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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挥着对客观对象划分边界的功能。个体从出生时起，就栖身于特定的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浸淫其中而被“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并且通过能动行动参与到文化共同体的型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的边界，也是分割人类的基本线索之一。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今天的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文化以理性态度去科学厘清对象的边界问题，把握其与相关对象的本质区别，进而揭示出对象的特殊规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域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逐渐蚀入我们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其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以及价值观念，这种异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对于猎奇者有着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价值观念中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造就了他们的异化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和各种不同的社会观念交织、融合，所以多元价值观的存在也成了一种正常现象，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多元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这种混合文化状态中的各种文化，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有的是属于政治文化性质的文化，如政治生活的认知、感情、态度、价值观等，有的是属于一般性的社会文化，如生活方式的文化、待人接物的社会规则文化、宗教信仰文化等。很显然，来自传统的和来自外部的政治文化，它们对既有的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既有的社会主义文化起着严重的解构作用。由于这些异质文化的进入是广大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股不可抗拒的自发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得到了突显。当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当下时代，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地推动着资本主义向亚、非、拉、美等洲的文化殖民进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标志着以欧美资本主义强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资本主义文化取代枪炮成功殖民全世界，资本主义文化被神话成了世界精神，然而，先是2008年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后是近期越发膨胀的逆全球化，无不标志着大一统的资本主义世界文化的幻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进程中，中国文化的复兴、繁荣和昌盛是以努力推进世界民族之林的共融与和谐共处，以让不同文明增进交流、互鉴互助为目的。中国传统文明在智慧层面上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排他性的和合文化，中国文明的特征与诉求是追求文明间的和谐共处，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文明，将同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促使各文明间协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当然，社会主义文化吸收各种异质文化，是一个从混合文化向着单一文化过渡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包括人们观念的转变，包括政府政策的转变，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和各种人群之间的博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根植和融入民族意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开放的，既体现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又有着对社会主义信念坚定而清醒的追求，在行动中注重采取适合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方法，社会主义文化融入民族意识之根的任务必将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终内化于每一位中国人内心深处。
如今，全球化高速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融合仍然是主要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以文化上的自信心积淀、战略上的神清气定，为勇克时艰寻找对策，制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
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是对文化认同的典范论述。
或者说，文化认同，就是行动者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儒家文化通过不断吸取来自其他文化的优点和自身的改造得以保存下来，并逐步成为经久不衰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两千多年间“一枝独秀”并且直到现在依然能够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影响，是因为儒家文化已经适应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同时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它独有的文化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两种文化价值理念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不同的价值理念肯定会产生摩擦和冲突。
文化自信有导向功能，国家的存在、民族的长久稳定发展都需要文化作为基本的发展框架。文化通过价值观念的方式引导世界稳定有序地发展，文化会通过鼓励某些行为或禁止某些行为的方式来约束社会中的人们向其提倡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文化还可以发挥纽带作用、桥梁作用连接理论和实践。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依托中国文化的传播，我们需要向外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发出我们中国的声音，推动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增进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