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文化转型

如果说文化是以人的行为模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人的行为模式反映和塑造了文化，那么文化的变革，则可以从人的行为模式的变动中去加以观察、认识和理解。而且，自觉地促进文化变革的行动可以从人的行为模式方面去寻求突破口。

就竞争文化而言，虽然在直接的意义上我们更看重竞争文化观念与欧洲中世纪后期以及近代早期的各种学说、理论之间的关系，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从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个体的人的发现、自我意识的生成、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陌生人的生存策略建立等，逐渐地塑造了人的竞争行为模式，并以竞争文化的形式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各种学说、理论正是现实的反映，是出于理解竞争行为和为竞争行为的合理性作出证明的需要而提出的，在塑造竞争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予人以极大的压力，促使人们必须调整和改变其行为。可以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生成一种合作的行为模式，并实现对竞争行为模式的替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就是合作文化替代竞争文化的过程。我们对竞争文化作出理论上的反思，主动地探索合作文化建构的可能性及路径，无非是希望减少这个过程的动荡，让人类为了合作文化以及合作行为模式建构这样一场变革运动付出更少的代价，或者说，少走弯路。

一、竞争文化及其表现

文化总会表现出人的观念的稳定性和人的行为的重复性。人拥有一种文化，也就意味着他具有某种格式化的观念。因为有了这种观念，他会对所接触的事物作出合乎文化精神的判断，也会在行为选择上表现出某种定势。因而，当我们感知到人的观念和行为具有模式化的特征时，也就意味着人的观念和行为中有着某种文化在发挥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文化的作用是比较弱的，是以人的观念的形式出现的，即使反映在人的行为上，其模式化程度也比较低。这种情况会让我们看到，人的观念的稳定性较低，容易发生改变，人的行为的可复制性同样也较低，无规律可循。在另一些情况下，文化的作用可能是很强的，表现为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模式化程度很高。一旦模式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与你处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并共享这种文化的人就会明显地感受到：你未发言，已知你会表达什么意见和想法；你未行动，已知你会朝着哪个方向走。

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竞争文化。在这个社会中，竞争文化所发挥的是支配性的作用，即以隐蔽的方式控制人的观念和行为，使得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通过竞争去获取属于自己的更多利益，举手投足都透露着竞争和散发出准备竞争的气息。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中的人的观念和行为背后发挥强支配作用的，是竞争文化。正是竞争文化，成为人的观念和行为的主导性因素，使人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化。特别是在人们习惯了这种模式和把这种模式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之后，也会极力使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趋附于这种模式，并努力捍卫这种模式。

文化是一种隐蔽的力量，而模式则使这种隐蔽的力量外显，让这种力量易于感知，尽管模式是无形的。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工业社会有了竞争文化，正是因为竞争文化促使人的竞争行为模式化，才让竞争赋予整个工业社会以无穷的发展动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会有着上述感受以及认识，是因为在近代以来的这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了竞争文化，并造就了模式化的竞争行为。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和活动在一个由竞争文化主导的社会中，所以才感知到竞争行为具有社会发展动力的性质。

在农业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竞争行为，但那时的竞争行为并未显现出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迹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在历史上发展出了成熟农业文明的地区，其实都存在着对竞争的抵制，甚至会以法令（王权政策）的形式去抵制和排斥竞争。如果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的政令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占大多数的政令都是出于抑制和排斥竞争而下达的。在这个社会中，得到鼓励的是生产，而且是非竞争性的生产。只是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过程中才充斥了竞争。

在工业社会中，因为拥有了竞争文化，所以竞争行为才无处不见。正是因为工业社会拥有了竞争文化，所以才有了这么多诠释竞争和证明竞争合理性的思想、学说和理论，才让这些思想、学说和理论受到大众的追捧。不难发现，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在竞争的问题上提出有建树的观点的人，容易赢得殊荣；对竞争表示怀疑的观点会招来骂声。哪怕是一个刚刚在竞争中落败的人，也不容许任何人质疑竞争，他可以厌恶竞争，但不允许对竞争表示质疑。个中原因，就是受到了竞争文化的控制。

