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变革时代中的思想和行动

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脚步启动了。这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对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建构的思想及其物化设置进行审视，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任务。在历史上，工业化、城市化是一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运动，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运动。虽然这两场运动都意味着开辟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但所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我们遭遇了风险社会，以至于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建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

一、社会变革的时代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人类告别工业社会而走进后工业社会的运动。“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贝尔（Bell）在他的一篇会议论文中提出的，后来，他把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科普读本，从而使这个概念流行开来。实际上，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他所指的“后工业社会”与哈贝马斯（Habermas）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相类似。这是因为，贝尔并没有预见全球化必将改变工业社会的地域性特征，并将开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而是将其作为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一个小的阶段来对待的。贝尔把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划分为三个小阶段，“后工业社会”就是他所划分出来的工业社会的第三个小阶段。

虽然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但从其论述来看，他一直从工业社会的结构以及构成要素等方面去观察所发生的变动，而不是去提出一个社会全面重构的设想。实际上，在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力量开始采取行动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历史性社会转型属性才在对比中凸显出来，在遭受攻击的时候才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面貌。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次社会转型运动一样，守旧的势力必然表现出“最后的疯狂”。不过，我们相信，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不会因为任何阻碍变革的力量而停下脚步，即便前行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的社会也会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后工业社会，即必将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在我们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时，人们可以认为我们是从贝尔那里借用了这个概念，但我们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是可以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比较的人类历史的新阶段，而不是贝尔所阐述的作为工业社会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或者说，它有着学术上的过渡性色彩。一旦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取得了积极进展，即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基本特征显现了出来，“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也许就会被置换。事实上，在与工业社会相比较的意义上，未来社会应当被称为“合作的社会”。之所以我们在今天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出于一种学术叙事的策略性考虑，因为我们尚处在工业社会的话语环境中，需要借助“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将人们一步步地从工业社会的语境中引导出来。但是，我们在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新的性质，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人类历史的伟大社会转型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其实，20世纪后期以来的诸多新的社会变动，比如，新兴社会组织的涌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以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加速化以及风险社会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等，都赋予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诸多不同于贝尔提出这个概念时的内涵。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冲击，意味着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正在发生，并必然指向“后工业社会”这个人类历史的新阶段。

在近代早期，也就是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维度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化”。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推动者，同时，民族国家也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进程中。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既建构了国家体系，也建构了国际关系体系，这两个体系的相互作用和交叉重叠构成了整个世界体系。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这个世界体系的终结，代之以全新的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地域性的，是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世界性”体系的“全球性”体系。

在社会转型的意义上，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运动，梅因（Maine）在其《古代法》一书中把这场社会转型概括为“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如果说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某种自然秩序，那么契约的出现以及基于契约的社会建构，则表现为秩序的自觉创制。这就是现代社会既已拥有的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社会民主法治模式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形塑了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和社会行动模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遭遇了风险社会，使得工业社会的全部创制和构造都面临失灵的问题。所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变革运动。

工业社会的建构是走在启蒙思想规划的道路上的。我们知道，在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革中，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或者说将人从神的阴影中解放了出来。但是，文艺复兴运动所发现的人还是“自然的人”，而启蒙思想则对人加以改造，赋予人以社会规定性，从而使“自然的人”转化为“社会的人”。不过，由启蒙思想改造而成的这种“社会的人”是“原子化个人”。启蒙思想构想或抽象出来的原子化个人成了工业社会建构的前提、出发点和基础，特别是由启蒙思想以“天赋”的名义赋予原子化个人的那些基本的社会规定，在之后的工业社会建构中不断地得到发掘，从而引领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行程。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启蒙思想这座富矿已经采掘殆尽。面对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形势，依据启蒙思想的逻辑开展社会建构、社会治理以及一切社会活动，都显现出了适应性日益衰减的状况。

历史前行的脚步会将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都抛到身后。在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时，启蒙了工业社会并成为这个社会全部建构活动之基础的思想，却不能为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以及风险社会中的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昂格尔（Unger）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的开篇中说，“伟大的人物让后继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每当政治、艺术或思想取得显著的成就时，随之而来并从中受益的一代人，可能会有一种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值得再去做的无所作为的感觉。他们觉得最宝贵的机会已经为前人所把握并转化成了成功的契机。因此，后来者总像是处于困境之中：或者仅仅是伟人们留下的遗产的看管人，或者虽希望独立，但由于对成功缺乏信心，只能将抱负大大压缩，并开始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

