。

第一个幸运，自然是我的出生。我已经说过，思考那些把我扔到这世上的偶然因素是徒劳的，我就从既成事实说起吧！我1908年1月9日出生，父亲是乔治·德·波伏瓦，母亲名叫弗朗索瓦兹。这件事情怪异到让我眩晕，用旁人的眼光来看则完全平淡无奇。成婚时她二十岁，他三十岁，一年后诞下一个孩子，两位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循规蹈矩，顺从阶层和时代的道德风尚。这个孩子的人生已经确定：法国人，有产阶层，天主教徒，只有性别无法预知。考虑到我的父母生活富裕，我很可能不会夭折，而且身体健康。未来是既定的：悉心的照料，一个家庭，或亲近或疏远，有个保姆，叫路易丝，巴黎的公寓，到利穆赞度假，第二个孩子的到来，这几乎是一定的。

人生甫一开始，我的出身就使我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保障了我比农民或工人的女儿有更多的机遇。另一个幸运我无法确切地讲述，那就是我的婴儿时期。

今天所有的儿科专家都强调人生最初两年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正常来说，八个月大的婴儿就会通过哭泣与喊叫与周围的世界沟通。婴儿觉察到这样做是有效的，于是把这些行为当作交流的符号，与成人发展成互动的关系。假如婴儿被憎恨、被抛弃、受到挫折，互动便不会产生，在此种情况下，婴儿或者死去，或者变得自闭或精神分裂。即使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冷漠、忽视、缺乏刺激都会引发孩子的不安全感，使其趋向自我封闭。萨特曾经以福楼拜为例，说明一个孩子即使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假如他感受不到温情，只是被操纵、被填鸭式地满足，而没有与人建立对话，他就会形成被动的人格。我显然没有这样的遭遇。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断奶、怎样学习保持清洁，当时又是怎样反应的。但我母亲是个年轻快活的女子，为自己头胎顺利生产感到骄傲，她与我的关系充满了柔情与热爱。一大家人簇拥在我的摇篮边，我带着信任感拥抱这世界，大人们带着讨好的微笑忍受我的一切任性行为，这使我确信自己有驾驭他们的能力。被这种乐观所鼓舞，我从人生一开端就养成了要强的个性，它驱使我在各个方面都追求极致：无论是欲望、拒绝、行动还是思想。人之所以会提出要求，是因为打定主意要从别人或自己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如果没有诉求，就不会得到。人之初的生命体验给了我这种极端的性格，我对此十分感激。遇到挫折时令我浑身发抖的狂暴怒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在以前的回忆录里，我只能勉为其难地给出解释，直到今天，我也不能把这件事解释得更好。但我仍然认为，愤怒于我是有益的。我的人生开端是成功的。自然，光这样是不够的，人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原始细胞的发展，它随时有可能被中断、被破坏、被摧残、被引入歧途。不过，一个幸福的开始会激励主体从环境中汲取最好的养分。他假如是不幸福的，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错过机遇，封闭自我，拒绝交流，在孤独与沮丧中沉寂。把我的命运与妹妹的命运相比较，就颇能说明问题。她的人生道路要艰难得多，因为她要克服早年生活给她造成的困扰。两岁半的我，在照片上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而同样年龄的她则一脸惊慌。由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就不如第一个孩子引起那么多惊奇和有趣的反应。她不是个男孩，这让人失望，大家自然给不了她更多的微笑和关注。她经常惴惴不安，甚至焦虑，都说她比我更喜欢抚摸，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安全感。大家还说她“爱抱怨”，这使她的性格更加阴郁。她常常哭泣，而且似乎无缘无故。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童年生活的阴影。

我的童年无忧无虑，虽有些小小的障碍，但父母之间琴瑟和鸣强化了我从摇篮时代就培养出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周围的人对我的定义与我内在的人格之间大体上没有冲突。儿童是一个异化的个体。世界、时间、所处的空间、使用的语言，皆来自成人。在孩子的眼里，事物都归半人半神们拥有，且带着他们的印记，因此它们不是简单的器具，而是某种象征，背后隐藏着深邃而神秘的事实，这才是童年的美妙所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赋予童年诗意的假象，这实属故弄玄虚，儿童跟诗意毫无关系。但如果他足够幸运，有条件探索和观察世界，就会发现让他心醉神迷的那种怪异感。而作为代价，他的形象和存在都来自他人，他认为这至关重要，而自我反倒无关紧要了。然而，他同时又是主体，这样一来，他既处于宇宙的中心，又把自己定义为相对于大人而存在。他发现自己能被看见，并能通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感受到这一点。有些孩子没有过真正的童年，一个五岁的擦鞋小童与他的客人之间，是佣工和雇主的关系，而不是儿童与大人的关系。即使他把收益交给父母，在他摆弄鞋刷的时候，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通过刷鞋活动来定义自己，而无须借助他人作为中介。还有些孩童，特别是那些多子女、贫穷的家庭里的孩童，由于备受忽视，只能朦胧地体验到意识这回事。他们最多会像印度的穷孩子那样，长成野蛮少年，在世上自生自灭。一个被粗暴地对待、被利用、被恐吓的孩子，是没有可能对自我进行反思并重建的。然而，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孩子都是在被异化的同时又保持自主，即使是异化程度最高的孩子，也认为自己至关重要，会如醍醐灌顶般体验到自我的存在。一旦发现自己的角色讨喜，就会急切地迎合他人，把自己变成善于搞笑的模仿者。在《文字生涯》（Les Mots）中，萨特描写过自己童年的拙劣表演。 但他有时会意识到，他的存在其实与这些装腔作势完全无关，他发觉自己生命赤裸裸的真相，在惊慌失措之下，对着从内心的镜中看到的自我大做鬼脸。他在阅读和写作这些独立自主的活动中找到救赎。其他孩童，如我妹妹，如童年的福楼拜，别人强加给他们一个糟糕的自我形象，他们要么屈从，要么反抗。除了暗自怨恨或勃然大怒，还有很多折中的方式。薇奥莱塔·勒杜克小时候经常生病，她感到自己对母亲而言是个负担，该受指责：她觉得自己是罪魁祸首。在这方面我也很幸运。有时，我会因为自己被当作孩子而生气，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总的来说，我喜欢自己的角色。快到七岁时，我的愤怒停止了，开始扮演乖乖女。越来越多的活动使得我能把自己打造成个性独立的人。

在人生最初几年，对于自己对父母及路易丝的情感，我的自由意志是认可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真实的体验。这对我来说是如此顺理成章，让我无可抗拒，而表现这种情感的行为是他人授意的，用来回应召唤，满足期待。这一时期唯一由我自己创造的东西，是我与妹妹的关系。我父母的家庭模式使得他们必须尽快生养第二个孩子，结果这孩子又是个女孩 。如果是个男孩，事情对我来说会不同吗？我无从知晓，但我知道，那肯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只会让我消沉沮丧。有个年龄相近的妹妹，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之一，她帮助我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发明了一种混合着威权与温柔的方式，来处理我与她的关系。我主动教她读书、写字、算数，设计了我们之间的游戏和互动。自然，我对她的态度与我自身的人格相符。幸福、自信、开放，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满腔热情地迎接这个我对之没有丝毫嫉妒的小妹妹。我生性活跃、霸道，迫切地想通过有效的行动摆脱童年的被动性，她给了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因此，我可以说这是一种发明，因为成年人教我如何与他们相处，而妹妹起初对我没有任何要求，面对她，我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只能凭感觉行事。

接下来的岁月里，我的自由意志就体现在以诚意和始终如一的热忱去承担分派给我的命运。我态度恭顺，满腔热情，立刻就成为德西尔学校最优秀的女生。因为家境已经不太宽裕，父母更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很少消费享乐，尽管我父亲的天性中有此倾向。他们为我提供的主要休闲活动是阅读，这项娱乐花费甚少。我对书籍如痴如醉。我爱我的父亲，而我父亲爱书，他也使得我母亲对书籍有一种宗教般的崇敬。他们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这好奇心在我人生最初的记忆里就已萌动，之后从未沉寂。它究竟是从何而来？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好奇心的本源。而我以为，我对那些“不道德的事情”的兴趣，只不过是天生求知欲的一部分。

每个孩子都有探索世界的本能，这或许无须解释。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孩子的激情会被摧折。我知道很多原因：身体虚弱、精神萎靡、因被忽视而缺乏刺激、生活刻板乏味、过度孤独、过早承担劳累的工作、各色各样的忧虑和执念、情感失衡。一个内心不幸的孩子会过度为自己忧虑，无力关注外界。我妹妹心态开放，但她没有我对知识的渴求。扎扎活泼聪颖，但她与家庭的关系很复杂，长大后经历了一些幼稚的爱情，后来又对此念念不忘，这使她不能像我那样心无旁骛。我呢，可以说直到十一二岁，都没有遇到过任何困扰，因此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我的调查研究。我并不早熟，快十二岁那年，我还在梅里涅克跟妹妹和表妹玩买东西的游戏。那时我很喜欢看些小孩子的书，但即使在那些书里，我也瞥见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人类境况与人际关系的种种可能性。机械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不想知道物件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又是如何运转的。我喜欢历史——厌烦是后来的事——因为能了解到古人的风俗，甚至喜欢史前历史及古生物学。我也喜欢宇宙学、地理学，曾狼吞虎咽地读游记。学英语后，我又欣喜地发现了英语文学，了解了另一个国家。我想再次抓住过往，从天上的星辰到大地的中心，探索我周围的这个世界。

如果说，偶然意味着两套因果系统在没有既定结局的引导下发生有意义的相遇，它也并没有干预我生命最初的十年，除了我父母给我生了个妹妹而不是弟弟。表哥雅克虽然在我心中激起了近乎崇拜的尊敬，但在我的童年生活中并未扮演重要的角色。对我来说，第一个重要的偶然事件，是我快十岁那年，扎扎出现在德西尔学校。我们两人都必须上天主教学校，但德西尔并非我们唯一的选择，再说我们也可能不在同一个班上。如果那样，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认识，因为我父母与马碧尔家没有任何共同的关系。我的童年也就不会沐浴在伟大友谊的光芒中，因为其他同学在我心中激起的感情都平淡无奇。

与偶然无关的，是我从这场相遇中得益的方式。我性格开放随和，本来就与某些同学交好，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与她相处愉快，但也仅限于此了。我立刻觉察到了扎扎的价值，想办法与她亲近：我在课堂上坐在她旁边，只跟她一个人说话。童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帮了我的忙：虽然我不如她潇洒活泼，崇拜她身上所有与我不同的地方，但我并没有因为羞涩而变得笨拙，而是成功地引起了她的注意。我不记得是我自己说服了母亲请扎扎到家里来，还是马碧尔太太先对我发出邀请。总之是我一手培育了这份友谊，扎扎欣然接受，完全没有想到我在其中花了多少心思。

如果没有扎扎，我的成年生活是否会有所不同？这我很难说得清。我从扎扎那里尝到了爱的欢乐、思想交流的乐趣和情投意合的愉悦。她让我不再扮演乖孩子的角色，教我学会独立和不敬，而且是以一种肤浅和表面的方式，完全没有参与我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思想冲突：我从未把她与我身上正在形成的一切扯到一起，甚至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我在读禁书、在怀疑道德与宗教。我长期向她隐瞒我不再相信上帝这一事实。友谊让我们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我是因为她才去学的数学，我觉得那挺有趣，但也仅限于此，并无下文。她父亲建议我父母送我去圣玛丽中学，我在那里认识了加利亚克和朗贝尔小姐。加利亚克对我来说只是场白日梦，朗贝尔小姐则鼓励我学哲学，这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不管怎么说，我是肯定会选择这条路的，因为那正是我内心的志向。通过扎扎我认识了斯黛芬，并间接地认识了费尔南德，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但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

我在扎扎身边体会到的幸福能否长久影响我的人生？我不知道。从十六岁起，家庭就激起我逃离的欲望，让我愤怒，心生怨恨。但我是通过扎扎周围的人，才看清了资产阶级是多么令人憎恨。无论如何，我总有一天会与它分道扬镳的，但如果没有扎扎，我心中也许不会体验到虚假的唯灵论、令人窒息的循规蹈矩、傲慢和压迫性的暴政，也不会为之流泪。扎扎最终被她的阶层杀死，这令我震惊，难以忘记。再说，没有扎扎，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会多么孤独沉闷！除了读书，与她交往是我唯一愉快的生活体验。在敌意面前，我本来习惯用僵硬的骄傲来保护自己，对扎扎的崇拜拯救了我。没有她，我也许会在二十岁时变成一个充满戒备、闷闷不乐的姑娘，不懂得接纳友谊和爱情，而接纳是激发友谊和爱情的唯一正确的方式。我无法想象二十岁的自己会是另外一副什么样的面孔，也同样无法想象我的童年没有扎扎又会如何。

为什么她的人生会搁浅、早亡？也许她想活着，想去爱、去写作呢？她的不幸来自哪里？我想，首先是因为婴儿时期，姐姐更受父亲宠爱，她对慈爱却常常无暇顾及她的母亲感情深厚，她看起来洒脱，其实有颗容易受伤、缺乏自信的心：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是个垃圾”就表明了这一点。她遇到了自己无法克服的冲突和矛盾，她被撕碎了：十五岁时爱上表弟，后来又爱上普拉戴尔，这些感情都与她对母亲的爱相冲突。由于天性脆弱，这些冲突给了她致命的打击。

十二三岁时，我有过一个改变人生走向的机会。我父亲不满于德西尔学校教学内容贫乏，打算把我们送去一所中学：那儿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学费还更低。假如我与父亲形成统一战线，母亲也许会同意他的主意。两条道路摆在我面前。但正如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我自己似乎无法做出选择，而是决定选择了我。我不愿与扎扎分开，另外，我也留恋过去，留恋所有的同学，还有我度过那么多日子的教室。我在熟悉的环境里感到自信，而想到要面对陌生的世界，我就感到惊恐。我喜欢课程轻松些，这样就有很多娱乐的时间。我知道中学的课程安排紧张得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支持母亲的抗议。

我父亲只好妥协。他一向把我们的教育交给母亲料理，提出转学的建议在他已经是个意外的干涉了。如果没有扎扎，如果父亲又用一些更有力的理由，比如节省开销或其他，说服我去了那所中学，后来的事情又会怎么发展呢？开始，我会不适应，手忙脚乱，成绩平平，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我后来的学习经历证明，我是有能力适应变化的，肯定会迎头赶上。中学的竞争比较激烈，我可能不会像在德西尔学校那么突出，但同时也会有很多别的机遇：聪明的教师、思想开放的同学。我不用像遮盖污点一样掩饰我的思想变化。我会更容易、更快地达到目标。如果选了另一条路，今天回顾往事，我也许会惊恐地自问：“假如当初留在德西尔学校，我岂不是不会有任何机会了吗？”

留在德西尔学校并不是我有意识的选择，而是此前所有的人生经验替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些年我的自由体现在别处：青春期经历的那些艰难而激动人心的一切，最终把我变成了现在的我。父母之间的思想分歧把我推向了叛逆和质疑，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我决定从此只忠于自己，某些禁忌对我不复存在。我坚定了学习和写作的决心，承认自己不再相信上帝。我在后面会专门谈到我的无神论思想，不过先要强调的是，马丁神甫的拙劣在我思想变化的过程中并没起什么重要作用，只让我疏远了他本人，并没有疏远宗教。我对宗教的信仰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我学会了思考，信仰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天真，变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妥协。很多人都接受了这种状态，人云亦云，而我太过诚实，不肯将就。

出生时，我的人生道路就确定了。我在前面讲过，1919年父母变成了“新穷人”，生活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我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一条更适合我的路。这也是我的幸运之一。生活的窘迫也直接让我吃了些苦头，特别是由于双亲的阴郁心情。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从德西尔学校毕业后，想继续学业只会更不容易。

我不得不做一些决定，然而再次感觉自己并没有刻意选择，只是自然而然走上了过往经历指给我的道路。我从小就想成为教师，当人们建议我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我拒绝了：与典籍相伴的严格生活为我不喜。父亲想为我谋一个公务员的位子，但我说服了他，让我去担任教职。我花了一年时间，搞明白自己想从事的专业既不是数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哲学。我说服朗贝尔小姐赞同我的选择，通过她又说服了我父母。接下来，申请哪些证书、论文做什么题目，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这些细节都没那么重要，在1929年就参加教师资格会考倒是个关键的决定，但也是当时的境况促使我做出了这个选择：我有参加会考的资格，在家里又待得烦闷，一心想尽快了结这件事。

就这样，在童年、少年直至青年的岁月里，我从未以做重大决定的方式行使我的自由，只是坚持了最初的那个心愿，不断地重整旗鼓，变得愈加坚定，那就是：了解并表达。它被分解成一些小小的计划和对待世界、对待人们的种种态度，但一切同源，都有着相同的意义。我参加了一些社团组织，刻意接近雅克并与他建立了友谊，还与一些索邦大学的同学交往，偷偷地出入蒙帕纳斯的酒吧，与斯黛芬愈加亲密，又享受着赫尔博的友谊。我从不消极等待，而是主动去生活。我的探索时常把我引入死胡同，但也让我收获良多，得到滋养。这种人生态度增加了我走向那场决定性相遇的概率。

从少年到成年，我不断有新的发现，我的生活是一场精彩的冒险。然而像所有生命一样，我的人生也有重复和乏味的时候，在德西尔学校的那几年尤其如此。我几乎每天都去学校，步行或搭地铁，重复一样的线路，每天见同样的老师和同学。所有的礼拜天都一模一样，每年的暑假跟上一年也没有任何区别。中学会考后，这种机械的节奏被打破了。圣玛丽中学、天主教学院，特别是索邦大学给了我全新的体验。我发现了国家图书馆，与一些陌生的面孔熟悉起来。但我继续住在父母的家里，受制于他们的生活节奏，直到取得教师资格，才摆脱旧的生活环境。

这二十年来，我的生命在两个层面上继续着它的进程。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时间的流逝对我而言是一种积极的积累，我记忆力很好，生活中积累的东西很少遗忘。然而，即使从出生到成熟一直不断进步，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出现一种节奏减缓的现象。八旬老翁托尔斯泰写道，自己与五岁稚龄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一个人从出生到长至五岁，中间却仿佛隔了无穷无尽的空间。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意味深长。幼儿变成会说话的人，这简直让人惊叹莫名。接下来，掌握语言以及理性的思维，学会阅读、书写，得到知识，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令人赞叹的程度稍逊。再之后，进步一直在持续，但节奏就慢下来了。在学校教育阶段，高中比初中学到的知识多，大学又比高中学到的多，但这些知识在一个人整体的塑造上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在这个降速过程中，有一个年份对我倒是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我离开德西尔学校那年。那年我通过雅克，醍醐灌顶般发现了当代文学。）

随着渐渐长大，我与成年人的关系，还有他们对待我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得重新适应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母亲不再抱我坐在她腿上，她开始以郑重其事的态度对我，这让我觉得很受尊重，我于是扮起乖乖女来。十二岁时，在扎扎的影响下，同时也由于年龄的关系，我变得倔强、叛逆和不安分。姑娘们严厉的反应在我内心激起了反叛：我抛弃了她们的道德以及保障道德的那个上帝。我痛苦地感到了她们及我父母眼中的我与真实的我之间的距离。后来，大学生活初期，我模模糊糊理解了萨特口中的必要性：自由之外的宿命。我原本由着自己的性子成了一个热情开朗的女大学生，觉得人人也都乐见这样的我，但那时我发现自己变成了魔鬼。在家里，我变得自闭、阴郁，充满敌意。幸亏有同伴和朋友们的帮助，使我重新变得开朗了一些。

整个童年和青春期，我的生活意义都很明确：踏入成人世界。这就是我的目标和动力。二十岁时，生活的内容本不该是为四十岁做准备。然而，周围的人和我都以为，儿童和少年时代的责任，就是把自己打造成未来的我。（所以《端方淑女》有一种我后面的几部自传没有的内在严密性，像新手写的小说一样，从头到尾都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当然，没有失去就没有得到，正如人们所说的，要实现自我，就要牺牲其他可能性。孩子头脑中和身体里进行的工程，会妨害日后人们想打造的东西。他培养起某些兴趣，同时就摒弃了其他爱好：于我而言，对知识的渴求扼杀了我追求其他东西的欲望。充分享受某样东西，就会失去它带来的新鲜感。孩子们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不愿长大。我失去了母亲的爱抚以及人之初的无忧无虑和随心所欲，世界的神秘也不再让我惊叹欣喜。未来有时令我恐惧：会不会终有一天，我不得不像母亲一样，过着灰色单调的人生？妹妹与我会形同陌路吗？我们会再也不去梅里涅克吗？不过我的生活大体上是相当积极的，青春期我唯一恐惧的事情无非死亡。成长让我喜悦，我不断进步，后来又想逃离家庭。对我来说，长大意味着成熟，也意味着自由。即使在最阴郁的日子里，乐观的精神也使我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我相信幸运之星会保佑我，未来发生在我身上的必然是好事。

很多少年儿童像期盼释放一样渴望长大，也有些孩子却感到害怕。扎扎的成长就比我艰难得多。想到要与母亲分离她就难过，童年的魔力让她觉得少年时代乏味沉闷，在未来等着她的理性婚姻又使她心生惧怕。一个工人的儿子很难接受自己也变成工人，那意味着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除了重复同样的人生，什么都不能做。很多年轻人用各种方式抗拒成熟：叛逆、犯罪、流浪、吸毒、暴力，挑战死亡甚至自杀。至于我，一心想找份合适的工作养活自己，这念头让我兴奋，特别是作为天生就要依附于人的女性。

假如我的家庭是另一种情形，又会发生什么呢？我设想过很多可能性。第一种，我父母虽然破了产，假如他们的实际情形并没有那么糟糕；假如我母亲没那么粗鲁和专横，她的缺乏智慧就不会让我那么难堪，怨恨就不会那样磨掉我对她的温情，我也会更容易忍受父亲的疏远。而父亲，即便不参与我与母亲的冲突，假如他对我还是那么关注，那也会对我大有裨益；假如他明确地站在我一边，替我争取到一些自由，我的生活会轻松很多。假如他们两个表现得更友好一些，我仍然会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我在家里仍然会或多或少感到窒息，会觉得孤单，但不会感到被抛弃、被流放、被背叛。我的命运虽然不会因此改变，但至少我不会徒劳伤感。那是我人生唯一有缺憾的一段时光。青春期的危机是我自己主动造成的，我从中获益良多：我用对真理的爱，摆脱了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而真理给了我应得的奖赏。十七岁到二十岁，父母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我，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有益的东西。

假如父母当初保住了家产，我们就会过得宽裕些，他们的心情也不会变得那么阴沉。但我当时已经十一二岁了，秉性已定。我母亲为人又拘谨又专横，她不可能给我们安排什么娱乐活动，更不会允许我们自己寻开心。我可能会愈发沉迷于各种游戏和运动。在拉格里耶 时，我之所以狂热地喜欢槌球，是因为那时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类似的娱乐。也许我和妹妹能少玩一些我们的幻想游戏，但我会一样地专注学习和阅读。就算我穿得更体面，人更自信，我还是会一样地讨厌那种假模假式的社交活动。所以，有钱与否不会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带来多大改变。就算不需要工作谋生，我也肯定会争取到继续学业的机会。

唯有在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上，我的生活也许会改变走向：假如我像普通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生活宽裕，穿戴得漂亮些，雅克可能更容易对我感兴趣；他曾经动过跟我结婚的念头，那我的贫穷或许就不会是个障碍。也许他不会嫌我贫穷？这我从不奢望，除非他不是他。这个假设没有意义。不过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我有嫁妆，他会很乐意娶我为妻。如果他在我认识萨特之前向我求婚，我会怎么回答呢？往日很难重新设想，因为要考虑所有的变量。父亲假如对生活心满意足，就不会在我身上看到他失败的影子，也不会对我置若罔闻；而我就算被母亲搞得心烦，也不至于把家庭当成地狱，把雅克当作救星。我会把他当作普通朋友，清醒地看到他的所有缺点。当我设想与他共同生活的时候，这想法有时会让我惧怕。对他的求婚我会迟疑不决。不过，假如他跟我谈到爱和激情，我们之间产生的身体吸引无疑会让我接受他。

然后呢？雅克会少喝点酒，会更理智地打理他的生意吗？我觉得自己填不满他内心的空虚，而他也没有能力接受我能给他的东西。我很快就会发现他情感贫乏，他在思想上不能满足我，但我仍会执着于他，执着于我们会有的孩子。我会像其他少妇一样体验到被撕裂的痛苦，被爱情和母性所困，却无法忘怀往日的梦想。

我能确定的是，我一定会走出困境。人生最初的十八年时光塑造了我，我不会背叛那一切。无法想象我会抛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自己的希望，抛弃那些为我的生命赋予意义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拒绝一潭死水的资产阶级生活。无论是不是离开雅克，我都会重拾学业，我会写作，最终与他渐行渐远。我必定得克服诸多障碍，逆境与顺境都会令我受益。对少女时代的我来说，未来的可能性不止一个，然而今天已是妇人的我却无法想象自己会有不同的人生。

雅克对我的人生究竟有多重要呢？远不及扎扎。我在文学和现代艺术上的启蒙肯定是会在索邦大学那几年完成的，雅克带我领略了“酒吧的诗意”，那虽然使我得到了有益的放松，对我却没什么重要意义。雅克给我的痛苦多于快乐。在我的青春期，他其实代表了幻想。在那之前我很少耽于幻想：我有扎扎、书籍、大自然和我自己的计划，这些对我来说足够了。到了十八岁，因为在家庭中不快乐，对自己不自信，我开始幻想，但不是幻想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跟另外一个人过一种我向往的生活：像加利亚克那种舒适的生活，或是雅克那种激动人心的生活。这幻想持续了很长时间，而我其实从未真正相信过。我对雅克的感情是虚浮夸大的，对扎扎的感情才是真实的。雅克虽然古怪有趣，实际无甚出色，扎扎却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