竞争文化要求人们取得业绩、名望，并不断进步。正是这一点，激发了人们不断奋进，并赋予社会以巨大的发展动力。在19世纪，人们把社会生产力理解成物质的形态。根据一种静态分析，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都是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都属于物质意义上的存在。但是，在20世纪，人们在对生产力进行重新厘定的时候却改变了对生产力的这种认识。同样是这些要素，却不再从属于物质的理解，而是从属于“物质主义”的理解，即在“物质主义”的意义上去认识生产力，特别是劳动力要素，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内涵。

这样一来，人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物质欲望就得到了正当性证明，甚至会认为劳动力要素中的欲望包含了生产力的基本动力机制。在市场中，成功的商业营销，是源于对人的欲望的发掘。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企业或人，都是因为基于“物质主义”的观念而对生产力进行了开发和利用才表现出了某种“卓越”。生产力概念的这种变化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生产力中的物质要素是不能对竞争行为作出合理解释的，而生产力概念中的物质主义内涵，则能够解释工业社会为什么是竞争社会。

一旦涉及人的欲望，就会走向从欲望到竞争的过程，进而对竞争文化的生成作出合理的解释。反过来，竞争文化所发挥的又是把人的物质欲望引入人们之间的竞争中来的作用，即让人们通过竞争去找到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在自然界中，如果说雄性动物是通过厮杀而获得与雌性动物的交配权，那么从竞争的视角来看，就是把动物的这种行为看作人得以满足自身欲望的合理行为。事实上，竞争文化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让人像动物一样通过竞争而达成欲望的满足。最为重要的是，人的所有欲望都需要通过竞争去寻找满足的途径。

工业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建构是把个人作为原点，所以，担负社会治理功能的政府也被要求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政府体制是由个人构成的，而人本身应该恰当地被看作是单位的个人。正是个人才应该被认为是创建、设计政府体制的因素。在考虑政府结构时，正是个人以及他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赋予任何政府体制以活力的积极因素。他们都是政府行为的工具，也是政府行为的目的” 。因此，在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是贯穿着个人主义逻辑的。因为整个工业社会处处弥漫着个人主义精神，所以所有集体行动都难以避免地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当每个人都为了自我利益谋划和以自我利益的实现为目的而去开展行动的时候，就只能把行动中的整合力量寄托于外在于人的设置。在集体行动中，由于个人的自我利益取向，必然会使协调成本升高，难以避免会发生竞争和冲突。

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集体行动之合力的追求，让人们找到了诸多协调机制。总体看来，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些协调机制的确发挥了令人满意的协调效果。但是，这种从个人出发的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设计，必然导致竞争和冲突，致使社会运行以及社会治理成本大幅增长。这些社会治理成本甚至会达到让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所以，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思考社会以及社会治理重构的问题时，首先要怀疑的就是从个人出发的逻辑，进而对工业社会所拥有的竞争文化进行理性的审视。

工业社会的竞争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我们经常看到，一项发明可能意味着一个产业的出现，也意味着某个产业的衰落。比如，数码相机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芯片生产，但它却对胶片产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便利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却使一个行业走向衰落。这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使一部分人遇到了失业和转型的痛苦，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包含着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价值。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一部分人享有的社会发展成果会更多一些，似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不断地从一部分人那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那里，但是，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如果说传统的竞争是在行业内部展开的，即俗话说的“同行是冤家”，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竞争更多地超出了行业的边界，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展开。一个行业的兴起，可能是另一个行业的衰落，甚至消亡。

