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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故宫，北京最有名的建筑要算天坛了。每当人们看到圜丘三层光秃秃的圆形石台、看到祈年殿三层深蓝色的圆形屋顶，一种奇妙的、神秘的观感便会油然而生。的确，与宫殿建筑相比，天坛似乎有点玄奥和难以理解。然而，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不同的风神情调，但实际上却靠得很近，两者都充满了“礼”的内容，都受礼制思想的约束，又都是为古代社会皇帝的统治服务的。宫殿的礼仪思想主要体现在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上。宫殿造得那么华丽庄严并不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是为了表明它是全国最高等级的建筑，使之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威慑力。但是，宫殿建筑又是皇帝办公、生活之处，终究还带有不少实用的性质。而天坛这样的建筑则完全是根据“礼”的要求建立的，它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需求。除了皇帝每年一度的郊祭大典之外，这里终年关着大门，只留少数人员进行维护准备。所以史学家将这种类型的建筑称为礼制建筑。
天坛
拜敬祖先是我国古代“礼”的主要内容，今天人们常说的“礼貌”“敬礼”等都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后来，因为宗族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土地肥沃，离不开五谷丰登，离不开风调雨顺，于是“礼”又引申为对天、地和五谷的崇拜。在祭拜祖先之外，又出现了拜天、地和五谷。这些祈拜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便已出现了。含有“礼”内容的祭祀活动是表现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方式，是求得自然（天）与人之间和谐的一种精神活动。魏晋之际的哲学家杨泉在《物理论》中谈到过这一崇拜的内涵：“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庙，追养也，祭天也，报往也。”也就是说，中国人祭拜天地祖先，是为了对人的由来和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表示崇敬与感恩。这与西方古代产生的那种对神和上帝的虔诚信仰以及宗教活动是不同的。
这些祭拜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设施为之渲染气氛，创造条件，于是便出现了名目众多的礼制建筑。第一类是坛。古代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说法，就是指要面向着天祭天，面对着地祭地。这样，祭祀仪式便要在露天的坛上进行。天包括日月星辰，于是又有日坛、月坛之称。此外还要祭“社”。社是土地之主，因为“土地阔不可尽敬”，于是到各处去取点土样来（称“封土为社”），放在一起，就算代表了天下之土，所以社稷坛上有表示各个方位的“五色土”。“稷”也是必须祭的。“稷”是古代对粟的称谓，是百谷之长，因为“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社”和“稷”加起来便是农业，在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社稷又是国家的同义词。与农有关的还有先农坛、先蚕坛等，此外还有代表全国山河的山川坛等。在中国古代的都城建设中，修筑祭天拜地的坛是极为严肃、隆重的大事，常常要召集群臣，引经据典争议一段时间。
今天，在北京还保留了不少礼祭用的坛，它们都是明清时修造的。社稷台按礼制建在宫城的右边（今中山公园内），先农坛在正阳门南大道的右边。而天、地、日、月四坛是按照天南、地北、日东、月西的古训来确定的，皇帝祭的时间、路线也有规定。《明宫史》记曰：“凡冬至圣驾躬诣圜丘（天坛）郊（祭）天，并耕籍田，咸由正阳门出也”；“凡遇夏至圣驾躬诣方泽（地）坛祭地，即由安定门也”；“圣驾春分躬诣朝日坛及藩王之国，则由朝阳门出”；“圣驾秋分躬诣夕月坛，则由阜成门出”。
