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红场

今天是1969年11月3日，再过4天就是十月革命节了。来莫斯科已经1个月零3天，因为忙于工作交接、拜码头，竟没顾得上到红场看看，尤其没去瞻仰列宁遗容，总觉得像是欠着一笔良心债，对不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也对不起自己。从儿时起，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就是我心中的麦加，神秘、神圣、崇高、向往。

尽管每天心里都盘算什么时候能到红场转转，但嘴上总是说“不急，不急”。可即将离任回国的老张急，因为他觉得这么长时间也没带上不会开车的我去一趟红场，拜谒一下列宁墓，是他的失职。

今天是星期六，正好是列宁墓开放日，老张说赶紧帮我把该看的报刊看完，该发的稿子发掉，然后去红场。“今天再不去，下周我一走，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陪你去看列宁墓，”他说。我还是言不由衷：“没关系，来日方长，几年时间总能找到机会。”“机会当然不会没有，但跟我一起去的机会不会再有，”老张说。老张的真诚让我感动。

10点钟老张开车带我向红场出发。

11月的莫斯科已经进入寒冬，老天爷整天阴沉着脸，没个笑容，阴冷多雪是莫斯科冬天的常态。这不，今天从凌晨就开始飘雪花，这会儿已经是雪片漫天飞舞了。雪片落在马路上，来不及停留，就被前赴后继的汽车碾压成水和土的混合物，泥泞的路面开始打滑。

分社有两辆轿车，但都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车，一辆“伏尔加”，一辆“莫斯科人”，都是苏制大路货。不过苏联人认为“伏尔加”比“莫斯科人”要高一档。“莫斯科人”跑起来速度还行，就是变速杆不够灵活，挂四挡的时候动作稍慢一点或者车速稍快一点，都会碰到倒挡，发出嘎嘎的响声，很刺耳。这还不说，一般轿车的变速杆都在司机右手下方，而“莫斯科人”的变速杆却在方向盘后面，换挡总觉得不方便。因为今天是外出游玩，道路又泥泞，老张舍不得开“伏尔加”，选择了“莫斯科人”。“莫斯科人”个小体轻，走在泥滑的路上时不时就“摇头摆尾”，我便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老张倒没事人似的，安慰道：“小陈，不用紧张，系好安全带。这还没到难走的时候，再过一个月你看看，冰天雪地，那路面才叫滑呐。”“哼，不紧张，”我故意刺他，“你这摇头摆尾的，让我怎么不紧张？”“摇头摆尾照例开，这才叫技术！也就是我这个老司机吧，换别人早吓麻爪啦！”“吹吧，你。不过也是，若是没经验的新手，肯定慌神。”“开车打滑就怕慌，”老张认真起来，“尤其不能踩油门！这点你可千万要记住。一踩油门，那就不是打滑的问题，而是失控的问题，不知一头扎向哪里，有时还会原地打转，只要旁边有车，非出事不可。”

说着，到了“故姆”附近的停车场。放下车后，两人往红场方向走。上次陪老张采购也是在这儿停的车，但因是从西门进的“故姆”，竟没到红场看上一眼。

鹅毛雪片还在飞舞，旋转着落在我们的头上和身上。不过两人穿着呢大衣，系着毛围巾，并不觉得冷。只是脚上的硬底皮鞋走在融雪的人行道上有点打滑，不敢大步流星地快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苏联女人在雪地上走路总是行色匆匆，步子迈得很小，频率却很快。

红场北端因为两旁有高墙，形成一个风口，所以风比别处大。我觉得耳朵被冻得有点发疼，便竖起大衣领子。抬头往前一看，已经有上百米的长队从列宁墓前延伸过来，并且不断有人加入瞻仰者的行列。他们头上顶着雪花，身上披着雪花，脚下踏着雪地，仿佛站在书店里，看书的看书，看报的看报。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咳嗽一声。我跟着老张静悄悄地排在队伍后面。但很快就有人一个接一个地排在我们后面。

老张说周六列宁墓开放的时间是中午1点到2点。快到开放时间时，一位身穿灰色军大衣的警官开始整顿秩序，主要是告诉大家不能带照相机和包裹之类进入列宁墓，如果有，要赶紧放到寄存处去。不料，警官走到老张和我面前，行了一个非正式举手礼，问：“请问你们是朝鲜人还是越南人？”老张答：“都不是，我们是中国记者。”“噢，对不起！欢迎中国同志，请随我来，”他示意我们跟他走。我还以为苏联人要找什么麻烦，心里有点发毛，但看老张若无其事的样子，也就没问什么。

原来，警官是带我们到列宁墓入口处加入外国人行列。瞻仰列宁遗容，外国人优先。这让我感到意外。享受优先待遇固然高兴，但断没想到苏联警察会对中国人这么友好，尤其没想到他竟会称“中国同志”。“嘿，苏联警察还是蛮讲礼貌的嘛，”我对老张小声说。“你别忘了，两年前在这里把中国留学生打得鼻青脸肿的就是他们，”老张附在我的耳边说，“当年老丁的相机也是被他们曝光和砸坏的。”听老张这么说，我立刻警觉起来，“哦，不能对他们抱幻想，”我警告自己。