科学技术是驱动社会进步的标杆。不过，对于社会进步而言，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制度、人的组成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则是更为根本的方面。事实上，科学技术在驱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从制度、人的组成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去加以认识。比如，在既有的制度、人的组成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框架下，科学技术大大地提升了人的竞争能力，促进了社会意义上的效率，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实现了整体提升。但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社会发展，都是把需要付出的成本转嫁给自然界的。社会表现出了进步，人们享用着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而自然却承受着人们活动的几乎所有消极后果。

当自然界的承受和容纳能力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就会以“增长的极限”的形式出现。从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来看，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拓展了社会发展的张力，将所谓“极限”的边界外移了，但我们绝不能在既有的制度、人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做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去设想这种“极限”会消失。所以，我们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要谋求制度、人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革。在人类仍然生活在地球上和仅仅拥有自然界的条件下，让社会自身容纳和消解其发展的代价，更少地向自然界转移社会发展的代价，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在竞争国际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GDP的迅速增长去获得某种国际声誉，抑或为政治家带来某种荣誉。但是，只要它的国民处于贫富分化的状态，只要医疗、就业、教育等不因GDP的增长而改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现实情况是，在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驱动下，特别是在竞争国际化的条件下，某些国家致力于促进GDP的迅速增长，似乎将其作为强国之路上的唯一通道。在某些民众的心中，在国家抵御外部威胁的某种期望中所获得的安全感可以冲抵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带来的现实不安全感。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转变为国家间GDP增长上的一场竞赛。这种竞赛导致了资源争夺、贸易冲突以及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其间也夹杂着从未停歇的战争。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有这些不仅没有呈现减缓的趋势，反而变得更加激烈。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消亡在时间上是一个较为长远的事情，那么在民族国家尚存的情况下，我们却到了必须改变上述状况的时候。为了迎接这种挑战，显然需要向有智慧的政治家提出要优先关注民生问题的要求。这样的话，就应当终结GDP导向的增长模式，借以终结国家间的无谓竞争，努力抑制贫富分化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某些国际组织和联盟机构，它们表面上声称是为了和平、发展和合作，但在实际上，它们的存在本身是从属于国际竞争之要求的。如果这些组织和机构能够实现转型，那么在人的共生共在理念下去从事促进各国改善民生的事业，及时地对那些专注于GDP增长的国家给予善意的批评和提醒，也许就能够把人类带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中。

二、完全竞争的不可能性

近代早期的自由主义理论发现了竞争，并表达了对竞争行为的极度推崇，认为通过竞争可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一旦通过竞争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从自私、自利的人转化为道德主体。

从自由主义的理论源头来看，是在对市场的观察中发现了竞争，或者说，发现了竞争与市场机制这两种相互作用的要素。根据早期自由主义的理论，竞争行为主体是有着自利追求的个人或个人的集合体，而市场机制则是客观性的因素。有了市场机制，就能够在保证竞争行为主体自利追求得以实现的同时，也把竞争行为主体转化为理性的和道德的存在物。这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学说的基本内核，而且也成为近代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叙事起点。

虽然工业社会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早期，甚至可以从欧洲中世纪后期以及文艺复兴开始谈起，但真正属于工业社会的人文思索和科学论证，则应当以亚当·斯密为起点。甚至可以认为，近代以来一切关于社会的整体性理解，都必须以亚当·斯密的证明为起点。如果启蒙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的话，那么亚当·斯密于其中更显得具有科学家的品质。无论是研究道德问题还是研究经济问题，他都表现出了科学家的品质。

我们认为，无论后世是否将亚当·斯密列入启蒙思想家的行列，都不能否认，他第一次对启蒙时期的思想作了科学证明和逻辑叙述。如果把现代社会科学产生的时间点再向前移的话，应当在孔德（Comte）之前列出亚当·斯密。那是因为，亚当·斯密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及提出的判断和主张，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思维的起点。所以，当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当人类的合作从竞争帷幕的后台走向前台的时候，就会发现，亚当·斯密所提供的是用以理解社会的理论起点。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亚当·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而是因为他的全部著述都在破解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道德的生活和能否拥有道德情操。

