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科学研究

如果说社会变革必然会推动社会治理的变革，或者，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变革来巩固社会变革，那么通过社会治理而去开展的社会建构行动，更需要得到新的思维方式的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改革，往往满足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还是公众参与运动，都致力于探寻战术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系统地思索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问题。因而，危机事件发生得更加频繁了，社会失序的危险也增加了。

虽然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虽然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以往从未有过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且我们已经拥有了改革的意识和观念，但在社会治理模式是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问题上，人们思考得并不多。从既有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实践来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通过某项改革去解决局部性的或特定领域中的问题。对于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治理框架进行反思和审视显然是严重缺位的。因此，综合性的、全面的、根本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问题很少得到讨论，甚至这一问题即使被提了出来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更不用说有什么反响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既有的社会科学体系有着严密的分工，被分成了不同的门类。对于这样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是每一门学科都无法单独作出研究的，或者说，每一门学科都会将这样一个问题视为畏途。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突破既有的学科藩篱，建立起能够综合性地把握世界的科学。当然，近代以来的科学通过学科分类而实现的分工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求打破边界的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种统一的科学观，以便实现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

一、科学研究背景的变化

我们谈到和想到的科学，是在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认识论哲学的贡献。尽管科学史可以把科学活动追溯到很古老的历史源头，但科学活动的专门化和科学思想及其理论的系统化，则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才呈现出来的。

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在所有方面都不断分化的行程，这种分化不仅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而且也给予了科学以边界分明的研究对象。正是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才使各种各样的学科门类出现了，让我们拥有了各门学科。当一个领域分化成诸多具体的领域时，这个过程也可以用“脱域化”一词来加以描述，即脱离原先的领域。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脱域化还有另一重含义：在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走出了千年生活的地域。也就是说，脱域化就是脱离地域的过程。在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后，脱域化就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化，因为社会分化而使各种社会因素脱离了原先所在的领域。所以，“脱域化”一词应当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们脱离地域的行动；其二，是指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脱离领域的领域分化过程。

吉登斯注意到脱域化这种社会现象，他提出了脱域化的概念。在他看来，“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活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事件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显然，吉登斯所说的脱域化运动是指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人的流动，即人在流动中脱离了原先生活的地域。在今天，我们同样遇到了新的脱域化运动。一方面，是人的全球流动，走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另一方面，是人们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而改变了原先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互联网，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使“在场”与“缺席”的状态模糊了。这两个方面都引发了人际关系的改变。

如果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脱域化运动造就了陌生人，那么新的脱域化运动所造就的则是匿名人。因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匿名人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对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置换。匿名人是模糊的，无法见其身形。但是，匿名人又是透明的，在大数据得到应用的条件下，匿名人的一切都会毫无遗漏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就匿名人来看，完全的脱域已经使人失去了疆域，已经不再有什么边界横亘在人们之间。工业社会中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虽然陌生人互相共事和交往，但是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却是必然存在的。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可能是非常巨大的。与之不同，匿名人之间没有什么心理距离。虽然匿名人在虚拟空间中开展行动，但他们却能够在合作行动中实现无障碍的交流，特别是在感性知识的沟通方面，能够达成共识。

在以工业化、城市化的形式出现的那场脱域化运动中造就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因为主权观念的形成而造就了权威机构。有了权威机构，就把一个地域整合了起来。鲍曼认为，“使民族始终统一在一起的，是主权国家源源不断的力量，这在原则上——即使不是在实践上——不仅是保证共同的保障和福利的唯一力量，也是解决由它们所引起的冲突的唯一力量” 。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后，因为国家而使得民族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些被认为是同一民族但实则是同一种族的人群，如果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虽然会存在着情感认同，却不会凝聚共同行动的力量。即使凝聚了某种力量，也完全无法与国家相抗衡。

民族是与国家同步生成的。如果说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就存在民族的话，那只是对种族的某种误读。种族的基本单元是家，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家元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种族这个概念经常被生物化，作为社会性的种族，既不同于现代性的民族，也不同于生物性的种族。民族国家的基本单元是组织，而组织无非是个体的人的基于契约而整合起来的群集性存在——族。而且，这个族是有着地域性或领域性特征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为族阈共同体。不过，总体看来，工业社会的人们一直致力于划定边界的活动，整个“世界正在忙着把民族等同于国家，把国家等同于主权，把主权等同于严格控制的边界……200年来，世界似乎致力于把控制人类运动视为国家力量的唯一特权，致力于建立各种关卡来防止其他的——不受控制的——人类运动，并在这些关卡配备了警惕的、装备良好的哨兵。护照、签证、海关和移民控制——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政府的发明” 。

