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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兄：
你好！
先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我的那个上五年级的儿子都都，前些天一本正经地向我推荐一本书。五年级的儿子向正当不惑之年的老子推荐书，还十分郑重其事，让我在觉得有几分好笑的同时，的确也感到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分量。更好玩的是，这本书就是不久前你刚出版的儿童诗集。你送给我的时候，我想它恐怕更适合都都读，于是转手就给了他，没想到它又这样回到了我手里。
我在儿子的推荐，甚至可以说是督促下，读了这本诗集，我得承认，我读得很有兴味。这兴味，不只来自一个成年读者的心灵，而且还出自一个批评工作者的职业立场。尽管，我自认对于儿童诗实在是外行。
我不知道在中国儿童诗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以及它曾经历过怎样的变迁过程，但我相信，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里，儿童诗的面目一定是各不相同的。鲁迅先生曾痛斥过“二十四孝图”一类的读物对于当时儿童的毒害，文学故事是如此，诗想来例外不到哪里去。我印象中小时候背过这样的儿歌：“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家，外婆请我吃年糕……”现在的幼儿园阿姨倘若还如法炮制，恐怕也大有“背时”之嫌。我想这里的道理很浅显，儿童诗当然应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否则，首先不承认、不买账的就是它的对象——儿童。
我们得承认，我们的下一代，比之我们小时候，在许多方面确实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当之无愧（同时也别无选择）地将成为崭新的一代。准确地触摸和把握当代儿童的思想、心理特点，加以真切地表达，不仅是儿童诗反映和表现当代儿童的要旨，而且也是儿童诗真正走进广大儿童心灵的途径。我以为，这正是儿童诗走向现代的基本含义。现在，这一点就成了你的这本儿童诗集的显著特色，也正是都都（们）如此喜欢它的根本理由。在这本诗集里，有对传统童话的改造和反拨，如《我喜欢你，狐狸》《大灰狼，别怕》等；也有对独生子女心态的细微揣摩和把握，如《袋鼠》《蝈蝈》《热》《小》等；有当代儿童对于普遍性社会现象的独特关注和反应，如《我患了感冒》《爷爷丢了》《弄蛇的女孩》《亮亮弹琴》等，更有对于唯有这个时代的儿童才可能有的思绪的捕捉，如《懒的辩护》《童车》等。成人熟悉以至绝不再去想一想的世界，在儿童那里，竟出现了如此奇异而绚丽的色彩，现在由你真切而准确地表现出来，看到了这一幕，我想，成人只有脸红心跳的份儿。比如，也许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指责过孩子们的“懒”，但现在我们听到的则是“懒的辩护”：“我最不愿意洗碗，/妈妈说我手懒；/我顶害怕珠算，/爸爸说我心懒。/可是他们不明白，/懒，是一切发明之源。/为了当名发明家，/我才故意这么懒！/……”把“懒”说成是“一切发明之源”，这是典型的儿童心理。但这种心理显然只属于现代。习惯于简单化地指责孩子们“懒”，而不善于去理解孩子，并发掘出一些积极方面的父母们，是不是会有所触动而有所启发呢？我猜这大约正是都都推荐我读你的诗集的原因。他是把你当作了知音，希望由你的诗来传达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教育我。