对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分析和描述构成了亚当·斯密学说的基本内容，其中首先需要举出的是竞争。因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其实也是竞争，只不过它所指的是一种完全竞争的形态。也就是说，作为亚当·斯密学说基本内容的竞争和市场机制是可以表述为竞争和完全竞争的。亚当·斯密不仅发现了竞争，而且要求把竞争确认为完全竞争。事实上，在亚当·斯密眼中，只有完全竞争这一种竞争。当然，也需要看到，在亚当·斯密学说中，竞争行为主体是个人。但是，个人只有在作为市场的社会系统中才是现实的竞争行为主体，而作为市场的社会系统则被亚当·斯密设定为一种完全竞争的形态。

近代早期的科学基本上都会设定某种理想状态，从属于牛顿力学范式的早期科学理论都做了同样的工作。就亚当·斯密设定了完全竞争这一理想形态来看，明显地证明了亚当·斯密学说是从属于牛顿力学范式的。牛顿范式在解释自然现象时是成功的，但社会系统要远比自然系统复杂得多。就现实而言，并不存在完全竞争。正是这一点，成了亚当·斯密学说中的症结之所在。正如奈特（Knight）所指出的：“就完全竞争的理想系统而言，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个系统内含着自我毁灭的基因，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存在的可能。完全竞争所暗含的条件，特别是人性缺陷方面的条件，既会使得垄断大行其道，又令自由合约的组织生存无望，并终将使独裁体制凌驾于社会之上。”

基于完全竞争的假设包含着这样一种判断：涉入竞争过程中的每一个主体都无所不知。也就是说，凡参与竞争过程的人，对于影响竞争的所有因素都了然于胸，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事实上，这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有些信息是被作为商业秘密而得到法律保护的。就信息而言，处于竞争过程中的人是不平等的，是没有资格去开展完全竞争的。所以，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且，对于理解实际经济过程来说，是否做到完全竞争，也不会像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在此，我们解读出的是，完全竞争会因信息的不能充分共享而无法出现。或者说，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一切实际存在的竞争都是非完全竞争。

从逻辑上来看，非完全竞争必然导致垄断，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垄断不仅会对市场造成破坏，使“看不见的手”无法发挥作用，而且还会扩展到经济生活之外，并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等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看到了这一点，就使我们产生了对竞争行为普世性的怀疑。在自由主义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中，虽然通过“看不见的手”对竞争的调节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却找不到可以支持这种理论的依据。即便在当下信息技术、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中让人看到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但在实际上，若认为作为行动者的社会成员均能无差别地实现信息共享，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竞争的危害性会加倍放大，甚至会在很大的范围内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完全竞争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则会变得更加不可能；其二，非完全竞争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有着有害性的一面，而这种有害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会得到无限放大。鉴于此，我们要终结竞争的社会，去自觉地建构合作的社会，用普遍性的合作替代竞争。

奈特发现，“不确定性是完全竞争机制重要的干扰因素” 。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对理论上所描绘的竞争形成冲击，使理论上的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转化为现实。实际上，即便是现实中存在的非完全竞争，也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冲击。在工业社会，之所以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中的竞争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并得以运行，是以消除不确定性为前提的。比如，法制就是一个确定性的框架，最大可能地防范和消除了不确定性，从而使得这一框架中的竞争能够展开。

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法制以及科学技术手段，基本上达到了防范和消除不确定性的目标。所以，广泛的社会竞争发挥了更多的正向功能。而且，由于能够得到规则的规范，使竞争及其后果也具有某些确定性特征。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无法建立防范和消除不确定性的几乎任何一种社会设置的。工业社会在消除不确定性方面曾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科学技术手段，不仅不能提供确定性，反而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冲击，而且可以预见，所有这些设置都必然会被不确定性冲击得七零八落。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竞争赖以展开的那个确定性框架将不复存在。这样一来，我们又怎能设想一种可以顺畅运行的竞争机制呢？考虑到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是竞争的干扰因素，高度不确定性对竞争所形成的不仅是干扰，而且是实质性的破坏。一切竞争信念和行动一旦遭遇了高度不确定性，便如泥牛入海，甚至连一朵浪花都不会激起。