说到扎扎、雅克以及其他很多人，我发现自己在与他们的关系上非常无知：我以为他们是透明的，从未想到他们也有隐藏的一面。扎扎不在时，我进到她的房间会感到兴奋，猜想她私密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同时又觉得自己知晓她的底细。我想象力贫乏，缺乏经验，也没有洞察力，像儿童一样轻信，从不琢磨他们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当我听说了扎扎少年时期的风流韵事、雅克的秘密情人，当费尔南德透露他跟斯黛芬睡了，我震惊得如堕云雾。然而，扎扎如果没有热恋她的表弟后来又爱情受挫，就不会是后来我喜欢的那个她。我以为对自己的生活了如指掌，实际上却始终没有看清楚。

对我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我更是一无所知。我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家庭拮据的有产者阶层姑娘的故事。我可以消费国家和时代能提供的、父母财力允许范围内的商品。我的学习和阅读内容取决于社会。对于社会，我起初仅能通过父母、后来能以较直接的方式有所了解，但始终无兴趣。我对社会的漠不关心与时局有关：战后的和平安定使我可以漠视社会事件。在索邦大学，同学们强迫我多少关注社会政治，我因此了解了殖民主义的无耻行为。斯黛芬使我接受了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思想。我彻底明确了长期以来感觉到的对狂热的右倾思潮、种族主义、资产阶级价值观以及所有蒙昧主义的厌恶。革命的想法吸引着我。我日益靠近左派：以普遍主义的名义，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一心想着取消阶级。然而对当时的我来说，个人的冒险比全人类的冒险意义更重大。我没有意识到，前者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后者，而我对后者仍然所知甚少。

假如没有认识萨特，我会如何发展？我会更早还是更晚摆脱个人主义、理想主义和唯灵论的困扰呢？我不知道。事实是我遇见了他，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我很难确定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遇到他不完全是个意外。由于决心要上大学，我已经给自己创造了最大的机会，来促成这样一场相遇：十五岁时，我就梦想自己的理想伴侣一定要是个知识分子，与我一样渴望了解世界。另外，自从进了索邦大学，我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留意在我的同学中找到那个我与之最契合的人。我的开朗待人为我赢得了很多朋友，先是赫尔博，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萨特。

不过，如果他早一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我晚一年参加考试，我们会彼此错过吗？也不一定。赫尔博会为我们牵线搭桥。我们甚至常常设想，就算1929年没有相遇，我们相识也是迟早的事，因为我们后来都加入的年轻左翼教师联盟是个小圈子。我肯定会写作，与一些作家交往，会看到萨特的书，进而希望结识他。由于反纳粹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我的愿望在1943年到1945年之间肯定会实现。我们之间必定会建立某种联系，也许与现在不同，但必定非常密切。

如果说我们的相遇部分是出于偶然，后来把两人生命连在一起的那个契约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决定，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的选择首先体现在：我决定留在巴黎两年，先不去担任教职。我接受了萨特的朋友们，走进了他的世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是因为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世界。他也接受了我的朋友圈子，与扎扎很合得来，但不久之后，我的旧友里就只剩下我妹妹、斯黛芬和费尔南德了。萨特的朋友比我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是出于情感，有些是由于观点一致。

我警觉地经营着我们的关系，避免让它褪色。我掂量着，我和他身上哪些东西可以接受，哪些应该杜绝，免得损害我们的关系。我本该同意让他去日本，虽然不情愿，也不至于感到绝望，两年之后我们肯定会像彼此承诺的那样重新在一起。那期间我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去马赛，而不是跟他结婚。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的决定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除了这件事。我很不想离开萨特，然而考虑到未来，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来说最难的那条路。那也是唯一一次我感到自己的决定使我避开了某种危险，给我的生活来了一记有益的当头棒喝。

如果我接受了，又会发生什么？这个假设毫无意义。我一向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我知道萨特不想缔结婚姻，我不能一厢情愿。我曾经在一些小事上强迫过他（他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但永远不能想象自己在重大问题上逼他就范。如果万一——出于我想象不出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缔结婚姻，我知道我们也一定能想出办法，维护两人的自由。

自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享有了多少自由？偶然和时机又在哪些问题上起了作用？

我顺应时势采取了行动：先申请离巴黎较近的职位，于是被派去了鲁昂，离在勒阿弗尔教书的萨特不远。接着我又顺理成章地申请并得到了在巴黎的职位。萨特想去柏林待一年，我完全同意。其他人都建议他去里昂教文科预备班时，我们两人一致觉得他去拉昂教哲学更好，因为从那里回巴黎更快。

这一时期我的命运与大多数人相同：我过着重复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与别人一样重复乏味，有时令我难以忍受。但我比较幸运。在令人又向往又惧怕的退休来临之前，大多数人都无望摆脱这枯燥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唯一新鲜的，是孩子的出生和成长，而这点新鲜感也会在日复一日的乏味中湮灭。我却有很多消遣：读书、交友、旅行、继续发现新事物。我保持着对世界的关注。我与萨特的关系充满活力，我不必禁足于家庭之内，也没有禁锢在过去的经历中。我的眼睛盯着美好的未来：我会成为作家。我的自由主要发挥在练习写作的过程中。这可不像我考取哲学教师资格那样，是按部就班的提升过程，写作的路上充满了犹豫，不断尝试，后退，才能得到些微进步。

偶然把很多人带到我的生命中。科莱特·奥黛丽有可能跟我不在同一所中学，奥尔迦、比安卡、丽莎有可能不是我的学生。鉴于我对人一向充满兴趣，如果某个同事或学生都没引起过我的注意，那必定是不正常的。不过，我也可能不会认识这些人，而认识其他一些人，他们也会或多或少地丰富我的人生，给我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色彩。我认识了他们而不是别人，这属于偶然，不过这个偶然对我无所谓好坏，因为我生命的主调已经确定了。

我的自由体现在经营这些友谊的方式上。我特别想知道，在我和奥尔迦错综复杂的关系里，我的自由起了多大作用。

是我主动邀请她一起出门的。我被她对我的依恋打动，又受到萨特的鼓励，便说服她父母允许她回到鲁昂，而他们本打算把她留在卡昂。我没能按计划帮她拿到哲学学士学位；我向她的懒惰让步了，束手无策。萨特说过，惰性实践 要经得住各种要求。一份友谊不仅仅是当时当刻的感受，它会变成过去，变成停滞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忍受它，而它会要求得到延续。我不可能与奥尔迦翻脸，也没法天天对她指手画脚。后来我又遇到了其他无解的局面。“在所有问题上与萨特保持一致，这对我实在太重要了。我只能以他的眼光而不是别人的眼光来看待奥尔迦。” 这种必要性源于我，我一再做这样的选择，而这选择又与其他选择相悖，所以在我们的三人世界里，我感到了被撕裂的痛苦。我无法自拔，又感到不自在。奥尔迦与博斯特交往才解决了我们的困境。自那时起，我们的友谊提出的任何要求我就都可以满足了，我在友谊中享有了充分的自由，而不再是限制。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险些让我一命呜呼的事情：我病了。这可一点都不意外，我劳累过度，又没有及时好好休养。这次生病也是逃避：我们的三人世界虽说已经寿终正寝，但矛盾依然存在，有时关系十分紧张，我正好躲开这些。医生们没能让我药到病除，这很正常，因为当时还没有抗生素。我能活下来却实属偶然，至少医生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我康复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五十。

这十年来，我有一种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其实这么说也不完全错，只不过我跟以前一样受制于社会。我消费社会供给的商品，接受社会分配给我的薪水，社会留给我自己做决定的余地微乎其微。在工作方面，当时中学教师的职位相当舒适，我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课程设置、上课时间以及学生数量则不取决于我。至于文化生活，我可以在规定好的资源中选择我喜欢的书籍、电影或展览。还有，我常常以为的标新立异，只不过是遵循了某种模式而已：无论是参加冬季运动还是去希腊度假，都只是步成千上万法国小资的后尘。可是，当我以审视的眼光发现，自己也不过是群体中的一员时，不由得心生悲哀。某天，在鲁昂，斯黛芬说了句“这些法国人吃得可真好啊”，后来费尔南德又说“卑鄙的法国人”，我并不觉得这些话与我有关。正如小时候我不愿意被归类为孩子——我就是我，我现在也不接受自己被当作法国人中的一员：我还是我。

一个国家的境况是由其历史以及世界历史决定的，因此我的生活状态取决于很多事件，可我拒绝关注这些。我大概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但心不在焉。如果要真实记录我的生活，我在《岁月的力量》一书中就应该更好地写出我有多么无知。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他得到或知道什么，同样也要看他错过或忽略了什么，有时候后者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特性。路易十六和末代沙皇在日记里写下“今日无事”的时候，革命已如火如荼，这比任何言行都更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真实状况。我说过，从1929年到1939年，法国左派集体政治失明。我很容易陷入同样的境地，因为历史的压力还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宁愿失明：我想让自己相信，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我的幸福，永远不能。我觉得人民战线不可忽视，它带来了希望，而不是威胁。西班牙内战激动人心，可我不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我。我滥用了我的自由，选择对自己身在其中的现实视而不见。

现实在1939年扑面而来。我意识到生活变成了受难，无法再欣然接受生活的赠予：战争撕碎了我，把我和萨特分开，我与妹妹也天各一方；我的恐惧变成绝望，然后变成愤怒和厌恶，心里偶尔燃起希望的火苗。每一天，每时每刻，我都体会到时局如何主宰着我的生活，它们甚至成了我生活的内容。由于新闻审查，大多数事件我都不知情：我生活中被阴影笼罩的那一面从未像战争期间那样晦暗不明。但我怀着满腔热忱想了解、理解那一切，不再把它们排除在我命运之外。

我剩下的自由非常有限。1939年冬天，我想办法去了趟布吕马特探望萨特，那也只是效仿大多数女人的行为而已。1940年6月，我离开了巴黎，因为我任教的中学被迫迁到南特，比安卡的父亲邀我搭他的汽车去，我顺理成章地答应了。后来恰好有个机会，让我很快又从拉普厄兹回到了巴黎，这次回来也是偶然。我在占领期间的态度是由我过去的经历、我的价值观和信念所决定的。我在政治上的选择始终表达了我在生活中已经形成的观念，问题在于在前所未有的情势下，采取哪些行为来最忠实地体现这些观念，但后来这经常变成一个难题。到了1940年，已经不能再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思想：我必须憎恨纳粹与通敌。我也努力试着渡过难关，不让自己被摧垮。多亏了萨特的一个狱友，我不再为他的命运担忧。于是我打定主意，赌自己会有幸福的未来。我去黑格尔的书里找答案，试图理解历史的进程，我对一切可能的娱乐活动来者不拒，并且主动找乐。我还写完了《女宾》，接着写了《他人之血》。我没想明白的是如何用实际行动反对纳粹。是萨特从集中营出来后主动采取了行动：第一件事——成立“社会主义与自由”小组——起先让我吃惊，不过他说服了我，我最终加入了小组，接着也参与了他组织的政治活动。我适应了物质匮乏的生活，把自己的担忧当作癖好。1944年7月，我们迫于局势离开了巴黎，之后又克服种种困难，自愿回到了首都，去参加那个盛大节日：解放。

我们在战争后期结交的朋友则绝非偶然。贾科梅蒂是我们通过丽莎认识的，否则莱利斯也会介绍我们认识他。说到莱利斯，我们两个都喜欢他的书，萨特又与他在全国作家委员会共事过。他还介绍我们认识了萨拉克鲁、巴塔耶、兰布尔、拉康、莱博维茨、格诺，这些人都是知识界抵抗组织成员。萨特曾为加缪写过一篇文章，在一次《苍蝇》的演出现场，加缪过来自报家门。热内知道我们喜欢《鲜花圣母》这本小说，所以在花神咖啡馆见到萨特时就过来攀谈。假如我没有认识萨特，会与这些作家相识吗？很有可能。那时我肯定已经出版了一本书，我会加入作家委员会，说不定就会在那里认识萨特。

1945年，生活重回正轨，需要我做抉择的事情很少。我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不去大学教书，不接受任何谋生的差使，专心投入写作。我不再需要寻找机遇。我的客观身份——作家，《现代》编辑部成员，女萨特主义者——给我带来了大把机遇，我只需决定接受还是推辞就够了。就这样，我应邀去了葡萄牙、突尼斯、瑞士和荷兰。去意大利的旅行倒是颇费了些周折，尽管条件不利，我还是努力促成了此事。去美洲的旅行是苏波为我们安排的，当然我或多或少也请求过他。接着，萨特和我一起计划了某些旅行，还有一些是别人一请再请的，特别是1960年的古巴和巴西之行以及1962年的苏联之行。我们多次去拉普厄兹，一是应勒梅尔太太邀请，二是我们自己也想去。去南部的几次行程都是我根据萨特的喜好安排的。我不再住旅馆，而是搬进了拉布歇尔街的一个房间，获得龚古尔奖后，又搬到蒙帕纳斯公墓附近的一个小公寓。1951年我买了车，学会了驾驶：这一举动也无甚特别之处，战后汽车工业复苏，很多法国人都想拥有自己的车。

随着生活天地的扩大，我交往的人越来越多，得到的机遇也越来越多，“偶然”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被压缩到很少的事情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过往历史的延续或反动。然而，1947年，我的确是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遇到奥尔格伦的，没有什么比这次相遇的可能性更小了。萨特在美国结识理查德·怀特是很正常的事，怀特介绍我认识了纽约的一些知识分子，这也很正常，可他并没有提到住在芝加哥的奥尔格伦。是内莉·本森在她家请我吃饭时建议我去见他的，而我差一点就拒绝她的邀请，在芝加哥的奥尔格伦差一点就没接我的电话。尽管我们彼此投缘，但如果萨特没有让我在美国多待一阵，我很可能不会再见奥尔格伦。而即便如此，如果我当时不是很有心情谈个恋爱，我们之间还是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也就不会给他打电话，接受他的邀约去芝加哥。再说，我确实想跟他发生点什么：我们情投意合，彼此中意，都觉得对方符合自己的期许。但我又想把这段关系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这几乎注定了它将是短命的。关于这段感情给我带来的一切，我在《事物的力量》一书中已经讲过了。

在我与朗兹曼的关系里，偶然的成分就少得多了。他本来不一定加入《现代》编辑部，不过，考虑到他的年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他早晚会是那里的一员。那时我正处于感情空窗期，想发生点什么：我喜欢朗兹曼，他也喜欢我，这点喜欢自然而然发展成了更深的情感。由于年龄的差异和其他原因，这段感情几年后无疾而终，变成了深厚的友情。这件事的结局也是注定的。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世界的进程构成了我生活的肌理，我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我对时事依然相当无知：不知道1945年塞提夫大屠杀的规模，直到1954年，我都对阿尔及利亚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对局势看得并不清晰，我们也不得不表明立场，这就难免举棋不定，做出错误选择。在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我跟着萨特摇摆不定。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对某些证据确凿的丑闻充耳不闻：苏联的劳改营、哈耶克和斯兰斯基的审判以及布达佩斯事件。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我们的态度则很明确：必须用笔讨伐，如有可能还应以行动与之做斗争。我从思想上赞同这场斗争，但没参加什么实际的行动。我无法忍受乏味的会议和各种委员会，但还是出席了1955年赫尔辛基的代表大会。同年我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介绍中国的革命，我在中国待了两个月。我签名支持了一些宣言，参加了几次集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做了些小事，反对戴高乐主义。在后两件事情上，我的信念与1940年反对纳粹时一样坚定明确，不容置疑。但如何把信念转换成实际行动呢？我向弗朗西斯·让松这样的斗士以及从事斗争的组织请教。虽然我最后只是执行他们的指令，但请求他们给予指示，却是我主动的选择。

我的自由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写作虽是基于个人经验，但毕竟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在《事物的力量》中，我已经讲过自己1962年之前的创作活动，在此不再重复。

回顾自己生活的基本轨迹时，我发现其中有鲜明的延续性。我在巴黎出生、生活，即便是在马赛和鲁昂的那几年，巴黎也是我的根。我搬过几次家，但几乎始终在同一区域：如今我就住在离第一个住处五分钟的地方。从我少年到现在，巴黎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但很多地方还是熟悉的旧日风光：卢森堡公园、索邦大学、国家图书馆、蒙帕纳斯大街、圣日耳曼广场。我不再跑到咖啡馆写东西了，但还遵循着同样的节奏，用同样的方法在工作。我也不再长时间徒步，现在开车到处溜达。我的生活依然如故：阅读、看电影、听唱片、看画展。

然而在有件事情上，这种延续性大多数时间都是断裂的：那就是我与萨特共同的朋友。有些朋友是被死亡夺走的；我也曾经讲过，有些朋友渐行渐远，有些突然断交，同时新的友谊也不断产生。大多数情况下——比如和加缪的友谊——事情在我看来洞若观火。唯独有件事让我费解，就是和帕尼艾的关系。有好几年他是萨特最好的朋友，两人志趣相投，隔三岔五见面。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任何明显的冲突，后来怎么会日渐疏远，彻底断了来往呢？他们俩年轻时是有分歧的，但只是一些观点和态度的不同，不涉及任何具体事务。一旦分歧表现为选择，选择就成了惰性实践，并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起初道路几乎重合的人很快就分道扬镳。有趣的是，帕尼艾嗜古，萨特激进，他们是两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帕尼艾表现出他的保守和反动，萨特却发现了并热衷于阶级斗争，双方不再有调和的可能。不过，我们本来也可以看在往日友情的份上，给予彼此宽容：和勒梅尔太太之间的关系就这样维持了很长时间。与帕尼艾我们也曾尝试过：“你们有写作，我有我的幸福小家，这样也不错。”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不过我们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他的真心话，否则他对萨特就不会有那么多怨气了。1960年，他的两位同事普永和潘戈因为在《121宣言》上签字被停职，他拒绝支持他们。那时我们已许久不与他来往了。

我的生活中也有些关系维系多年，牢不可破。两个因素保障了我人生的一致性：萨特始终在我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始终忠实于最初的计划——了解这个世界和写作。我想通过这个计划达成什么目的呢？跟所有人一样，我试图回归自己的本质。为了做到这点，我借鉴了某些貌似成功的体验。了解世界，正如我以孩童般的眼睛凝视世界，把我的意识赋予世界，带它脱离过去的虚空和缺席造成的黑暗。当我欣赏眼前的物件以致忘形，当我沉醉于身体或情感的狂喜，当我为美好的往事或对未来的预感而兴奋，我都感到自己在本来无法相通的自在和自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我也想化身为有形的书籍，就像我喜爱过的书一样，我的书也将为他人而存在，但它们永远都会带着一个烙印，那就是我。

对存在的一切探索都注定失败，但我们大可坦然接受这一失败。放弃成为上帝的徒劳幻想，生存本身足以慰藉人心。知识并不意味着拥有，但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我希望参与一项永恒的事业，化身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我首先想让同代人听到我的声音。我与他们的关系——合作，斗争，对话——在我看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整体来说，我的命运相当顺遂。我经历过恐惧和叛逆，但从未遭受压迫、流放或身体残疾。二十一岁之前，我从未目睹生活中重要的人死亡，也未忍受孤独。在人生之初就得到的种种机会，不仅使我拥有幸福的人生，也使我学会欣然接受生活。我了解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也懂得如何调整和适应。如果世界上发生的事撕扯折磨我，我会希望改变世界，而不是改变我在世界上的位置。

“人生下来时带着无数可能，死亡时却只有一个自己。”瓦莱里大致是这样说的。柏格森也强调说，在成就自我的同时，每个人都丧失了大多数其他的可能性。我自己的人生体验却大相径庭。没错，十二岁时我对古生物学、天文学、历史学以及所有新学科都兴趣盎然，但它们是一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那就是揭示世界的真相，我对此孜孜以求。幼年时，写作的念头照亮了我的未来。那时我尚未定型，却并没有太多可能。恰恰相反，让我好奇的是，三岁的我是如何被驯服并在十岁的我身上继续生存，十岁的我又是如何在二十岁的我身上生存，以此类推。当然，生活在很多方面也改变了我，但透过所有的变化，我依然认得出最初的自己。

我的例子充分说明，童年对人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童年给了我良好的人生开端。幸运的是，没有任何意外事故打断我后来的人生发展；另一桩幸事是，机会对我特别眷顾，让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萨特。我的自由体现在坚持最初的理想，随着具体情况不断变化，我的自由发明了各种方法，使我能忠实于最初的理想。这些方法有时体现为我自己的某个决定，但我每次都觉得自己是顺势而为，在重大事情上我从来不需要深思熟虑。我的整个生活就是在实现最初的理想，这种理想又是我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产物和表现。所以，我可以在讲述自己人生的时候，谈论许多看似与我无关的事情。

如今我走到了人生的哪一步呢？最近的这十年带给了我什么新东西？这就是我要尝试总结的内容。

*

回望《事物的力量》完成后的这十年，第一件让我感叹的事情是我觉得自己并未老去。从1958年到1962年，我意识到自己跨过了一条分界线。如今它已经在我身后了，我接受现实。或许疾病或伤残还会让我再跨过另一条界线，我知晓未来所包含的威胁，但并不因此感到困扰。目前来看，时光似乎在我身上凝固了：在我眼中，六十三岁和五十三岁并无很大不同；而在五十三岁时，我为自己与四十三岁相比的变化恐慌不已。如今我已经很少在意自己的身材外貌，只是为了表示对周围人的尊重才修饰打扮。简言之，我感到自己进入了老年阶段。跟所有人一样，我无法从内心体验衰老，年龄本来就是一件无法体会的事情。由于身体健康，我身上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可我六十三岁了，这个事实在我眼中很是陌生。

自1962年以来，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同一个过去，我的现在和未来都取决于它。过去是一个既定的基点，我根据它来规划人生，同时也必须超越它。它决定了我的生理机制、我使用的文化工具、我所知的和所不知的、我的品位、我的兴趣、我与他人的关系、我的义务以及我的工作。惰性实践对我个人历史的这种重新抓取，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一种限制和约束，又给我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多少空间？

我在前面说了：惰性实践自有其要求。情人之间常常有这样的对话：“我不能这样对他。”“你是说你不愿这样做吧。”通常情况下，第一个人说的才对。人不能总想事事如愿，那等于背叛自己。所以那些生活已经定型的人常常是在违心地活着，梦想逃离家庭，逃离早已索然无味的职业。当人们竭力想与过去决裂，而现实又严格禁止他这样做，他往往会觉得除了自杀别无出路。莱利斯就是这样，就像他在《原纤维》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既不能背叛终身伴侣，又不能放弃刚刚给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女人。为了安抚亲人们，只能做出让他们心碎的举动，这看起来或许荒谬，但荒谬却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用盲目的暴力行为摧毁理智，这实在是一种极端的逃脱方式。这种极端行为不多见，常见的是在屈从和反抗中忍受旧日契约的重压。至于我自己，可以说从来不会落到此等境地。我一向厌恶无所事事，几乎总是能摆脱乏味的苦差事。“生活没有暂停”：这是1968年“五月风暴”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口号，我从童年起就选择了这样的信条，并将其贯彻一生。我今天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往日的延续，但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比如，十五年来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搬家确实会给我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有惰性的。可我也想象不出有其他公寓更适合我，这里充满了回忆，这是它无可比拟的魅力。我愿意在此终老。

过去占据着我，回忆包围着我，但我并不比以前更怀旧。我一向喜欢与萨特、我妹妹或朋友们一起谈论共同的经历。有些属于我的私人回忆尤其珍贵，尽管内容老套，仍能在我心中激起强烈的情感。体验到经久不衰的情感是一种幸运：往日的激情时刻并非幻觉，它们许诺给我的未来已经成真，依然有往日的价值。一个经常决裂的人，似乎不会这样温情脉脉地回忆往昔。如果我与某人保持着与以往相同的关系，或者与以往略有不同但仍然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都会不断充实着脑海中往日的画面，让回忆弥足珍贵，永不褪色。另外，每当我认出从前喜爱的场所，回忆过去也会让我很开心。后面讲到旅行经历的时候，我会解释这些回忆对我有多重要。

我既非过去的奴隶，也不痴迷于它，对它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因此不能估量周围发生的变化，也无法敏锐捕捉到时间的流逝。当我重访一个许久没去过的国家，看到与过去明显不同的地方，我会觉得似乎是舞台突然更换了布景，而不是真正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我一天天目睹发展进程的每个时刻，我又会完全适应变化，从而对之视若无睹。从我和萨特的房间窗口，可以看见十年前还没有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开工的时候，那些建筑并没有改变窗外的风景，而房子完工的时候，我早已忘了那些高楼是新建的。

在这一点上，历史同样令人失望。现在慢慢站稳脚跟的同时，过去就沉入了遗忘的黑夜。我们被驱赶着奔向未来，很少有闲情逸致回望过去。不过，我曾经有一次不得不回顾过去。年轻的律师们为了练习辩论，每年都会在法院郑重其事地参加一次模拟法庭。1967年4月，他们选择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的主角弗朗茨作为审判对象。该把这个实施酷刑的人无罪释放呢，还是判他死刑，或者处以较轻的刑罚？有几个人讲得非常好。检察官发言，对酷刑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控诉：对实施酷刑的人无须同情，必诛之而后快。几年前，在同一个法院，本·萨多克接受审判。因为有证人揭露了酷刑的惨无人道，在场的律师们非常气愤。如今人们已经忘了那些恐怖的事情，开始当众谴责那些暴行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被归功于戴高乐主义，然而戴高乐穷兵黩武整整三年，并且包庇那些实施酷刑的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历史被湮没在沉默中，而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种沉默，这段记忆才充满愤怒地重新浮出水面。

让我彻底意识到自己年龄的是我眼中年龄比例尺的变化。但这件事不涉及我亲近的人。在对空间的真实感知上——理型论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透视是不起作用的：远远看我的女友，她并不显得更矮小，隔着二十米她的身高仍然是一米六。同理，岁月流逝，她还是原来的她。对时间的感知与空间相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只有在不寻常的情境下，普鲁斯特才会发觉他的祖母已经变成了老妪。如果是关系疏远的人或陌生人，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我在心里会赋予他们一个年龄，但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同一个年龄的感知是不同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对四十岁女人的看法。