儿童诗的现代探索，固然有赖于创作题材的开阔、角度的新颖、意蕴的提炼等，在这方面，你无疑花费了颇多的心血。比如，狐狸历来被人们认定为狡猾的象征，它诱惑乌鸦唱歌，结果骗走了乌鸦嘴里的那块肉，这故事曾风靡了中外好几代儿童读者。但是你的《我喜欢你，狐狸》里，狐狸的“狡猾”成了一种机智，因为“活该，谁叫乌鸦爱唱歌，/‘呱呱呱’自我吹嘘！/再说肉是他偷的，/你吃他吃都可以/……”在这里，对传统童话无论是角度的变换还是意蕴的改造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变换和改造都在根本上反映了儿童诗观念的变化，也就是说，只有在儿童诗的基本创作观念上发生变化，用现代的观念来观照当代儿童生活，审视儿童诗创作的传统规律和模式，我所说的题材、角度、意蕴等的变化，才可能由具体的创作问题，在凝聚中升华为整体，也才可能脱离技术或手段的层次，升华为艺术。你的诗集中的大多篇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不约而同地具有了现代意味。比如《爷爷丢了》，写退休的爷爷“总觉得自己丢了东西”，但在儿童的眼睛里，“我的爷爷丢失了自己，/ 我却高兴得出奇，/ 因为爷爷真的成了爷爷，/ 常陪着我做各种游戏……”在通常的儿童诗创作中，退休的爷爷意味着光荣的历史、活的教材，以及让人崇敬的心理，这当然没有错。但对今天的儿童来说，“爷爷真的成了爷爷”，是不是更切近、更符合他们的心理呢？我想答案恐怕是明确的。对这一代儿童在思想、心理上的这一类根本性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易地背过脸去，所谓儿童诗的现代观念，前提就是研究并且承认当代儿童的全部特殊性，努力从中发掘和提炼出本质来。
我认为，你的儿童诗的现代探索，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寓儿童诗的教化功能于启迪心智之中。有时候甚至只在于启迪心智。这一代儿童所处的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知识的尊重，科学教育的发达，信息传播的密集，以及从小就感受到的竞争的激烈，使他们很早就充满了心智上的渴望。而中国“文以载道”传统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从来就以教化功能为作品的灵魂，作品形象所导向的，当然主要是思想面貌和道德品质方面的熏陶。在今天，这样的作品如果说依然是必要的，显然也已经难以满足儿童的各方面的渴求。你的许多诗作着眼的，与其说是道德化功能，不如说是儿童的童心、想象力和创造冲动，在对儿童的心智启迪和满足中，引导着他们向真、向善、向美，向着更积极更健康的人生。在《蚕变之歌——小男子汉宣言》里，你替孩子们大声喊出：“我要展翅飞翔，/唱一支青春歌儿/又新又甜！”在《庄严的谎话》里，你充满理解地道出一个说谎话的儿童的心声：“我在这假想的旅游中，/找到了心灵的平衡。”在《隐身人》里，一个儿童美丽的幻想这么展开着：“在冬天的夜晚，/一床棉被，能装下，迪士尼乐园和/一个童话世界。”不必再一一列举下去了。对当代儿童心智渴求的着重和满足，在我看来，也该是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之一。因为这一代儿童，将在 21 世纪代表伟大祖国的形象，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也许正是儿童诗创作观念上发生的这种变化，你的许多诗作的形式，似乎也从规范的儿童诗样式中走了出来，显得更平易、更朴实，也更口语化。中国以往的儿童诗，似乎在形式上更多考虑朗诵和表演的需要，语言较为书面化，讲究押韵和抑扬顿挫的节奏。而现在绝大多数家庭里的独生子女，更习惯于独处和自我交流，因此，平易朴实而口语化的形式，在感觉上便更像是“自我对白”。比如，“对，和妈妈商量一下/让她变一只袋鼠/省得她老不放心/从不让我一人外出。”（《袋鼠》），“张开五只小手指，/想和我握手告别吗？”（《致海星》），“谁能给小熊剪指甲，/谁能当上森林的/卫生部长！”（《小熊的指甲》）……实在就犹如儿童的话直接分行入诗了。我想这一定能增加儿童的亲近感，同时，不见得就妨碍了朗读——我听陈建功兄说起过，他的女儿笑笑就曾几次从这本诗集里挑选出诗来，到班级里当作她的节目。倒是诗集中有几首你刻意为儿童朗诵而写的诗，如《船之歌——元旦献辞》，固然读起来朗朗上口，却同时也少了几分儿童意趣。
信笔这么写下来，图了一时痛快，现在忽然感到了几分惶惑：我得以宣泄自己的这个领域，毕竟是一块我十分生疏的天地。我有什么资格这么指手画脚？我对我所说的一切，究竟能有多少把握？好在你是儿童诗创作的行家，我所说的这些皆因你的诗集而起，纠正我的谬误自然也该算作是你的责任，如此想来，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自我解脱了。
就此打住，静候你的指教。
致
礼！
志云
1991 年 5 月 18 日
记于北京东郊“缘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