公共选择学派把政治过程称为市场，在作为市场的政治过程中，竞争行为主体往往是以党派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就是以党派的活动为前提的。在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发展中，党派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民主政治开始走向成熟。如果没有党派的话，民主政治也就无从谈起。既然民主政治需要以党派为前提，也就意味着，这种政治属于一种竞争政治，需要通过竞选的方式去选择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治理的领导人。

应当承认，人们一直在探索某种非竞争性的民主政治，但一直未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或者说，人们并不承认任何形式的非竞争性民主政治。在人们的观念中，只有包含着竞争的政治才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竞争政治是差异化的或者具有冲突性的不同利益进行博弈的场所以及活动，党派代表着不同利益诉求，通过政治活动达到利益均衡，使各方的利益诉求都能在某个合理的水平上得到满足，或者，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这说明，西方民主政治无非是党派所代表的利益得以实现的途径，而不同党派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需要通过竞争的方式加以实现。

就西方国家而言，如果对党派所代表的利益进行追问的话，那无非是包含在一个社会的特定阶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的因素。再进一步说，是可以追溯到个人的要求的。然而，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突现，党派所代表的利益诉求在合理性的问题上开始变得可疑。从逻辑上看，党派的存在价值也必将受到质疑。一旦人们发现党派所代表的利益诉求并不在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冲突，而是与人的共生共在相冲突，也就是说，某个党派在民主政治中的活动不仅是与其他党派的博弈活动，不仅是要通过博弈而达到利益均衡，而是对人的共生共在的冲击和破坏，那么，人们会不会提出终结党派这一政治形式的要求呢？果若如此，也就意味着民主政治失去了竞争者。假如民主政治失去了竞争者，那么它的唯一发展方向就只能是改变甚至废除既存的竞争政治的各种设置，从而把竞争政治转变为合作政治。

对于合作政治，是否需要党派这一政治形式？也许有些人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其实不然。因为，合作本身会以直接行动的形式出现，并不需要某种政治实体去集结合作的力量和代表合作的诉求，更不需要通过代理行动去开展合作。所以，与竞争政治不同，合作政治将是全民的政治，每一个人都将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合作政治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的，任何体制上的、技术上的对任何人的排斥都将不被允许，任何排斥都将走向消亡。即便依然存在着党派，那么这种党派也必然是全民的代表，其纲领和主张都必须具有充分的普遍性。而且，其纲领和主张实现的过程必然是民主的，采用真正的实质性民主的运行方式。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市场无非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事实上，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一处地方，展现给我们的都是分工-协作的运作方式。当分工促使人们开展竞争的时候，使得个人“内在的紧张和分裂在个体的心灵世界中格外地加剧了。不仅仅是本能调节和转化的加剧，而且成年人功能的狭隘化和专门化，甚至不同成年人群体之间竞争和对立的加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协调单个人之间的行为变得尤其困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协调——不是在这一环节就是在另一环节——归于失败的概率” 。当人们被纳入协作体系时，往往会消极地开展协作行动，被动地执行协作要求。当协作是由外在性力量驱使时，人们会更加地感受到有一种被迫行动的因素构成的驱使力量，并产生抗拒的心态。在外在要求与抗拒心态的冲突中，人们也许会陷入紧张和焦虑之中。所以，在分工-协作体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被称为社会原因诱发的疾病可以说大都是由上述原因引起的。

