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与伦比的宫城

唐长安以后，我国宫殿建筑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是明清故宫。它仍然完好地保留在首都北京的中心，成为精美奇巧的东方建筑的当然代表，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明朝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而成的。当时，为了防备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将大都城内较空旷的北部放弃，将北城墙南移了五里；在永乐正式迁都北京之后，又将南城墙向南推出，以保护繁华的南关商业区，这些都是顺应自然的措施。在对待前朝宫殿的态度上，朱家天子远没有唐代来得开明，在缩减北城的同时，就平毁了元代宫城，将许多在建筑史上颇有价值的带有蒙古和中亚风味的宫殿全部拆除，并将建筑垃圾和挖宫城护城河多余的土方堆筑成一座高50余米的土山，这便是景山。更为奇怪的是，为了镇压元朝的“王气”，这座山的主峰正好压在元朝宫城的主要建筑延春阁的故址上，所以又称这山为“镇山”。当时帝王以为有了这山，明朝江山便可以千秋万代了，又赐名为“万寿山”，景山是清初才改的名称。景山有五峰，其中中峰位置奇佳，不仅处在全城的南北主轴线上，又居内城南北城墙的中点，是改建后北京全城的中心，登临峰顶，足以俯瞰全城。能够将堪舆风水学说与京城的规划结合得如此紧密，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京城设计师的奇才。

明清北京的布局鲜明体现了封建社会都城以宫室为主体的规划思想。它以一条自南而北长达7.5公里的中轴线为全城的骨干，轴线的南端是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北边以钟楼、鼓楼为终点。宫殿和其他主要建筑都沿着这一轴线排列，形成一条艺术特性极强烈的建筑序列，气势非凡。然而从设计意念上讲，它却是保守的、继承传统的，主要规划几乎都可在《周礼》等封建礼制的典籍中找到依据。例如，宫城居于城正中是按照“王者居于中”的传统。社稷台位于宫城前面的西侧（右），太庙位于东侧（左），是出于《周礼·考工记》上的“左祖右社”。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纵向排列则是出于“周制”宫殿的外三朝制度，而这前三殿和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关系又体现了“前朝后寝”的礼制，还有从宫城前门的太清门到太和门之间的五座门楼也附会了所谓的“五门制度”。由此不难看出，数千年的宗法礼制思想对都城和宫殿设计的巨大影响。

宗法礼制思想还反映在等级制度上，这在故宫的建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外朝是最主要的宫殿，所以整个宫城以前三殿为中心，它们前后排列在一个巨大的、高8.2米的三层白石台基上，四周还建有造型别致的崇楼。就是这三殿，也有较明显的等级差别，特别是屋顶。太和殿采用了我国古建筑最高制式的重檐庑殿顶；后面的中和殿因为只是皇帝大朝前的准备用房，就只用了单檐四角攒尖的屋顶；最后的保和殿是帝王宴请重臣或举行朝政时的场所，在功用上比中和殿重要，就用了重檐歇山顶的形式。而内廷的三宫和其他殿廷，显然是从属于外朝的，因此布置就较紧凑，密度也大，这样就更加强了外朝的尊严。类似的等级差别在故宫建筑中是很普遍的，除了屋顶的形式、开间的多少、台基的层数和高度、屋脊走兽的数目、室内装修的简繁，直至室外建筑小品的陈设上，也都可以反映出建筑物的等级尊卑。

应该说，等级森严对宫城的规划和设计是一种约束，但故宫的设计师却能利用这种约束来尽全力地表现主体建筑的庄重和华丽。太和殿就是一个佳例。

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封建社会我国最高级别的建筑。它面阔十一间，室内净空高度达14米，藻井顶部离地有16米，为人高度的七至八倍。屋顶是重檐庑殿顶，顶上走兽的数目和檐下斗拱挑出的数目也属最多。台基分三层，无论在台基、丹陛（台阶）、御路还是大殿本身的梁柱上，雕刻均非常精细，并绘有大量的龙凤图案。室外月台上放着只有这里才可陈设的日晷、嘉量、铜龟、铜鹤等。大殿前边是一个面积达2.5公顷的空旷的大广场，广场周边用连续低矮的回廊相绕，以平矮来衬托大殿的高大。整个建筑的色彩也经过周密的考虑：洁白晶莹的汉白玉基座，朱红色的柱，深红色的墙，黄琉璃瓦的屋面，屋檐下的斗拱和彩画则用冷色调的青绿色，这不仅在色调上同暖色调的屋顶和柱形成对比，而且在视觉上也增加了出檐的深度。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使大殿的色彩极为鲜亮强烈。

太和殿的室内设计也非常成功。大殿长63.96米，宽37.17米，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在这里活动的人数并不多，除了侍卫、太监和朝觐的官员之外，唯一的主人就是高踞在宝座之上的皇帝。所以，这里最有效的使用空间只是正中明间宝座前的那部分。为了突出宝座，设计者运用了光与色彩的装饰效果，把中心明间的四根金柱沥粉雕画成盘龙，全部贴上金。这四根盘龙柱光彩闪闪，很是典丽而雄壮，同其余森然林立的暗红色柱列形成强烈的对照，既标志出这一范围的特殊性，又赋予明间以相对独立的性格。那象征皇权的宝座，放在贴金雕镂、有七级踏步的木台基上，宝座背后有一道高低叠落的七扇雕龙屏风，屏风既是宝座的背景，又与台基一起，虚实结合地分划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范围。这样，借助于匾额和对联所组成景框的过渡，使宝座部分与顶部华丽的盘龙藻井浑然一体，形成完整而中心突出的空间艺术画面。这正是最高统治者“非壮丽无以重威”这一设计思想所要求的。