我学着老张的样子，脱下帽子，进入赭红色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的列宁墓，顺着石阶往下走，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遗容，这是何等幸运和荣耀啊！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农家孩子，先到北京，再到莫斯科，还能见到从小到大无比崇敬的世界巨人列宁——虽然是躺在陵墓中的巨人，这本身就像是一个童话，而我竟是这童话的主人公。

沿着黑色大理石台阶逐级而下，进入列宁的永久寝宫。他面色安详地仰卧在水晶棺内，身下铺着鲜红的布尔什维克党旗和苏联国旗。黄色上衣笔直挺阔，胸前还佩戴着一枚红旗勋章。双手和面部在特制的灯光照耀下，显得皮肤好像还有弹性。脸部看起来有点苍白，但凸凹分明的轮廓让我看了第一眼就想起《列宁在十月》里那栩栩如生的形象，尤其那宽阔的苏格拉底式前额，不知容纳了多少智慧和超越时空的思想。

在列宁遗体前，人流移动可以十分缓慢，但不得驻足停留。我边移动脚步，边行鞠躬礼。在躬身施礼的一瞬间，心里似乎涌出一股感动的激流，未等分清是激情还是誓言，便转瞬即逝了。

拜谒完列宁墓，我跟在老张身后走出地面，第一眼看到的当然是红场。这时雪已经停了，视野很清晰，红场很开阔，周围的景物也很壮观。但仔细一打量，好像比想象中的红场要小得多，比天安门广场就更小。一问老张，面积才9万平方米，而天安门广场是44万平方米，红场才是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不过，看上去倒并不显小。光顾着往远处看，脚下一滑，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个屁股蹲儿。“哎，小心点，这地面是大块鹅卵石铺的，下雪后很滑，”老张说。“可不是怎么的，跟哈尔滨秋林公司前的南岗大街和道里中央大街一样。苏联人干吗喜欢用鹅卵石铺路呢？”我在哈尔滨念的大学，对这种路面很熟悉，也很讨厌，因为冬天走着打滑，夏天走着蹩脚。老张对我的发问没有作答，估计他也说不清楚。

看完列宁墓，我第一关心的是斯大林墓碑。我们很快在列宁墓后，红墙前，找到了斯大林的灰色大理石墓碑和半身石雕像。老张说，开头只有一块灰色大理石石板平铺在墓穴上，石板就成了墓碑。石雕像是后来立到石板上的。墓碑上刻着：“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9—1953”（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1879—1953）。墓碑上还放着一束鲜花。老张说，苏联老百姓对斯大林的态度很谨慎，献花的人不多，但每天都有。我想，历史终会还斯大林一个公道吧。随后，我们还看到了其他苏联领导人，如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加里宁、日丹诺夫等人的墓碑和半身雕像。

老张指着红墙说，红墙上每个名牌后面都是有特殊历史贡献的名人骨灰盒，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作家高尔基、第一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等。我顺着老张手指的方向看了看，但没走过去。此刻我的注意力已被红场南面光鲜夺目的一群洋葱头似的圆顶大教堂所吸引。

我们横穿红场，沿“故姆”往南走，来到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老张说通常都称它为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其实原来叫圣母升天大教堂。因为东正教传教士瓦西里在这里苦修终生，后人把它改为现在的名字。

时值教堂关门维修，不得其门而入。虽然游人不少，但没有导游，我只能听老张的介绍。

红场周围有不少典型的东正教建筑。但最有吸引力的当数这座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仔细观看，它是一个由9座相连的8边形塔楼巧妙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群，中心塔楼最高，据说有47米，至少相当于10层楼房高了。主塔被周围8个高度不同，色彩和条纹各异的小型塔楼簇拥着，错落有致，浑然天成。这还不算，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与9座塔楼相匹配的9个洋葱头式塔冠。“洋葱头”外表分别是由蓝白、黄绿、青红等多种双色彩搭配的弧形条纹，不仅光鲜亮丽，而且极富动感。

老张说，据说教堂的8个塔楼圆顶分别代表一位圣人，而中间最高的圆顶则代表至高无上的上帝。我想，《圣经》说耶稣有12位使徒，即12位圣人，包括犹大。那么这9个“葱头”应该不是耶稣和12使徒，那是谁呢？难道东正教的《圣经》与基督教不一样吗？想是想，但没好意思向老张发问。

瓦西里大教堂设计的独具匠心还在于，从任何方向看都一样，没有正面、侧面之分。但从高空俯瞰，它却是个呈正“十”字形的平面体。这样美妙绝伦、风格独特的建筑不仅令全世界的观赏者倾倒，而且让沙皇伊凡雷帝痴迷得心理变态。为了让世界上不会出现第二座相同甚至相似的建筑，他居然下令弄瞎了建筑师的双眼。我听说过为美人决斗的俄国贵族，那是为了维护尊严。为一座美丽的教堂挖人双眼为的是什么呢？就为了独享一种美感？