总的说来，就社会的运行来看，在竞争的社会中，每一个涉入社会实践的行动者都倾向于占有资源。即便那些资源是当下的行动不需要的，也会出于储备的动机而加以占有。因为，对资源的占有往往能够给予人们获取某种竞争优势的期待。事实上，迄今为止，在工业社会的运行过程中，在竞争所遍布的所有领域中，人们通过资源的占有确实获得过竞争优势，以至于人们形成了某种占有资源的心理定势。即便因为诸如某项新技术的出现而使占有的资源变成了垃圾，人们也会因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心理期待而加以占有。这样做，往往导致大量本应该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促进社会繁荣的资源被浪费了。即使那些资源是长期有效的，也会因为出于占有的目的而被封存，从而导致时间成本的增加，这同样是一种因资源闲置而浪费的状况。

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社会运行的速度较缓，所占有的资源在有效性方面并不明显地表现出快速地非资源化。而且，资源占有的成本也是竞争者能够承受的，或者，竞争者能够将资源占有成本以及“资源非资源化”带来的损失转嫁给下游的竞争者。然而，许多资源的有效性在时间上是非常短暂的。如果占有了资源而不加以利用，可能那些资源很快就变成了废品。同样，对那些长期有效的资源的占有，也会造成巨大的时间成本。也许就具体的行动体系而言，资源占有的各种成本都能够承受，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加总在一起，却是不可承受的。所以，在我们构想的一个非竞争的合作社会中，应当取缔一切非利用目的的资源占有。合作的社会将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让每一个行动者都能够对所需资源进行随取随用。这就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问题了。

三、从竞争文化到合作文化

文化会因一个社会总体上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仅允许竞争，而且也需要竞争文化。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则需要一种合作文化。人类在20世纪后期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然而，工业社会的惯性使然，以至于我们依然在竞争文化的框架下去开展社会活动。克尔伯格（Kohlberg）指出：“在当今这个时代，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霸占了太多本已稀缺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资源，其程度和规模可谓空前。” 即便在一国内部，在社会结构已经因为新的社会因素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的情况下，人的行为模式也仍然从属于竞争文化。

20世纪后期以来，新社会组织的迅速涌现意味着社会变革运动正在发生。然而，我们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却没有做，那就是，没有对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竞争文化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以至于这些新成长起来的社会构成要素被竞争文化格式化，进入了竞争过程，并非常享受竞争的乐趣。在我们的时代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戴着竞争文化的眼镜去看待一切新的社会现象。所以，在新社会组织迅速成长的过程中，要从竞争文化出发去理解和框定新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这种理解去作出相应的安排。这其实是将新社会组织这一全新的因素纳入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中，其结果将是阻碍社会变革的发生。

20世纪后期迅速涌现出来的新社会组织是这个时代的特定产物，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也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一项内容，所代表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力量，必然会对工业社会的框架、竞争文化形成冲击，造成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治理结构新的变动。但是，如果将新社会组织纳入工业社会的框架中，在它们以及它们与政府间形塑出竞争关系，让它们从属于竞争文化的规范，那么即便获得某种社会平衡，也是暂时的。既有的基于竞争文化而对它们所作出的安排和实施的规范只能将这种力量暂时地压制下来，一旦这种力量得到了更多的积累，突破既有安排和规范的行动爆发了，使人类社会出现动荡，将是非常危险的。正是考虑到这一问题，我们希望对竞争文化作出全面反思，要求对工业社会的框架作出扬弃，进而提出合作的社会以及合作治理的构想。

总之，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中认识新社会组织的涌现这一社会现象，我们需要从新社会组织的涌现中解读出社会变革的要求，需要根据这种要求去规划面向未来的行动方案。以此为切入点去认识社会变革，对竞争文化的扬弃，对竞争行为的节制，都是需要我们加以思考的重要问题。