当一个社会定型了，并处在常态运行中，人们享受着前人的功绩，在前人所建构起来的舞台上表演，是无可指责的，也不应刻意挑剔。然而，在社会变革的进程已经启动的时候，如果人们还隐藏在前人的阴影下而不自知，就不可能有积极回应现实要求的行动，甚至会不自觉地维护前人所留下的那些东西而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力量。

就现实而言，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变革进程中，也已经在改革的名义下尝试了诸多回应社会变革要求的行动方案，更重要的是，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看到，不仅属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逻辑没有受到触动，甚至还出现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潮以及行动。也许人们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才会采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行动，即试图阻碍社会变革。也就是说，促使人们采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行动的原因是，在既有的框架下，即既有的框架不发生变革，他们能够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获得更多。然而，这对于社会、对于人类而言，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社会变革已经发生，“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阻碍历史进步的脚步，就会在冲撞中释放巨大的毁灭力量。

我们已经陷入了风险社会，人们怎样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已经成了一个其重要性无论作出什么样的估计都不为过的问题。可是，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很少有人去思考，所以不用说顺应社会变革而开展积极行动，即便对现存的任何一个方面作出调整，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这样的话，在受到风险的侵袭和危机事件的冲击时，就会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有的人往往满足于通过实证研究去争取更多的成果，甚至嘲讽、排挤真正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对此，昂格尔批评道，这种做法表明人们“不愿直面伟大的事物，也不敢勇敢和诚实地模仿他们所钦佩的前辈。这种怯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致使学者们陷入一种以对一般理论持防御性的态度为面具的内在自卑之中” 。走前人开辟出来的道路是轻松愉快的，但在前人所开辟的那条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仍然徘徊在那条道路上而不愿前进，则是不应当的。

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应该认识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我们既已拥有的这个现代性的国家治理以及世界治理模式是需要加以变革的。曼海姆（Mannheim）希望人们认识到思想体系的具体性，而不是在一般和普遍的意义上去理解思想体系。曼海姆说：“每一种思想体系只能应用于某一种过程。只有当假设的解释能够在没有歪曲内在性质的情况下整理某一限定经验范围内的事实时，它才适用于其特有的目的。这正是此种体系为什么不能直接被一般化的理由。它在一种范围内可以发挥作用，而在另一种范围却不能，或者只有通过修改才可应用……例如，适用于对历史作经济解释的马克思的体系。在某些时代，事件的发展过程即因果顺序可以与规划相一致，因为这些时代的主要动力是技术和经济。但是，也存在着另外一些这样的时代，在其中，具有强烈反响的至关重要的变迁出现在非经济技术领域，或者说来自对人的意识的猛烈冲击。”

任何一种把某种思想体系作为教条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着适应性的问题。在一种历史条件下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在被搬到另一种历史条件下，也许就会对行动造成误导。当然，几乎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是有名称的，人们乐于使用某个新的名称而放弃与那个思想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原来的名称，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说明，一旦人们使用了一个新的名称去为一种思想体系命名，就已经包含了根据时代的变迁去对那个思想体系进行调整的愿望了，可能对那个思想体系作了新的阐释，或者将一些新的内容嵌入那个思想体系之中。就促进社会发展而言，这应当看作积极的举措。然而，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在诸如黑格尔（Hegel）“扬弃”的概念下去作出开拓性的创新和对原来的思想体系作出否定。

从时代变迁的角度去看思想体系，必须优先采取行动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应当看到，对于工业社会的建构来说，启蒙思想发挥了指导作用，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当人们需要否定和超越工业社会的既定设置和模式时，如果通过反复申述启蒙思想家们的言论而阻挠变革的话，就属于倒行逆施的行为。思想有着适应性的问题，工业社会是在启蒙思想以及它所包含的逻辑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如果现实的社会状况尚处在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中，那么我们不能够说启蒙思想不再适应现实了。可是，在启蒙思想中，全球化、后工业化以及风险社会都是找不到位置的，即便在其得以展开的逻辑中，也找不到任何踪迹。