脱域化、社会分化以及人们积极的划界活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使整个社会都得到了条理清晰的安排，“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社会和政治关系都有明确的结构，好像这些关系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种明确的结构以及对结构稳定性的追求，却成了保守力量。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把“解构”作为一项优先承担的任务。也就是说，只有对工业社会的所有僵化的结构进行解构，才能使人类社会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

事实上，在工业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达到了高度结构化的情况下，所呈现出来的或给我们带来的却不是稳定、平和的社会生活，而是处处弥漫着风险和危机的社会生活。其实，全球化、后工业化使得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了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在每一个领域都强烈地展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具有流动性，人们越来越适应甚至喜欢临时性的或兼职的工作。这个时候，愿意通过结婚去获得稳定家庭的人，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使人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组建家庭，往往也不去谋求家庭的稳定存续，而是不断地通过离婚和再婚去赋予家庭以新的内涵。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物、信息等的流动性迅速增强，而几乎所有社会构成要素呈现出来的流动性都对整个物理空间造成了直接冲击，从而让我们感受到处处弥漫的不确定性。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是建立在空间的确定性的基础上的，当流动性使空间获得了不确定性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基础也就丧失了。所以，流动性使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模糊了，使社会治理不得不更多地在观念上去确认民族国家的边界，即通过护照等确认民族国家人群的标识去强化民族国家的存在。这就是鲍曼所说的：“地理上的非连续性不再重要，因为‘速度-空间’（speed-space）笼罩着全部的地球表面，它把每个地方几乎都变成了同样的‘速度-距离’（speed-distance），使所有的地方都彼此接近。”

在同样的意义上，法默尔（Famer）从后现代主义中解读出的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结果。“后现代主义思考对象的结构变化将推进非地域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对地域化手法的局限有所认识。后现代主义的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力图恢复已失去的知识统一性的企图，受到了误解。然而，随着人为的学术边界时代的完结，后现代性也鼓吹学科自足性的终结。公共行政的结构随着学科与分支专业之间的围墙的倒塌而倒塌。” 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治理的科学研究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公共行政将被一门新的更具有综合性的学科所取代。目前，我们将公共管理暂时确认为这样一门学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取代公共行政学科。

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同意把解构看作方法，更不会将其作为行动方案来对待，但解构所包含的非领域化隐喻，能够指向某种重新建构的追求。因为，“在后现代性中，所有的知识在性质和组织方面都被非地域化了。这一情形在公共行政和其他学科中也都同样适用。那被强加于我们的认识的诸假设的格式或语码都要被移除”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的原因。其实，仅仅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还是不够的，只有在解构的过程中实现对结构的重建，才能造就一个新的社会。

当然，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它决定了根源于传统的对结构的偏爱必将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在所有方面都一直谋求稳定的结构，这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可能的，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结构在所有方面都予人以经济、方便和安定。但是，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后，现代性的结构无疑就过时了。可以想象，在我们拥有把握存在的结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时，就不得不承认后工业社会也必然是有结构的，只不过它的结构是灵活和富有弹性的，而不是现代性的那种稳定的结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构成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变革现象时，鲍曼所看到的是：“在现代性的‘固体’阶段，空间和权力往往交织在一起。权力是一种空间观念，一种具有固定领域的观念。权力取决于其权威延伸到的地域。” 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权力发挥作用的空间保障消失了。或者说，由于权力的作用对象十分不确定，以至于为了权力发挥作用而建立起来的一切设置，都将变成空架子。所以，关于权力如何发挥作用、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权力如何得到制约等一系列问题，都失去了加以讨论的价值。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许多莫名的力量正在生成，“这些力量没有固定的地址；不像明显受到地域影响的国家权力，它们是超区域的；不像永久固定在某地的国家机构，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这些力量是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的，它们很难被确认，更不可能被抓住” 。正是在这些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我们的社会才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