小时候，我大致按代际划分成年人：我父母那一代——大人们；我祖父母那一代——上年纪的人们；还有一类是相当令人厌恶的老家伙们，我把他们等同于病人和残疾人。四十岁在我看来已经相当老了。二十岁时，我眼中的四十岁女人充满传奇色彩：她已有人生经历，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我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变成这样的女人，阅历丰富，多少受过一些伤害。可是，到了那个年纪如果还闹风流韵事或者打情骂俏，在当年的我看来就颇为不妥了。二十五岁时，我有一次参加阿特里艾剧院的一个晚会，那些“保养有方”的徐娘在我眼中都是“老女人”。直到三十五岁，每当比我年长的女人在我面前隐晦地提到夫妻闺中事，我还会觉得震惊。当时我认为，到了一定年龄，清心寡欲方为得体。

四十岁时，我与奥尔格伦同游，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我觉得自己非常年轻；四十四岁认识朗兹曼时，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老。过了五十岁我才觉得——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自己跨过了一条分界线。四十岁对我来说是成熟年龄的开始，一个仍然充满希望的年龄，我后来理解了为什么科莱特笔下的某个女主角会惆怅地说：“我已经不再是四十岁了，不会再对着凋谢的玫瑰伤感。” 还有一天，我与一位四十五岁的女子聊天，她清新活泼，与从前（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样年轻。正如从山顶俯视，看不见地面上的高低起伏，如今在我的眼中，年龄的差异缩小甚至消失了。我把人们分为年轻人，然后到五十岁都算成年人，再随后是老人，还有高龄老人，我离后者的距离已经不是很远了。

另一个衰老的信号更加显而易见，也是我一直在抵抗的，那就是我与未来的关系。老年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即便表现出一定的乐观，也总会提到衰老的坏处。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从不谈未来的萎缩，莱利斯在《原纤维》中对此有精辟的表述。有些人确实感受不到这一点，我的女友奥尔迦就说过：“我永远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即永恒。我从来不相信未来。所以无论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对我来说几乎是一回事。”还有一些人，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个重担，未来越短暂，生活就越轻松。我的情况则不同：我始终面向未来，兴高采烈地去迎接明天的我。我急切而贪婪，预感到自己每一次开疆拓土都会给将来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现在，我还有勇气制订一些短期计划——旅行，阅读，会面——但曾经推我前行的强大激情停止了。用夏多布里昂的话说，就是我的人生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再用太大的步伐行动了。我如今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挂在嘴上，再也不提“三十年以后”了。这短暂的未来已有定论。我感到自己人生的作品已到了完结篇，即便再多写上两三卷，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样貌了。

然而时至今日，我的世界仍然在不停地扩大。在谈到战后经历时，我注意过这个现象，而今它愈加显著。外界事件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降低了，我的生活按既定轨道运行，偶然的成分几乎为零。新认识的人大多是因为喜爱我的作品而给我写信：我与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由我的回应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而产生的。随着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我的生活成了许多不同轨迹的交会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生活中的巧合越来越多。J.-B. 彭塔利斯说过，小说的无聊之处在于，总是同一群人在故事里不停地相遇。此言甚是。我发现现实生活几乎也一样。我交好的一位四十岁的女子，嫁给了我从前在勒梅尔太太那里认识的一位先生，当年他十六岁。薇奥莱塔·勒杜克偶尔跟丽莎以前交往的两个男同性恋朋友之一约会。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以各种方式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也因为我所属的那个知识分子圈子很小。

我的生活日复一日循着同样的节奏，我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与同样的人来往，然而我完全没有停滞的感觉，重复只是我生活的底色，新的内容层出不穷。我每天都在阅读，但读的书是新的；我每天都在写作，但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预料的。我怀着迫切的心情关注着时事的发展，这些事从未重复，如今已成了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变老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完整地观察到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见证他们出人意料的发展道路。我怎么也想不到，花神咖啡馆那个“勾魂”的姑娘，美丽而又一脸迷茫，时间会把她变成一个出色的女企业家；还有另一个姑娘，懒散而又有点野性，日后居然会成为法国最好的卡夫卡专家；还有英俊的尼克，长大后会拍出那么美的电影。我想象不出，那么不拘一格，看上去又对荣誉满不在乎的波朗，日后会披上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礼服。我也万万想不到，写出《希望》的人愿意在技术官僚统治并与佛朗哥交好的法国政府里当个部长。这些人的人生轨迹让我吃惊，显然是因为我只看到了他们的外表，而不了解他们人生的底色。我对他们的童年一无所知，而童年是了解一切的钥匙。

我的朋友们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对他们足够了解，知道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根、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们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在我预料之中，在我眼中，他们也不会因之而改变。说实话，我必须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楚他们。而我对亲近的人通常是不这么做的，我们的关系透明而默契。要让我以外人的眼光审视他们，看透他们复杂的内心，除非是我们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某种损害，让他们表现得高于、低于或不同于我对他们的预期。不过这种距离总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消失。

自然，朋友们都在成长，不管是顺应时势，还是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也会动摇，会经历危机和破裂，会承担新的责任。萨特、莱利斯、热内、贾科梅蒂还有很多其他人无不如此。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始终忠于自己，在我眼里他们从未改变。

我注意到，所谓的性格呈现出极大的稳定性：性格就是对类似事件反应的总和。岁月会改变一个人的境况，也随之改变他的行为方式。我见过一些胆怯多疑的女孩变成了优雅自信的少妇。我看到疾病与疲劳把贾科梅蒂的情绪变坏，我目睹了丽莎和卡米耶令人扼腕的堕落。但通常情况下，一个男人或女人成熟之后，他们的性格是与自我相符的。甚至在他们自己以为变了的时候，其实还是在重复以前的自己。格尔茨在《叛徒》中批评自己爱抱怨，其实他依旧在抱怨。

事实上，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其实任何人都不愿变成自己之外的样子。毕竟对所有生命来说，生存就意味着让自己存在。人有时会批评自己的行为，但不见得就会改弦更张。阿米艾尔在《他的日记》中不停地感叹自己懒惰，宣称自己要克服懒惰，然而行为却一如既往。其实他是选择了要做一个躺在自己的懒惰上呻吟的懒汉。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爱自己。我说过，一个人在童年时没有得到应有的爱，学会用父母的眼光看待自己，那么他会在内心整合出一个令人厌恶的自我形象，终生无法摆脱。但这种自我厌恶来自他的主体，于是他一边痛苦，一边认同。在这种本体认同下，某些人骄傲地承认自己有一些在我看来难以承认的性格缺点：“我看重钱，我不会浪费它……”“看到认识的人有烦心事我感到好玩……”“我可不像那些歇斯底里的人一样，非得要知道真相。”我立即会认为：这是个吝啬鬼；这人真坏；这女人自欺欺人。但他们会否认这些定义。几乎不可能说服别人承认那些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缺点，如果他们认为那不是缺点，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同，所以把我们的批评只当耳旁风。费尔南德·毕加索说：“如果街上的人不冲我起哄，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帽子不够帅。”别人以为冲他起哄是侮辱他，他只觉得那是在夸他优雅。

我也有这种对自己的认可。有个精通笔迹学的朋友在研究了我的字后，给我描述的人格肖像让我相当自鸣得意。她说：“您觉得满意，是因为您自己选择了成为现在的您。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负面理解。”确实，我专注工作、善始善终的特点可以被描述为自觉、有毅力或坚韧不拔，但其中也有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成分。我的求知欲来自开放的心态还是肤浅的好奇心？至于我，我是毫不犹豫地接受自己的。如果我觉得别人的评论说得“像我”，我只觉得有趣。我一度用研究普罗旺斯风景一样的方法研究音乐，我自己心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这并不妨碍我的狂热。我对别人的评价也适用于我自己：我是很难被伤害的。假如别人的批评和指责说得不对，我会置若罔闻；假如说得对，我甘之如饴。随便他们把我当成女知识分子或女权主义者，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我，我对自己负责。

妄想狂的含义之一，是拒绝放弃主体的位置：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个问题，殊不知在他人的世界里，我们的存在是惰性的。不过，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摧毁我对自己的熟悉感。身边的人告诉我，我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而我自己却没意识到。我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做出了那些举动，这种情形让我困惑。有时候他们指责我做了某件事情，我心里清楚，但并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妥。或者他们指出，我有自己没注意到的某个特点，比如有个女友对我说：“您更喜欢被事情搞得手忙脚乱，而不是井井有条地掌控局势。您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然。”然而在我自己看来，我思考、感觉、行动的方式确实由不得我自己。我没法承认，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有时我发现以客观的眼光审视自己非常有意思，有些心理测验向我揭示了我没有看到的事实。我做过罗夏墨迹测试。心理专家把结果告诉我的时候，我忍不住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刚见了一个占卜师，等着她把真相都告诉我。她告诉我的事情并不新鲜，可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向她暴露了自己。同时作为测试者和被测试者，以他人的眼光研究自己，这让我觉得惊奇。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是读某人记录的与我谈话的文章。尽管每个细节都是对的，可他的观点替代了我的观点，这仍让我迷惑。他曾有张面孔，而我没有；后来他失去了那张面孔，而我却拥有了一张面孔。我说的话，都是根据他的理解被记录下来的。我知道每次与别人对话都会是这种结果。一般而言，我不关心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它们都自相矛盾，毫无一致性，我从不为此浪费时间。但面对有血有肉的真实听众时，我会感到些许惊慌，我感到自己被这些陌生的意识变成了一个物件，可不知道是什么物件，这让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惶恐。

建立自己的形象，这件事徒劳无益且不可能做到，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所希望的，是弄明白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我是个女人，法国籍，作家，1972年我六十四岁，这些意味着什么呢？要想知道答案，须得先搞明白，我当下所处的时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代表着什么。是大战前夕，还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前夜？今天的年青一代能否看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到来？技术官僚的胜利将延续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会有一种全新的、不同于我能想象到的任何形式的社会形式？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认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意义不明，这使得我个人生活的意义也晦暗难解。

年轻时我想象自己的生活将会是一个异常成功的人类生存案例。 如今我早已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经历过大多数人的命运：剥削、压迫、苦难。我是个幸运儿。跟其他幸运儿相比，我谁也不羡慕，我知道很多幸运儿也绝不会羡慕我。曾经很长时间，我对过去的时代有一种优越感。每次读某个旧时代作家的传记，他的阅读内容总让我感到难堪：他读的那些科学、历史、心理学著作都那么过时！这部分归咎于他自己。不管怎样，这方面的落后总归让他在我眼里贬值了。现在我要反思自己。尽管没有同代人对未来的那种狂热向往，我也承认，后人与我相比有巨大的优势。他们会了解我的时代，而我的时代不了解他们。他们会懂得我所不知的诸多事物。我读的书、我对世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陈旧过时。除了几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著作之外，他们将对我从中汲取养分的精神食粮嗤之以鼻。

尽管如此，当年在克尔索街上看赛马的斯丹达尔也没有任何理由羡慕今日漫步在同一条街道的游客，这条街道已变得平庸丑陋。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是唯一的，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与其他时代对比。不同命运的人类之间不必相互质疑。未来自然丰富多彩，我之今日也并不贫乏。

然而这样一来，我的位置不再是绝对的了。我永远失去了把自己置于宇宙中心的幼稚幻想。

我还有其他幻想。目前我一心想再现我的人生，复苏被遗忘的记忆，重新去读、去看，补充不完整的知识，填补空白，澄清晦暗不明的问题，整合散乱的信息。仿佛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我的人生经验须得完整呈现，仿佛这件事非常重要。有些原始人认为，他们死后会永远保持死亡来袭时的样子，无论老幼、健壮或衰弱。我这样做，似乎认为自己的人生会在坟墓中继续，它会是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重新整合好的样子。然而我非常清楚，“我无法带走我的生命”。我的死亡将是彻底的。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忧心忡忡。年轻时强烈的死亡焦虑烟消云散。我已放弃与死亡对抗。弗洛伊德这样描写身体的痛苦：“如果这（指身体上的痛苦）是某人有意为之，可以说此人卑鄙至极。”这个说法也适用于死亡：天堂的虚幻消解了愤怒。我的愤怒从此只针对人类造的恶。但如今我的末日临近了。我脚下延伸着一条路，它来自我背后的黑夜，又将没入前方的黑夜：我已走过多于四分之三的路程，剩下的路程很短了。通常这画面是静止的，有时候，我仿佛站在自动传送带上被迅速拉向深渊。我上次看见棺材下葬——那次是芒西夫人——我瞬间清醒地意识到：很快就轮到我了。夜里我不再做那种安慰性的噩梦，梦里有个声音在我死后说：“我死了。”但我偶尔会在莫名的焦虑中惊醒，虚空感深入骨髓。

虚无：如果这个念头不再困扰我，我会不习惯的。人们劝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们出生之前也是虚无。”这个类比似是而非。我的过去某种程度上被知识照亮，而未来却将被黑暗吞噬；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因为让人厌恶的不是虚无，而是自己的消失。存在——意识和超验——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之间的联系始终令我困惑不已，然而把两者分割开来却更加荒谬。存在永不停歇地把自己抛向自己的运动所创造的未来，对存在来说，抗拒生命的熄灭简直是耻辱。如果是存在主动造成的死亡——如英勇就义或自杀——耻辱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复存在。然而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身体康健时被迫赴死更可怕了。衰老和疾病在削弱生命力的同时，往往也能帮我们接受死亡的来临。

有时我感到惊奇：今天我的躯体和明日我的尸体之间的不同，要远远大于我二十岁的身体与现在这个仍然活着的、有温度的身体之间的不同。可是，我与二十岁之间隔了四十四年的岁月，而我与坟墓之间的距离显然要短得多。

每当想到死后我的尸身依然存在，我就感到自己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怪异。

我觉察到自己对死亡近乎漠不关心。是因为我觉得末日尚远，还是我不再像以前那般留恋生命？我觉得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我十五二十年后才去世，那么死的将是一个非常老迈的女人。一个八旬老妪的死没法触动我，我也不想在她身上继续存活。这场离世唯一让我难过的是我的死亡会给某些人造成痛苦，主要是我最关心他们幸福的那些人。

我与他人的关系——爱恋、友谊——占据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很多关系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与萨特及我妹妹始终亲密如一，与奥尔迦、博斯特、朗兹曼、比安卡、薇奥莱塔·勒杜克常常走动，与普永、格尔茨、吉赛尔·阿里米、吉吉、海伦·怀特以及其他一些人见面虽少，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相聚。还有一些朋友，因为各忙各的事，逐渐变得疏离，如米歇尔·莱利斯和让·热内，但这并没有降低他们对我的重要性，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活动。

在这方面也一样，持久稳定不意味着停滞：虽然见的是旧相识，但与他们分享的是世界上无穷无尽的新鲜事。我们一起思考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各自收集到的信息。由于思想基础、计划、价值观和目标一致，观点的分歧就有了意义：每个分歧都彰显了我们所讨论内容（事件、电影或书籍）的一个不同侧面。对于那些与我不同阵营的人，只要主要观点一致，我都能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有所获益。我就是这样在苏联结交了莱娜，在日本与登水子结下了友情。 虽然对世界有着相同的期待，但她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与我不同：通过她们的眼睛看世界，这丰盈了我的心灵。不过，我认为，与观点大相径庭的人交谈就大可不必了，相同的词语对他们和对我有不同的意义，交谈也不会让我们走到一起。总之，我不想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宁愿把时间留给亲朋好友。我在他们的生活中倾注了心血，对他们的计划、成功与失败我都能感同身受。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他们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参与他们的际遇。某种意义上，我的人生包含了他们的人生，并由此变得更加丰富了。

萨特的生活始终与我的生活密不可分。他现在住在离我家步行五分钟的地方，就在拉斯帕伊大道。从他位于十一层的书房往外看去，整个巴黎尽收眼底，蒙帕纳斯公墓近在咫尺。我每天下午都去他家工作，在夜幕降临时面对着日落美景心醉神迷。晚间我们在我的小公寓度过。他自1962年以来的活动尽人皆知，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只讲一件事：诺贝尔奖风波。

1964年初秋，经常与萨特交流的意大利哲学家帕切写信给他，索要萨特将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用的演讲稿。萨特要得诺贝尔奖了吗？别人告诉我们，是的。萨特打算拒绝领奖，我支持他。几个中年朋友建议他接受，但当我去问一些学生的意见时，他们立刻跳了起来：如果萨特接受这个头衔，青年们会多失望啊！

萨特心意已决。他鄙视这种“荣誉”，不打算去斯德哥尔摩被人当猴耍。那些院士都是些什么人，又有什么资格评选他？他们的选择明显有政治色彩：还从来没有共产党员得过奖。如果萨特是共产党员，他可能会接受，因为那说明瑞典科学院很公正，然而他不是，给他这个奖并不意味着认可他的政治立场，而是表示既往不咎。他可不想被招安。于是他给瑞典科学院写信，彬彬有礼地请他们不要硬塞给他什么奖，否则他只能拒绝。

瑞典科学院置若罔闻。有一天，我们在我家附近的一个酒吧用午餐，一个显然在等着我们的记者告诉了我们萨特得奖的消息。萨特决定通过一个瑞典记者表明自己拒绝领奖的态度，他是在《法兰西信使》杂志社经克洛德·伽利玛介绍认识那位记者的。这份宣言后来由萨特的出版社派代表去斯德哥尔摩宣读，并被多家报纸转载。萨特说，他一向不接受官方授予的荣誉，因为作家不能变成体制的一部分；再者，诺贝尔奖也不该“只颁给西方作家或东方的叛徒” 。

在瑞典科学院收到这份宣言之前，萨特不想接受媒体采访。五点钟的时候，他来找我，他母亲——她就住在萨特家附近——打电话告诉我们一大群记者在萨特住的楼前等他。部分记者猜到他躲到我家里来了，于是跑来按我家的门铃，直闹到凌晨两点。为了摆脱纠缠，萨特最后只好露面，让记者们拍照，但只说了寥寥数语。

早上醒来，我看见街上聚集了很多摄影记者，还有一辆电视台的车。萨特一出门就被围住了，记者和摄像师跟着他直到住处。走到公寓门前，他终于开口对记者们说：“我不想被埋葬。”下午，他的邻居肉铺老板娘满怀同情地对我说：“可怜的萨特先生！两年前是秘密军事组织，现在又来了个诺贝尔！他们怎么就不让他安生！”

媒体自然指责萨特刻意做戏博人眼球。他们暗示，萨特之所以拒绝领奖，一是因为加缪在他之前得了奖，二是怕我嫉妒。他真是得腰缠万贯，才能把两千六百万法郎视若粪土。有些来信更是让他莫名其妙，写信人让他去领奖，然后拿出一部分或全部奖金分给他们，甚至让他另外再添上点，好让他们拿去保护动物，拯救一种树，买商业基金，整修农庄或者去旅行。他们都拥护资本主义的原则；大发横财他们不反对，像莫里亚克那样用全部奖金给自己建个浴室他们也不反对，可萨特拒绝接受这笔钱，他们就忍无可忍了。

在那之前不久，萨特发表了《文字生涯》，这本书他写了很长时间，最初名叫《无家可归的让》。他的书对我来说都不是新书，我从它们的草稿就开始读了，但两三年后，我总能从中找到新意。这本书在我看来既熟悉又陌生。书中的童年和纠缠其中的人物我早已了解。我所不知道的——也是作者本人在写此书之前不知道的——是他与往日时光的距离。他在书中谈论自己，时而用过去时，时而用现在时，而过去和现在又是同步的。通过创造一种语言，他构建了成年人与儿童的关系，这也是此书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阅读这本书使我见证了偶然的故事如何变成永恒的文字。我看到，想象中的角色——吸血鬼——操纵着作者的手，取代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家庭白痴》这本书，我不知道自己反反复复读了多少遍，还大段大段地拿来评论，并与萨特讨论。1971年夏天，我在罗马又把它重读了一遍，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口气读了好几个小时。萨特任何其他的书似乎都没让我读得如此惬意。这是本悬疑小说，是警方的一份调查报告，最终解开了一个谜题：福楼拜是怎样成为福楼拜的？作者以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方式，兴高采烈地探索了他感兴趣的领域：童年经验和时代背景给一个人带来了什么，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生活经历的关系，语言、艺术和喜剧又是什么？罗列出这本书探讨的主题就得整整几页纸。这本书既与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样严肃扎实，又畅快淋漓、趣味十足。萨特显然是带着玩耍的态度写作本书的，读者要是能领会，就能分享作者的乐趣。

我妹妹已不在巴黎居住。她丈夫进了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他们在阿尔萨斯乡下买了一处古老的农庄，把它布置成一个舒适漂亮的家。她从早到晚都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作画，寒冷的冬日也不例外。她既不愿受写实的限制，也不接受抽象的乏味，而是在形式创新与尊重现实之间找到了越来越睿智的平衡。我没有看过她在海牙和东京的那几次大获成功的展览，但我很欣赏她1963年在巴黎展出的以威尼斯为主题的画作，尤其喜欢她记录1968年“五月风暴”的狂欢和悲剧的作品。多年来，她创作了一些出色的版画，其中为《破碎的女人》一书所作的插图尤为出色，她曾把那些作品与一些细腻的水彩画一起展出，新近还发明了一项绝妙的技术——在有机玻璃和聚酯纤维上作画，但并没放弃油画。她能同时做这么多事，是因为她几乎从不休假。夏天在意大利特来比诺的家中，她在一间洒满阳光的宽敞画室里工作。我们时不时在巴黎碰面，我偶尔去她家观赏她的近作，顺便去看她花园里的玫瑰。

我交往最久的朋友是斯黛芬，我们长期分隔两地，最后断了联系。令我异常喜悦的是，这份友谊后来恢复了。

斯黛芬和费尔南德在战争初期去了美国，定居在纽约。费尔南德继续作画，她则尝试过很多工作。1947年的某天，我按响了他们家的门铃，那时我们已许久没见。费尔南德给我开门，他没什么变化。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斯黛芬激动万分，结果从躺着的长沙发上掉了下来。那次到访，我与他们共度了好几个小时。1948年和1950年我们又有过几次短暂的会面，那时我途经纽约去往芝加哥。后来他们去了佛蒙特州的一座小城教书。斯黛芬和我都不太善于通过写信保持联系，我们便渐渐地不通音信了。1965年，她去奥地利探望母亲，途中在巴黎逗留，当时我去了苏联，她很不讲理地抱怨了我一通。妹妹替我辩护，可斯黛芬赌气说：“既然人家对你不感兴趣了，又何必强求呢。”

但《破碎的女人》出版后，我还是签名题赠了一本寄给她。她回信感谢我，告诉我她1969年春天会来巴黎。

我们在电话里约定在我家会面：她住在小叔子家，离我家不到一百米。我惴惴不安地等着门铃响。我会见到记忆里二十岁时那个熟悉的斯黛芬吗？也许她变老了？也许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她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身材矮小，拄着拐杖。可我立刻认出了斯黛芬的蓝眼睛、粉红面颊、鼻子、颧骨和笑嘻嘻的大嘴巴。我激动地说：“您一点儿没变！”她双眼满是泪水，我们彼此拥抱。“您可真高啊！”她对我说。她的身体变佝偻了，比我要矮一个头。她用手比画着从额头到腰部，说：“从这儿到这儿，我才二十岁。”然后又指着从腰到脚的部分说，“可是从这儿到这儿，我得有一百岁。”她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走路离不开拐杖。她觉得我脸上的神情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谈到了费尔南德，还有她引为骄傲的儿子以及她的工作。当教师二十年了，她喜欢这个职业。学生们对她又敬又爱，她则努力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我喜欢年轻人。”她满腔热忱地说。她很开心住在小叔子家，因为他有三个儿子，从二十到三十岁，三兄弟都是极“左”人士。她乐此不疲地听他们讲在“五月风暴”时的经历。

那之后我经常与她见面，有时单独去，有时和萨特一起。我们在拉斯帕伊大道慢悠悠地散步，在附近的小酒馆午餐，聊得还是那样投机，仿佛从来没分开过：我们观点一致，品位相投。她对一切都感兴趣，我赞赏她的活力和勇气。腿疾让她吃尽了苦头，但她仍然乐呵呵的。她打定主意不退休，所以又接受了人家在费城给她的一份工作。休假的时候她就去帕特尼，费尔南德喜欢那儿的宁静。不过她想跟年轻人保持交往，也希望利用大城市提供的资源。

她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计划，并从中获得了符合预期的满足感。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无惧衰老：她永远对世界兴趣盎然，永远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有自己的目标，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想我们大概很少有机会再见面了。我是个特别不愿意失去过去的人，找回青年时代的这段友谊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我修改本书校样期间，薇奥莱塔·勒杜克在福孔去世了。但我仍然把她放在在世友人的章节里，因为最近十年，我们俩的生活颇多交集。

我曾经讲过，1955年，小说《灾难》的失败使她一蹶不振。不久，她开始受到她自己在《错乱》中描写的迫害妄想狂的折磨。她在街上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觉得是某个恶意组织为了嘲弄她故意抛撒的：绳子头、报纸碎片、狗屎、蓝色高卢牌香烟的烟盒。她在门上加了锁，可还是有人在夜里潜入：早上起来，她发现自己的皮草外套变短了，墙上多了个污点，有张照片被折了角。工作的时候，她听见脑袋上方有咔咔的声音，有个密探躲在那里，正在读她的手稿。她在报纸上和电台里，总能发现有人在恶意影射她的作品。我试着让她恢复理智，可她并不想从现实中归纳出合理的解释。人们嘲笑她，想害她，可她不知道是谁，他们又为了什么迫害她，只能模模糊糊地猜到一些。后来她开始激烈地应对她自以为受到的攻击，这令我非常担心：在地铁里，她对推搡她或用奇怪的眼神看她的人破口大骂。我说服她去看了精神分析专家，医生认为她无药可救。1957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波拿巴街萨特的住处写东西，电话响了，来电的是玛德莱娜·贾斯坦，薇奥莱塔的一个朋友，她在雅可布街和波拿巴街交会处开了家古董店。薇奥莱塔在她那里，情况很糟糕，她让我去一下。我赶紧去了。原来，玛德莱娜开车经过萨特住的楼下时，瞥见薇奥莱塔背靠墙站着，脸色苍白，眼睛紧盯着某处。她赶紧下车过去，手刚碰到薇奥莱塔的肩膀，后者就惊叫着跌坐在地上。玛德莱娜让她上了车，把她带到自己那里。我见到薇奥莱塔时她正在哭泣，含混不清地告诉我，她在萨特家门前等他，想当面抱怨他在《现代》杂志上写的关于她的话：萨特谈丁托列托的时候提到了丑陋，这明摆着是说她。那之后她又发作了两三次，严重得终于让她自己也害怕了，她同意接受治疗。我听从精神科医生的建议，把她送进了凡尔赛的一家医院。那里的医生不顾我的坚决反对，给她进行了一系列电击治疗。后来她又去勒萨沃若医生在野狼谷 主持的疗养院接受了睡眠治疗。她与医生夫妇相处得很好，常常在疗养院漂亮的花园里散步。她又能正常生活了。我一度觉得她病得太严重了，康复无望。她的一个老朋友吓得跟她断绝了来往，但她身上有一种很坚韧的东西，对生活的热爱使她最终战胜了病魔。