教堂前有一座爱国志士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教堂右前方的那座土筑高台。老张说这是老百姓俗称的“断头台”，是沙皇时代宣布和执行死刑的地方。宣读在台上，执行在台下。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要在神圣的教堂前面杀人呢？难道也是出于沙皇的爱好？

广场对面那座红砖仿古建筑是历史博物馆。老张说，博物馆跑不了，但看起来费时间，今天就不看了。要看就看看无名烈士墓吧。我欣然同意。从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前往无名烈士墓方向，要经过斯巴斯基钟塔宫门门前广场。克里姆林宫的宫门有好几个，但只有面向红场的这个才是正门。正门平时不开放，只有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的苏联领导人才能从这里进出。出入这座大门的汽车最低也是“海鸥”级以上的苏制高级轿车（虽然据说装的是“奔驰”600号发动机），经过红场时，速度很快，不知是显示车主人的威风，还是害怕遭遇不测。

我站在红场中间向斯巴斯基钟塔望去，发现它是红场一带的最高建筑。老张说克里姆林宫宫墙上总共有18座塔楼（实为20座），但这一座最为壮观也最为著名，因为它上面有享誉世界的荷兰自鸣钟。装有巨大表盘和指针的自鸣钟不仅能准确地报时，还能奏出悠扬的音乐。那是《国际歌》的一节旋律，音准虽然不够理想，但音色优美悦耳，我听出那是“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句的旋律。多年后我再到红场时，自鸣钟的旋律已经从《国际歌》变成了俄罗斯国歌。

无名烈士墓位于红场西北侧的亚历山德罗夫花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火焰——俄文原意是“永久之火”，中国人习惯叫“长明火”或“长明灯”。火焰是从一个金色五星形火炬中心喷射出来的，昼夜不息，直到永远。火炬后面是深红色花岗岩烈士墓碑，碑板上镌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的字样。两句俄文读起来是合辙押韵的，类似中文的上下联。另一侧则是青铜浇铸的一面铺开的军旗及放在军旗上面同样是青铜浇铸的一顶钢盔。

无名烈士墓右边沿克里姆林宫墙矗立着一排石碑，石碑下存放着从列宁格勒（现称彼得格勒）、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等12座卫国战争英雄城收集来的泥土。每块石碑上都镌刻着英雄城的名字和模压的金星勋章图案。

回身再看越燃越旺的“长明火”和站在“长明火”两旁的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值岗战士那庄严的身姿和严肃的表情，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那是一种神圣感。尤其当那行醒目的石刻大字“Никто не забыт Ничто не забыто”（谁都不会被忘记 什么都不会被忘记）再次闯入眼帘时，我心想：“一个不忘先烈，崇拜英雄的民族才是一个精神强大的民族，也是一个永远值得尊敬的民族。”

这时参观的人群突然一阵清风似的骚动起来。原来斯巴斯基钟楼传来的整点钟声告诉人们，列宁墓的换岗仪式开始了。观光者纷纷跑过去看“表演”。

但见3人一组的卫兵从斯巴斯基大门方向迈着正步缓缓走来，他们身穿灰色军大衣，头戴嵌着红星的灰色卷毛羊皮帽，腰束黄色皮带，左手托着直立的长枪，长枪上亮晶晶闪光的刺刀直指蓝天，右臂节奏鲜明地在胸前摆动。他们表情凝重，目不斜视，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一步一拍地尽显军人雄姿。

快到列宁墓前时，他们突然变换走姿，从正步走改为双腿90度大跨步。大跨步看起来相当夸张，但并不影响他们的身体平衡，个个镇定自若，稳如泰山。可见他们多么训练有素。平伸出去的腿同直立的腿呈90度角，同地面正好平行。由于腿抬得很高，脚上油光锃亮的黑色长筒皮靴就显得格外抢眼。

我注意到，在列宁墓入口值岗的卫兵只有两位，但前来换岗的却是3位。仔细观察，真正换岗的是2对2，下岗的卫兵依然是3人。这时我才明白，其中1人是领岗的，来时走在前，回时走在后。老张说：“你观察得可真够细的，这么多年我看了多少次，从来没注意到有个领岗的。看来你是块当记者的料——善于观察。”“这算什么，”我说，“不过是好奇而已。”“好奇就对了，”老张接着话茬说，“一本美国的新闻理论书上说，好奇心是记者成功的秘诀。”“是吗？”我好奇地问，“那我得把这本书找来看看。”

（本文节选稿载于1981年5月10日《羊城晚报》） SdBMNBKBo5GHI8cU5uEZCqrIKqhM2RT3lw+ZGsk/poSgslXGOINjYTC4fMhXDS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