总之，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领域分化的过程。然而，在20世纪，一方面，领域分化凯歌行进；另一方面，领域融合也在悄悄地发生。比如，就领域融合的重要历史事件来看，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干预政策造就了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局面。尽管凯恩斯在设计社会干预政策的时候并未想到这一点，但作为一种客观结果，却可以看作是凯恩斯主义促成了这一点。“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两者之间，同时也从两者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摆脱了‘公’和‘私’的区别。”

哈贝马斯将此看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实际上，从20世纪后期的情况来看，这不仅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且正在促进领域融合。诸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等，都在不断地抹平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边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脱域化景象。就领域融合意义上的脱域化而言，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那场脱域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那场脱域化，主要是用领域分化代替了地域分离。也就是说，在实现了物理空间上的脱域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领域分化，即分化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然而，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脱域化，既实现了物理空间的脱域，也实现了社会意义上的脱域，是一次全面性的脱域化。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界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了。这一点已经在互联网上得到了部分印证。特别是在微信朋友圈中，我们无法断定任何一个微信群是集体，也没有办法把某个持续发表评论的匿名人（也许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写作班子）当作个人。近代以来，在社会建构中，一直存在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现在，在集体和个体无法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用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更不用说根据这两种观点中的某一种去开展社会治理和进行制度安排了。

我们发现，在工业社会传统色彩较为明显（诸如生产）的领域中，在官僚制组织体系中，集体与个体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然而，在股票交易中，多方与空方是不确定的，也许你会将散户定义为个体交易者，但就他们制造出一波大行情或股灾而言，能够确定地说他们是有着统一步调的集体吗？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成了必须给予关注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集体与个体正在走向消失的迹象。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停留在静止的状态下，而是转向了动态的行动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一点是再浅显不过的现实了，根本就不需要用某种高深的理论去表述。

总之，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正在失去现实依据。一旦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边界被拆除了，就会要求社会生活——特别是伦理生活——必须根据新的社会现实进行建构。在我们的社会建构观念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服务于新观念确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就不再能够囿于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学科分立的框架去开展活动了。

二、分析性思维与科学研究

许多社会现象具有自然属性，会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比如语言，如果刻意地将其定义为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在科学上，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但是，在工业社会，人们却需要对此作出回答。因为，在创制秩序的观念中，在分析性思维的驱动下，人们必须作出“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是社会的”这样一种区分，从而获得真理需求得到实现的满足感。或者，在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分中，去理解人的位置。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区分，将人类的认识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从而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沿着这种区分的逻辑前行，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基本门类中，又不断地进行一阶区分和二阶区分。因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断地衍生出诸多的科学门类，以至于我们今天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其实，在所有方面都致力于作出区分，所反映出来的是工业社会历史时期中人的认识特征。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并不刻意地作出这种区分。同样，到了后工业社会，对某些现象作出自然的或社会的定义，也将不是人们刻意关注的事情。

到了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不再认为对各种各样的事项进行自然的或社会的区分是有意义的，甚至会对这种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区分表达激烈的批评。或者说，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把握都更加直接地与行动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于所关注的是那些现象之于人的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要求把握它们的抽象性质。这也许是实用主义的境界，但我们却将其视为实用主义完全实现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完全超越了实用主义，甚至可以说与实用主义的所有主张和观念都丝毫没有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构想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的科学将成为一门科学。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这一构想得到实现的希望。

自康德确立认识论体系后，一种稳定的、可以习练和可以操作的思维方式出现了。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分析性思维，它在现代性的全部科学研究中都得到了应用。在分析性思维的视野中，可以将理论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正如帕森斯（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指出的，“将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以最为宽泛的方式推向一个新的轨道，由此出现的提纲要领显然就会是‘宏大理论’” 。在分析性思维展开的路线中，默顿（Maton）才能够合乎逻辑地提出把注意力放在“中层理论”上的计划。

其实，从科学体系的构成来看，对整体的分析、分解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每一个学科又包含着诸多理论。既然学科是各自以社会现象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为研究对象的，那么每一个学科中的诸多理论就与学科的定位相一致。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专门的中层理论，宏观理论、微观理论也同样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至多只能够描述人的视野是宏观、中观或微观的，就理论而言，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区分。当然，也有一些学科是横跨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象限的，会提供多重研究视角。在这些学科中，也许会存在某些属于中间层级的研究，但若提出了某种理论的话，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中层理论，更不用说存在着什么跨学科的中层理论。因为，如果有人认为理论可以区分为宏观、中观或微观的话，那肯定是缺乏现代认识论素养的一种表现，即不理解分析性思维在逻辑上所追求的是所有现象背后的同一性。

