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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阅读过史雷儿童小说的读者，大多会因他作品中已然与当下恍如隔世、地道而浓郁的北京传统文化气息而过目难忘。他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将军胡同》自问世以来，以独特的文风气韵打动了无数读者，包括大量的专业读者。继此作之后，当史雷将这部新作《正阳门下》送与我时，我暗自惊呼，史雷的创作选择是如此笃定。一种与老北京同样恍如隔世的传统“京味小说”，已然在史雷的笔下，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纯正“归来”。
“京味小说”，这个文学术语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因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家老舍而得名。老舍的小说创作，擅于调动自己老北京生活的丰富经验，以俗白、风趣的北京话创作市民题材小说，书写老北京的风物、习俗、人情、世态，勾画出一幅幅逼真多姿的老北京风俗画。阅读史雷的儿童小说，再次被“京味小说”浓郁、地道的北京文化气韵打动，仿佛穿越时光，重新回到了那座凝结着深厚历史的老北平城。
史雷的市民风俗画，同样起笔于北平城的胡同和四合院。《正阳门下》仍然讲述居住在将军胡同的刘老爷子一家人的生活，以“我”——二宝与父母昆明避难回到北平开启故事。从《将军胡同》到《正阳门下》，两部作品在时间上、人物上，显示了紧密的承继关系；在故事上，则是又一页重大历史的铺展——抗战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国共合作破裂，第二次国共战争爆发。虽然人物必然被裹挟于巨大的历史洪流之中，但史雷的着笔，仍然是生活，是北平百姓的世俗生活。作品摒弃宏大叙事，以北平风物与各色人物的寻常琐事，勾勒北平城骨子里的文化情趣与时代赋予的独特景观。抗战胜利后，满大街可见从南方回来的学生和老师，福悦轩茶馆里再次聚满了闲话人生的茶客，“打唤头”的剃头匠悬着“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的条幅走街串巷。姥爷家里也终于再次团聚，二宝与父母从昆明归来，大舅成了国军将领，二舅也回到北平教书，秀儿与巡警郝俊杰谈起了恋爱。在这些人物行动的日常描写中，老北京对生活细节的那股子“讲究”也再归生机勃勃。莲花白酒、茉莉花茶、老北京炸酱面传递出一个舌尖上的北平。老北京的“玩”文化，训鸽子、遛鸟、摆弄学舌的八哥，也纷纷入镜。信手拈来的北平风物，让这座留存在历史记忆中的古城再次抖擞地鲜活起来。
《正阳门下》的谋篇布局与人物塑造，有似老舍《茶馆》的“卷轴式”结构，作品并不设置集中而贯穿的矛盾冲突，而是各色人等一一登台亮相，以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每个角色都在自己的故事中前行，但又共同受到时代的推动。同时，与《茶馆》相仿，史雷并不将笔墨集中于某个人物身上，而是意在勾勒人物群像。对每个人物，作家虽是寥寥几笔，但个个出彩。大舅、二舅、大宝，怀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国难面前敢于赴死；巡警郝俊杰，是非分明，敢于担当；包括姥爷拒绝献媚的崔二，一身正气；甚至包括天桥上耍幡的汉子，见到孩子硬要赏他一个银元时，并不接下，而是后退几步，将绝活儿一一演练给孩子以示回报；还有像快人快语、火热心肠的赵姨等，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充分展现出老北京的“局气”、达观、正义。作品中也描写了一些猥琐的小人，如登门拜托大舅给疏通官路的崔二、天桥惦记着贩卖军火发横财的掌柜。然而，邪不压正，有了大舅、二舅、姥爷等人物的阳刚正义之气灌注于纸间，崔二、掌柜等卑鄙猥琐之徒，被这强大的气场排挤于边缘。
史雷运用的小说语言，俗白，鲜活，凝练，呈现出“京味小说”的典型韵味，回归了传统的气息。作家努力以纯正正道的北京话讲述北平时期的故事，描绘北平时期的风物，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完全融为一体。作品中，作家充分调动了老北京日常生活语言的强大表现力，好多密码一样的土语，诸如“全须全尾儿”“臊眉耷眼”之类，京腔京韵，滋味纯正。作家还运用了大量生动诙谐、极具个性化的对话描来刻画人物，恰恰突出了老北京人特有的擅说能侃，俏皮话随口就来的特点，活泼而富有生命力的地域语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再现。
尤为重要的是，《正阳门下》所追求的作品意义，正像老舍先生《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那样，虽然落笔于百姓日常生活，但笔触往往延伸到时代冲突、民族命运的思考。史雷的作品，正是因为灌注着浓挚的民族气节与民族觉醒意识，而构建出了作品在形式之外的生命感染力。