她永远没能摆脱她的偏执妄想，她眼中的世界始终充满了各种象征和符号，它们来自看不见的迫害者。但她不会再让自己被击垮，她又开始写作了。她的勇气常让我感叹不已。她在书里描写了自己如何精心料理家务：花上几个小时擦洗房间，去市场精挑细选地采购，慢悠悠地准备一日三餐。她伏案写作一写就是几个小时，用她纤细倾斜的字体写满了一本本的方格笔记本。夏天，她在沃克吕兹省的福孔镇租了栋美丽而又破败的老房子。每天一早她就去林子里，把随身带着的篮子挂在树枝上，篮子里是她简单的午餐，然后开始写作，直到夜幕降临。人们如果知道，填满一张白纸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一行行地堆砌句子又是多么让人紧张，中间还时不时被失望袭扰，就会明白这需要多么惊人的毅力。何况薇奥莱塔·勒杜克还背负着以往失败的重担。

她要写下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巴黎见面的时候，我阅读她的手稿，与她一起讨论。1964年她完成了《私生女》，大获成功。我给她写了前言，说到书里我喜欢的东西：作者大无畏的真诚、她的极度敏锐以及她把现实和梦幻融为一体的艺术。成功使她的生活变了样，她本来一直过着孤独清贫的生活，如今一朝致富，朋友如云。有些是真朋友，有些或多或少是为名利而来。她被新生活弄得飘飘然，但又时常觉得恼火。她主要交了一些同性恋朋友，兴致勃勃地跟着他们去逛异装癖酒吧：阿瑟夫人酒吧、演武场酒吧。有人向她大献殷勤，她先是很受用，接着又怀疑自己受到了玩弄，对他们大发雷霆。奢侈的生活令她着迷。有些身家不菲的男人，多半为了附庸风雅，对她表示青睐，激活了她对自己传奇般的父亲的幻想：她对他们的优雅举止着了迷，同时又觉察到他们的缺陷，她的理性和道德感使她不由自主地排斥那些人的矫揉造作。针对这一点，我就讲一件特别典型的事。著名电影制片人拉乌尔·列维请薇奥莱塔去乡间豪宅赴宴，出席的有雕塑家恺撒，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还有拉乌尔的一些私人朋友，一共三十几人。大家在宽敞的餐厅里喝着开胃酒，突然间，只剩下十几位客人围坐在一盘西班牙什锦饭周围，主人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们跑到厨房去用餐了。这时薇奥莱塔·勒杜克站起身来，把餐巾塞到腰带里，做成女仆围裙的样子，端起那盘什锦饭，走到背对着她的拉乌尔身边，夸张地模仿仆人的口气说：“先生要来点什锦饭吗？先生对服务还满意吗？”拉乌尔惊跳起来：“您在干吗？要玩仆人游戏的话，我也会。”接着他尴尬地解释道：“这是个误会。下次我不请这么多人，您也来厨房用餐。”她不止一次让自己从巴黎纸醉金迷的旋涡里挣脱出来，恢复了自己的骄傲。她在我面前为自己的肤浅感到不好意思，可我理解她，清苦了那么多年，时髦的餐厅和夜店让她觉得新鲜有趣。她热衷修饰打扮，给《风尚》杂志写文章评论当红的设计师。她有了新的穿衣喜好：金色假发，超短裙，最时髦的外套。她风情万种，可走在街上的时候，人们之所以回头看她，是因为她脸上暴露的年龄和她年轻的背影形成骇人的对比。

金钱给她带来了苦恼：她在书里写了自己是多么看重金钱。她不希望自己刚赚的钱在出版商手里睡大觉，可如果一次支取太多，税务部门就会从中拿走一大部分，这件事让她很恼火。她接受朋友的建议，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虽然置办了一些衣服，又去旅行了几次，她仍然相当节俭：她可不想再回去过《私生女》出版前的那种穷日子。她继续住在廉价住宅楼里的一个小“角落”。她唯一重要的开销是为了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在大地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她买下了在福孔的度假屋，叫人重新修整了一番。与工头和泥瓦匠艰难交涉，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她又觉得这房子有些不祥，不过最后总算跟房子融洽相处了，她爱上了窗外的景象，旺图山镶嵌在窗框里，像一幅视野开阔的风景画。她热爱自己的花园，叫人在那里种了很多稀有的灌木和花，亲自侍弄它们。刚开始，村里的人对她的短裤、项链、大草帽和妆容很不习惯，后来也见怪不怪了。她在村里交了几个真诚的朋友。

即使社交频繁的日子里，她也从来不忘写作。她又写了《穿小狐裘的女人》。与《老姑娘与死亡》一样，这部长篇小说以孤独为主题。她还继续写她的自传《错乱》。读这本书于我是相当特别的体验。薇奥莱塔·勒杜克讲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往往还参与其中，甚至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客体在书里出现，这令我震惊，我明明是以主体的身份有意识地经历了那些事情。

厌倦了出游、饮宴和巴黎的种种喧嚣纷扰，薇奥莱塔·勒杜克在福孔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从1969年起，她彻底在那里定居，回归了童年喜爱的一切，她热爱书籍、音乐、绘画、建筑。不过最后几年，她几乎对文学和艺术失去了兴趣，主要关注现实世界：人、事物、天空微妙的变化和土地的气味。“我全心热爱的是什么？是乡村、树木、森林。我的位置在乡间，在它们中间。”她在《私生女》里这样写道。

薇奥莱塔·勒杜克对待现实的态度与她想象中的生活（充满幻想和执念）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反差。她惧怕死亡，哪怕一点轻微不适或一个小小的寒战，她就立刻觉得自己奄奄一息。可是，曾有两次她因为可怕的疾病需要做手术时，她的态度却镇定得令人诧异。第一次术后，人家告诉她刚刚切除的肿瘤是良性的，她相信了。我得知真相后吓坏了：我怕病复发，她会受不了打击。不久之后，她又被切除了一只乳房，她安之若素。“外科大夫说是癌，不过一点儿都不严重。”她对我说。我去探望她那天，她正为一件事烦恼，照镜子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灰白的头发显出火焰般的红色，头皮也是如此。这现象在福孔时发生过一次了，她没法解释这是为什么。我说那是个幻觉，她不同意。“为什么不叫护士来看看呢？”她想了想，然后笑了：“我觉得我的潜意识实际上不相信这件事。”

我觉得潜意识这个词意味深长，它表明薇奥莱塔看上去脆弱不堪，实际上很坚强。她的潜意识绝对乐观，它不相信衰老、死亡以及她自己制造的疯狂幻觉。1972年春，她住进阿维尼翁医院的时候，相信自己只是肝上有点毛病。出院后她写信告诉我她是多么高兴能回家，她的病一点都不严重。不久，我接到电话说她陷入了昏迷，医生们无计可施，就让她去了。她到死也没有恢复意识，没有痛苦，似乎也没有焦虑。遵照她生前的愿望，人们把她安葬在村里的墓地里。

她在福孔写完了自传。我估计不久后书中的某些段落就可以与读者见面。这是我所期待的，因为她这样一个人，不能把她的书和那个有血有肉的作者分开。她拿自己的人生当写作素材，她的作品就是她生命的意义。

关于薇奥莱塔·勒杜克能说的还有很多，我在《私生女》的前言里已经说了很多，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我在《事物的力量》中提到，1960年前后我交了些新朋友。这些友谊都变坚固了。那个曾在我面前自我介绍为“典型的不合时宜者”的马赛小伙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不惜以身涉险，帮助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后来当了文学老师，他先后在外省、瓜德罗普和柬埔寨任教，这些经历都被他写进书里。 他络腮胡子，头发浓密，总是渴望去新地方，投入地迎接生活中的一切，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叛逆精神。被派到巴黎附近的一所中学教书时，他把自由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教给学生，这使他必然与校方有些冲突。夏天，他就在草坪上上课。他不记考勤，不遵守教学大纲，鼓励质疑。1972年2月，他被停职，校方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理由。3月2日，《世界报》为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学生拥护，家长指责：记戈内斯中学一位不同寻常的老师》。他对学生非常关心，在校园里赁屋居住，允许学生随时出入他的房间、听他的唱片、互相或与他讨论问题。家长们当然指责他们是聚众吸毒、滥交，阿尔芒家长联合会要求让他停职。有位家长对《世界报》记者说：“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见过他本人，他跟牧羊人似的穿着大袍子，打扮就不像老师。”他穿的是从阿富汗带回来的一件白色长袍。

我的加拿大女友玛德莱娜·戈贝叶放弃了戏剧。她在加拿大一所大学教书，也做一些电视文学节目，还做了不少报道和采访，刊登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她常来法国，目前在此暂居，在准备关于米歇尔·莱利斯的论文。

我也继续与雅克琳娜·奥尔蒙见面。她对马里发生的事情很失望，返回瑞士居住。她把自己的幻想写成了一本小说 ，接着又开始写第二本，素材是她在非洲的经历。后来她又去尼日尔教书，但并不喜欢那里的生活。某天早上，我收到了她在瑞士出版的第二本书。编辑在书里留了张字条，说她几天前去世了。消息很突然，但我并不是很吃惊。我觉得自己知道她是怎么样离世又是为什么离世的。

阿尔及利亚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位叫戴妮丝·布雷班的社工给我写信，表示一定要见我，我拒绝了她，她并不气馁。“我跟丽莎一样固执。”她说。她指的是我在《岁月的力量》中写的以前的一个学生，在书里那个学生叫这个名字。后来我明白她并非闲得无聊对我好奇，而是在帮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想就这个问题咨询我。她那间小小的公寓经常充当阿尔及利亚人的藏身之处，这使她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而她并无其他经济来源。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她与我年龄相仿，生活很艰难。她父母都是农民，因为幼年生活艰辛，所以对六个孩子也很苛刻。大女儿十八岁结婚逃离了家庭，儿子去西班牙上了前线，在那里战死了。家里把戴妮丝送去桑里斯上学。她成绩优异，到十四岁时，她的女老师表示愿意掏钱送她去读师范。父母拒绝了，先让她回农场干活，后来让她去做各种工作：进修车行、工厂，后来去了一位老婆有残疾的药剂师家干活。因为整天把残疾人沉重的身体搬来搬去，十八岁的戴妮丝患上了肾错位。（多年后她做了手术治疗。）尽管把工钱悉数交给父母，他们还是一言不合就打她。她的肺部受损，不得不去疗养院待了一年。从疗养院出来时她二十一岁了，来到巴黎碰运气，先在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干了七年，这期间补习了法语、文学和历史，阅读了大量书籍。她进了救世军，晚上去高级餐馆和夜总会组织募捐。因为年轻漂亮，她总能募到很多钱，在福凯餐厅，她甚至可以进高级包间。“救世军的小姑娘来了。”熟悉她的人都这么说。警察署署长夏裴、加比·莫雷、玛丽·贝尔、萨夏·吉特利等人都会慷慨解囊，让·卡班和莱姆就不那么大方。见这些人物很有趣，可她最终发现，穷人并不能从募捐中得益，她因此离开了救世军。二战初期，她加入了全国救济会，继续学习，希望成为社会工作者。“农民的女儿！您永远不可能成功。”一位女教官轻蔑地说。可她还是参加了1948年的考试。那场考试共五百名考生，她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她写的关于战时社会工作的论文得了最高分。她自豪地告诉我，她的论文被卫生部部长当众宣读，这是对她受到的所有蔑视最好的回击。她无比热爱自己的职业，常常超时工作，用自己的钱救济穷苦人。在她工作的辖区，她常有机会目睹阿尔及利亚人在条件恶劣的破屋子里艰难生活，见到他们受到各种迫害，她决定站在他们一边。如前文所说，我们就是那时相遇的。多亏了她，我才近距离了解了人间的苦难和艰辛。如果没有她，我只能远远地观望这一切。

我很喜欢克莱尔·艾切雷利写的《爱丽丝或真实的生活》，那是朗兹曼强烈推荐我读的。书里不仅描写了一般小说很少涉猎的工人生活，还讲述了一个美丽悲伤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1957年，深染种族主义恶疾的巴黎，男女主人公分别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我如愿见到了作者：她有美丽的黑发和绿色眼睛，还有动人的嗓音和迷人的气质，我立刻喜欢上了她。她父亲是波尔多的码头工人，1942年被德国人枪杀。她跟着祖父生活，祖父是吉卜赛人，靠贩卖老马给斗牛比赛的组织者为生。她直到九岁还不识字。作为国家抚养的孤儿，她成了教会学校的免费生。她进步很快，迅速赶上了功课，以优异的表现读完了中学。因为受够了中产阶级出身的同学们对她的轻蔑，她拒绝参加会考。二十二岁时她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三年后离婚。她来到巴黎，进了雪铁龙汽车厂做工，后来又去了滚珠轴承厂，最后做了家政服务员，她觉得比当工人轻松多了。雇用她的夫妇让她做一些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我认识她时她是一家旅行社的雇员，她用四年的时间写成了《爱丽丝或真实的生活》。从十四岁起她就醉心写作。她的幸运之处，是在“筋疲力尽”的打工岁月之前，已经读完了中学。

我为《新观察家》采访了她，不久之后她就得了费米娜奖，终于能置办几套像样的衣服——她本来只有一件毛线套衫，并从租住的贫民窟里搬了出来。现在她住在十三区一栋新建的高楼里，在二十一层，从窗口能俯瞰左拉笔下的巴黎：老旧的住宅和工厂，还有货栈和奥斯特里茨车站。塞纳河流淌在远方，万塞纳动物园的大石头也依稀可见。她说，住在这么高的地方感到离大地很远，连鸟鸣的声音都传不到耳边。她跟两个孩子一起生活：一个是她与前夫生的，一个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在小说里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叫阿莱兹基。

成功引来了别人的诋毁：有人说她编造自己的生活，说阿莱兹基死后，她嫁了一个阿尔及利亚高官，日子过得很滋润。事实是，她跟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签了一份法国不承认的婚姻合同，而且她从未靠他养活，正相反，几个月之后她就离开了他。

得费米娜奖之后，她又换了几份不同的工作，写了第二本小说《关于克莱芒丝》，讲的是西班牙流亡人士的故事。我在报纸上分析了小说的优点。克莱芒丝与爱丽丝是同类人，既温柔又冷酷，既开放又保守。她人生悲哀的底色偶尔被脆弱而短暂的欢乐照亮，阴郁中透着一点希望。这本小说与第一本一样引人入胜，可惜不如第一本受欢迎。

我经常因为喜欢一部作品，就产生认识作者的愿望。我饶有兴趣地与阿尔伯特·科恩、阿图尔·伦敦聊天，听帕比翁说话。《流氓的荣光》面世后，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于是认识了埃尼并时常与他见面。我不赞同他对小农的热爱以及他嗜古的口味。他的剧本 只抨击左派人士，这让我感到遗憾。不过我欣赏他的活力和自在的风格，而且我们交谈时往往能达成共识。

与斯黛芬重逢之前，我已与她的儿子提托认识多年。我们是老相识了。1931年，他降生那天，我和他父亲及几个朋友一起待在丁香园咖啡馆，斯黛芬在旁边的妇产医院生产。我看着他长成了爱笑爱闹的小男孩，又随父母移居了美国。五十年代提托与妻子住在巴黎，她是法国人，他们有个女儿。我介绍朋友给他认识，开车带他兜风，我很喜欢他。回到美国后他做了记者，后来去南美旅行，还把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他时不时给《现代》写文章。我听说他离了婚，又娶了一个西班牙流亡者的女儿，去伯克利教书了。他在政治上很活跃，组织了一个反对越战的委员会，时常上电视演讲，揭露美军的罪行，呼吁撤军。他参加了罗素法庭的第一次越战调查，来回都在巴黎停留，我们是那时才成为真正的好朋友的。回到伯克利后，他与“黑豹党”成员们一起斗争，他们与卡迈克尔运动的理念不同，接受白人参加。他与“气象人” 们也来往密切。

在一次种族主义引发的事件之后，他与学生们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办公楼。学校认为他是个危险的煽动分子，把他驱逐出校。校方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激起了很多人的抗议，媒体一时沸沸扬扬。他变卖了全部家产，彻底投身革命。他妻子不愿意冒再次流亡的危险，就离开了他。他没跟我讲过他参加革命斗争的细节，我只知道，由于参加了芝加哥反越战大游行，他坐了牢，每天都被人用橡胶棍长时间殴打。出狱后他重新投入了斗争。萨特和我是通过他才认识为安吉拉·戴维斯和杰克逊辩护的律师们：他在狱中多次见过安吉拉·戴维斯。因为“黑豹党”目前暂时放慢了行动的节奏，他决定拿出一点时间来做些自己的工作。凭着以前出过的几本书，他拿到了一项资助，可以去伦敦生活一段时间。他时常去英国，不过定居巴黎，我们因此常常见面。

我继续收到很多来信，大多数情况下我会回复。遇到有趣的来信，我会与对方建立通信联系，但通常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没有时间。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接待登门拜访的人，除非对方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说实话，我理解不了有些读者的执拗，他们非要见我“五分钟”时间。作家经年累月地伏案写作，就为了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他能提供的内容还不如他写的一本书丰富。如果对方想要点“私人”建议，我是没有能力提供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提出要求的人。我也很吃惊自己这样的态度会引发怨恨。“好吧，您对我不感兴趣。”说这话的人语气非常不快，然而他对我而言只是电话那头的一个声音而已。“您不欠我本人什么，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大家着想。”有个年轻女士给我写信时这样说。也许吧！可是“大家”就是很多人，太多了，我得有所选择。我会见那些以我的书为主题写论文的法国或外国学生，回答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也接待各国的活动分子，他们往往为了某项社会或政治事业请求我的支持。有时我也会与这些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从1971年起，我接触了一些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与其中一些人时常见面。

我尤其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感谢他们让我避免了成年人心甘情愿接受的堕落和异化。我觉得他们的不妥协、激进与追求令人欣慰，他们眼神的清澈让我心旷神怡：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新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只觉得政客的演讲令人昏昏欲睡，他们却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和不当，或嘲笑一番，或义愤填膺。他们仍然会为蠢举吃惊，为丑闻愤怒，迫切希望改变生活，因为这事关他们自身的未来。每次有机会参与他们的行动，我都很欣慰。十多年前，因为恰好有时间，我与几个年轻的女读者建立了联系。其中有些不知所终，另一些，我则一直关注着她们的个人发展。当年的中学生上了大学，当年的大学生当了老师。她们都是社会的反叛者，各自都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尽管有些分歧，但我们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

在这些友谊中，有一份在我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1962年我曾经认为，我的人生中不会再有什么重要际遇了，除非是巨大的不幸，然而我错了：上天又给了我一份极大的幸运。

1960年春，有个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写信给我要求见面；她的来信很简短，却让我确信她是真诚地喜爱哲学，喜欢我的书。我回信告诉她，开学后与她联系。我那时娱乐活动比现在多很多，到了11月才给西尔薇·勒庞写信约她会面。我带她去离家不远的餐厅吃饭。她非常紧张，一直神经质地扭着手指，不敢正眼看我，怯生生地小声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聊了她的学习，最后我终于让她承认，她7月得了优秀奖。她在预科班很开心，因为与同学相处融洽。

后来我又见过她。不过，有两年时间，我们的交流都很简短，间隔时间很长。她不再那么怕我了，也不再斜着眼看我，在我面前开始微笑，甚至大笑了：她有张讨人喜欢的脸，跟她在一起很愉快。她看上去没什么个人问题。我问起她与父母的关系时，她闪烁其词。她父母在雷恩，送她到巴黎来准备考大学，其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她谈论更多的是她读过的中学，她的老师、同学们，上课的内容，她的成绩：她讲得很生动，从她的学校生活经历中能看出她对世界的态度。我喜欢她，感到与她心意相通。

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我在信箱里发现她母亲写来的一封长信。她说自己偶然发现了西尔薇的日记，那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以为她打女儿。她向我保证，从来没动过女儿一个手指头，接着列举了她跟她丈夫为了让西尔薇受高等教育所做的牺牲。这事非常可疑，她信里编派我的那些话，我从来都没说过，也完全不符合我的说话习惯。我礼貌而冷淡地回了封简短的信，告诉她西尔薇从不跟我谈自己的家庭。我犹豫是否要告诉西尔薇这件事，但我与她不够亲密，不好贸然行事，怕她因此跟母亲对立：我对她们母女的关系一无所知，于是决定缄口不言。

一学年结束了，西尔薇去摩洛哥的一个女友家度夏，这期间没有给我写信。回来后，她等了一个月才给我打电话。我们见面时，她激烈地指责我背叛了她。她母亲给她看了我的信，读了其中的几句，然后吹嘘说跟我有交情，但实际上我很干脆地拒绝了她。我向西尔薇解释，可她还是很生气：她母亲这样插手她的私人友谊已经很多次了，她把怨恨转到了我身上。于是我明白了，她与父母的关系不像她说的那样风平浪静。

我重新取得她的信任后，她给我讲了些自己童年的事情。她早年是相当幸福的。母亲寄希望于女儿，想让孩子实现自己年轻时未竟的梦想。她很小就被送到城里的剧院去学习钢琴、歌唱和舞蹈。西尔薇从小就登台演出。她给我看过自己八九岁时的演出照片：白纱裙，头上插着白玫瑰，脸上化了妆，脚上穿着舞鞋，微笑着踮脚站着。我能认出她的脸，但没法相信照片上浓妆艳抹、有点矫揉造作的小姑娘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严肃拘谨的女学生。她是蝴蝶夫人弥留之际抱在怀里的小姑娘，也是欢迎瑞普·凡·温克尔归来的合唱队一员。她喜欢舞台上的世界，为自己的表演感到自豪。上低年级时，她的学业未受影响，她年年获得全奖。

但后来她的成绩开始下降，母亲不得已让她放弃了舞台。她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了，法语课成绩她升到了第一名，其他的科目却相当差。父母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她与父母的关系紧张起来，她变得沉默寡言，不与他们交流。母亲恨西尔薇放弃了演出，让她的梦想变成泡影，她变得越发专断、嫉妒、易怒。西尔薇给我讲这些事时多少有些不情愿，这是个很不愉快的话题，我也没再勉强。

我们的小小不和最后以和解结束，这使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一些。但我直到1963年秋天才真正对西尔薇产生了依恋。《事物的力量》出版后，大多数人都没有读懂书的后记，但西尔薇准确而全面地理解了它。她虽然年轻，却在我母亲弥留期间和去世后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们的见面频繁了起来，谈话更自在，谈的时间也更长了。

她考入巴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住在儒尔当街。她很喜欢那里。她可不是个考试机器，她学得很轻松，游刃有余。她跟几个被校方当成刺头的同学很要好，经常结伴出门，喝红酒，捉弄那些“老古板”和“反动分子”，挑战当局。虽然经常因为不守纪律而受训斥，但她们都成绩优异，所以威信仍然很高。

西尔薇会给我讲她的那些“恶作剧”。她对我无话不谈：她的消遣、阅读、交友以及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她关注一切人和事，能敏锐地捕捉到微妙之处，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她的感受。我觉得她非常有趣，她让我很开心。每次跟她分享我的体验，我都有所收获。她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那一年，我常带她去看电影、看戏、参观画展。那年的春天和初夏，我们常常开车出去，游玩很长时间。然而我对她仍然缺乏了解，她依然有一点神秘感，有时候又会做出让我吃惊的举动。

有一次，我们在索洛涅游玩了一整天，吃过晚饭后在公园里的旅馆过夜。我很早就上床了，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被惊醒，有人在用手碰我的肩膀。我睁眼看见西尔薇站在我床边，兴奋地说：“穿上衣服，快来看！太美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出了什么事。她把我拉到窗边。无比澄澈的天空上，一轮巨大的圆月散发着清辉，青草和鲜花的芬芳——那是童年的味道——从地上升腾而起；外面的草坪上，一群年轻人拨弄着吉他轻声吟唱。“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月亮！”西尔薇说。是的，夜色迷人，音乐也动听，可我一点也不想穿衣下楼。西尔薇沮丧地说：“唉，我真不该叫醒您。”其实她那样做是对的，让我发现了她个性中我一直不了解的一点：她也有激情，也会冲动，可她一向的低调内敛掩盖了这些，晚餐时喝的那几杯红酒让她打破了拘束。我回去睡了，她下楼回到了院子里，在那里不亦乐乎，干脆就在车里过了一夜。