现实存在的，或者说，我们所面对的，往往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对象。但是，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个整体只是在静态的观照中所见到的。如果说整体具有总体性的话，那么整体也就能够转化为总体。对于总体，需要加以动态的把握，或者说，总体就是动态的把握中的存在。当我们认识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时，把握了其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构成方式，就可以获得一个整体的概貌。然而，对于总体来说，除了需要把握这些要素及其结构之外，还要引入历史的、过程的维度，需要将每一个要素以及结构放置在动态的过程之中。不仅如此，还需要充分考虑与认识对象相关的环境等因素，因为所有环境因素都嵌入在总体性的存在之中。

关于总体的把握，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那就是，认识者也会同时在认识过程中将自己的观念、情绪、心智等投入到总体之中。所以，总体从属于过程性和复杂性的规定。单纯就对象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去研究嘴的功能，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嘴不仅是用来吃饭喝水的，也是用来发声的，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接吻。所以，我们并不能仅看到嘴的某一项功能，而是需要从多方面去认识它。

然而，科学抽象往往让我们放弃了对嘴的多种功能的完整把握，而是要求我们专注于其中某一个功能。那样做，其实是一种制造神话的做法。比如，仅仅让我们看到嘴被用来接吻的功能，那实际上成了维纳斯的嘴；仅仅看到嘴的吃喝功能，那其实是饕餮的嘴。在广义的科学研究中，尽管我们没有感受到科学抽象创造出类似的上述神话，但它创造出了无数的“恶神”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人类也不会被引到风险社会中。鉴于人类越来越难以承受科学抽象引发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思维方式来替代它。

有了分析性思维，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比如，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我们有了经济学，而对运行中的经济媒介而言，当我们做出专门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货币银行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货币的演进史，就会发现，货币并不像分析性思维所判断的那样静止地表征商品的价值，而是出于交易方便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这是货币演进的真实情况。然而，分析性思维无论在什么样的层面，都无法达到对这一真实情况的理解。也就是说，无论是把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符号，还是作为交换关系的表征，都无法从中分析出货币演进史的方便原则，更无法得出虚拟货币必然出现的结论。甚至可以认为，即使发现了交换关系中的信用需求、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货币的流动性等，也都需要求助于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相似性思维。

如果人们按照分析性思维的标准程式建立某个（些）模型的话，那么在所建立起来的模型之中，肯定包含着相似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离开了相似性思维，分析性思维是无法展开的。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告别了早期的机械论就意味着对相似性思维的某种妥协，即走上了向相似性思维妥协的行程。一方面，分析性思维走向了实证方法的确立，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呈现出向相似性思维“献媚”的状况。在历史的维度上，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分析性思维自我否定的举动，那也是可以的。

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对历史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进行思考。历史的间断性是以突变的形式出现的，无论是生物的进化史还是人类的历史，都包含着突变的环节。对于这种突变，分析性思维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从而将其纳入因果链条的连续性中。然而，对于突变的总体性把握，需要借助相似性思维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特别是对于认识史而言，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变，分析性思维无法对造就灵感的事件给予科学性的解释。从托勒密、哥白尼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思想的灵感来源以及所促成的范式变革，是无法在分析性思维中去加以认识的。所以，也就无法通过给定的相应条件而促成又一个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诞生。即使科学家都躺在苹果树下，也不可能从中再产生出一个牛顿。

在横向的维度上，同样可以看到连续性与间断性是一个必须给予认识的问题。其实，分析性思维在处理毗邻事物以及层次间的断裂时，必然会使逻辑的连续性从属于某种模糊判断。我们无法设想连续性可以在没有任何间断的情况下延展下去，然而，这些间断处，是分析性思维基因缺损的地方。一般说来，在这些地方，都需要求助于想象来加以修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断定，无论分析性思维多么完善和多么纯洁，都得在必要的时候求助于相似性思维。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分析性思维是包含着相似性思维的，只不过在外显的形态上表现出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

我们说农业社会是相似性思维得到广泛应用的时代，工业社会是分析性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的时代，但只是指其中一种思维方式在一个时代中占主导地位。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又包含着另一种思维方式。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当相似性思维重新获取主导地位后，就会包含着分析性思维。

