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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禹治水，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禹一改其父鲧“堵”的做法，而采取“疏”的方式；二是禹品德高尚，公而忘私，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就这两个方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先说治水的方式。“堵”和“疏”，字面上很容易理解，但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究竟怎么“堵”？怎么“疏”？不仅我们说不清，就连年代比我们接近得多的屈原在其《天问》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
在此笔者提供一说。
1998 年，我在广播电台做记者，为报道抗洪救灾跑遍了湖南全省的洪区，看到当时几乎所有地方的抗洪方式就是“堵”。何以如此？因为在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六七十年代，湖垸低洼处筑起了堤坝，迁来了人口，有的地方甚至逐渐建起了城镇。现在洪水来了，若要“疏”，就得重新移民，谈何容易！何况这些地方泥土肥沃，都比较富裕。
类此，尧舜时期，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四时节气规律的把握，农作物极大丰富，导致人口呈爆发式增长。人口膨胀，反过来导致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于是人们逐渐从高坡处往低湿地迁移，“开山造田”“围湖造田”之类发掘耕地资源、增加粮食收入的举措也大范围实施。那时百姓很辛苦，春分被派遣到各大产粮区耕作，一直要劳作到冬至才能回家。
在此情况下，洪水来了，“堵”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效率最高的治水方式，鲧及其前任共工都是如此。只是他没有料到，水势不断升级，从五十年一遇到百年一遇，从百年一遇又到千年一遇，“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堵”的治水方式彻底失败。
禹的“疏”，一方面将江河的主要堙塞关口浚通，更重要的是转移人口，退耕还林，退耕还湖，这是比“堵”要复杂得多的浩大工程。为此，禹采取如下几项措施：一是调有余补不足，解决移民过渡时期的粮食问题；二是完善偏远地区的赋税征缴机制，并在这些地方推广稻子的耕作技术，避免因为退耕造成财税、粮食锐减；三是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赋税征收采取不同的档次和方式，以平衡各部落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 13 年的奔波劳碌，禹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水年年为患的问题。
再谈谈治水的动机。
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治水当然是出于圣者仁心，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五帝及夏后氏人物关系图
颛顼（黄帝之孙）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鲧，而是给了堂侄帝喾，帝喾又传给儿子尧，尧又传给血缘远、辈分小的舜。舜虽然也是颛顼后人，但早已家道中落，沦为草根，种过田，打过鱼，当过泥木匠，做过小生意。鲧不仅是君主的合法继承人，而且辈分高、资历老、能力强（老臣对鲧的评价是“我们这一辈没有比他更能干的”），自然自视甚高，对于尧、舜有不臣之心。加之同样根正苗红的共工（炎帝后人）也有觊觎之意，以及一些偏远地区分裂势力如三苗、驩兜之流蠢蠢欲动。尧舜的中央政权受到巨大威胁。
因此说，舜“殛鲧于羽山以死”，既是惩罚鲧“治水无状”，也是借机消除政治对手，以儆效尤。禹接替父亲的职位，深知肩头分量关系到天下万民福祉，也明白其中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政治玄机，一举一动将直接影响到自己乃至整个夏后氏部族的命运。他在再三推辞不了的情况下，下定决心也可以说是硬着头皮临危受命。他一方面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得圆满，让领导没有空话可讲；另一方面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与南方的涂山氏部落搞政治联姻，以天子直系后代之尊成为涂山氏部落的上门女婿，妻子就是部落公主，名叫女娇。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禹十三年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不近人情的背后其实有着难言的苦衷。
禹在外苦心经营，女娇从新婚第四天开始就独守空闺。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无限的思念、牵挂和幽怨化成一声天籁，从正倚门望归的女娇心中婉转流出——
“候人兮猗～”
这是我国有史可稽的第一首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