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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学课本里读过《曹刿论战》，讲的是鲁庄公十年（公元前 684 年）发生在齐国和鲁国之间的长勺之战，嘭嘭嘭，三通鼓，“齐师败绩”。
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鲁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在老师的讲解中，其原因一是鲁庄公能够听取曹刿的意见，取信于民，使军队同仇敌忾；二是曹刿见机行事，指挥得当，避过齐军一鼓作气的锋芒，待其三鼓而竭后再奋起反击，在敌军溃逃时又仔细观察，判断对方“旗靡”“辙乱”并非诈败，继而乘胜追击，取得完胜。
这样的回答当然可以在考试中获得高分，然而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关于鲁庄公能够取信于民的说法，主要源自一位伟人对于这场战争的分析：“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取信于民，是战争取胜的前提。作为一种普遍的战争规律，这一说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具体到长勺之战前的鲁国，“取信于民”还只是一个想法和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原文说得很清楚：“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也就是说，齐师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曹刿才去觐见鲁庄公，询问“何以战”。对于庄公“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和“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的回答都给予否定，只有当庄公说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承诺时，曹刿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长勺之战（书中地形图均选自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图说中国历史》，后图不再另行说明）
从庄公“必以分人”“必以信”“必以情”和曹刿“民弗从也”“神弗福也”这些对话看，庄公的这些承诺都是一种未然之事，而非已然之实，曹刿仅凭庄公一句准备取信于民的空口承诺，就认为“可以一战”，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对此，一些学者纷纷提出疑问。比如唐代柳宗元在《非国语·问战》中认为：“既问公之言狱也，则率然曰：‘可以一战。’亦问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怀诸侯，而不事乎战则已耳；既至于战矣，徒以断狱为战之具，则吾未之信也。刿之辞宜曰：君之臣谋而可制敌者谁也？将而死国难者几何人？士卒之熟练者众寡？器械之坚利者何若？趋地形得上游以延敌者何所？然后可以言战。若独用公之言而恃以战，则其不误国之社稷无几矣。”
柳宗元的大意是说，鲁庄公在敌军浩荡而来之时大谈所谓神道，确实荒唐，可是曹刿面对庄公尽心尽力处理案件的承诺，就说“可以一战”，也显得轻率。如果鲁庄公的德行可以使诸侯归服，而不用去进行打仗也就罢了，既然准备迎战，却以断狱为制胜之本，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事，曹刿应该问“谁可以作为这次战斗的统帅”“军队的士气如何”“士兵是否熟悉作战情形”“器械是否坚利”“在地形上是否可以占得优势”等这些具体实际的问题。
当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曹刿指挥的鲁国军队最后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彻底胜利。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因为曹刿指挥得当，或者是齐军过于轻敌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清楚选自《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中所记载的细节中所存在的两个疑问。
一是在战斗过程中，作为一国之君的鲁庄公为什么表现得像一个战争白痴？战斗刚一开始，“公将鼓之”，曹刿一声“未可”才得以制止；“即克，公问其故”——庄公参与并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竟然还不明白曹刿的战法和取胜的原因。
二是齐军明明可以碾压鲁军，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接掩杀过去，而要等到“三而竭”的时候才与鲁军正式交锋？
对此，我们只有懂得了古人的战争规则也就是所谓“军礼”，才能够理解上述两个问题。
“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周朝以鲁国开国之君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者，创制了一整套完备的礼仪制度，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战争游戏规则。这些军礼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人们所遵从，诚如晋献公谋臣士蒍所说：“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长勺之战发生在春秋早中期，军礼没有被彻底破坏，战争还没有变成后来军事家孙武所说的“诡道也”。那时候，战争主要是称霸战，而不是占有战，出师征讨的目的主要在于迫使对方改正错误，而不是要吞并对方，战场交锋的过程中坚持“正大不诈”的原则，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如《司马法·仁本》所言“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双方列阵后再擂鼓进攻，以表明诚信）”，《谷梁传·隐公五年》所言“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战争时间不超过三个月，战胜方不追击败逃的敌人，不诛杀已经投降的俘虏）”等等，都是这种原则的体现。后来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之类“蠢猪式的仁义”，恰恰是对古代军礼的申明和执着。
历史学家钱穆在总结春秋时期的文化状态时曾说：“即使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春秋交战以车战为主，“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就是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而在长勺之战中，“机智”的曹刿完全抛弃了上述规则，采取“诈术”对抗齐军。作为西周礼仪制度的正宗传人，鲁庄公对这种“歪门邪道”当然是看不懂，反应不过来。而一心想要以信义立国称霸诸侯，被孔子评为“正而不谲”的齐桓公，他的作战方针肯定也不是要以权谋、诡诈战胜鲁国。齐军一而再地进军又退却，可能是作为统帅的鲍叔牙以为鲁军对齐军的冲锋没有反应是因为对方还没有完成列阵，他的退却和犹疑，正是尊重军礼的表现，希望待对方准备充分后再一决雌雄，他万万没有想到是对方利用自己对规则的尊重而后发制人。从后来在齐鲁柯地之盟后齐桓公兑现“曹沫之约”的情形看，齐人即使知道曹刿使诈，也未必会改变他们“义战”的做法。
我们知道，以马拉战车作为主要形式的排兵布阵，军队掉头再重整军阵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正因如此，齐军才输得那么狼狈。
时下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意思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可以天下无敌。
用这句话总结曹刿指挥鲁军得胜的原因，是不是也比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