一般说来，相似性思维的空间形态是间断性的，或者说，只有在间断性的空间中，想象才能得以展开，才会有价值。想象如果不流于空想，就必须在空间上的相邻性中展开。但是，无论这种相邻性表现得多么密切，也必然是间断性的。分析性思维所要求的完全是连续性，因为逻辑不能接受任何间断性。对于分析性思维而言，在出现了间断性的地方，也就不存在合理性。所以，为了维护逻辑上的连续性，分析性思维往往会把一些非常简单的甚至不言自明的问题搞得无比繁复。

相似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这一不同点，让我们看到，与分析性思维相比，相似性思维在认识和把握空间形态方面更显擅长。比如，在古代的几何学中确立的一些定律，可能直到今天都无法由分析性思维所擅长的手段去破解。我们猜测，古人关于几何学的研究成果是得益于相似性思维的贡献。事实上，相似性思维所要达成的正是对事物的总体性把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了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这些思维常用的想象、类比、隐喻等工具，都具有直观的特征。所以，它不像分析性思维那样需要对事物进行分析、分解，从中分析出认识对象。

相似性思维的时空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同时性与历时性、相邻与相隔、附近与遥远的区分则是明确的。而且，这种区分不仅仅局限于形式的方面，而是包含着质上的区分。与分析性思维相比，相似性思维所造成的形式方面的流失，往往会在质上得到补偿。所以，它的模糊性并不影响人们的观念共享，也不会影响人们的交流与交往。分析性思维促使人们划定边界和制造边界，而相似性思维则把人们引向消融边界的方向。拥有相似性思维的人，会尽力突破那些对人的活动形成约束和限制的边界。

就科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在分析性思维占据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地位之后，比较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或者说，比较的方法成了分析性思维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就此而言，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在两种思维方式间架起了桥梁，使两种思维方式得以和平相处。但是，即便在分析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无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那些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非凡业绩的人物，从他们的思想流动的脉络来看，都有着诸多与分析性思维不符的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那些不合于分析性思维的因素，为那些伟大的思想和理论成就的获得提供了支持。即使就现代哲学史上的几位对分析性思维模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哲学家来看，他们的成就显然也不是根源于分析性思维的，反而恰恰是来自相似性思维的。所以，不仅类比，甚至比较，都反映了相似性思维于其中发挥的作用，或者说，运用比较的方法，恰恰为相似性思维得以表现提供了机会。

当然，科学研究中对比较的方法的应用，即对不同的事物中相邻但又有着一定距离的事物进行比较，往往包含着发现同一性的动机。但是，就比较的方法能够成立而言，显然是默认了可能具有联系的事物间的边界。如果说准备比较的事物之间毫无联系的话，显然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如果准备比较的事物之间没有边界，而是混为一体的，也无法进行比较。

在比较两类不同的事物时，可以有多重视角。从什么视角去观察并表达意见，是由解释框架所决定的。比如，你在比较树木与竹子的时候，可以从形式上描绘出它们的不同，也可以从它们结构上的差别入手，还可以引入一些神秘性的解释，即可以说树木的生命力蕴于其冠，而竹子的生命力蕴于其根部。但是，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当两个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不仅仅是出于解释的需要，而是希望将认识成果转化为实践。而且，科学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价值，恰恰需要在实践中去加以证明。所以，通过比较而展开的科学研究必然在逻辑上接受再一次的比较，从而确认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认识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正如索绪尔（Saussure）所指出的，　“对象在有确定的存在前是不可分析的” 。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确定的存在，而不是“在有确定的存在前”，因而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整个科学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使用的都是分析性思维，都是首先确立了稳定的、边界明晰的、确定的对象，然后再对对象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去揭示对象的深层内容和把握对象的实质。

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面对的对象恰恰很难成为“确定的存在”，从而使分析的展开丧失了依据。当然，我们可以以科学进步为理由来证明分析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对象尚未出现之前或对象尚未成为确定的存在之前如何形成关于对象的完整表象呢？难道不是求助于相似性思维的想象吗？即使我们在想象中构建了尚未成为确定性存在的表象，那也进行了分析，那么这种分析的结果是否必定会出现？或者说，与即将出现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相符的？一旦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制定危机管理预案的做法，恰恰是由分析性思维导致的行为。

考虑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说，我们所在的社会已经不同于工业社会，科学研究所面对的正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研究对象，以至于分析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我们勉强去进行分析，也不能形成可靠的结论。即便是自然科学，那些简单的和确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研究对象，也已经被发掘殆尽，以至于今天不得不面对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研究对象。