另一天晚上，又发生了类似的情形，她让我越发吃惊了。我们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到了晚上，在巴黎附近的一家旅馆放下行李后去吃晚饭。不记得是说到什么话题，我笑着对她说：“您可真是疯了！”我其实在说反话，因为我觉得没人比她更理智、更温和了。晚饭后来吃得很沉闷，我以为是长时间在野外开车把她累坏了。第二天早上，我敲门叫她一起吃早饭时，发现她从头到脚穿戴整齐，戴着墨镜。我夸她起得真早。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说，她整夜没合眼，气得一直在哭：原来我觉得她是个傻瓜，带她出来是拿她当小丑取乐。我费了不少时间才让她明白是她自己误会了。为什么她会把一个毫无恶意的玩笑想得这么坏呢？最后她终于说了实话。疯子、傻瓜、病态、不正常、扭曲的人：整个少年时期她天天被人用这些词咒骂。这种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她不能忍受。我不明白她父母为什么这样说她，于是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我前面说过，她读初三的时候与父母的关系已经很差了。那年她与一个同学交上了朋友，那是个老师的女儿，优等生。她们互相交换笔记本，在里面记录每天的生活，满腔热忱地倾诉感情。本子落到了她父母手上，悲剧就这么发生了。他们指责西尔薇“病态狂热”，说她“不正常”；她的朋友丹妮的父母得知此事，也对自己的女儿大喊大叫：他们的女儿才华横溢，怎么能迷恋上一个成绩那么差的孩子！他们去找老师和校长抱怨。学校决定，假期结束后要采取措施。

那年夏天，西尔薇的生活成了地狱。丹妮几乎每天都给她写很长的信，但都被西尔薇的母亲拆开看了，还带着讥讽或恼怒把有些段落挑出来念，并且禁止西尔薇回信。她只得绞尽脑汁，偶尔找机会写上寥寥数语塞到信箱里。得益于她的朋友，西尔薇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找到的一切东西，一年前喜爱的游戏和玩耍如今让她感到无聊。母亲要求她整天待在海滩上，一看见她埋头读书就生气。母女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冲突。每到周六，父亲来找她们的时候，总是站在妻子一边。西尔薇饱受侮辱，孤独无助，变成坏孩子的感觉让她惶恐不已。她陷入了绝望，这痛苦的记忆永生难忘。

开学后，为了把她与好友分开，人们强迫她留级，虽然她的成绩完全可以读高一。她受了莫大的侮辱，愤怒地吼叫了一整夜，决定用实际行动回应父母、学校和丹妮的家庭对她的伤害。她暗自拼命学习，不久就在所有科目上都成了全班第一。可是她并没得到优秀奖——班上没有一个学生得奖，理由是她留级了。新的不公又增添了她的愤怒。两家大人看得很紧，她每次跟丹妮在一起都不能超过一刻钟，她彻底绝望了。

第二年，丹妮去了巴黎，两人就此失去了联系。西尔薇满怀怒火继续埋头苦读，后来年年都得优秀奖。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刚认识时，她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她学业的事情，而且是用一种令人纳闷的口吻：在整个中学时代，那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她埋头学习不是因为顺从，要当好学生，而是因为愤怒，是为了挑战，阴郁的怒火是她的动力。家里的气氛没有改善。在外人面前，父母以她为荣；在家里，她的倔强让父母恼火。父母想干涉她的生活，她无法接受。他们想“收拾”她，她又桀骜不驯。他们不止一次威胁要把她送进教养院。冲突越来越激烈。她母亲有一次在气头上撕了她最喜爱的几本书，她接下来半个月都没有跟母亲说话。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但我与父母发生冲突时年纪比她大，当父母的恶意让我痛苦时，我减少了对他们的依赖，而且我父母没有表现得那么粗暴。

我越了解西尔薇，越觉得与她意气相投。跟我一样，她也是个知识分子，对生活无比热爱。在其他诸多方面她都很像我：尽管年龄相差三十三岁，她与我有着相同的品质和怪癖。她有个很稀有的天赋：善于倾听。她的反应、微笑和沉默都令人产生一种想倾诉甚至谈论自己的欲望。我也养成了每天向她汇报生活内容的习惯，还事无巨细地给她讲我过去的经历。没有人比她更懂得我，也没有人比我更欣赏她。我喜欢她的激情与愤怒、她的严肃、她的开怀、她对平庸的惧怕和她不计后果的慷慨。

她在学业上的能力已经得到证明，所以成绩优异不再是西尔薇的目标。不过她喜欢学习新东西，理解新事物，她的思维既活跃又严密；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并获得了留校进修一年的机会，随后被派往外省教书。她先是在勒芒，后来去了鲁昂，在我工作过的中学教书。她在鲁昂的时候就住在火车站旁的旅馆，我在那里住过两年；早上她去大都会酒吧喝咖啡，这让我恍惚觉得我在她身上转世了一样。现在，她在巴黎郊区的一所学校工作。

于是我们每天都能见面。在我的生活里她无处不在，反之亦然。我介绍她认识了我周围的人。我们读一样的书，一起去看同样的演出，开车出门长途旅行。我们的生活水乳交融，我甚至忘了自己的年龄：她把我带入了她的未来，就连当下也找回了曾经失去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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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卷中，我提到过一些在我生命中或多或少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其中有几位是最近几年离世的。下面我要讲讲她们的结局，把其中几位的肖像补充完整。

在我的青年时代，美丽、独立、野心勃勃、勤奋写作的卡米耶，让我又崇拜又艳羡。然而真正的她与那个让我着迷的人完全不同。她的魅力毋庸置疑。奥尔迦为她痴迷，马可对她的感情之深令人吃惊。与她那么不同的勒梅尔太太，在她位于纳瓦蓝路的工作室过了一晚上后也心花怒放。有个才华横溢的记者深深地爱着她，那人比她年轻，对她一往情深，两人分手后还爱了她多年。杜兰狂热地崇拜她，认为她是个天才，对她言听计从。他培养了她的趣味，把自己戏剧方面的知识教给了她。她成功地改编了《尤利乌斯·恺撒》《普鲁托》和《行动者》。她在学校里教的课大多很有意思，可是学生们不喜欢她，因为她对他们的态度专横而傲慢。他们嘲笑她的穿着打扮和矫揉造作的说话腔调。不过，当她初试身手把《可惜她是个婊子》搬上舞台时，大家都承认了她的导演天才。萨特和我都喜欢跟她在一起，虽然每次她装出一副单纯的样子，大谈特谈“路西法”和那些保护她的“灵魂”时，我们都不胜其烦；而且我们觉得她跟“弗里德里希”和“阿尔布莱切” 的把戏矫揉造作，居然逃难的时候都要把它们装在箱子里。不过，她不装神弄鬼的时候，是个很出色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她的恶搞和模仿让我们十分开心。

她把纳瓦蓝路上的工作室装饰得清新舒适，拉图尔-奥弗涅路上的那间漂亮公寓也被她收拾得很令人愉快，她与杜兰住在那里。她喜欢排场，每次我们见面她都搞得像节日。在巴黎、鲁昂、图卢兹，在她费罗勒的漂亮房子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我们觉得她是个勤奋的创作者，尽管她的作品《影子》失败了，我们依然相信她的实力。我们曾看见她在笔记本上写着艾米莉·勃朗特的一句话：“上帝，请让我的记忆永不褪色。”这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我们的关系在沦陷初期就冷淡了下来。卡米耶投入了纳粹阵营，毫不犹豫地支持对犹太人的迫害。她把自己写的《鬼怪故事集》拿给我们看，那本书又空洞又幼稚，我们没有向任何出版社推荐。她很生我们的气：为什么我们对穆卢吉写的东西感兴趣而不喜欢她的作品呢？我们对《于尔桑公主》没那么直言不讳，可她肯定感觉到了，我们并没有被这部某评论家称为“豪华烂剧”的作品打动。公演那天晚上，剧院里冷冷清清；演到一半时，旋转舞台卡住了，只好跳过一场戏，观众居然都没有觉察。杜兰在大幕后面哭了。剧作招来恶评如潮，我们看明白了，卡米耶永远不会成为作家。在图卢兹时，她曾说过要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如今她再也不提了。她又说要写剧本，可主题都浅薄幼稚得可怕。她提到要写一场海难，说那象征着旧价值体系的没落，天神们将宣布新的价值观，她想让萨特来确定新的价值观。在《功利的爱》中，她想表明，拜金和野心能产生真正的爱。该剧的男主角是彼得大帝，女主角就是乔装打扮的卡米耶。我们目瞪口呆。卡米耶是个成年人，阅历丰富，爱讥讽，还有点玩世不恭，谈论起别人或其他事情的时候也很现实。作为读者，她是聪慧的，能中肯地评价她喜爱的作者，嘲笑起文学垃圾来更是才思敏捷，但她怎么会满足于这些孩子气的主意，又怎么会表现得这样缺乏批判精神呢？

也许是自恋让她盲目。我们以为她在勤奋写作，其实她浑浑噩噩：她假装在工作，实际上什么也没写。她的言谈和写出来的东西差距之大也让我们诧异。其中肯定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她是因为作品失败才开始酗酒的吗？一开始，她酗酒的事让我们听了就想笑。有一次，在阿特里艾剧院的舞台上，她失态了，胡说八道。在费罗勒的一次沉闷的晚餐上，她不停地溜出去，找齐娜大口大口地喝红酒。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我喝得不行了。我躲在一把大扇子后面，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吐，一边想：这很西班牙范儿。”可是，《于尔桑公主》演出失败后，我们不再觉得她的出格行为好笑了。杜兰千方百计制止她。她把酒藏在剧院里，他就找出来把它们偷偷拿走。他们开始吵架，她喝醉了就对所有的男演员和学生抛媚眼。杜兰最后把她送进了疗养院戒酒。

疗效没持续多久，她又开始喝酒撒泼。杜兰已经没有自己的剧场了。他去德国巡演，卡米耶跟着他一起，搞得全剧团的人都讨厌她。她自己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某天晚上，剧团下榻莱茵河边的一家旅馆，演员们聚在露台上唱歌嬉笑，她从自己房间的阳台上冲他们喊叫，让他们住口，不要打扰她静坐。她还说，在一场对杜兰十分重要的正式宴会上，她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开始胡言乱语。还有一天晚上，她发作得很厉害，直接把用来支付全剧团工资的一捆钞票扔进了火里。她解释说，她喝酒是因为担心杜兰的病，一想到他会死她就害怕。但她动辄为杜兰的工作、为钱或者随便什么借口就大吵大闹，把他的生活搅得像地狱。杜兰曾经签署文件，立卡米耶为自己所有遗产的继承人。现在他修改了赠与条件，指定了一名遗嘱执行人，让他监护卡米耶。如今他不无悲伤地管她叫“我可怜的孩子”。

她几乎从不去医院探望杜兰，他去世时她也不在身边。下葬那天，死者的朋友没有一个去接她，她不请自来，现场没人理她。1950年2月，一些朋友和学生在阿特里艾剧院举办纪念杜兰的活动。我告诉他们，葬礼结束后，我们到了卡米耶家，发现她醉醺醺地在哭泣，面部浮肿，旁边的阿丽亚娜·博格一脸沮丧。葬礼上卡米耶从头哭到尾，但没有一个人看她，没有一个人跟她握手。我觉得这么排斥她未必是怀念杜兰的最佳方式。

卡米耶看上去恢复了理智。她在自己房间里给杜兰布置了一个小祭坛，摆了些照片、鲜花，还有一个骷髅头，里面插了一朵假玫瑰。她说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杜兰给她出主意。3月她写信给我们说：“最近这几周，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特别，或许也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人生的整个轮廓和意义显现了出来，大局已定（并不是说已经完成，我的意思是我仿佛开了天眼，看清了自己的余生）。我严肃、平静地走着自己人生的路，心中怀着一份欢乐和某种淘气的感觉（我不太喜欢‘淘气’这个字眼，但我觉得它有一种神秘的内涵和力量，这使它显得不一样）。”

如果萨特没向她伸出援手，她肯定一筹莫展。她把萨特的帮助看成一笔奖金，好让她完成作品。为了对得起这笔奖金，她经常跟我们谈她的写作计划：《功利的爱》和另一个剧本，写卢丹 的巫师的；一部多卷本“叙事诗集”，记述她父母的生平和她自己的生活；尤其要写一本关于杜兰的书——他的生平、作品和思想。她想申请一笔钱把与杜兰住过的宽敞公寓改造成“夏尔·杜兰博物馆”。她手上有很多杜兰的遗物：华丽的戏服、布景模型以及他手写的导演台本。我们不觉得她在认真写作，因为她频繁往来于巴黎和费罗勒，她醉鬼的名声在后者尽人皆知：她常跟邮递员一起豪饮，还花很多时间收拾东西。我们常去看她。她看电影、看戏、观展、听音乐会、读书，除了她觉得必须谈自己作品的时候，她的谈吐还是相当有趣的。

她现在完全是一个人住了。齐娜很久之前就结了婚，跟她干汽车修理的丈夫一直住在拉图尔-奥弗涅路，后来搬去了美丽城 ，齐娜就在自己家和卡米耶的家之间跑来跑去。卡米耶发酒疯的时候，越来越频繁地殴打她。有一天，齐娜眼圈黑黑地来给我们开门。她最后也离开了卡米耶。

卡米耶一度与一个年轻姑娘交好，叫她“科西嘉女孩”，那女孩有点爱卡米耶，不过两人的关系迅速破裂了，卡米耶重返孤独，跟我们说自己过得还好。1951年7月她来信写道：“我的心情与去年此时大相径庭。我差不多掌握了维系平衡的方法，也彻底适应了无可回避的孤独，尽管有时并不容易。我是说存在的孤独，而不是本质的孤独，多亏了你们两位，我在世上并不觉得孤单；再说……还有那些‘灵魂’，它们现在不再受任何困扰，并且从来没有这样有效过。另外还有我所谓的‘半个活人’，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和阿尔布莱切，以及妮尔 。我跟前两位大声交谈，跟妮尔几乎天天吵架……她嫉妒得要死……什么都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了，我说的是真正的生活，不是跟父母在一起那段生活——我六七岁时的生活，还有在那之前，当然也有在那之后的生活，但我更想实实在在地生活（别忘了我九岁时就有了情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你们或许会以为我重返童年了，我指的是这个词不好的那一面。我觉得还不至于如此，我只不过一向有点‘愚钝’，如果一切正常，我到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那年的夏天，她又寄来了一封很乐观的信：她接受了隐居的想法。她身体状况不错，感觉精神方面有了很大改善，还专门提到自己“近乎完美地适应了孤独”。

那孤独大概还是相当难耐的。三年后，卡米耶信任的一位医生说服她再次进疗养院接受戒酒治疗。萨特去探视的时候，她告诉他自己在那里过得有多开心：护士们照料她，她饶有兴趣地观察隔壁病房的病友们，远远地注视着一个老人临终的场面，甚至病房的女护工们端着盆子来来往往都让她觉得好玩。

她很快重蹈覆辙，对我们说，她床头的小桌子上总是放着一瓶红酒，早上一睁眼，她就得先灌下一大杯，否则就会呕吐，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我们会面的时候她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但我们常常觉得她刚刚发作过，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和她正常交谈。她在1956年的一封信里写道：“有时候我确实无法做某些事情，甚至都不应该尝试，这就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都想见到你们，结果只在你们面前展示了我不好的一面，以及自上次见面以来我所做、所为、所想中负面的部分，这让我好痛心。我让你们看到的是一条干枯的水道，然而真实的我是一条轻快的溪流，障碍和石块并不能让它改道，只会让它变成欢乐的瀑布。那天我只来得及提到最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的书），而那还是偶然说到的。”

卡米耶一向不善于交流，一般都是她先迅速地提几个问题，我们简短地回答后，她就开始自说自话。在她还阅读、了解时事和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她长篇大论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然而长期自闭的生活不可能没有恶果，人的头脑会生锈，思想会变狭隘：除了自己的健康，卡米耶几乎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了。她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唠叨她糖尿病的症状，告诉我们她又接受了什么治疗。为了证明她对得起萨特的帮助，她也没忘向我们汇报她写作的进展：她在整理“叙事诗集”的旧稿。关于她要写的介绍杜兰的文章，她灵机一动，有了个绝妙的主意：用大量的照片代替文字。她自己肯定也知道这些话有多牵强。跟我们会面让她疲倦，她越发不想见我们了。

有一天，我们在家里等她，听到街上有人迈着沉重迟疑的脚步，一会儿走近，一会儿又走远：是卡米耶，她花了一刻钟才找到我家的门。她步子踉跄，话也说不清楚，平常那么讲究，可是上楼用洗手间的时候连门都不关，我们听见她小便时发出很大的声响。后来从拉斯帕伊大道走去蒙帕纳斯大街吃饭的时候，她瘫坐在路边的长椅上，萨特只好去叫出租车。吃饭的时候她强打精神，举止总算基本正常。我们见面的障碍越来越多，她自己也不想再见任何人了。我的《岁月的力量》出版后，一个年轻时爱慕过她的图卢兹医生给我来信，想要她的地址。卡米耶见了他一次，后面就一直躲着不肯再见。她时不时去齐娜家，齐娜喝起酒来也是毫无节制，后来得了很重的病，在医院挣扎了几个月后去世了。那是1964年，当时卡米耶在我们家待了一晚上，齐娜的死对她打击很大，过后她写信对我们说，她的心情“不能仅用悲伤形容”。痛苦折磨着她，她经历了“残酷”的一个月。

她不再请我们上门，我们也不再带她出去吃饭。她披散着一头已经变成红棕色的长发，穿着鲜艳夺目的旧衣服，引得人人注目。我们就待在我的小公寓聊天，她在那儿比较自在。她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她的贞洁观念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困扰。某日她喝多了，出门想给自己找个男人。找了一个带回家，她又觉得恶心，立刻把人家赶走了。过了没多久，她又碰上了那个男人，对方扇了她一耳光，把她打倒在地。

门房太太负责她大部分的日常采购，给她打扫卫生。公寓的大多数空间都荒废了，她平日只待在自己的卧室和圆形的客厅。我很多年都没去过那里。直到1967年6月的一天，她先给我写信，后又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记错了门牌号，按响了对面租户的门铃。女邻居神情古怪地看着我，对我说：“您得用力敲门。她的门铃坏了，再说了，她经常听不见。”

我就去敲门，没有反应；再用力地擂，还是没用。我把门房太太找来，她拼命地砸门，依然无济于事。我们又从花园里朝百叶窗垂着的窗子扔小石子，依然无果。我只好回去给她打电话。“喔！我还以为咱们约的是在您家里呢！”卡米耶信誓旦旦地说。这说辞站不住脚，因为她明明在自己家等我。她说她把门打开。我终于进了她的家，餐厅和客厅里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我仿佛脱离了现实，穿越到了奇幻故事的场景中。其实没过几年，屋内的装饰布置看上去却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仿佛一个鲜嫩欲滴的小姑娘，不过几年工夫就变成了百岁老妪。卡米耶当年精心设计的装饰变成了脏污的旧货。发黄的镜面、灰扑扑的墙壁和地板上，到处都盖着厚厚的灰尘。家具和各种摆设上搭着薄纱、平纹布和乱七八糟的闪光织物，这景象让人疑心墙角都挂着蜘蛛网。“请坐吧。”一个声音对我说。我挪开沙发上摊着的纸张和烂布，坐了下来。隔壁房间的门半开着，我能瞥见一只床脚。我听到奇怪的吵嚷似的声音，沉重的脚步声，然后又有咕咕哝哝的声音，好像一个身体倒下发出的沉闷声响。又过了一会儿，卡米耶在餐厅门口出现了，嘴上胡乱涂了口红，抹到上唇的上面和下唇的下面。她穿着黑缎睡袍，上身敞着胸，露出玫红色的棉质胸衣，红棕色的头发用方巾包着。她不停地吸吮着自己的下嘴唇，嘴里吐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话。我听明白她说的是“杜兰之友”协会、杜兰纪念展览；她还提到她再也不去费罗勒了，因为那里的房子被高价抵押出去了。说着说着，她的话清楚一些了，也有了条理。她开始谈论《美丽的形象》和怀特·司各特。可是没过多久她显出了疲态，上半身往后倒下去了——看来她是要睡着了。我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她又开口说，她真想有一头白发，因为经常有男人被她的背影吸引而尾随她——实际上她胖得要命——可一看见她的脸，他们都露出掩盖不住的失望。跟我握手告别前，她又带着点淘气的神情问我：“您觉得我穿超短裙怎么样？”

1967年秋天，我从哥本哈根一回来，就发现家里有卡米耶留的一张字条，是十天前写的。上面说她被法院威胁查封财产，需要她在四天内交一小笔钱就能避免。我本来完全可以借给她钱，然而我在丹麦。第二天她又打电话给我，让我联系她的“小门房太太”，C夫人。C夫人告诉我，卡米耶很久没付房租也没有交税了，法院已经查封了她的财产，事情的经过很骇人。卡米耶让执达员等了二十多分钟，四肢着地爬进了客厅，身上裹着令人作呕的脏袍子，浑身酒气。她在地上滚着，又哭又叫。查封完毕后，C夫人帮她躺回到床上。她以前从没进过卡米耶的卧室，发现房间里堆满了空酒瓶子，还有很多乱糟糟的纸张，这很容易引发火灾，因为卡米耶用电暖器取暖。污黑的床垫上连床单都没有，垃圾桶里扔着吃剩的食物，能看到蛆虫在蠕动。卡米耶不许别人碰任何东西。她每天早上九点就开始喝酒，一个电话，杂货店的老板娘就把酒送到她家里，还都是很贵的酒。查封之后她就不吃东西了。C夫人把吃的放到餐厅的桌子上，叫卡米耶吃东西。第二天她再来时，食物原封未动。夜里有时听到卡米耶唱歌。“我跟其他房客什么都没说，”门房太太对我说，“人心险恶，他们肯定都在看笑话。这不是什么别的事，是不幸。她败落了。”她很喜欢卡米耶，她脑子清楚的时候那么有教养、有文化，跟她说话的时候又那么亲切有礼。我说得送她进医院，并让C夫人好好劝她，然后打电话给卡米耶，告诉她萨特会替她付医疗费用。她固执地拒绝了，她什么人也不想见，尤其是医生。她拒绝离开自己的房间。

萨特给C夫人寄了些钱，让她去把卡米耶欠的债还上，同时继续照顾她。C夫人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报告情况。卡米耶连着四天每天都能吃点东西，然后情况又恶化了：她每天都喝掉六瓶红酒。C夫人对她说：“您这样是自杀！”“为什么不能自杀呢？反正我没法活下去了。”卡米耶答道。她整日卧床不起，大小便在吃饭的盘子里解决。我建议门房太太报告卫生部门，请他们把卡米耶送到医院去。“不，我愿意继续照料她。”门房太太说，然而三天后她放弃了。卡米耶开始大小便失禁，房间里到处都是排泄物，连头发里都是。她躺在地板上，没吃完的牡蛎在旁边。那天早上，她还有点力气要C夫人给她买鱼子酱，但被一口拒绝。C夫人叫了救护车。医生没有进卡米耶的房间，觉得一地垃圾，无处下脚。护士们感叹说：“真没见过这样的！这哪是个女人啊，这是一堆大粪。”卡米耶处在半昏迷状态，乖乖地被抬走了。她身上长了褥疮，睡袍都粘在皮肤上了，只好剪开。在拉里布瓦西埃医院，人们给她理了发，把她放到浴缸里洗澡。她像个被流放的人一样瘦骨嶙峋，唯有肚子鼓得像个球一样。

第二天我去医院探望。值班的住院医师不在。女看护告诉我，卡米耶因糖尿病在接受观察。我让看护问她愿不愿见我，她说愿意，于是看护远远地给我指了一个病房，里面有八张病床，但我没看见卡米耶。我排除了几个病人：年轻人、白发的老人都不是，剩下的只有一个棕色短发的女人，面孔浮肿变形。我走近一些，听到她在跟护士讲话，我认出了卡米耶的声音。她穿着统一的粗布病号服，手腕极度纤瘦，脸肿得厉害。她为自己的发型感到抱歉：“他们把我的头发剪掉了，我实在没力气梳头。”我问她是否得到了应有的照料，她说：“我简直是在受苦刑！我想要什么都没有。”“您想要什么呢？”“牛奶，只有牛奶能让我有点精神。护士们都很粗暴，他们说我是大粪。”“怎么会这样呢？”“他们就是这么没教养。”她很庄严地回答我，然后告诉我，她的手有时候会痉挛，如果端着杯子没法把它递给护士，护士就会很凶地骂她。我建议她转到私人诊所，她想了想说：“不，我还是喜欢待在这里。”我问她睡眠怎么样，她说：“我整天都在睡，跟昏迷了一样。”她想让门房太太给她送被子和袜子来。“不要太贵的，圣皮埃尔市场买的就行。”她没有抱怨自己被强行从家里带走这件事。看来她丝毫没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

接下来的好几天，门房太太都给我通报消息。她去看卡米耶，替她采购东西。她的状况稳定了。12月11日到12日的夜里，凌晨四点钟，我被电话吵醒。是拉里布瓦西埃医院，卡米耶刚刚去世了。11日早上，她想要一瓶勃艮第葡萄酒，被拒绝了，夜里她就窒息了。医院给她做了人工呼吸，但没有抢救过来。她的葬礼在四天之后举行，到场的只有五个人：杜兰的遗嘱执行人、“杜兰之友”协会的秘书长、C夫人、萨特和我。只有C夫人的眼圈红了。

C夫人清理了卡米耶的公寓，搬出去四百五十个空酒瓶，并在腐烂的床垫下面找到两套特别漂亮的戏服，也都已经烂掉了。杜兰其他的纪念物品后来都被阿瑟纳尔图书馆收购了。

她把卡米耶留下的文件纸张交给了我。东西很少，没有她写作的任何痕迹，连一页草稿都没有，我并不吃惊。但萨特给她写的那些信呢？只剩下寥寥几封。杜兰的信又去哪儿了呢？我找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的来信，还有卡米耶回信的草稿。极少数人建议与她会面，都被她拒绝了，理由是要“神秘地隐居”，要写她的“作品”和关于杜兰的“巨著”。就在临死的前一天，她还收到了一封信：她在费罗勒的房子已被多次抵押，最后被村里的农民买走了。