史雷有写史诗的意愿，沿着近现代以来，将以政治枢纽北京（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磨难，一路写下来。这是一条艰难的创作道路，也是史雷慎重选择并努力坚持的道路。作品采取完全的“我”的孩童视角，时代背景未做一句交代，而是让其在百姓的生活场景、生活事件中，一点点呈现，不甚清晰，却又无可躲避。动荡时代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大舅二舅两兄弟之间的团聚，紧跟着构成了新的矛盾，效命于国民党的大舅和加入共产党的二舅政见不合起了争执，二舅的一句“百废待兴还打内战！？”将故事带入了国共合作破裂再次陷入战争的时代背景。看似轻松诙谐的生活描写中，透出时代压迫下的沉重和严峻。作品中记录着许多史载的事件，东交民巷东北流亡学生的抗议示威，工人强逼囤聚粮食的黑心商家售粮……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财政赤字，民不聊生，世道昏暗，统治腐败，民心向背，不言自明。
作品形成一种外松内紧的情绪基调，看似始终波澜不惊，但隐隐地，战争如远处的风雷，徐徐压来。参加游行的大宝被抓，郝俊杰以苦肉计营救，被逼急的姥爷挥起棍子砸向警察，生活终于在万般不情愿中跌入水深火热。紧张的气氛虽然在孩子的记忆中一带而过，但是严酷的政治矛盾、传奇般的惊险岁月已然复现。当姥爷阻拦大宝，把他锁在家里，不愿看到他被打、被抓时，大宝喊道：“那别人的外孙子都被青年军开枪打死了！”游行，示威，离家出走，投奔抗战，这正是大舅和二舅当年做出的选择。一代代年轻人，在国难面前，是一样的热血阳刚，一样的舍家弃业，不计个人安危。貌似醉心于训鸽子的二舅，用“桃花眼”为地下党传送情报，大舅这位有良知的国民党将领暗中保护二舅，赶走扮作叫花子暗中监视的特务。作品中涌动着动人的“义”，有民间之义，手足之义，更是深挚的民族大义。望着这样的榜样，“我”默默吟出二舅教“我”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字里行间，寻求正义的力量，生生不息。
与此同时，作家对战争是具有反思态度的。像《战争与和平》等许多经典的战争题材作品一样，作家努力写出日常生活的生机，老北京生活中的“讲究”，却意在反思战争，突出战争的罪恶，战争对个体的人的无情摧残和对幸福生活的无情剥夺。小说以《正阳门下》为题，正阳门，既是老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仪式的地点。二舅翻出了鸽哨，准备为和平解放的北平上空，点缀一只飞翔的乐队。“桃花眼”“蓝眼睛”，军鸽退役，重新成为和平的象征。民众心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次坚韧地复苏，升腾。
史雷是一位对儿童文学创作执着勉力并心怀敬畏的作家，是一位会与自己的创作对象“死磕”的作家。从《将军胡同》到《正阳门下》，这位青铜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得主，不曾有丝毫怠惰。《正阳门下》的创作，显示出更加朴素而扎实的历史感。为了这一题材，史雷的创作准备开始于1999年。历时九年的文化寻访与历史档案的查找比对之后，又经过大量文学经典阅读，再经过三年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史雷才慎重地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老北京”如愿在史雷笔下复活。从《将军胡同》到《正阳门下》，故事的格局更大了，构思也更加严谨。相较于《将军胡同》每章内容独立成篇的平行设置，《正阳门下》则呈现了更加完备的长篇小说形态，章与章之间的衔接密度增强，全篇布局的意识更加明晰。同时，在《将军胡同》中作家偶尔会沉迷于老北京“玩”文化细节而使叙述过度牵衍，到《正阳门下》时，则始终显得主次分明，张弛有度。
尤为可贵的是，史雷不但将滋味纯正的“京味文学”打磨一新，更以独特的儿童视角，为“京味文学”的丰富与延展做出了当代努力。史雷选择的，是绘制一幅童眸中的老北京风俗画。儿童看世界的懵懵懂懂，恰恰与史雷不喜刻意煽情，追求看似平实实则细腻的情感表达相互契合。因为孩子的视野，作家隐忍着检视史料、回溯历史中的热血沸腾，从孩子的可见可感讲述历史；因为孩子的视角，作品以孩子衡量事物轻重缓急的标准来推动故事，因此更加切近平民百姓的生活状态，也更加具有了生活的纯粹感。为了保持儿童的气息，作者的用词不见任何花哨，但着力很深。作家对笔下的“我”，并不做复杂的心理描写，而是靠“我”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透露出孩子也无法清楚表达的内心活动。一次次紧张的、冲突的、大喜大悲的情境，都透过准确的儿童视角得以准确地传达。字里行间让读者借助文字产生的还原力量，进入文学现场，感受到家园的阵痛与焦灼，塑造出童言叙事中的史诗正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当代儿童文学还较少将精力放在地域文学风格的探索上，大家基本遵循了共同的语言风格——儿童化的书面语；而在儿童文学高度发展的时代，地域风格的建设便显出基于文学整体的意义，史雷，是非常突出的先觉者之一。
2018年4月于龙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