这样一来，如果不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不可能推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如果说20世纪后期以及21世纪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新迹象，那么这一时期在科学理论的建构方面，是无法做出乐观评价的。为什么技术进步每日都有新的成就，而科学理论却少有新的观点，显然是因为能够支持科学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提供过去所表现出来的支持了。这也说明，如果我们期待在科学的发展中再度出现理论创新时代的到来，就需要将思维方式变革的课题提出来并进行研究。

三、学科边界的消融

既有的科学研究充分地反映了工业社会领域化的状况，而且是非常典型的。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研究机构中，都可以看到，“每个专业也是一个被围廓的区域，专家们在里面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限制了知识朝着专业化和日益相互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 比较而言，人文学科的情况稍有不同，该学科拥有某些相对于科学知识的开放性，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往往表现出了开放性的治学品质，哪怕这种开放性是极弱的。整个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封闭会导致专业之间的相互排斥。以伦理学的研究为例，可以看到，如果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话，根据分析性思维，就应当把道德作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然而，道德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任何试图把道德范畴固化的努力都不会取得成功。伦理学研究遭遇的困难意味着，分析性思维在伦理及其道德的研究中是力不从心的。科学的观念、方法越是被认为有着很强的科学性，就越会在研究中暴露出反科学的一面，特别是在人文研究方面，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经常走到自己的反面，这就是科学的反科学特征。对科学的这一反科学特征，人们往往是视而不见的。所有这些问题，概由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及其分析性思维所造成的。

从属于认识要求的分析总会将人们引向对终极原因的追寻。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是很难找到某个终极原因的。而且，即使能够找到，也没有必要。在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中，更是如此。所以，辩证法虽然重视对原因的寻找，但更重视因果链所连接起来的过程，即在因果互动和互证中去理解社会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冲淡了对原因的探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辩证法对事物运行过程的关注越来越显示出方法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在对后工业社会的构想中，特别是对于合作行动的把握，那种动辄就追寻终极原因的分析方法，对合作行动并无多大的意义。

我们还看到，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发展到了最高形态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量化分析。然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环境本身拒绝任何量化的分析和抽象。就组织理论来看，20世纪后期的权变理论对量化分析的方式作了基本否定。其实，权变理论的组织环境策略依然是一种环境控制策略，是与合作制组织的行动原则和出发点完全不同的。合作制组织的非控制导向决定了它并不准备从环境中抽象出一些关键性的变量。而且，合作制组织在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时，也无法从这种环境中抽象出关键变量。合作制组织面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持有的是一种系统的观念，是把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来看待的，所要把握的是环境的总体性特征，并在环境的迅速变化过程中随机地选择和调整应对方案。

我们知道，把抽象概念或范畴定义为某种固定的形式是近代以来的分析性思维的基本特征，虽然这种做法受到了辩证法的激烈批评，但其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并未动摇。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辩证法所进行的理论批判得到了实践的响应。因为，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的实践越来越显示出了对近代以来科学的分析性思维传统的挑战。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实践对那些理论建构赖以出发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所表现出来的凝固化，是以实际行动给予否定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实践已经提出了对建构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要求。正是这种根源于实践的要求，使得那些因为继承而掌控了理论的人感到难以适应。可以相信，那些人的这种不适应性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蕴含于实践中的要求会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必须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去适应社会变革对科学以及所有社会活动提出的新要求。所以，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首先要做的工作，应当是谋求思维方式的变革。

在分析性思维当道的时代，辩证法（原生的、没有受到歪曲的辩证法）代表了另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作为一种理性的逻辑而存在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是把世界安排在一定的理解秩序之中的坐标。虽然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方法已经足以证明它是一种在哲学发展中实现了高度整合和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思维方法，但还不足以说明辩证法能够对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的把握。

当我们把辩证法看作一种理性的逻辑和思维框架时，再去观察世界，就能够得到更加深入和准确的把握。这个时候，所把握的世界就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总体性的；就不再需要把自然与社会、生存环境与生活世界本身割裂开来加以把握，而是包含着对生活世界自身的科学理解和积极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辩证法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理性的另一种理性，是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在实质上，属于一种实践理性。