在20世纪，国家转型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因为它不仅专注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而且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方面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从表现上来看，这是行政权的增长；从业务类型来看，这是对统治的进一步远离，表现为社会（公共）服务内容的增加。包含在这个历史演进中的逻辑意味着，关于20世纪后期开始兴起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对国家构成的挑战，是需要从实质性的意义上加以认识的。如果说列宁在指出了国家必将走向消亡时是基于逻辑作出的判断，那么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用事实证明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这个事实仅仅是以某种迹象的形式出现的，但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方面，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了外部边界变得逐渐模糊，国民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虽然还受到诸如护照、签证等手续的约束，但毕竟人以及诸多原先被作为主权要素的东西都进入了越来越频繁的流动中，这意味着国家主权开始松动、变得透明；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纷纷涌现，许多在20世纪由国家通过行政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不断地转移到了由这些社会组织去承担，而且国家在此过程中却没有回到原先那种集中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展现其职能的迹象。这意味着国家内部的主权分布发生了变化，以国家的名义代表主权和拥有主权的状况因为社会组织的涌现发生了改变。国家主权是一体性的，但它包含着对外的主权和对内的主权两个方面。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弱化、模糊化的趋势。这个时候，无论是国家的对外关系还是内部关系，都有可能与原有的主权观念发生冲突。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期中，也许某些微不足道的现象会逐渐地显性化。而且，一旦这些现象显形后，就会迅速地变成某种显著的现象，其影响会让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感到慌乱。在今天，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主权弱化和模糊化只是一种微不可察的现象，既没有在国际关系方面造成颠覆性的冲击，也没有改变国家运行模式。我们可以认为，在未来很长的时期中，国家仍然是必要的治理主体，但其主权的弱化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主权的内涵与外延都一直处在变化中，人们在今天说到“人民主权”时，肯定与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有着很大不同了。

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人们在“绝对国家”的框架下反思神权、君权，从而凝练出了“主权”这个概念，并在关于主权归属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人民主权和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构造了民族国家这种国家模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一从主权意识生成到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也许会表现出颠倒过来的状况，即首先是主权意识的逐渐淡漠，然后民族国家的形式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保留。这个历史过程的颠倒并不是回复到前工业社会的时代，而是一个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过程。

阿明（Amin）认为：“全球化已经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因此需要对全球的经济、财政和金融体系进行管理……经济全球化从逻辑上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对危机做出反应的世界政治体系，它是一个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社会妥协的权力体系，就如同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一样。” 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方案，显然也是最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所接受的。但是，如果按照阿明所说的这个方案去回应全球化，那么它在经济和政治模式上实现了何种意义的变革？实际上，那无非是对工业社会的模式的再度强化，是要求民族国家扩张为一个统一的“全球国家”，继续运用官僚制的运作方式来对这个“全球国家”进行管理。

这样做是否可行？如果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就无异于说人类的后工业社会仅仅是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了工业社会的模式，全球化也就不再意味着人类社会将面临一场根本性的变革。那样的话，一切都变得简便易行了，只要由强国领头进行一次全球性的征服，然后做出建立全球性国家的安排，那么似乎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就全部解决了。非常明显，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线性思维，没有把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因素考虑进来。鉴于此，我们认为，需要在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意义上去把握我们当前应当承担的任务，而不是按照工业社会中的惯常逻辑去构想适应于全球化运动的社会建构方案。

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历史上的那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运动。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将人类领进了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工业社会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其一，它是“工业的社会”；其二，它又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我们既可以将工业化、城市化所造就的这个历史阶段称为“工业社会”，也可以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吉登斯（Giddens）在对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区分时指出了它们的发生过程不同，认为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产生的时间点上有所区别，但就它们在时间上的基本重合而言及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来看，它们是一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人类走进工业社会这场伟大社会运动的两个方面，不应将它们分开来看。正如我们当前的“全球化”与“后工业化”也是一个整体一样，尽管人们可以争辩说，在20世纪后期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的社会演进趋势，而在进入21世纪后，才展现出了后工业化的迹象。之所以当前出现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也许是人们仅仅看到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场运动的“全球化”一面，却没有看到它是一场“后工业化”运动。

在我们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看作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那场运动的两个方面时，也许会遇到如何理解“城市化”的问题。因为城市并不是近代才有的，而是在农业社会甚或更早时期就出现了。虽然城市有着较为古老的历史，但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则具有现代性。就西方近代早期的历史来看，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否实现工业化，取决于城市的转型。如果城市仅仅作为农业产品的集散地而存在，那么这个地区就无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城市遍布各地，产生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城市，并且经济非常繁荣，但中国古代的城市一直未实现从农业产品集散向工业产品生产的转型，即便存在一些手工业生产，其规模也是非常小的，并不能构成对农业社会经济类型的冲击。