人类学家通过对不同民族的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比较得出结论：“总是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人的天性，而是后天学会的特别复杂的行为。” 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中，人的行为必然反映出所拥有的文化的特征，甚至在饮食男女这些人的自然方面，也会在实现的过程中反映出文化特征。文化塑造了人和人的行为方式，离开了文化，人性就是一种无从理解和无从把握的抽象判断。如果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也是由竞争文化中塑造出来的，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看，并不存在抽象的人性。所以，我们是不应该对人的竞争行为作出人性方面的解释的，或者说，不能认为人性决定了人必然会以竞争的方式开展社会活动，而是需要从竞争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人的竞争行为。

一旦我们从竞争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义人的竞争行为，那么竞争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阶段性甚至偶然性就决定了竞争行为的历史性。也就是说，如果竞争文化的社会价值已经丧失，如果竞争文化在人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所发挥的不再是积极作用，如果竞争文化把人类导入一种发展危机的状态，而且所有这些都为人们所意识到了，那么，就会提出终结竞争文化的要求，就会采取行动去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合作文化。随着合作文化的建构取得了积极进展，如果人们依然持有人性的观念，也许就会说，自私不是人的本性，反而恰恰是反人性的。进而，也就会认为，合作而不是竞争，才是合乎人性的行为。

其实，人性的解释框架仅仅是源自对文艺复兴否定神性的思考，只是在工业社会这个特定历史阶段才被人文社会科学所信奉。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的行为是由文化形塑出来的，而不是由人性所决定的，就不会再坚持用人性来解释人的行为了，就会在合作文化的建构和维护方面加倍用功。进而，人的合作行为就会因为合作文化而成为最为合理、最为普遍的行为。当然，文化是习得的，但必须指出，在既定的文化环境中，人无法自己选择是否习得这种文化。

一旦一种文化环境形成了，并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生于其中的人就会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习得这种文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对于拥有竞争文化的工业社会而言，生于这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自私的本性。的确，工业社会的人是自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永远都是自私的。当我们看到工业社会中的人的自私是由竞争文化塑造出来的时候，也就可以断定，竞争文化的消解将同时把人的自私本性也带走。

通过对竞争社会中各种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的考察，克尔伯格指出，那些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在逻辑上是存在悖论的，因而在行动上会表现出无力的状况。克尔伯格认为，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虽然在某些具体的小事件上取得了进展，但在总体上是失败的。或者说，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根本就不可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真正的推动作用。无论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在近代历史上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但在今天，“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已经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虽然过去人类在社会和生态方面较少相互依存之时，采取对抗性策略可能是必要和可行的，但现在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

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已经无法承受竞争和对抗，倒不是我们厌恶竞争、反对对抗，更不是因为我们对合作有什么情感上的偏好。根据克尔伯格的意见，“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再生产和技术成就已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地球上再也没有哪个社会团体是孤立的了。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新策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只要其成员被封锁在竞争关系中，一个内部相互依赖的社会实体就不可能协调其成员共同行动。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物种灭绝、全球性的疫病流行、核武器和生物污染、恐怖主义、军事冲突等，都在迫使我们寻求共同和一致行动的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策略已经到了阻碍社会和生态复原的地步” 。

面对工业社会的竞争文化，克尔伯格提出：“要批判地分析一种文化，就需要一种文化理论——借以解释何为文化，以及它如何塑造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这些人又如何反过来构筑这种文化。” 我们认为，也许克尔伯格的这一表述应颠倒一下顺序，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是在一开始就要批判某种文化，而是因为我们在对现实的感知中发现了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正在生成。只是在我们回过头来反思既存的文化并发现它的诸多缺陷时，才针对它作了系统性的分析，才形成了批判性的意见，对竞争文化的批判就是这样。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随着风险社会的提法得到了传播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随着危机事件的频发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一大困扰，合作的观念逐渐形成。尽管人们持有的还是竞争观念及其行为模式，但合作的渴望和追求越来越多地萦绕于人的脑海中，而且不断地付诸言词表达。这意味着合作文化正处于萌芽之中。我们感知到了这一点，并由此出发去反观近代以来的竞争文化，发现它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引发风险的根源，甚至有危及人类生存的可能性。