中山公园社稷台五色土
大同北魏明堂
第二类是拜祖先的宗庙。《释名》曰：“宗，尊也，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也就是说，宗庙是放着祖先画像及牌位，供后人尊祭用的。古代对宗庙级别的规定是很严格的。《礼记》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昭”就是祖先中的二、四、六世，在庙中是排在左边；穆即是三、五、七世，排列在右边。《周礼》“左祖右社”中的“祖”，便是皇帝家族的宗庙，后来又称为太庙。而老百姓宗族的宗庙便是一般所称的祠堂，有的也叫祖庙、家庙。
第三类便是与礼乐之本息息相关，为教化而设的学校、辟雍等（有的明堂也应归入这类）宣传教学建筑。这类建筑到后来演化为许多形式，如国子监、太学，各地区的府学、县学、书院等。由于孔子被尊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祖师，所以各地还建了许多孔庙，文昌阁、奎星阁等也应该算入这类礼制建筑。实际上，除了祭天地的坛之外，古代的许多礼制建筑都是综合使用的，只不过各有所偏重罢了。
礼制建筑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所建，因此它的艺术形象就格外的重要，平面、立面、方位、色彩、高度、层数常常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些都赋予建筑物很鲜明的个性特征，能产生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前文中提到的天坛就是这种使观赏者难以忘怀的象征建筑。明清以前，汉代的礼制建筑——明堂经过考古发掘和宣传，也已经为人所知。它那规正的布置、奇特的造型、有意味的象征，引起国际建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明堂是自周代以下国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名称，在以儒家学说作为主要治国思想的古代封建社会，明堂被称为“礼乐之根本”，是各朝都要兴建的重要建筑物。但关于它的制度却是众说纷纭，成为儒家聚讼千载的一大疑案，历代帝王常常亲自主持，召集最权威的学者进行议论考证。可即便如此却还是弄不清楚，其主要原因是明堂渊源久远，含义众多。古代所建早已颓圮（pǐ）不存，前代所建又嫌牵强附会，而典籍所载又各有阐发，所以直至明清还有争执。但是兴建明堂的重要意义，倒是历代统治者都很强调。古籍《白虎通》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能够看出古人认为从宇宙自然到社会的伦理道德都能通过明堂来得到调整，其作用之大，使得任何人都不敢有所反对。为什么要将这种建筑称为“明堂”？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明”的含义是“明政教”“明诸侯之尊卑”，因此是明辨方位、时序等级的场所。另一种“明”的含义是说明堂周围空透，四通八达，四面对称，是明朗开敞的建筑物。前一种“明”含有伦理的、社会的意义，后一种解释则有审美的和空间的意味了。
已被发掘的汉明堂建于两千年前的公元4年，是汉末王莽掌权后，进行托古改制时建的重要礼制建筑。它位于汉长安正南门安门外大道的东侧，距安门约两公里，与明清天坛的位置相仿。整座建筑环绕着中心部位的方形夯土台而建，带有秦汉高台建筑的特征。最为奇特的是这座建筑的平面布置、层数和立面都带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是按照正统儒学礼制设计出来的古式明堂。
建筑群周围环绕水渠，水渠的水从昆明渠中引入，活水环流，符合《礼记》等古制对明堂的要求：“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正北方，水渠中的水又被接到一条圆形的水沟之内，水沟环绕着一个以围墙封闭的方形院子，院内四角有四座曲尺形的配房即辅助房。围墙每面正中各辟阙门三间。方院正中是一个圆形土台，圆形土台的中央便建着方形带折角的主体建筑。按照礼制要求，明堂要象征天地，而“圆法天，方象地”。这座明堂巧妙地安排了双重方圆的象征寓意：圆形水沟环外，方围墙于内为一组；圆土台在外，方形明堂在内则是另一组。
