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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我做出了一个现在来看非常正确的决定。当时父母住在北京的西三环外，我住在东三环内。我坚持把他们接过来，住到我的楼下。
之前我和父母在两边分开住的时候，我因为出差太多，的确对他们照顾得很少，看望得也很少。我一年要飞一百七八十次，只有出差回来时才能去看望他们，或者在重要的假期和节日陪他们一起吃顿饭。
60岁以后，我希望跟他们住在一起，多陪陪他们，也方便更好地关照他们的生活。于是，我请中介帮忙，在2019年4月租下我家楼下的一间两居室的房子，把他们接过来安顿好。
起初，父母并不习惯，每周还要回到原来的家住两天，似乎只是因为不愿辜负儿子的心意才勉强住过来的。他们说，在原来的地方住久了，跟社区里的人包括物业都很熟悉。那边还有一些我原来公司的老员工、老朋友，和我父母也非常熟悉，有时候也会替我照顾一下老两口，逢年过节送些菜，平时去看看他们，所以他们觉得住在那边很踏实，很有安全感。另外，老住处的生活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备，买菜、遛弯都很方便，他们已经很习惯了，初来东边，他们看到林立的高楼大厦，感到非常有压力，对周边也完全不熟悉，于是对西边的住处就有点割舍不下。
他们还说，原来的住处有很多东西，他们对一些老物件有感情了，所以要时不时地回去那边看看，擦拭一下家具，翻检一些过去的东西，再把一些可以用的拿过来。
就这样，大概半年以后，他们才真正习惯了东边的生活，觉得闹中取静的环境其实也挺好。每天早晚去社区小花园里遛遛弯，看各种肤色的漂亮娃娃在一起追逐嬉闹，他们觉得很有趣，也很开心。因为住得近，我家里的阿姨可以随时过去帮他们收拾房间，新买的或者朋友送的蔬果蛋肉也能随时送过去，他们也觉得方便，渐渐就踏实住下来了。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一段时间，大家都待在家里。每天傍晚6点，在我仍在专注地阅读，或者在打电话、刷手机的时候，都会收到一条信息：“阿仑，下来吃饭了。”我会有一种特别温馨、特别舒服的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每当爸妈叫我去吃饭的时候，我都感觉很庆幸，庆幸自己能在这样的年龄跟父母还很亲近，可以隔一两天就在一起吃饭，而且是他们做饭，我吃现成的，甚至碗也不用我洗。我爸负责做饭，我妈负责洗碗、收拾。和我小时候一样，我妈仍然坚持不让我做这些事情，她认为这些事情是她喜欢做的，她就要一直做。
所以，每次看到从手机里跳出的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幸福。
我感到非常庆幸，因为2019年的这个决定，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幸福：即使隔离在家，由于大家住在同一幢楼里，也能差不多天天见面，我可以下楼去看看父母，父母也可以随时上来看我。
我觉得，人老了以后，在居住上跟子女保持这样一种状态——两代人住得很近，但又不在一个空间里，实际上是有中国特色也特别好的养老方法。
孝顺父母，实际上跟与父母的距离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居住的方式、距离的远近，与能否照顾好他们的身体、情感、心理和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由此回想起来，这几十年里，我跟父母在思想交流和生活照顾上一直都处于非常好的状态。在如何居住、距离远近这些事情上，我们也经历过很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大概能反映中国人一生跟父母在居住上的一些特点。
这些关系，总的来说，就是在自己小的时候，父母怎么样更好地照顾我们，而在父母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更好地照顾父母。
说到底，在中国，照顾好父母，就是我们常说的“孝”。那么，要做好这些事，一定是要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或者说一个特定的居住环境里。
在农耕社会，大家通常住在一个院子里，一般有一个大家长，还有一些小家庭围绕在大家长的周围，就像小说或者影视剧里展现的那样，比如《红楼梦》中贾府就是一个大家庭，里边又套着很多小家庭。这样整个家族聚拢在一起，就像一棵老树周边分布着很多小树、小草一样，总体来看，家庭成员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进入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让这样的居住方式基本上不再可能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城市里，居住条件变了，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居住关系也随之改变，两代人之间的关系、相处模式跟着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我们在上大学、工作之前，基本上是住在父母的家里，父母养育我们、教育我们。等上了大学或者出来工作时，我们就从父母家里搬出来，住到集体宿舍或者自己单独的小房子里。成家之后，我们又会有一个独立的小家庭，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环境，有可能和父母还不在一个城市。这个时候，子女是很独立、很自在的，父母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也很自在。当然，现在通信发达，可以发语音，也可以视频通话，能彼此关照、交流，情感上仍然会有很好的连接。
通常，等到子女年纪再稍大一点儿，有了自己的孩子后，父母差不多正好退休。这时父母一般会到子女这边来帮助照料孩子，原本两个独立家庭并立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