显然，竞争文化已经不再像它在工业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发挥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赋予社会活力的功能。所以，我们在对它的考察和分析中，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意见。我们发现，对竞争文化各个消极面的揭示，是有助于合作文化的自觉建构的，能够在消除合作文化倡言中的一些空想成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思考合作文化建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同一文化中，不同个体之间的思维方式也存在着重大差异。文化不是完全统一的实体。在任一特定文化中，都存在着许多态度、理念和行为的潮流、反潮流和亚潮流” 。工业社会中的人们虽然共享竞争文化，却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不同国家，通过制度、社会治理方式等途径去反映竞争文化时，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同样，当合作文化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后，则会表现出对差异的包容。

“然而，任何时候，在任何给定的文化中，由于共有的文化惯例或‘规范’，人们一般都能够相互了解、沟通和有效地相互影响。” 文化是联结人们的纽带，允许人们根据自己对文化的感知和理解去作出社会性的行为选择。显然，人们之间各自作出的是独立的行为选择，但这种独立的行为选择却与他人的行为选择有着某种一致性，从而以社会性接纳或社会性排斥的结果出现。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文化发挥了作用。虽然竞争文化更多地在行为主体间表现为排斥，但这种排斥主要反映在利益方面，或者说，是从属于利益实现要求上的排斥。在超出了利益以及利益追求的方面，排斥则呈现出逐渐消退的状况，让人们更愿意协作。而且，在利益追求中，人们出于壮大竞争力量的要求，也会理性地选择协作。

在竞争文化中，除了包含竞争、博弈、斗争、对抗之外，还包含着协作的基因。正是竞争文化中的这种既竞争又协作，以及总是通过协作而开展竞争，使得拥有竞争文化的社会有着无比优异的表现。在工业社会的语境下，人们很难想象后工业社会中的合作文化是什么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人们都能够接受的，那就是当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主题后，工业社会中的那种以个体的人或可以还原为个体的人的利益追求，会显得不合时宜。相应地，竞争文化如果继续为人们所拥有的话，所发挥的就必然是破坏性的作用，必然会对人的共生共在形成冲击，而且那可能是致命的冲击。

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人类必须在走进这个历史阶段的时候建构合作文化。一旦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被人们所意识到，并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就能够建立起合作文化了。无论文化在整体上具有多么浓重的自然生成和发展的特征，归根结底，依然是由人所建构的。一旦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了建构一种文化的需求，就能够成功地建构起这种文化。随着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凸显出来，除了建构合作文化之外，人类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们说合作的社会是非排斥性的社会，也就等于说合作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合作文化能够在整体上包容竞争文化。在合作的社会中，在具体的领域或具体的社会项目中存在着竞争行为，但在这些存在着竞争行为的地方，都会表现出从属于合作文化规范的状况，而且必然会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在合作文化得以建构起来的情况下，必然会对竞争行为有可能引发的大范围消极社会影响进行严密防范。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根本性的文化转型是与社会转型同步展开的。在今天，当我们认识到人类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并基于这个判断去寻求促进社会变革的策略时，就能够在文化转型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竞争文化向合作文化的转型，是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相一致的。或者说，它们是同一场运动的两个方面。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格外重视文化转型任务的艰巨性，需要在合作文化建构的目标中去发现终结竞争文化的策略和路径，而不是把这一过程简单地看作对竞争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们甚至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来对合作文化进行规划和描绘。只有当合作文化体系、内容、特征等各个方面都变得清晰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对竞争文化的成功否定。否则，简单地否定竞争文化，并不能带来合作文化的确立，反而会把人类带入工业社会已经否定的那种状态中。 xDzHVCLTMlREsv1A6GqChLwWdqiG2Kit4YZORhe4+nBy/HjosG+jXLYVbZVNsG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