再看建筑的室内布局，所能包含的象征意味就更多了。根据《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等古籍的记述，古代明堂和数字的象征关系最为密切，堂中可以包含四向、四堂、五方、五帝、五德、五材、五谷，以及十二月、十二律等。因此这座礼制建筑的设计者也奇想迭出，尽量将这些带有隐喻的数字糅在一座房屋之内。例如明堂第二层四面各有三间厅，三间中正中的称“堂”，两边的称“个”；四堂单独算可附会“四庙”，十二间厅一起算又是“十二堂”制了。再如堂中央为大的方形夯土台，四隅又有小的土台突在外边，中心大台上的称为土室，四个小台上则是金、木、水、火四室，代表了五材、五方或五德等。如此象征，堂中可以找出许多。尽管今天还不能完全知道这些象征的具体含义，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它包含了“一（中心主体）、二（每面双阙，左右阶）、三（门屋，大室间数）、四（四方面，四堂）、五（五室）、六（后夹六间，南北堂间数）、七（太室三间四向）、八（平台每面八间）、九（九阶，九室）等数字及其组合，都可以附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
这座明堂的立面形象也很美，既规整匀称，又富于变化。总的说来是一幅轴对称的构图，但又因为功能上的需要或是造型上的考虑，南面要比北边更庄重雄伟。它使用了方形屋顶，但又不是正方形（东西略长），以便在结构上可做成一个短脊，使屋面更生动。总之，整座建筑静中有动（稳定中带有变化），圆中有方，高下相顷，比例适度，表现出一种祭祀性建筑特有的凝重和谐之美。
为了使明堂对天地的象征更直接，历史上还出现过一座类似今天天文台星象馆的建筑，这就是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年至十三年（486—489）在代京（今山西大同）建的一座明堂。据《水经注·湿水》记述：“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这所明堂不筑高台重隅，而机巧地在室内设了一个圆形藻井（天花），上绘星宿图，下边装有机轮，可以按月转动以应月令，使人在堂内能直接观看到星空的模型。在一千多年前就能以这种科学的方法来象征天空，实在是非常巧妙。
礼制建筑发展到明清时的天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总体上，天坛的建筑群由内外两重围墙环绕，围墙的平面接近正方形，但是北面（上方）的两角采用圆形、南（下方）则是直角，这是继承了天圆地方说的古制。墙内以南部祭天的圜丘和北部祈祷丰年的祈年殿为主体，它们之间以长约400米，宽30米，高4米的砖砌大甬道——丹陛桥相连。其他部位除了离宫和神乐署两处辅助建筑外，遍植柏林来烘托庄重的气氛。
圜丘在天坛主轴线的南端，周围被两重矮墙环绕，内墙平面为圆形，外墙正方形，又一次强调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两重矮墙四面正中均辟门，代表四向。坛为三层同心圆坛，坛面除中心石为圆形外，其余均为扇形，且数量均为“天数”，即九或九的倍数，其排列也符合“周天”360度的天象。各层台均围栏板，所有栏板、望柱及台阶数也为天数。色彩上为了与天相配，坛面及护栏全用蓝色琉璃砖铺砌（后来乾隆大修时改为艾叶青石坛面的汉白玉护栏），在这一系列与天相关联的象征语汇启发下，站立坛上，仰望苍天，一种与天相接的强烈感受就会油然而生。
大享殿的形制与古明堂已经很不相同了，但它也十分强调数字的象征：中心四柱象征一年四季；外周十二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再外周的十二柱又象征一日十二个时辰；总共二十八根柱又象征天上二十八宿；圆形殿顶象征天，三重檐象征三阳；而三重檐第一层青色代表天，第二层黄色代表地，第三层绿色则代表丰盛的五谷，合起来象征明堂秋享的内容。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一位鼓吹“礼乐”的能手，也是一位颇有修养的建筑艺术鉴赏家。在他主持下，1753年大享殿改建完工，更名祈年殿。殿下造了三层白石台基名祈谷台；大殿三重檐屋顶和庭院内其他殿宇的屋面全改成蓝色琉璃瓦。这么一修改，使这座明堂超越了所谓四时五方八堂等低级的象征，而达到了象征艺术的更高层次。在湛蓝的天空下，三层洁白的圆台托着一座比例端庄、色彩典雅的圆殿，特别是那三层亮闪闪的蓝色屋面和鎏金宝顶，在造型、比例、色彩、构图等方面予人以一种难以描绘的艺术享受。在完美的形象中，又契合着充实、圆满、无限、和谐、开阔、崇高等等审美理想。天坛祈年殿完整地体现了人们对“天”的认识，它的象征含义已完全融合到建筑艺术的精髓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