我们家也是这样。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央机关，那时住在筒子楼里，房间很小，不到12平方米。我和太太结婚后借住在张维迎家里，那是一套建筑面积45平方米的小公寓，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我太太生了小孩以后，母亲来照顾孩子，我们4个人就挤在这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这个实际使用面积大约30平方米的屋子被隔出一个小房间，里面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母亲比较委屈，白天辛苦照顾孩子，夜里就睡在小房间里。
接下来的一年里，我经历了从北京到海南又回到北京的一番折腾。在孩子3岁的时候，我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一百三四十平方米，宽敞了些。这时，父亲刚好从西安的单位办了退休手续，三代五口人便住在了一起。
一家人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住着，开始的时候感觉真的非常好。但是，很快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当两个各自独立的家庭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时，到底应该谁说了算？比如，孩子要去哪家幼儿园，冬天穿多厚才够暖；母亲爱干净，每天洗衣擦地太操劳，要请个保姆帮忙我才安心，可是，要请什么样的保姆才好；母亲用不习惯应该怎么办；公司下属打电话或发传真过来讨论业务，我要不要刻意回避老人。创业期间工作辛苦，我几乎每天夜里12点之后才能回家，母亲眼巴巴守着门，边等边掉眼泪，因为担心我累坏了身体。有一回吃饭的时候，我妈又说：“儿子，不要这么累了。”我低着头，边吃边答了句：“没办法，我现在除了我娘的儿子谁也不能得罪。”原本只是一句调侃，想让她放轻松一下，没想到我抬起头时，看见她已是泪流满面。
这些事情，每一家都会碰到，都得设法面对和解决。我喜欢琢磨和说理，同时我跟父亲会很好地交流。我突然就想，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应该坚持“一家论”，还是坚持“两家论”？
如果是一家，谁做主？是我们服从父母，还是父母接受我们的安排？如果是两家，两家合在一个空间里，该怎么更好地相处？
我跟父亲说：“现在这些事情都不大，但是有些小矛盾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最好还是坚持‘两家论’。所谓‘两家论’，就是在这个小空间里，我们是两个家庭，不是一个家庭。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决策权，但是你们有建议权。你们可以建议，但不能代替我们做决定。”
听起来好像有点生分，不过父母也接受了。但我觉得这并不是长久的解决之道。这种生活上的互相侵入、互相干扰会影响彼此间的情感。我们奉养老人，要让老人高兴，一定不能采取让老人不舒服的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朋友有套一居室的房子空出来，我就借了他的房子，自己和太太搬了出去，让父母住在大一点儿的房子里。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但不在同一栋楼。两代人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相处方式：经常见面，但两个小家的日常生活各自独立。这样既避免了互相侵入、互相干扰，又能互相照顾。我觉得，这样的居住关系真的非常好。
我跟父母的居住方式，就一直依循这样的“两家论”模式：住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社区，相隔不远。我原来在西边住的时候跟父母也是这样，从我家的窗户可以看见他们的窗户，他们从窗户也可以看见我们的窗户。我们隔三岔五地去父母家吃饭，父母也隔三岔五来我们家看望孩子，关系一直非常融洽。我感觉自己作为儿子，能够这样照顾到父母，是我的幸福。
后来，办公室搬到了东边，我因为实在不堪忍受早高峰拥堵带来的压力，才搬到现在的住处，离父母又有些远了。2019年我终于决定把父母接过来，这样多了一些看望他们的机会，也因此能有更多时间跟他们讨论一些话题。
每次看到微信上弹出来的父母喊我吃饭的信息，以及当我坐下来，享用他们精心为我烹制的美味时，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同时也会生出有趣的回忆和观察。这让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期，能够这样待在家里尽孝，是很开心的。
我太太家姐弟三个照顾老人的模式也很有意思。因为性格不同，距离不同，他们和父母的沟通方式很不一样。大女儿从小跟父母一起生活，勤快、开朗、细心，小时候是妈妈的得力帮手，典型的“贴身小棉袄”，定居国外后，不管多忙，每个周末都会跟妈妈打很长时间的电话聊天，听老人家聊各种家长里短。二女儿住在北京，在疫情发生前，每两个月会回家一趟，带老人出去转转，品尝各种餐厅的美食。小儿子离家近，每个周末会赶回家，帮忙采买各种家用物品，亲手炒几个菜，陪父亲小酌。他们相约错开回家时间，这样可以把老人的幸福感拉长，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每年春节赶回去团圆，之后留给老人整整一年漫长的等待和盼望时光。古人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太太家姐弟三个在孝敬老人这件事上这样默契配合，应该也是一种很好的孝亲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