单体建筑构思得如此华丽奇巧，群体的艺术魅力更令人惊叹。进入金銮殿之前那条按照五门制度布置起来的一连串院落，更是中国建筑史上虚实相济、变化无尽的建筑空间序列的最佳创作范例。李约瑟博士曾将这一建筑群体的组合称为一种特有的中国观念，它将“对自然谦恭的情调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

正阳门（前门）是内城的正门，它是这一空间序列的起首。原先在前门和天安门之间还有一座大清门，这座门楼较低矮，与两侧长长的千步廊构成一个纵深的前导庭院。千步廊的两边是当年清王朝的“王府六部”等国家机构。而到皇城正门天安门前，纵向的院子突然向东西两翼伸展得很远，形成一个很宽阔的横向广场，通过空间的突变和陈列着的华表、石狮，架在金水河上的汉白玉小桥等，烘托出了重檐歇山顶的天安门的雄姿。天安门和端门之间，是尺度大大缩小了的方形院落，在经历了宽广的天安门前广场后，顿感到收敛和窄小。端门到午门院子又变得狭长了，两边还建了许多矮小的廊庑（朝房）。从这些平缓单调的小建筑中穿过，迎面耸立着体形巨大、屋顶复杂的午门城楼。午门是宫城的正门，它的两翼向前伸出很多，端部建有造型别致的楼阁，低矮狭小的朝房和高大挺拔的门楼，产生了很强的对比效果。过了午门，对面便是五门中的最后一门——太和门。这里又变成了一个扁方形的院落，五座小桥跨在内金水河上，形成进入太和门前的一个过渡。太和门内侧，空间顿时开阔，面前是一个四周有建筑廊庑拱卫的方形广场，边长达200余米。广场北部中央，便是有三层汉白玉栏杆环绕着的大台基，太和殿稳稳地坐在上面。在这一沿中轴线发展的空间序列上，门楼和广场配合得十分得体，又艺术地采用了收和放、横向和纵向、压抑和开敞、高耸和低矮等多种对比手法，在节奏上又逐步强化，有效地渲染了这一建筑群体庄严肃穆的气氛，确确实实创造了李约瑟所说的那种“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崇高的诗意。

在这一建筑序列上，除了太和殿，最成功的建筑单体要数午门。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现代建筑师墨菲看到午门之后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紫禁城墙南部中间是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单体。伟大的午门是一座大约二百英尺长，位于有栏杆的台座上的中心建筑物，两翼是一对方形的六十英尺上下的角楼。四百英尺的构图升起在五十英尺高的城墙之上，墙身是暗红色的粉刷，其中有五个拱形的门洞。向南伸出三百英尺构成侧翼的墙基，另外两对角楼是主体的重复。其效果是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可能是记忆的错误，墨菲对午门的介绍不完全正确，但身为一个建筑师，他在艺术上的感受是强烈的。作为明清宫城的正门，作为进入太和门之前的一个高潮，午门的整体艺术形象所表现出的美，的确可以称得上“压倒性的壮丽”。整座门楼呈“冂”字形，下部为高十余米的砖石墩台，墩台下是雕刻精美的汉白玉基座，看上去像是红色墩台的一圈裙边。墩台正中有三门，正面呈长方形，后面为拱形，这种做法在古建筑中较为少见。墩台上共建楼五座，人称五凤楼，各楼均围以汉白玉栏杆。正中为主楼，面阔九间，重檐庑殿顶，制式仅次于太和殿。其余四楼为重檐攒尖顶，两座位于主楼两侧，另两座建在伸出的两翼墩台上。主楼的左右还有钟鼓亭，每逢皇帝在太和殿主持大典时，钟鼓齐鸣，甚是威严，整个门楼气势巍峨，宏丽壮观。

故宫殿廷基本上均采用了传统的大木结构形式。建筑的一切骨干均用木材搭建，这是明清官式建筑的代表，在设计、施工上，已具有很高的标准化、定型化程度了，尽管也带来了诸如体形比较简单、屋顶形式呆板等弊病，但充分说明我国古代的木结构技术已经高度成熟。是那些位于小块花园中的园林建筑，如乾隆花园中的碧螺亭，御花园中的万春亭、千秋亭等造型精巧多变，能表现出大型宫殿所没有的活泼生气。

故宫建筑的石雕艺术，也是集中了当时全国工艺设计的精华。那须弥台座上、台阶上，甚至道路两旁，都有很精细的龙、凤，以及各种神兽的雕刻，有的还设计得很奇巧。就拿外朝三大殿底下的三层白石台基来说，每层均有栏板、望柱和龙头围绕，重重叠叠如白玉雕成的山峦。有人曾数过，共有1414块栏板、1460个望柱、1138个龙头。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栏板、望柱和龙头还具有排水的功能，每逢雨天，台上雨水从栏板和望柱下的小洞流出，汇集起来，由龙头口中排出，大雨水如练，小雨水如注，煞是好看。就连宫内的地面也做了特殊处理，使用地砖叠铺了七至十层，既防潮，又利于排水。这些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奇思巧构，在故宫中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