卡米耶的遗物里有一本像是日记的东西。那是一堆拆散的淡紫色透明活页纸，规格不一，上面用绿色、紫色或红色墨水杂乱无章地写满了笔迹粗大的文字。因为有很多删改、涂抹，文字简直无法阅读。这是她从1960年直到去世所做的笔记。卡米耶起初崇拜堕落天使路西法，后来转为信仰几位不知用什么奇怪的标准选择的圣人。她觉得人们太不重视圣徒团契了，只知道过亡灵节，而忽视了万圣节。她在每一页的上方都写着日期和她当天纪念的圣人。她用大写字母写着“祈祷”，记下每一天过得一般还是很好。除了圣徒，她也祈求圣父和耶稣的佑护，还经常提到“灵魂们”。她写道：“这肯定会让妈妈很开心。”她觉得自己得到了“启示”，被一股内心的力量“驱使”着，赶在杂货铺关门前去买东西，或在烤鸡刚刚出炉的那一刻到了烤肉店。食物和健康是她主要关心的两件事，她记录自己每顿饭吃了什么，喝了多少杯矿泉水，用了什么药，睡得怎么样。有两三次她提到了读的书：怀特·司各特、米什莱；还提到音乐：在广播里听到了柏辽兹的音乐。她几乎从来不提自己豪饮，但偶尔会记下自己刚刚经历了“狂风暴雨”或“黑暗时刻”。有时候她也会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环境有多么污浊不堪。1964年，她提到自己清洁了“床头设施”：为了“工作”的需要。另一天，她让门房太太清理了所有的垃圾桶。她写道，垃圾桶的内容表明，她刚刚经历了一段“黑暗时光”。清理它们仿佛使她得到了“赦免”。

我没想到这些文字如此幼稚无聊，今天想起来还感到惊讶。我们以前在她的文字里感受到的那种空虚彻底吞噬了她：酒精和孤独击垮了她，她的人生最终在虚空中沉沦。这种先天的人格缺陷该怎么解释？显然只能从童年找答案。她曾经在我们面前把自己的童年描绘得像个传奇，然而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并不知晓。少了童年这把钥匙，卡米耶的整个人生故事和她最后几年的沉沦，成了我永远解不开的谜。

布尔拉死后，丽莎无法再忍受法国的生活。战后她交往了一个美国兵，一个风度翩翩的好莱坞助理导演，打算嫁给他。他原本无心成家，可她怀孕了，并说服他办好了手续，让她得以去美国与他团聚。1946年她到了美国，不久后生了个女儿。1947年我在他们加利福尼亚的别墅小住，发觉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融洽。他们经济上相当拮据，她以此为由去超市偷东西，这让她丈夫非常恼怒。打理家务和照顾孩子让她筋疲力尽，她变得不修边幅，在家里穿得像个邋遢鬼一样晃来晃去。她在好莱坞也像当年在巴黎一样我行我素，杰克带她去参加派对的时候，她故意穿得不伦不类，脚上蹬着大头鞋或散步的便鞋。她猛烈攻击一些有名的制片人和功成名就的导演，批判他们、跟他们唱反调或对他们冷嘲热讽。碰上冷餐会，她就偷偷地把香肠和三明治塞满随身带的一个大袋子。有一回袋子开了，她自己哈哈大笑，杰克却沉着脸。有时候她也偷些笔、手表、胸针之类的东西。杰克让她不要再搞这些把戏，她置若罔闻。他是个有教养、很自制的人，对她一向殷勤体贴，但有时也流露出厌烦的情绪。她指责他对好莱坞的俗气过于顺从，又太把自己当回事。她有时会突如其来地爱意汹涌，紧紧抱住杰克，把他捧到天上，说自己多么爱他；有时又为一点儿小事抱怨不休，冷着脸，尖酸刻薄地指责他。她甚至会对他动手。回法国不久我就收到她的来信，信上说有一天杰克去参加活动，回家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一点，她就把一桶水浇到他头上。她很后悔，觉得自己的这个举动太“老套”。

因此，1949年9月，我得知他们的关系彻底恶化时，并不感到非常意外：

我要给您写一封非常伤感的信。我如何陷于这样的绝望，说来话长。简言之，我觉得和杰克的关系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万念俱灰，思之心痛……他告诉我说，他娶我的时候沮丧至极，他挺喜欢我，所以不忍心拒绝，但他一心只盼着结婚申请不被受理……从一开始，我们的共同生活就蒙上了物质匮乏的阴影……我始终感到，杰克从心底里深深地厌恶我。

自您走后，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日子。生活变得狭窄而空虚，孩子正处于让人无法忍受的年龄，我唯一的快乐，就是晚上见到杰克，爱他。我经常感到万念俱灰，这种低谷表现为对杰克的反感和仇恨，为一点无谓的琐事就爆发……杰克嫌我是个悍妇，可他从来没用爱和温情帮助我不做悍妇……

丽莎总认为别人没给她足够的帮助，对她没有足够的付出，唯有布尔拉没有受过这种指责：不过，假如他们的关系一直持续下去，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跟杰克的关系反正是不行了。10月，她又来信说：“我们的关系基本是在苟延残喘了。我跟他在一起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免得在这个国家彻底孤独。杰克前一段时间过得很糟糕，跟我说了他多么鄙视我，跟我一起生活有多么不堪忍受。‘也许我不得不跟你一起生活，可我并不是非爱你不可。’ 留住杰克还是失去他，如今我已经无所谓了。”

她决定去大学听课。凭着天赋，她立刻就表现得非常优秀。比起电影界，学术界对她要友好得多。她迷上了一对同性伴侣，英语文学教授威利和大学生伯纳德。她想分享他们的生活，因此跟踪、窥视他们。有一天，她躲在他们房间的壁橱里，偷窥了他们一夜。他们乐坏了，特别是威利，成了她的好朋友。她连着几天把杰克甩在一边，跑去住在他们家里。她在给我的信里长篇大论，热情洋溢地谈起威利。

她每周听十小时的课。从1950年开始，她每周在大学教十小时法语。她交了一些朋友，杰克对他们不以为意，正像她对杰克的朋友不以为意一样。她又回来跟杰克住在一起，但不觉得他们的关系还能维持多久。对女儿玛丽，她的态度很纠结。每封信的开头，她都对孩子的可爱大加赞叹，还无比同情我那些没有做过母亲的女友。在最后一页，她抱怨教育孩子是多么劳累、多么烦心，并指责玛丽专横地对待她。说起威利，她的满腔热情常常变成尖酸奚落：他令她失望了。她非要跟他睡觉，不是为了满足身体的欲望，而是为了征服他。她打着存在主义的旗号劝他道，同性性取向不是本质，他只有跟女人发生关系才能证明自己的自由。威利不为所动，于是她生气了，对他大喊大叫，甚至动手打他。

1950年夏天，我在奥尔格伦家遇到她，我们聊了她的问题。她与杰克之间的裂痕在扩大。到了11月，她离开了他。“这几个星期真的是我人生中最惨淡的时刻，如果不算布尔拉被捕之后的那段时间……回到洛杉矶后，我又跟杰克过了两周，然后就自愿跟他分手了。我决定一个人过。我租了一间无比糟糕的小公寓。算了！洛杉矶就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威利吓坏了，以为我是为了他离开杰克的，所以跟我分手了……到了晚上，我绝望地紧咬牙关，等着风暴过去。杰克时不时来看我，可这比我完全不见他更让人沮丧。”

杰克给了她一点儿钱，可是他自己也很拮据。威利也来看她了，不过是为了诉说伯纳德如何折磨他。她的生活里全是苦涩。她交了个新朋友，一个叫贝提的物理学家，她很喜欢他，可是他不想被拖入稳定的关系。贝提虽然被她吸引，但同时也惧怕她。她心里清楚是因为什么。她在给我的信里非常清醒地说到这件事：“我更好地掌握了对付别人的手段，不再打碎他们的眼镜或者挥舞拳头恐吓他们。我的暴政变得巧妙了，但还是暴政。”

幸亏有贝提，她的不幸感才稍微减轻了一点。她用英语写了篇很漂亮的短篇小说，只是找不到地方发表。小说讲的是她与女儿的关系。杰克宣布想跟她离婚，她慌了：“我完全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没法跟任何人交流。我一方面似乎觉得自己不能爱任何人，另一方面又不想爱任何人。我太怕让自己担风险了。这可能受我跟杰克的经历的影响吧。不，原因应该更久远，杰克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要求我开始走离婚程序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我差点崩溃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这三年的时光变得那么荒谬，纯属浪费时间，我连丈夫都没有了，当个法语老师又能给我什么慰藉呢？”

她辛苦谋生。“早上在一家幼儿园工作，下午在大学上课和做家教，晚上和礼拜天都在杂货店打工。我一周工作五十五个小时，只够糊口，空闲的时候还得照顾邻居太太的两个孩子，因为我上班时她替我照顾玛丽。再这样下去，我觉得自己要疯掉了。”

多亏了贝提，这样的生活没有继续下去。他对丽莎的爱战胜了对她的恐惧。丽莎写信给我：“原则上来说，是我向贝提献殷勤，这其实让他很开心，虽然他承认自己不想被生吞活剥。不过他对我很有信心，觉得我会是个伟大的作家。我呢，我觉得他会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于是我们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不久后她就搬到他家去了。1954年夏天，她从巴黎回去之后，写信给我说，贝提在乡下买了座非常棒的房子，在山坡上，还带花园。她看起来心满意足。然而在杳无音信的一年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让我目瞪口呆的信：

“我的膝盖要完蛋了，我已经无法站立，关节处剧痛难忍。两个膝盖都做了手术，从每条大腿各取出一块十二厘米长的骨头，移植到胫骨上。我的髌骨也做了修复手术。手术持续了五个小时，我出来的时候从脚趾到胯部都包在石膏里，就这么过了两个半月……终于出院回家后，我又在石膏里待了一个月。虽然用了麻醉药，我最多只能连续睡两个小时，就被剧烈的头痛和腿疼惊醒……跟杰克办完离婚手续，两个小时后，我就裹在石膏板里，坐在轮椅上嫁给了贝提。目前我已经痊愈了，今天头一次骑了自行车。”

她恢复了健康，决定去学法律，要当个律师。她幸福吗？她每封信的开头总是兴高采烈地讲她的生活：贝提是个天使，花园美轮美奂，接着怒气冲冲地指责玛丽，说玛丽搞得她的日子简直过不下去。她还抱怨自己的现状：她成了个美国主妇，这可不是她当初的追求。

在与我的关系上，她在友情和怨恨之间摇摆不定。她的来信都很亲热，只不过里面总夹杂着几句让人不爽的话。我得龚古尔奖的时候，她开玩笑地批评我不给年轻人留机会。我没有当回事。但是，得知她针对我说了些既令人不快又不符合事实的话后，我就不再给她写信了。有好几年，我对她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只听说她生了个男孩。我从共同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据说她对儿子宠爱得无以复加，可是对玛丽却粗暴无情、反复无常，结果那姑娘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心理医生建议让玛丽远离母亲，丽莎同意了，玛丽被交给父亲抚养。不久之后我在巴黎遇见了他们：玛丽成了一个优雅漂亮的姑娘，看上去完全找回了内心的安宁。

1960年底，我在巴黎见到威利。他告诉我，丽莎后来想再生个孩子，临盆的时候痉挛难产，婴儿窒息死了。医生禁止丽莎再怀孕，这对她无异于雪上加霜。没过多久，她写信给我，给我讲了婴儿的死。她还写道：“我有种奇怪的血液病，因为缺乏某种东西，某种蛋白质，所以我不能活很久。除此之外，我们很幸福。”她给我寄了张她和小儿子的照片。她美丽依旧，但是脸上没有了那种混合着温柔与暴戾的东西，那本来是她的魅力所在。她的脸美国化了，完全生硬了。我简短地回了她一封友好的信，之后我们的联系又中断了。

不久我得知丽莎患上了哮喘，花粉尤其会引起她的不适。她叫人把院子里所有的植物都拔掉，整个山坡铺上了水泥。在室内，除了木头和石头，其他材质的东西她都不能忍受。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显得荒凉冰冷。她在房间里堆了数量令人咋舌的各种物件：打字机、圆珠笔、铅笔、手表。然而她的哮喘日益严重，她认为自己不适应洛杉矶的空气，那里确实多尘霾。贝提同意跟她一起搬到旧金山。在那里，为了不让儿子麦克孤独，她收养了一个小姑娘。她的哮喘有所好转，但还是经常生病，据说跟癫痫有关，所以她要么痉挛，要么头疼发作剧烈。

据一个认识她的心理专家说，她的哮喘、痉挛和偏头痛明显有身心疾病的特征。童年经历、无国籍者的身份和布尔拉之死都给她留下了伤痕，与杰克的分手又给了她新的打击。贝提忠诚的爱不足以医治她所有的伤痛。她想要幸福，也想给他幸福，然而不幸的种子已经悄悄埋在她的身体里。

1967年4月初的一天，我收到丽莎的电报，说她已到巴黎。她让我给斯克利浦旅馆打电话，我照做了。我没有听出她的声音，那明明是个低沉的男人声音。我问她感冒了吗，她吃惊地回答，没有。她来巴黎是陪丈夫去莫斯科参加学术会议。我们约好第二天一起吃午饭。

第二天，临近下午一点，我惴惴不安地望着空荡荡的街道。疾病和衰老究竟把丽莎变成了什么模样？我们之间还能够沟通吗？我等着一个陌生的面孔来为我重现旧日时光，这感觉颇为怪异。我在窗口张望了很长时间，一辆出租车才姗姗来迟，停在离我的大楼几米远的地方。一个女人下了车，她戴着玳瑁框的眼镜，穿着蓝得刺眼的长裙，脚上是长筒靴子，毛巾布的罩衫下露出粗壮的臂膀。她手上拿着一把发刷，一边走路一边装腔作势地刷着暗金色的头发。一个小个子男人，手上拎着几个布袋子，肩膀上斜挂着相机，踩着小碎步跟在她后面：一定是她丈夫了。接着，有人在门厅里大喊：“海狸！海狸！”是丽莎的粗嗓门。我打开门。她抱住我，一通感叹和大笑。她很像我在电影里见过的那些四十多岁、喝酒喝得变了形、神经兮兮的美国妇人。靴子和长裙勉强遮盖住她肿胀得吓人的腿和膝盖。“我是故意迟到的，就想看看您会说什么。”她挑衅地说。接着，她兴致勃勃地嚷嚷着从袋子里掏礼物：一枚特别难看的小胸针；一个圆形的大挂钟，一年换一次电池，无须上发条；一扎小卡片和自贴纸，她激情澎湃地给我介绍它们的不同用途；还有一套图片，上面全是用男人或女人的名字命名的钟表。她给我展示的时候止不住放声大笑，而我不禁难过地想，疾病彻底把她弄傻了。

“钟表本来是我送给贝提的生日礼物，”她说，“他非要把它留下，我们就争执起来，所以才迟到了。”我闻言尴尬，很想把贝提的礼物还给他。她反对，说他可以回旧金山再去买个表。他点头同意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开口说过话。

她环顾四周。“您现在怎么样？忙什么呢？”“还是老本行：写作。”“怎么会这样呢？”她一脸同情。我说出了她唯一能理解的理由：“因为能赚到钱。”“好吧，这倒是个理由。”她表示赞同道。

贝提拎着丽莎的包，丽莎手上拿着发刷，我们去餐馆吃饭。她点了蜗牛，故意做出贪吃的样子，边吃边夸张地感叹着：“真是太——美味了！”她简直像在故意丑化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她的表情和动作都那么夸张，身体仿佛不受控制：她突如其来地把身体甩来甩去，前仰后合。

她吃得很少。“我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也不能多吃东西。再说那一个又那么爱嫉妒，我真是什么乐子也没有了。”她笑着说道。因为身体丑陋，她卖弄风情的样子越发令人无法直视。不过她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话，几乎都关于她的孩子。她特别宠爱儿子，为了他好，不让他做独生子。可她收养了莉莉后，麦克嫉妒得发疯：他开始不听话、打碎东西，把丽莎喜欢的东西扔到垃圾桶，放火烧窗帘。她没能驯服他，就把他送去军校寄读。“一开始贝提不同意。他说：‘不行，你可不能把对玛丽的那一套再拿出来！’后来他理解了。”她说着，给了丈夫一个微笑，而他没有任何反应。我想，他一定打定了主意，必须“理解”许多事情。她温情脉脉地说起莉莉：“小女孩真是太有趣了！”接着她就抱怨，整整十八个月，她从早到晚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教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问她有没有读什么有意思的书，她大惊小怪地说：“读书？您想什么呢！我连报纸都没读过！您可能不知道驯服一个孩子有多费时间精力。”莉莉与麦克一样，开始报复这种过度的关注，她打碎物件、乱扔东西、放火。“不过现在她很乖了。”丽莎说，她给我看孩子的照片，那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只不过眼神里透出“被驯服的野兽的迷乱”。她又给我讲她的母狗，一个体型很大的家伙，她特别喜欢。她得意地告诉我：“我教它学会了在马桶上方便，就跟人一样。这可不容易，不过我把它驯服了。”这种对“驯服”的兴趣是丽莎新养成的爱好，我只觉得可怕。

丽莎说得太多了，我和贝提连咖啡都喝完了，她还没吃完她的奶油草莓。“我打包带走。”她说。我反对：我们可以再多待一会儿。可她非要在街上边走边吃，她又开始滑稽地模仿自己年轻时的习惯了。大量的药物蚀空了她的内心，她机械地复制自己年轻时的做派，想掩盖自己的空虚。一个小时后，她坐进了出租车，抱怨说剧烈的头疼又发作了。听说她回到旅馆就躺下了。

从莫斯科回来时，她穿了一条灰色的粗布裙子，又短又难看，还装饰着蓝色绒球。她对我说：“其实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情况可能更糟糕，至少我现在还能走路。”她对旅行很满意，但其实什么都没看见，因为她几乎一直待在酒店房间里。她把一个大塑料袋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给了我一些莫斯科某旅馆的信封。然后，她伴着夸张的手势，嗓门很大地给我讲起她在旧金山的日子：那是彻底的孤独，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都差点没法来旅行，因为不知道能把莉莉托付给谁照料：贝提的母亲在最后一刻才同意照看小姑娘。跟我告别前，丽莎问我道：“说实话，咱们俩是为什么事生气了呢？”“因为您说过的一些话。”“噢！这完全有可能！我喝了酒就胡说八道。”我知道她从不喝酒，不过我没说破。

回到美国她就给我写信。信封上有拼贴画和彩画，她以前就喜欢做这些好玩的东西。信的内容很有趣，她在准备律师资格证的最后一门考试，最近正研究遗嘱：“从遗嘱来看，人类是个奇怪的物种。”她总结道。她能继续学业，说明她的脑力损伤得没有像我以为的那么严重。在巴黎的时候，疲劳和激动可能加重了她的症状。

一年后的某天，一大早就有人拼命按我家的门铃。我没有立刻认出那个头戴圆顶帽、斜挎方盒子的小个子男人是谁，他看起来像个要去垂钓的渔夫。他身后跟着丽莎，她一边高声表达着见到朋友的喜悦，一边扑到我怀里。她一件件拆开包装，把精美的礼物拿出来：一块电子腕表，一支最新款的派克笔，还有几件给萨特的格子衬衫。贝提要去普瓦提埃开学术会议，他们要先去一趟意大利。我们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丽莎在巴黎逗留的十天里，我们见了三四次。她不像上次来时浮肿得那么厉害，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不适应。不过，我见她时她刚刚经受了连续四十八小时剧烈头疼的折磨。她周身散发着一股药店难闻的味道。只要一感到疲倦，她就立刻全身冒汗、双腿颤抖，得马上吞下一颗主要成分是乙醚的药片。她说起话来还是指手画脚，穿衣品位还是差得吓人。她的头发里缠着一条绿发带，穿着白底绿点的连衣裙，罩着橙色的绒面外套。她对贝提的态度变得不那么亲切了。在我家里，丽莎有时让他坐在自己腿上，逗弄着奉承他，他默默忍受着，表情有点僵硬。有时她还会当面对他出言不逊，甚至说些侮辱性的言语，他仍然一声不吭。不过有一次，丽莎又愤愤不平地把他指责了一通后，他咕哝道：“我又怎么了？”她声称贝提有时候会冲她发火，甚至打她，她为了自卫去学了空手道，他也学了。说着，他们就在大街上带着装腔作势的活泼劲儿摆出了格斗的架势，让我看得很尴尬。丽莎比以前更不讲究体面了。在餐厅吃完饭，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防水的袋子，要把她没吃完的炖菜都带走。她对我说：“那边都这么做。一般都说是带回去喂狗的，但谁也不是傻子啊。”我劝住了她，她最后只带走了些水果。饭后他们跟我告别，去老佛爷百货商场给莉莉买熊，给丽莎买拖把，美国卖的她用得不顺手。直到走的前一天，她还是没买到梦想中的拖把，他们打算第二天早上坐飞机之前再去找找。

丽莎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有所改善。她导师的太太喜欢我的书，她受了影响。她热情地赞扬了《破碎的女人》，说她和贝提把书高声通读了一遍。贝提在大街上为我们拍合影。丽莎把我举起来，让我在空中打转。她乐得放声大笑：“可怜的海狸，看看她窘成什么样了！”我们主要谈了她的健康问题，顺便说了几句她母亲的事。她曾把母亲接去美国，老人在那里过得很不开心，因为一个英文字也不认识。母女俩就此反目，丽莎认为这全是母亲的错。老太太后来得了癌症，在医院里病死了，到死母女俩都未曾相见。

丽莎从威尼斯给我寄了张明信片，文字的内容闷闷不乐。她觉得无聊透顶，对贝提的表现也不满意。她让他一个人回了美国，自己又在巴黎逗留了几日。整个夏天我们都没有通信，到了12月底，我收到了贝提的来信：“我要告诉您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当时猜想：他们离婚了。接着我看到了后面一行字：“丽莎死了。”周一她得了流感，卧床不起。周四，贝提建议请个护士来家里，这样他带孩子外出散步的时候能有人照看她。丽莎拒绝了。贝提从外面回来，进她房间看时，丽莎已经去了，其他的细节我一无所知。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的信息显示的是丽莎的名字和地址。我盯着这件仿佛从冥界来的礼物，一时呆住了。这是美国流行的一种圣诞水果蛋糕，要提前很长时间预订。她是在病倒的前两日寄给我的。

从1960年起，贾科梅蒂的健康就出了问题。他被剧烈的胃疼折磨，并为此忧心忡忡。他的医生和朋友P大夫让他放心，说那只是简单的胃炎，贾科梅蒂仍然很担心。他工作起来越发拼命，过度的劳累终于把他压垮了，他经常在工作间里晕倒，一方面不满意自己还没能“根除雕塑”，另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健康。他变得远不如以前开朗，也不怎么关注外界了。我们见面时的气氛没有了往日的热烈，他显得疏远了许多。

1963年初，专家告诉贾科梅蒂他患了胃溃疡，需要手术。手术很顺利，几天后我们在诊所见到了他。他表情轻松，感到自己从此摆脱了病痛，急切地盼着重返创作。

不久，他的妻子安妮特来找萨特。她觉得萨特在很多方面与贾科梅蒂很像，他比任何人都更能回答在她心里盘旋已久的那个问题：该不该跟她丈夫说实话，告诉他得的是癌症？她曾经向外科医生吐露心事，后者冷冰冰地问她：“是利益问题吗？您想让他安排后事？”“不，完全不是。”“您信教吗？”“一点不信。”“那为什么要让他知道？”她谈了自己的理由。医生发起火来，坚持说，对癌症患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知道真相更能危及精神状态的了。就算安妮特说了实话，他和P大夫也会否认的。她想听听萨特的意见。萨特回答说：“我是让海狸向我保证了，不隐瞒任何事情。”在他看来，假如一个人真诚地度过了一生，从不自欺欺人，那么他就有权直面自己的死亡，完全清醒地安排自己剩下的时光。再说了，这也不是向贾科梅蒂宣布什么立即执行的判决，也许他已经痊愈了呢。在他这个年纪，癌症发展是很慢的。

谈着谈着，我们又提起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帕尼耶的妻子。医生当时断定：“她活不过一年。”我们赞成帕尼耶保守秘密。她没什么后事好安排，身体虚弱不堪，每天卧床不起，头脑昏昏沉沉，何必让她战战兢兢地等死呢？于是她始终怀着自己快要康复的希望，平静地去世了。帕尼耶知道自己骗她是为了她好。但他心里很痛苦，他们两人始终坦诚相待，如今却被谎言隔开了。

安妮特的心情也大致如此。萨特最终说服了她。她走的时候，基本上打定了主意要把真相告诉丈夫。

可她没有立刻就说。我们又跟贾科梅蒂吃了两三次饭，他看上去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觉得很不安，几乎到了羞愧的地步：我们知道他的一大秘密，而他自己却蒙在鼓里。我们觉得不切实际的幻想有损他的尊严。安妮特痛苦万分。我们在演戏，这无异于背叛。

他们动身去了斯坦帕 。一天晚上，我们接到贾科梅蒂从瑞士打来的电话：他感谢萨特给安妮特的建议。原来他刚刚得知了真相。他的外科医生让他把一封信交给在瑞士给他治疗的意大利医生。那位医生做了件极其愚蠢的事，他让贾科梅蒂替他翻译信件的内容，因为他的法语不好。外科医生在信里说，病人得的是癌症，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毫不知情。大家一时都哑口无言。等到安妮特和贾科梅蒂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两人说起话来都遮遮掩掩：他不知道她是否早已知情，也不知道她是否正确理解了医生的信；而她则不确定他是否完全看懂了信。两人最后还是开诚布公，互相说了实话。在电话里，贾科梅蒂的语气听上去无比欣慰。在那之前，他对自己的病真的毫不知情吗？看来并非如此。他心怀疑虑，却只得独自面对，如今他不再是孤身一人。从怀疑到确定需要时日，从隔阂到达成谅解则更为不易。他心情舒畅了许多。他们回到法国后，我们的交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愉快。

不过，他几乎要跟P大夫绝交了。不仅是因为P大夫撒了谎，更因为他承认，几年之前他就在贾科梅蒂的X光片上发现了可疑的斑点。“我选择缄口不言，因为我不想让你从此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他解释道。

1964年1月，贾科梅蒂的母亲生病去世。他深受打击。他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多年前，当母亲把自己床头上方挂着的他父亲的一幅画取下来，换成了他的作品时，贾科梅蒂心中无比喜悦。1958年，他给母亲画了一幅肖像，作品洋溢着柔情，非常动人。