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辩证法的出现，宣布了以往各种各样认识论的终结。显然，辩证法包含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但它远远超出了认识论的认知模式。有了辩证法，如果再把哲学分为本体论和认识论，就成了一种反实践理性的理论活动了。辩证法意味着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特别是当它运用于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的时候，更不容许任何割裂对象和认识过程的行为存在。我们知道，在认识论哲学中，包含着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个理论部分；在认识论的完整的逻辑进程中，包含着本体、认识和实践三个环节。然而，在辩证法的总体性观念中，它们都统一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开的。一旦辩证法实现了对认识论体系的这种整合，就能够为开创一个新的哲学时代做好充分准备。进而，因为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一种完整的范式生成了，并实现了对认识论所开辟的工业社会时代的科学范式的置换。

法默尔认为：“后现代性转变了已确立的思维方式，尽管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毋宁说，后现代主义者是各持己见，其中的许多人否认这个标签。没有肯定的纲领，没有整齐划一的概念体系，没有对未来的承诺。” 后现代主义致力于追求和形塑的是具有后现代性的世界。但是，关于后现代性，每一位思想家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尽管如此，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不愿驻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建构行动，都包含着一个公认的判断，那就是，人类将有一场思维方式变革的运动。

事实上，所有在后现代主义名下的思想，所有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亲戚和邻居，只要在理论思考方面有着较为深入的体验，都倾向于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追寻。其实，就现实而言，我们可以相信，全球化、后工业化必将造就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时代。在这个后国家主义的时代中，人们会发现国家的边界变得透明了，而且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越过边界，甚至在人们的许多日常活动中跨越国家边界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虽然我们距离后国家主义时代还很远，但某些走向这个方向的势能已经反映到了科学研究之中。在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中，我们已明显地感到许多学者不满足于原先基于民族国家框架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结论。比如，全球化似乎预示着国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分析的唯一现实依据，许多科学构想都需要超越国家的概念展开。华勒斯坦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看法，“国家作为概念容器的自明性——这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既来自研究个别的历史学又来自更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的派生物——便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科学研究将会表现出对学科边界的淡化。其实，即便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科学研究中的那些愿意做出深度思考的思想家，往往表现出了一种对边界较为轻蔑的态度。罗尔斯（Rawls）认为，“在对具体环境尚不能做到了如指掌时，保持模糊的边界能够给理论本身以足够开放的空间” 。但是，这仅仅是在少数思想家头脑中的一种试图超越边界限定的追求，而科学发展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幅图景。

可以认为，人类文明史直到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厘定边界的努力。因为有了边界，自我与他人之间得以区别开来，专业化成为可能，国家和民族可以不受外部骚扰而创造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但是，全球化呈现了逆转这一历史进程的迹象，似乎是在所有打破边界的地方去示意人类走向未来的历史进步方向。当前，维护边界和打破边界已经成了两类人群间的边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中维护边界的人，都会对全球化表示怀疑和恐惧；所有主张打破边界的人，都对全球化表现出欢迎的态度。对于支持全球化的人来说，尽管会受到全球化引发的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问题的困扰，但在内心深处，总会认为拆除边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下一个重大工程。

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言，其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未定型。因而，我们对这一进程中的所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都应尽可能地保持一种模糊的边界。事实上，这将成为未来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全球化、后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它决定了科学研究无法再为研究对象厘定边界。任何试图确立边界、划定边界的做法，即便提供的是模糊的边界，也会对开放性的研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一旦在新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么对模糊的边界也会采取消除的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不仅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徐徐开启，而且也意味着科学发展将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行程。科学研究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领域正在丧失其价值，专业化并不是阻止科学边界消融的借口。相反，我们恰恰需要在对既有的所有科学边界的突破中去寻求科学发展的可行路径。比如，近期再度成为工程技术热点的人工智能问题，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程技术，而是需要在打破既有的学科边界中寻求突破口。

对于社会治理这样一种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行动而言，研究者自觉地打破学科边界，实事求是地观察和思考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显得尤其重要。然而，要使这样一种研究成为风尚，就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即用相似性思维取代分析性思维。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来看，按照分析性思维所开展的诸如机构改革等改革运动，遭遇了不可突破的瓶颈。那是因为，以精简机构为内容的改革，是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谋求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不在新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去开展科学研究，就会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 E9/yFRio6UZbcATONnDYeJ7RR/iioCfB2YQXL7T0e8HIWAoZARAViSIAAOF3pf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