那一年我们很少见他。7月，我们从苏联回来，奥尔迦告诉我，贾科梅蒂因为萨特在《文字生涯》中说的关于他的一段话而生气了，这让我大感意外。在蒙帕纳斯的一个酒吧里，奥尔迦听见他对他朋友洛塔尔说：“我很高兴萨特7月才回来，到时候我就走了。我秋天才会见到他，这样我就有时间把这事给忘了。”他看上去很阴郁，奥尔迦补充道。她问他工作进展如何，他沉着脸回答：“还得十年呢！”因为第二年在纽约将有一个他的作品大展，洛塔尔问他是否会去，他咕哝着说：“明年吗？喔，如果是明天就好了。”接着他又加上一句，“就算是明天，我也不会去纽约。”

10月，他跟萨特言归于好。“我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儿不知所措。”他说。萨特在《文字生涯》中转述了贾科梅蒂讲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在意大利广场被车撞了，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总算出事了。”萨特在书里评论说：“我欣赏这种坦然接受一切的态度。喜欢意外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然而，事情实际上并非如此。贾科梅蒂那时要去苏黎世，但又不情愿离开自己爱的一个女人。那天，他刚从她家出来，在协和塔广场被车撞倒。躺在救护车上，他暗自庆幸，多亏这个意外，他可以留在巴黎了。萨特居然把这个故事讲得如此走样，简直都不是萨特了。“可我只是原样转述了您的话呀。”萨特反驳道。如果贾科梅蒂的反应真的像他今天说的那样轻描淡写，我们根本也不会在意。说实话，如果真是那样，他又何必告诉我们呢？两种说法南辕北辙，原因显然在他，不过我们最后也没有把这件事弄清楚。总而言之，他对这么一件事耿耿于怀，我们很是意外。不过当时他确实热衷于回忆往事，他一向喜欢讲他的童年和少年，如今更是对此津津乐道。

1965年，在伦敦、纽约及哥本哈根附近举办了他的作品大展。一向厌恶旅行的他，带着安妮特出席了这三次展览。不过——这是后来安妮特跟我们讲的——他日夜被焦虑折磨，一点点小事就让他惶惶不安。在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上，有一天早上，她走进他的客舱，发现他坐在铺位上，两眼发直。“如果你愿意，你就待在这儿，不过别说话。”他对她说。这可不像他的作风。他就那样沉思了许久。在纽约拍的那些照片上，他看起来老了很多，表情也变严厉了。他后期以好友洛塔尔为模特创作的那些半身像透着可怕的气息，其实这不是偶然的：雕像满是惊恐的大眼睛里，投射的是作者内心的狂乱。

那年秋天，他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脏劳累过度，建议他提前去瑞士疗养。他手术后每年都去那家疗养院休养一段时间。他一个人去了。安妮特随后接到电报赶过去，他已经卧床不起。癌细胞扩散到肺部了，他的情况很糟。她发现他变化很大，似乎自从病倒卧床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体就已经放弃了抵抗。他是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总结自己的一生。“我的创作，是的，我是成功的。”他用耳语般的声音说道。这句话让朋友们颇感欣慰，从前他们总见他自我怀疑。他在半昏迷状态中弥留了两天，1966年1月1日，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并未感到特别伤感。他死前沉溺于执念和回忆，我们早已失去他了。他得到了他能希冀的所有荣耀。我认为他的创作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他后来努力尝试的或许是件自相矛盾的事：提炼出人类面孔的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同时又要呈现每张脸的独特性。

1968年，橘园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贾科梅蒂作品展。展厅大门的上方，用大字写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我久久凝视着它们，心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在最恰当的时刻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如今他像多那太罗一样遥远，一样受人景仰：我的生命仿佛也随之被抛向了遥远的时间深处。展厅布置得不是很好：最先看到的是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接着回溯到超现实主义时期，然后再回到成熟时期。在我看来，他的油画和素描作品随着年龄日臻成熟。至于雕塑，他最好的时期是在战后，也就是1945年到1952年。在那之后，也有些作品很成功，但总的说来他的艺术探索一无所获。他最后一件作品，他的朋友洛塔尔的半身像，倒是异乎寻常地令人震撼。公众对他的作品摸不着头脑，对他们来说，贾科梅蒂既不够现代，又不够传统，不足以吸引他们。不过，在圣保尔-德旺斯 的梅格基金会美术馆看过他作品的人，几乎都成了他的热烈崇拜者。那些关于行走的人的大型雕塑作品，放在那个环境里，充分地表现出了作品的含义。如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了贾科梅蒂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每次见到它们，总让我心潮起伏。

自从塑料炸药在她公寓大楼的门廊下爆炸，芒西夫人就搬离了公寓。当第二次爆炸把大楼彻底摧毁的时候，她早已不在那里居住。她住进了拉斯帕伊大道的一家旅馆里。这次更换住所对她来说不算坏事。在波拿巴路的时候，她要爬六层楼梯，尽管有用人帮忙，家务还是让她感到劳累。住旅馆使她彻底摆脱了劳作，她把自己的家具、小摆设和喜欢的书都搬了过去。她也喜欢跟年轻的清洁女工们待在一起。萨特不再跟她一起住了，但他就住在旁边的一间小公寓，经常去看她。她过了三四年安稳舒心的日子：接待朋友、读书、看电视，她特别喜欢听音乐。她出身音乐世家，弹得一手好钢琴，天生一副美妙的嗓音，一度想当个歌唱家。她在绘画方面品位很差，读书也只读通俗书籍，但却热爱音乐，而且有很好的鉴赏力。现代音乐也难不住她，我是在她那儿头一次从电台里听到了贝尔格的《沃采克》。天气好的时候，她就在街区散步，乘出租车去杜伊勒里公园。晚上躺在床上，她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从来不觉得烦闷。”她说。她的装扮时尚精致，几乎总是穿藏青色的衣服，高跟鞋衬托出她的一双美腿。都八十岁了，她的背影依旧挺拔优雅，因为白发被帽子遮住，她在街上有时还会被男人尾随。

孩提时代，她备受施魏策尔夫人的压制，尽管夫人后来变成了一个迷人的老妇人，但曾经是一个严厉而自私的母亲。在少女时代的照片上，小安娜-玛丽神情茫然。她的婚姻十分无趣，而且很快就守了寡，又回到父母的屋檐下生活。她准备参加考试，当劳动监察员，她想要独立。不过她还是嫁给了一个追求她很久的工程师，觉得自己是为了儿子好。这次婚姻依然很无趣。“我结过两次婚，当过两次母亲，可我还是个处女。”她以前老爱这样说。“乔叔叔”是个专断的人，对人对己都很严苛，严格尊崇资产阶级的道德。对自己的继子无可挑剔，无奈继子与他的思想观念没有任何一致之处，长大后频繁与他发生冲突。读了《一个领袖的童年》的开头，他就把《墙》 寄回给萨特。他更不可能见我。芒西夫人感激他以前供养自己和儿子，对他百依百顺、忠心耿耿，总认为他有理，可又很怀念从前跟儿子的亲密无间，努力跟他保持亲近。她好几次瞒着丈夫请我们去茶馆喝茶。战争期间，我也会单独与她见面。不过，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才彼此产生了真正的依恋。她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赞同我的生活方式。我不在意她的偏见，可她表面上的柔弱却让我不自在。她说话爱用支离破碎的短句子，滥用“小”这个字眼，好显得委婉。比如在茶馆里，她问女招待：“小卫生间在哪里啊？”她的语调有些哀怨，总抱怨自己被小病小痛折磨，即使开心也不承认。生命在她眼中就是一连串令人厌倦的义务。对任何问题她都不敢发表意见：她丈夫人虽不在，却继续控制着她的思想。

但我很欣赏她在丈夫死于突发心脏病时表现出来的低调和淡定。萨特那时在美国，她没有通知他继父的死讯，不想让他为此缩短旅程。她热切地想跟儿子一起住，萨特回来后就同意了。她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附近找了一间公寓，把最好的房间给萨特做书房，自己留了一间客厅，还有一间小厅权作卧室。帮她料理家务的阿尔萨斯老妇欧也妮睡在最里面的房间里。“这就像我第三次结婚。”芒西夫人兴高采烈地说。

然而共同生活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令她开心。她深受亡夫观点的影响，与儿子常有分歧。他虽然不说，她却深感烦恼。如果萨特偶尔跟她唱反调，她会立刻勃然大怒，不过就像老话说的“灶上的牛奶” 一样，她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她主动挑起争执，对文坛的看法比我们要功利一些：她梦想举办盛大的招待会，由她主持，并希望萨特去追求荣誉和名声。1945年，她写了封申请信，要求授予萨特荣誉军团勋章。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年轻男子，自称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学生，说他妹妹和同学们特别崇拜萨特，因此他许诺从法国替她们带偶像的照片回去。芒西夫人感到十分受用，于是给了那人萨特的很多照片，从婴儿、童年到少年：照片随后被印在《周六晚报》的最后一版，给一篇充满恶意的文章配图。她为自己的蠢行感到羞愧难当，那天晚上在我们面前哭了。萨特安慰她，可他后来劝她不要跟媒体接触的话还是白说了，她好几次跟记者信口开河。她意识到自己太不谨慎，把这归罪于萨特，指责他没有把心里的不满直接说出来。

跟从前对丈夫一样，她对儿子也忠心耿耿，坚信儿子离不了她。她关心他的生活，也想让他听从自己的建议。她是个尊崇等级观念的人，服从现有的秩序，信奉公认的价值观。儿子的言行让她不安。像很多在意他人看法的女子一样，她生活在忧虑当中。当有人在报纸上攻击萨特时，她会感到烦恼。每次他开讲座，或者他的哪部作品要上演，她都惊慌失措。排练时经常发生一些激烈的事件，她一听到风声就焦虑得无以复加。她生怕萨特得罪剧院老板，得罪导演或观众。到了公演的那天，要是她无意间听到负面批评，或者发现掌声不够热烈，她简直像在受酷刑折磨。在很多其他情形下，她会一遍遍地问我们：“一切都好吗？”我们总是回答说很好，一般这也是事实。她总怀疑我们“背地里搞鬼”，自己跑去跟这个那个打听。萨特的政治态度尤其让她觉得遗憾且危险。

这些误解和分歧随着时光流逝慢慢消解，最后消失了。她最终接受了儿子的观点。这不仅是出于对儿子的顺从，通过反抗年轻时折磨她的那些偏见，以及丈夫强加给她的观念，她终于向一切摧残过她的东西复了仇。大概到了1962年，她觉得自己完全解放了：“直到现在，我八十四岁了，才真正摆脱我母亲。”她告诉我们。在小事上那么谨小慎微的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平静地应对以她住的公寓楼为目标的两次爆炸袭击，接受它们带来的后果。

《文字生涯》的出版令她欢欣鼓舞。萨特在书里描绘的施魏策尔先生的形象让她震惊，她也认不出他描写的那个小男孩就是自己的儿子。“他完全没弄明白自己的童年。”她对一个女友感叹。但萨特描写她的方式，包括对当年母子关系的讲述，都使她深受感动。她预想萨特在下一部作品里肯定要讲到继父，那肯定会让她读了不舒服。他迟迟不动笔，她猜他是要等到自己过世后才会写。她很清楚，她的再嫁打破了母子之间的某种东西。她常常向我解释，有哪些原因促使她再嫁。我向她保证说萨特都理解，然而她仍很担忧。

她有了一项新的消遣：补充《文字生涯》欠缺的内容。她打算写下自己的故事以及她所了解的萨特的童年。她奋笔疾书了好几个月，对我们说：“真有意思，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很和睦。我仿佛又看到了家里人，我父母、我和兄弟们，晚上聚在一盏灯下，可我现在意识到，其实我们互相都没有交谈。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她的身体一直有点羸弱。随着年龄增长，她的病痛多了起来：风湿、头痛、高血压，心脏也很脆弱。从前她经常哼哼唧唧，现在却尽量不抱怨了。不过，有一次她还是向萨特承认说：“如果让我老是像昨天那么难受，我宁可立即死了算了。”她昨天疼得掉眼泪。她的生活因此变得无趣了许多。医生不许她坏天气出门，就算风和日丽，她也怕自己在街上晕倒。她拒绝别人陪她散步，一是自尊，二是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她只好把自己圈在屋子里，阅读和看电视让她双眼疲倦，时常头痛。音乐也让她情绪激动，她的心脏承受不住，好几次她险些心脏病发作。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总是开开心心的，圣诞节和元旦她陪我们喝香槟，开怀大笑。不过，当她读到《低调年代》里关于主人公母亲的幸福晚年的段落，她对我说：“我跟她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晚年一点都不开心。”她经常想到死，把自己的一些首饰和小玩意送了人。“我宁愿活着的时候给你们。”她说。她并不想死，因为儿子是她愿意活下去的理由，但我觉得她也不惧怕死。

1968年，她的眩晕发作越发频繁，有时候会晕倒在房间里。著名的心脏专家M大夫和社区医生密切关注着她的状况。他们想方设法控制她的血压，减轻她的痛苦，无奈收效不大。

12月25日，我们一起喝了香槟。次年1月2日周四，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说自己前一天病了，两天前呕吐过。周五晚间，我正在萨特家写东西，门铃响了，来的是旅馆的经理，他说芒西夫人的情况很糟。萨特连忙赶了过去。他叫了救护车。芒西夫人心梗发作了，痛苦不堪。心脏病专家嘱咐过萨特，一旦有事就去费尔南-维达尔医院找他治疗。当时他不在巴黎，但芒西夫人仍然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她的痛楚消失了。第二天萨特去看她，她已经不难受了，人很高兴，意识清楚，略微有些兴奋，也许是药物的作用。

星期天，一走进她的病房，我就被吓了一跳：她没戴假牙，披头散发，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十岁。她忘了有些词怎么说，就用另外的词替代：“我要是在这里待两米，那就真要病倒了。”她很苦恼，“我成老糊涂了。”其实她头脑很清晰，记忆力也没问题。她还提到了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看来她是要康复了。

接下来的几天，她恢复了正常说话的能力，但开始出现了谵妄症状。周二那天，她同病房的女病人早上七点钟消失了，下午才回来。周三，芒西夫人告诉萨特说，那个女人在“出售尸体”。她前一天去科西嘉了，在那里买了一具美国人的尸体，下午把它带了回来。“也许他们看上我的尸体了。”她说，又问萨特是不是该报警。第二天我们去探视，发现她满脸倦容。她说夜里胳膊疼，因为女病友打开了窗子，搞得她着凉了。我们觉得这个解释不可信。“这地方不适合老年人待。”她又说。每天早上六点钟开始，医生们就来给她做各种治疗，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这让人筋疲力尽……“把我扔在这里两个月，我就再也出不去了。”她又用怪怪的语气说，“我可没想到这事会是这样。”她说的这事指的是结局，是死亡吗？抑或她只是有点失望，没有像M大夫许诺的那样有一间单独的病房？住院的经历让她感到新奇有趣，她从没在诊所或医院住过。探视快结束的时候，她开始语无伦次。当时到处都在谈论登月，她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可别告诉我，我会担心的。”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也是委婉地问我们是不是会去旅行。可她的语气是一本正经的。我们明白她想睡觉了。那一天，我感到她时日无多了。

周五早上，萨特接到电话，他母亲被送到了拉里布瓦西埃医院。她得了急性尿毒症，那里的设备能更好地为她提供治疗。她一到那里就偏瘫了，这是心梗的常见症状。她前一天抱怨的胳膊疼，很可能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萨特到的时候，她躺在一间很大的复苏抢救室的小隔间里，不省人事，全身绑着维持心脏跳动的仪器，手臂上挂着点滴。

芒西夫人被转回了费尔南-维达尔医院，安置在单独的病房里。几台仪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她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右半身瘫痪了，下唇有点斜。她的样子没有变，但已经完全是一张垂死者的脸：双目紧闭，鼻子插着导管。她就这样躺了两个星期。我有两次见她眼睛半睁着，但我不觉得她能看见我们。有那么两回，我不在的时候，她把那只能动的手从被单下面伸出来，抓住萨特的手腕，紧紧握着。她尝试对他微笑，可嘴巴已经不听使唤。她已经示意他出去了。她无疑是认出了他，然而她是隔了多遥远的距离，又是从怎样黑夜一般的深渊里认出他来的？

每次到医院，我们询问她的病情时，护士们总是回答：“不比昨天更糟。”可她的记录卡上一直写着“昏迷”。1月30日，周四，护士打电话告诉我：“她不太好。”但她们却对萨特说：“情况没有变化。”然而两种说法并不矛盾。等我们到了医院门口，一个眼圈通红的女人，萨特的远亲，冲他跑过来：“我刚见了您母亲，走得很平静。”“走了？”萨特跳起来。“是的，就在半小时前，她走得很安详。您想看她的话就赶紧吧，马上要把她送到拉里布瓦西埃医院去。”幸好她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在楼道里没碰到任何人。打开病房的门，我们看见芒西夫人全身苍白，嘴巴微张着，但样子不再扭曲了，她恢复了生前的面容。护士告诉我们，她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第二天，萨特又在拉里布瓦西埃医院见到了她。他震惊地发现，她脸上带着一副凶狠强硬的表情。他感到母亲也许原本是个富有激情、顽强、拥有狂暴力量的人，生活的重压把她变得温吞平庸，却没有摧毁她。葬礼那天早上我见了她最后一面：五官轮廓还是原来的她，只是已不再有任何表情。

她生前常说：“我不想进教堂。”她有点算是自然神论者，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也不相信永生。我们从医院直接把她送到墓地，家人和朋友们都等在那里。第二天我们去旅馆清理她的房间。东西很少，因为从原先的公寓搬走时，她把自己的东西差不多都处理掉了。萨特把电视机和大多数衣服留给了清洁女工，我们把想留着或送人的东西都收拾进箱子。前后不过一个小时，一个生命最后的痕迹就被抹去了。

芒西夫人半身不遂的第二天，M大夫对萨特说：“作为医生，我必须让您母亲活得尽可能久。但如果我是她儿子，我会情愿她死。”这意味着，即使她躲过死亡，也会大小便失禁、瘫在床上不能动。她一向惧怕这种下场，甚于怕死。我母亲临终前也经受了可怕的折磨，结果只是多活了几天。这种不计代价抢救危重病人的残忍道义是从何而来？医生们打着尊重生命的旗号，自认为有权让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经受各种折磨和摧残，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恪守职责。然而他们为什么不反思“职责”这个词的含义呢？一位年老的女笔友最近给我来信说：“虽然我病重，瘫痪在床，医生们坚持要让我活着。可是夫人，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是主张把老人都杀掉，可那些愿意死的老人们，就让他们死了吧！人们有恋爱自由，就应该有死亡的自由。”说得对，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了很多医生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让我满意。

在芒西夫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思想的变化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相反，勒梅尔太太的态度却让我渐渐疏远了她。我们在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以前似乎无足轻重，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分歧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发现彼此对世界的看法针锋相对，无法再求得一致。1962年夏天，在一次无聊的晚餐上，勒梅尔太太的态度很不友好，自那以后，我很久不曾见她。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后悔，于是给她打了电话，去她瓦凡街的寓所拜访她。那所房子属于我生命中已经结束的一段时光，处处透着阴郁：它属于已经死去、被埋葬的过去，没有当下的位置。勒梅尔太太很热情，我试着跟她聊萨特，聊我自己，询问她的情况。谈话有一搭没一搭，她对我的生活不感兴趣，也极少谈她自己的生活。告别时，我们互相承诺要再次见面，然而彼此都知道不会再见了。两年后，雅克琳娜打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刚刚去世了：一年前勒梅尔太太摔断了腿，从此就艰难度日。雅克琳娜尽管伤心，却相信母亲死时心里没有憾事。她的死讯对我几乎没什么触动。

1971年春，听到帕尼耶的死讯，我也无动于衷。他退休后只活了几个月，我们那时已与他断了来往。他为了一些看上去很无聊的原因与萨特反目，并走上了与我们截然相反的道路。他很高调地反对《121宣言》，而且我们也听说，他每次提到我们都是谴责多于赞扬。他的生活方式也早已让我们形同路人。

说实话，这些年来，周围人的离世只有一次在我心里掀起波澜，那就是伊夫琳的死，然而我不想谈论此事。

为什么我能如此平静地接受这些死亡呢？我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生物学范畴的。每个生命自有其程序，这取决于物种、遗传因素和个体差异。萨特在《福楼拜传》中揭示了这个概念适用于所有人类生命：有些人在程序未完成之前就死于意外；有些人的人生程序已经完成，却依然活着，只是在人世间已无事可做。我上面刚讲的这几个人里，离世的那几位，在我看来都属于第二种情况：卡米耶、丽莎堕落了，芒西夫人和勒梅尔太太年事已高，贾科梅蒂则是被疾病极大地改变了。然而，这个解释还是不能让我满意：杜兰在1949年去世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人生使命；我与他一向只是泛泛之交，他的死却让我颇为震动。“我过去的一部分轰然倒塌，我感到自己也踏上了死亡之路。”我当时这样写道。我的死亡程序许久之前就已开启，我也习惯了看着往日离我而去。我顺从了自己的死亡，于是也接受了别人的死亡。当然，假如我极为珍视的那几个人死了，那肯定会打破我的冷漠，他们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巨大的空洞。这件事即便只是想想，都让我无法接受。

*

在讲我这几年的生活之前，我要先谈谈一个先前从未提起的话题：我的梦。做梦是最令我愉快的消遣之一。我喜欢它的出其不意，还有它的不费吹灰之力。它们在我的历史中栖身，在我的过去里绽放，却不会延续到未来：我会把它们忘掉。它们降临的时候，并不受制于我的经验，也就是说它们不会随我衰老。它们突然出现，又分崩离析，从不堆积，永远是一副年轻模样。每天早上，我努力重新整合眼皮后面散落的碎片，它们闪闪发光，但稍纵即逝。我试着重新入睡，却只能辗转反侧。我的睡眠如何，睡眠中会充斥什么样的幻象，完全取决于我脸颊感觉到的是枕头的寒气，还是它温吞吞的暖意。然而有时我会猛然惊醒，被一下子从那个奇幻童稚的世界里拉了出来，在那里，所有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所有的恐惧都可以被承认，没有任何压抑。我瞬间冲进一个满是实际需求的世界，被过去驱使着去完成各种活动。有时这两个世界的过渡让我感到严重不适，心脏怦怦跳动。

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我记下了我做过的一些梦。我不会讲很多，也不打算对它们做弗洛伊德式的解析。释梦成为整个治疗的一部分时，分析师才能抓住梦的深层含义。我在这里只描述我的几个梦，并总结我的梦里常见的几个主题吧！

我在梦中经常从一处走到另一处。风景非常优美，但路上有障碍，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到达目的地。散步令人很愉悦，我感到兴高采烈，又有些微微的焦虑。这是我1969年11月记录的一个梦。我跟萨特在以色列，我们走在绿意葱茏、地形高低起伏的野外，风景更像是在瑞士。我们把行李放在村子里的旅馆里，我们会回去拿。从一个不高的山坡上，能看见那家旅馆，还有缆车通向那里。我们走大路，穿小道，继续行进，突然被一座房子挡住了去路。我梦里经常出现这种情景：我进了屋子，徒劳地到处找出口。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待在那里，因此惊慌失措，有时候还有人在后面追我。那天夜里，我找到了一扇门，通向一个院子，我们就从那里出去，继续赶路。梦在这里戛然而止。

我的梦经常受政治事件的影响。1969年11月7日，我梦见自己在家里，那是我跟萨特同住的一间公寓（实际上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公寓）。我收到一份蓝色电报，上面用黑墨水手写着：已得到关于舞蹈的确切而可怕的情报。我一头雾水。再看那行字时，“舞蹈”变成了“希腊”。公寓里有很多人，我得收拾行李，扔掉一包衣服。我正忙着，公寓里渐渐挤满了人：一个显然曾经是纳粹的德国人，一些希腊人，还有一个年轻姑娘，长得不漂亮，但人很和善，她与萨特攀谈起来。后来她走了，他趴在窗台上跟她道别，我也趴在窗台上。下面的广场上聚集了一群人，还有警车。人们突然打起来了，四散逃跑，警察手里拿着警棍追赶。公寓里又来了很多人，我又看见了那姑娘。我对希腊人说，让他们待在那里。我自己进了房间，开始写东西。我在房间里待了很久，后来穿着睡衣去浴室，姑娘在那里挂了一件比基尼和胸罩，都印着花。我又看见萨特，心里很担心：他的牙痛更厉害了 ，没法说话。纳粹从另一间房出来，想跟萨特聊天，被他拒绝了。所有人都走了。我醒来半小时后，眼前突然清晰地浮现了梦中的蓝色电报。

我是个很少社交的人，却常做热衷社交的梦：我跟一群可爱的人在一起，大家都对我很友善。11月9日，我梦见自己跟一群朋友在一起，有让·马雷和科克托，我们之间非常亲密。11月11日，梦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跟一些令人愉快的人在一起，心里洋溢着幸福感。我要跟萨特开车出门。我合上一只行李箱，要把它放到车里，这有点费劲，因为一条蓝色绣花半裙（以前在希腊买的）从箱子里露出来，有一半都散落在车座上。我终于关好了箱子，然后又跟萨特在一起了。我们在步行，没有行李。我们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丘脚下，山是棕红色的，山顶一面白旗在飘扬。山看上去没法攀登，不过我找到了一条岩石里开凿的路，我们轻轻松松地爬了上去。从山顶俯瞰，沙漠美景一览无余。但穿过一条很短的隧道后 ，我们到了一个风景完全不同的所在，看着像瑞士或德国，下方有很多带阳台的小旅馆，一层层建在高低不同的地方。我们走了下去，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来。但人们拒绝给我们拿吃的，只让我们喝水。

11月17日，我梦里跟一群朋友在一起。我们要去野餐，买了很贵的吃食。我们穿过花木繁盛的花园，孩子们在玩耍。我们打算在一处草坪落脚，有人告诉我们，那里禁止停留五分钟以上。我心里模模糊糊地想：我们是在苏联吗？ 于是我们想去餐厅吃饭，可是又觉得已经花了太多钱。接下来的场景转换我记不清了，我独自一人坐出租车，去某地取东西。过程很长，很累人。终于回到自己家门前，我困得要死，却发现忘记带钥匙了，也许是丢了。我必须再次上路，这让我感到很绝望。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不是西尔薇，穿着皮草大衣，自告奋勇陪我一起走。我们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一大片空地上，我感到很欣慰。

随后几天我又做了很多梦，梦里跟很亲近的人在一起。萨特经常也在，我们经常在散步。有一回，一个身形肥胖的坏人攻击我的朋友们，我把一把刀捅到他喉咙里。我昏过去了，同时心里想：“我杀了人！怎么会这样！”醒过来后，我焦虑地揣测，自己是会被祝贺还是被起诉？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很失望。

我感到奇怪的是，衣着问题在我的梦里经常显得很重要，而实际生活中我对此并不在意。我做了不少这类的梦，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它因为有思考和批判的意味而尤为特别。我准备去鲁昂上课，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记忆真空：我忘了我的学生、学校的名字以及我要讲的内容，也不知道衣橱里有什么衣服。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身穿黄夹克和苏格兰短裙，这些衣服我都不认识。我害怕起来，让人往鲁昂打电话，说我不能来了，我需要医生。我身边簇拥着很多人，可我仍感到自己脑子里有个空洞，没法回忆起自己的衣橱里有什么。我对医生说：“我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除非我是在睡觉。”接着我又说，“但这不可能。做梦的时候应该什么都在不停地变才对，可你们大家都一直在，很长时间了啊。”

我做了很多郊游的梦，又愉快又混乱，或者跟萨特一起，或者跟一群朋友一起，最开心的一个梦是在伦敦和英国乡村。下面这个梦比较焦虑，是12月18日做的。我跟一些朋友一起，有我妹妹还有一对作家夫妇。我感到很幸福，突然必须离开，事情很紧急。梦里的情形虽然不像流放那么悲伤，但也令人非常难过。我把衣服扔到一个蓝色大行李箱里，箱子还是太小，因为“那边”气候寒冷，需要很多衣物。我的作家女友 送给我一只巨大的箱子，原先是她丈夫的。箱子是透明的，琥珀色的。我把衣橱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有几条羊毛裙子，是我确实有的，还有我实际上早就不穿了的羊毛套衫。我妹妹说：“可你又不是马上就走。”我回答说：“是的，我马上就得走。”我泪如雨下。

12月10日，我梦见自己跟两个人吃早饭，其中一个是我妹妹，虽然那人并不像她。那是个年纪很小的姑娘，鼻子和右臂是些烧焦的树枝。 她看上去并不担心，可我心里想：“她永远都嫁不出去了。这些烧伤的疤痕太丑了。”

另一个我常做的梦（我在现实生活中出车祸之前就开始做这类梦），是我开着车，突然发现不知道刹车在哪里，哪里都找不到它。我焦急地想，怎么才能把车停下来。通常的结果是，我慢慢地撞向一堵墙，一阵恐慌之后，从车里出来，安然无恙。12月底，我梦见自己上了一辆车，车上没有方向盘，只有一个车把，还在右手边。我坐在左边的位子上，车发动了，我从左边试着控制车把，可是很费劲，而且我理所当然找不到刹车。最后，有人从右车门上了车，控制了局面。另一次，我梦里的车是个沙发，我按扶手来控制方向。它快速地滑行着，不停地转弯，像滑雪一样，我也没办法让它停下来。

1970年开始我不再记录跟朋友一起旅行的梦，这样的梦太多了。我怎么也收拾不好行李，很怕错过火车，可最后还是及时赶到。我找到了朋友们，跟他们一起感到很开心。5月我记了两个噩梦。得知我们的埃及朋友鲁夫提·艾尔-科里三天后要被捕，我和萨特去了开罗，与鲁夫提和他妻子一起漫步，气氛很紧张，周围人头攒动，令人窒息，满是尘土的货摊上有一些掏空内脏、填满稻草的动物，摔下来分解成碎片，其中有一头河马。空气中危机四伏。

另一个梦里，我看见母亲（一个年轻窈窕的身影，没有面孔）站在宽阔明亮的河水边，我必须过河才能到她身边。我想到了奥尔格伦家花园前面的小湖，可河边没有船，我没法渡河。那其实是个峡湾，绕行非常艰难，除了游泳别无他法，但有溺水的危险。我必须去警告母亲，有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向她迫近。

6月，我梦见雷恩街上出现了一派令人惊讶的景象，从蒙帕纳斯车站到圣日耳曼德普雷，马路和人行道都铺上了豪华的红毯。天空黑沉沉的，一派悲怆气氛。我对自己说：“好美啊！我得写在日记里。”接着我又想：“这没用，不会有下文的。”突然我意识到现在是沦陷时期。萨特是自由身，但几乎被判了死刑。

9月，我又在梦中见到一番异象。我有好几个月离开巴黎，远离萨特，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无事可做，于是研究地图，想找个地方去旅行。我查看着一条宽阔的大道，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等一下！”道路两旁的楼宇正面亮了起来，开始放映一些场景，画面色彩鲜亮，连起来显然是一部电影。我似乎对自己说：“没必要离开。我这不是有事做了嘛！”有一个人（我后来知道他有权说话，因为他是抵抗运动的负责人）向我建议：“留下吧，我们会给您一份工作（把别针或别的什么东西刷成蓝色）当幌子，这样您有充裕的时间看戏。”那场戏是长期上演的，足够看一辈子。接着又发生了一些警察断案的情节，曲折而混乱。最后我又在一辆车上，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车子撞上了隔离带，我感到头部被撞了一下，闭上了眼睛。等我再睁开眼，已经不在车子里了，我独自一人，眼前一幅奇异画面：那是梦开头的那条大街，但覆盖着皑皑白雪。整个世界都盖在白雪下面。在这白茫茫的大地之上，有一些高出来的灰色的东西，也许是一些人。天空弥漫着灰色的烟尘，一架机器向地面俯冲而来。我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寂静无声的末日景象。（醒来后我想起电影《招供》中的场面：警察把斯兰斯基 和其他被绞死的人的骨灰撒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

1971年秋我又记录了很多梦。下面是10月20日的梦境。我和萨特在撒哈拉沙漠一座不知名的城市里，日暮时分，我们正步行离开，去一处绿洲过夜。绿洲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我在心里管它叫瓦尔格拉。在一条土色的宽阔大路上，我们超过了一男一女。他们穿得花花绿绿，一前一后地走着。我问他们，这条路是不是通向瓦尔格拉。“不，这条路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返回刚离开的小城，打算在那里过夜。我猛然意识到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是图古特吗？不。我跟萨特要《蓝色指南》，他带着点嘲笑的表情回答说，书被他寄到巴黎去了。我意识到他对这趟旅行不感兴趣，感到很无助。他跟一些我不认识的人聊着天，然后就消失了。我在城里游荡，碰到很多游客，可没人知道城市的名字。我发现城市叫麦斯波里斯，但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找到了些地图，都是法国地图。墙上挂着一些箭，还有些神秘的名字，我觉着像是土耳其或瑞典名字。我哭了起来，瞥见蔚蓝的天空和烈日下，有一些壮美绝伦的建筑，全是红色的，非洲风格。我仍然哭着。为什么萨特没有跟我在一起？突然，我又回到了他身边，我们在车上，一些很友善的游客带我们去兜风。可我只想离开他们，跟萨特一起踏上计划好的旅程。车子经过一家旅馆，萨特说他饿了，下了车，我们在车里等他。突然我生起气来，也下了车，进了一家巨大的旅馆，走过不计其数的餐厅去找他。那地方像座宫殿，同时也是一家家庭膳宿旅馆。最后，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他坐在那里，面前摆了一个盘子。“我也要吃饭。”我说。有令人垂涎的冷盘，还有一个漂亮的栗子蛋糕。“我吃好了，我已经吃完了。”萨特有点不快地对我说。我们回到车里。梦就在这时结束了。

11月6日，我跟一些朋友在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那就是后来的罗马。我在睡觉，萨特在隔壁房间睡觉。一扇对着走廊的门开了，一个很小的女孩用吻叫醒了我。我想起来，这事是前一天晚上和普永一家一起决定的。我起了床，穿上晨衣，这时丽莎来了。她很年轻，一副说一不二的样子。她把小女孩赶走了，在沙发里坐了下来。我让她离开，我要梳洗，还要去把萨特叫醒。她拒绝了，我觉得她似乎有点歇斯底里。我不知道这个场面是怎么结束的。后来发现自己穿好了衣服在外面，心里想着萨特在哪里（他不再跟我在同一所房子里了）。我知道他在哪里，而且离这儿不远，只是想不起来。我决定走下旅馆的楼梯，在下面看见了他家的门，还有两扇小窗户。我想跟他一起吃早饭，但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已经吃过了。丽莎还在到处找我。突然我又在一群朋友中间，我们在一个平台上，下面风景很美。我在罗马，可我忘了旅馆的地址，只记得名叫马德里旅馆。我走进一座豪华大楼，那是家旅行社，我希望他们能给我指点一二，但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外面有些出租车，是很老式的那种，车上都有人，都拉着游客。司机们也都不回答我。我决定步行上路，穿过一条山谷，觉得山谷那边就能找到罗马和我的旅馆。天气晴好，风和日丽，我悠闲自得，心想，就这么漫步一早上也不错。我问丽莎（她变得一点都不像她了）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她干巴巴地回答：“太晚了。”这时我向右走了几步，推开一道门，进了一间医院大厅，里面挤满了病人和婴儿。我发现一个女护士怀里抱着个婴儿，长着成人的大脑袋，细小的身体。我出去了，一条小路向下通向山谷，我沿着小路跑起来，一路雀跃，心里充满节日般的欢乐。我路过一个地方，那里矗立着很多美丽的巴洛克建筑的废墟，见了它们，我心生欢喜，但并没有停留。我现在知道我旅馆的地址了，它就在密涅瓦旅馆旁边。我还没到那里，梦就结束了。

第二天我又做梦了。我在一间会议大厅里，那地方像阶梯教室似的，听众挺多。我看见一个失去联系许久的女人，但不知道是谁，我心里很激动，眼角有点发红，那女人很关心，表示担忧。一个男人走进来，坐在阶梯的最上面。他戴着眼镜和帽子，面目模糊。有人告诉我：那是索尔仁尼琴。他旁边坐着一个人，虽然胡子灰白，其实相当年轻，那是翻译。听众对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对他的作品很熟悉，我们都爱他。他通过翻译提问道：“我父亲之死是谁的错？”每个人都举手说：“是我的错，我们都有责任。”他接着问：“我是在苏联的哪个地区出生的？”我有点随机地回答：“在北方。”答案是正确的。这时我离开了，我母亲在我们雷恩街五层的老公寓（我经常梦见这间公寓）等我吃晚饭。我在一个叫维尔农布勒（我没搞清楚这个名字与西尔薇教书的郊区有什么联系）的村子里，那里离巴黎大约一百公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的，也不知道怎么从那里回来。我看见一些车，公共汽车，但都停在停车场里，停止运营了。我走进一座火车站，所有的窗口都关着，没有火车。我只好走路，指望能拦到出租车，结果碰到一辆小汽车，它把我带到了出发点。我漫无目的地游荡着，走进了一个墓地，在那里见到了奇异的景象，很像电影里常见而我觉得很假的那种梦境。地上摆着很多棺材，覆盖着黑布。棺材的每一侧都有很多穿黑衣、戴着大礼帽的男人，他们排着队组成人墙。远处的人则在列队行进，他们也戴着大礼帽，有些戴着骷髅头。场面非常美，动人心魄。我几乎立刻搞明白了，戴骷髅头的不是人，是些石雕。一个修女站在一座墓的旁边，她问我是否愿意陪她去雷恩，我可以第二天从那里乘火车去巴黎，我拒绝了：我当天晚上就得回巴黎。我一点不担心回不去，我不着急。她表示赞同，这村子这么美，值得逗留半日。我离开了墓地，去别处走走，看见一座长满青草的小山上有座高塔，有点像基索（法国诺曼底）的碉楼。我向那里走去……

两天以后我又做了个旅行的梦。我陪一对夫妇朋友（我不知他们是谁）去火车站，站里空空荡荡，没有火车。我们在月台上等着，心里不抱什么希望。突然车来了，女人很着急地上了车，男人跑开了，然后带着行李箱回来，差点误车。他与女人在一个奇怪的两个位子的车厢里安顿下来。我并没上车，却发现自己身在车厢过道。火车开了。我略有不快地想着：“算了，我下一站下车就是。”列车从鲁昂开往巴黎，但中途会停车。我欣赏着车窗外的美景：干旱，金黄，像撒哈拉沙漠。我自得其乐。停靠的第一站，我下了车，也没跟朋友打招呼，我在路上已经把他们忘了。当时是晚上八点十分，车站空无一人，城市有个俄国名字。我是不是得在这里过夜呢？我向一个女人打听列车时刻，她什么也不知道。站前广场一派昏暗，这里有旅馆吗？晚上怎么过呢？我连本书都没有，时间太晚了，也没法买。我身上有钱，一万旧法郎，钱的样子是一张粉色的纸，有点像最近传唤我去见调查法官的那张传票。我不明白，其实我可以一直坐到巴黎，为什么我没有那样做。不过被困在那个地方我也无所谓，我在来的地方也没什么急事要做……

两个晚上后，我梦到与萨特和一些朋友走进一间很大的酒吧。邻桌在举行宴会：是一些前纳粹，他们开始辱骂我们。后来他们住嘴了，我们就吃饭。突然我们就到了外面，被一群充满敌意的法西斯分子包围。西尔薇应该紧急派飞机来广场上接我们，我们焦急地等着，可是飞机一直不来。马厄也在，我正在跟他讲话，突然发现萨特不见了。他被那群法西斯团团围住，其中一人揪住他外套的领子，像是要把他勒死。我吼叫着冲过去，那人松开了他。“他们连杀人都不会。”萨特说。我拉住他的胳膊跑起来，跑得他脚不沾地。我们从一群警察面前跑过，他们带着嘲弄的神色，但并不恶毒，因为他们也不愿萨特被杀。我来到一条街，两旁都是昏暗的咖啡馆，让我想到穹顶咖啡馆、吉约姆·泰勒咖啡馆，然而还是很不一样。我走进其中一家，里面几乎没人，点着蜡烛。我把萨特留在一个包间里，跑回去找西尔薇和马厄。他们都不见了。我心想：“马厄这么有名，我很容易就能找到他。”我问了几个人，他们给我的答复都含含糊糊。我回去找萨特，可是周围的环境变了，我找不到原来的地方。眼前是宽广的大道，很多建筑，还有新楼房，可能是勒阿弗尔。最后有人指给我吉约姆·泰勒咖啡馆的方向。我还没到那里就醒了。

几天后，我梦见自己准备跟西尔薇一起，骑别人借给我的一辆摩托去旅行。她在一家修车行，我在旁边的加油站，要把车加满油才好上路。（我要开摩托带着她，我想到要整夜赶路就有点担心，但西尔薇觉得这很自然，而且好玩。）临走之前，我们得先收拾行李。行李要轻便，因为我们住在一个高地上，得沿一条陡峭的小路步行把行李拿下来。我把杂物放在一个纸盒子里，衣服装在箱子里，有一件奶白色的套裙，带点红色，有个地方开线了，但我想到了巴黎我母亲会替我缝好的。我要休息一下，就去外面躺在一张折叠帆布椅子上。周围有其他人，也都躺在帆布椅上。我边看书边吃三明治，一个穿蓝色夏装的女人懒洋洋地躺在我旁边，说：“这国家没什么可看的 ，除了……”接下来她说了一串我没听过的名字。我觉得她很蠢，心想：格林达纳呢？塞维利亚呢？我站起来想离开，她不快地问我：“我打扰您了？”“没有，我该走了。”我回到自己的行李箱前。

几天后我做了个梦，梦里有很多我熟悉的主题，有一段还变成了噩梦。开始是我跟萨特在讨论问题，我常梦见这个场景。他正在服药，可是药吃完了，他就喝一种暗黄的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替代。我提醒他，要尽早去看医生。他说他已经烦了，再也不会去看医生了。我激烈地指责他，说他会得最可怕的病。他没有反驳。我哭了起来（我费了点劲才让自己哭出来，整个场面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他还是一言不发。我指责他一意孤行，让我感到无望。我就不会对他这样。他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突然我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那人既是我妹妹也是西尔薇。我们在一座豪华大楼的前厅里，可能是在西班牙。有几个朋友跟我们一起，我们预订了三个房间，行李已经送上去了，可我们不知道房间在哪。前台排了很长的队，有个满脸皱纹、和蔼可亲的老清洁女工在说话，说的是当地语言，跟她说话的那个雇员把钥匙递给她，她给我们打开了一间位于一楼的套房。在第一个房间里，我看见一件我不认识的行李；第二个房间里，有个大胡子男人躺在床上睡觉，我不小心碰了他光着的脚。他是个画家，被父母送到此地，以便重新开始人生。可是我们的房间在哪里呢？大厅里人声鼎沸，没人再理会我们。接着我跟我妹妹、西尔薇和很多人一起在车站的月台上，我们在等一列地铁，或者是郊区列车。我很生气，觉得该坐另外一条线路，其实这条线路更短，但从来运行不顺畅。我们在一间小屋子里等着，行李也放在那里。通知火车来了，人们蜂拥而上。我们也上了车，可是行李忘拿了。我们跑回小屋，我妹妹找到了一个很贵的手袋，可其他行李都丢了。“没关系，行李会随后送到的。”她说。火车开走了，我们没有赶上。我们在站台上溜达。一些女人在一条隧道里扫雪。几节火车头过去了，接着是运货的车厢、几辆小火车，甚至还有一群牛。我问一个工作人员下一班车什么时候到：凌晨一点。我泄气了。我们走出了车站。夜幕降临在这个外省小城里，天气温暖。也许我们离巴黎很近，我们能否坐出租车回去？然而不行，巴黎还远着呢！有人说要告诉我们一个好餐厅，我们可以去吃晚饭。这时，梦戛然而止。我感觉到一阵近乎焦虑的不安。

几天后，我做了个极不寻常的梦。我在一户特别有钱的人家，在一个宽大的种了树的露台上，下面有条河：是塞纳河，因为远处能看见巴黎。我跟一个蠢笨的年轻姑娘在散步，我与她同年。我对她说，这个园子让我想起拉格里耶城堡，不过为了不显得太炫耀，我又说，这个园子更漂亮，因为它就守在巴黎的门户位置。我问她在巴黎开不开心，她回答说，对一个“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附近要有幼儿园。她让我厌烦，因为她说自己的时候总是用“女人”这个词。我们走进她的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她指给我她的房间，里面挂着紫色丝绒的帷幕，铺着灰色地毯。陈设非常漂亮，可宽敞的金色客厅在我看来十分无聊。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跟一个已婚妇女打交道，她还有个孩子。一些人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库舍突然出现了，他留着大胡子，头发浓密，穿着白色长袍，就是前一天他参加支持堕胎游行时穿的那件。我见到他很高兴。一张桌子上有满满一盘生鸡蛋，都剥掉了蛋壳。有人拿起一把叉子，插到蛋白里。我喊道：“别这样！”那都是些胚胎，如果被碰坏，就会变成残疾孩子。这个梦显然是受了我跟那次游行有关的谈话的影响。

另外一个梦里，我跟西尔薇一起追着火车跑。我们要去伦敦找萨特，然后一起去旅行，我很怕赶不上火车。

我常做坠落的梦。我突然发现自己在脚手架、墙或梯子的顶端，马上就要掉下去。“这次是真的了，我要死了。”我心想。然后，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得救了，死里逃生。我害怕，但又不是真的害怕。最近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外国城市里，非常美，周围是悬崖，悬崖中间有块大石头和一些建筑物。那里正在举办节庆活动，同时也是游行。我跟几个朋友在那里散步，有点迷路，接着就与萨特和其他很多人一起，在一个广场中间宽阔的平台上。那里在举行集会或某种政治仪式。突然，我发觉自己在边缘，离地面三十米。我躺在床单上，好像在床上一样，感到自己要掉下去了。有一些柱子，互相间隔越来越远，我试着抱住其中的一根，爬行着往后退，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这时，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她穿的也许是婚纱）旋转着摔下去，砸在地上。我对自己说：“那是我母亲。”但说这话的人并不真是我，其实是我代表的一个人物。我渐渐远离了边缘，站了起来，找到了萨特和同志们，我告诉他们说：“我母亲刚刚死了。”我心里波澜不惊，好像在演戏。有人喊着：“受够这些混账的美国人了！”我向城中心走去，似乎是要利用这个事故发起暴动。接着我到了火车站，游行的人都要坐火车回家。我的行李不在身边，旅馆的一个清洁女工应该给我送过来，可我不知道她是谁，心里着急。萨特说：“我们有的是时间，火车三点半才开呢。”可是现在几点了呢？有人叫我，递给我火车票，我的名字写在上面。可行李呢？是已经被装上火车了，人们没通知我吗？我是不是先上车，不管它们呢？这时我醒了过来。

最近我梦见自己在意大利，跟很多人在一起。我在一个广场上和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工人跳舞，他一身绿衣服，上身是高领套头衫；我心里想，这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像兰波一样。但我立刻又纠正自己：可不能把所有年轻诗人都当成兰波。“这人有点精神病，”一个人说，“有点像德夏内尔 。”我回答道：“但他比德夏内尔有趣得多。”人们散去了，但过了一会儿又重新聚拢来。我在一个房间里，跟两三个比较亲密的人在一起。我决定换条裙子，便从衣架上取下一条羊毛裙——我确实有那么条裙子——我想穿它，但又怕不合礼仪，就在衣服里翻来翻去。“算了，就这样吧。”我想。于是我套上一件上下连体的衣服，也是中规中矩的。这时我又站在广场的讲台上了，我刚穿进去一只袖子，就来了很多辆车：是犯人的母亲们来向我们的委员会求助。自己只能半裸着接待她们，这让我很恼火。

我经常重复做一个相当焦虑的梦。我在一个外国城市或是一个陌生的城区，茫然无措地到处找厕所。我沿着阶梯爬上爬下，穿过走廊，终于找到了，可是门上着锁。我只好接着找。这回找到了，我走了进去，正要方便时，发现厕所里挤满了人，或者很多人走来走去。有时候我已经坐在马桶上了，人们突然出现，我或者无比尴尬，或者满不在乎。

几天前我梦见自己跟萨特和西尔薇一起在直升机上。或者不如说，萨特就是直升机，他飞得离地面很近，我们紧紧抓着他衣服下摆，从一座非常漂亮的湖上飞过，他把我们放在湖边，说：“去看看岛。”我们沿着湖边，走到一个平台，从那里望去，整个湖面尽收眼底。湖心有座岛，上面有幢建筑，可能是个城堡。我们回来了，我还想继续飞，可萨特说他累了。他开始爬一座大山，我们跟着他。我们的脚踩进湿漉漉的黏土里。我知道后面还有情节，但忘记了。

1969年之前做的那些梦有的没有记录下来。我记得常常梦见自己在空中飞或在水里游泳。梦中游泳时我有点害怕，必须游过一片相当大的水面。我以为自己是在蹚水，突然发现脚够不到底了，生怕自己溺水。我努力让自己浮在水面上，终于到了对岸。关于飞行的梦都是极其愉快的。我从台阶上下来，通常是为了逃开某人的追赶，或只是为了快一点。我把手指放到旁边的扶手上，就那样旋转着从上到下。我的身子浮在空中，碰不到地面。有时我在街道上飞行，在道路的上空，有时是在乡间，心情极为舒畅。还有很多跟上面讲的梦类似的梦境。在陌生城市游荡，坐电梯，在街上步行，或者到处寻人而不见。我还会在地下室迷路，在隧道里窒息，没完没了地爬着楼梯。我经常追着火车跑，偶尔能追上，大多数情况下追不上。我梦见过非凡的美景，身心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中。我还跟萨特争吵过多次，情形比我上面讲过的还要严重。我想让他答应某件事，比如外出旅行必须带上我。他拒绝了，我哀求，甚至会晕厥过去，可他总是无动于衷。

我发现自己在睡梦中会有欣快感，清醒状态下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那需要彻底放松才行。在梦中感受到的担忧则从来没有真实生活中的焦虑那样强烈。我在梦里总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忧虑保持距离，经常觉得自己在演心理剧，而不是真正在生活。

某些主题从我的梦里消失了。以前常做的噩梦之一，是嘴里的牙全掉了。这个梦我已经不再做了。我也不再梦见那些又像石头又有生命的物种，它们无声的痛苦令我无法忍受。我也不会再梦见自己死去了。在梦里，萨特有时就像现实生活中我的伴侣，有时又表现得铁石心肠，无论我如何指责、哀求、哭泣，甚至昏过去，他都无动于衷。之所以梦见自己晕过去，显然是因为我躺着。对萨特的态度给我带来的痛苦我有些漠然。他的态度有点绝情，又那么不真实，好像我是在做假设：假如他并不在乎我，我会做何反应？事情会怎么发展？在《她弥留之际》中我说过，母亲常常光顾我的梦境，父亲却从不出现。有时候我很依恋她，但更多的时候我很怕再次落入她的掌控。现在，我会梦到跟她约好在雷恩街我们的旧宅会面。我心里有些不快，而且我们从来都互相见不到面，要么我到不了那里，要么她不在。她出现的时候，一般离我很远，显得很年轻。至于我妹妹和朋友们，他们在我的梦里扮演的都是些阶段性、可以互换的角色。

幸福的主题经常出现：友人相聚，我心满意足，或在美景中徜徉。行路中遇到障碍然后克服的主题也很常见。失败也是常见的主题：赶不上火车，火车站里空荡荡的，或是丢失了行李。我不知道这些衣服、行李还有火车意味着什么。这些关于旅行的故事里必然包含我对死亡的预感，可我不会直接把二者联系起来。总的来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睡去，投入夜间的探险，晨起带着满心的遗憾与梦境说再见。 CkIZsPl8CK/vS9ZMKhb228Qf1vITEIP17zhN72tDQhqKvJrJjL6hazbwro+xB7l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