与中国古代不同，在西欧地区，随着农业人口涌入城市，手工业生产不仅在规模上迅速扩大，而且在不断的自我改造中走上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促进了交换形式及内容的多样化，促进了服务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积聚，促进了市场的完善，并造就了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成长中，城市所承载的社会化大生产发挥了轴心作用，而仅仅发挥农业产品集散功能的城市，显然无法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成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城市天然地就是交易场所，就是市场，但只有当城市同时也获得了经济生产功能时，才包含着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和成长的能量。

在这两种类型的城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同。作为农业产品集散地的城市是附属于农村的，通过农业产品的交易而为农业、农民提供服务，这种城市仅仅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一旦城市有了经济生产功能，不仅对农业产品进行深度加工，而且致力于工业产品的生产，城市的角色也就多重化了，甚至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力量而与农村开展交易，并在这种交易中获得某种优势地位。

事实上，当分散在农村家庭中自给自足式的手工劳动转移和集中到了城市之后，农村的自主生存能力受到了削弱，以至于出现了对城市的依赖。然后，城市所生产出来的大量工业品被输送到农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城市在工业生产方面所形成的体制和经营管理模式被输送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当城市中积聚起来的资本被投入农业生产过程时，农村、农业、农民都得到了改造，劳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在城市，在农村也出现了雇佣劳动。虽然农业生产品在类型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但生产过程以及生产目的等诸多方面都打上了工业化的印记，并逐渐把农村改造成了工业社会的构成部分。所以，城市的生产功能的获得本身就表现为工业化；城市的工业化，使城市在整个社会的工业化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城市不仅成了经济中心，也成了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不断地刷新生活观念和不断地创造新的生活风尚，并将其扩散到农村，即在农村中得到效仿。结果，城市成了农村新一代人的向往之地，许多农民希望进入城市而成为市民。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使得原有的城市居民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比如，一间开设在居民区的店铺，老板的儿子可能不愿像其父亲那样终其一生从事小本经营，在父亲因年老而无力再在店铺中继续营业的时候，儿子便将店铺转让给他人，而他自己则从事期货交易。虽然他每天都在小区中进进出出，但对这个居民区的老住户而言，他因为与他父亲所做的事完全不同而变得陌生，成为一个陌生人。这无疑是从熟人向陌生人转化的一条路径。如果说原先的城市仍然是个熟人社会，那么工业化、城市化则将城市改造成了陌生人社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等同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而工业化、城市化就是这个转变过程，城市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从农业社会的城市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城市。

城市首先将人改造为陌生人，然后向农村渗透，直到将整个社会改造为陌生人社会。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开始生成，新的规则体系被制定出来，发挥着既联系又隔离人们的社会整合功能。比如，用契约将人们联系起来，但人们却没有因为被联系起来而成为熟人；在人们因为有了权利的设定而被隔离开来时，每一个人又必须时时防范他人破坏、侵入自己的边界。总之，工业化、城市化运动消解了熟人社会，并以陌生人社会取而代之。

工业化、城市化运动没有消灭“乡巴佬”。在某种意义上，因为城市地位的提升而将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打造成“乡巴佬”。比如，原先居住在乡村的贵族有着相对于城市的优越感，而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则把他们变成了“乡巴佬”。也就是说，当较多的人成为见多识广的城市市民后，另一部分人则变成了“乡巴佬”。造就出了“乡巴佬”，就意味着雇佣劳动有了大批的“后备军”。因为，“乡巴佬”不断地涌入城市，使得扩大再生产有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的补充。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面对的人都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的改造。也就是说，工业化、城市化造就了市民社会，将人都改造成了市民，无论其居住地是不是在城市。如果说城市在表现形式上是以人的聚集生活和生产为特征的，那么通信、网络等技术则将人的聚集形态打碎，人的生活、生产等活动都可以分散进行。在这场社会转型运动中，也许会为城市留下“市侩”，但是，如果说“乡巴佬”作为一种人力资源而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相对于后工业社会，“市侩”则不具有积极价值。

从政治方面来看，如上所述，民族国家的生成是工业化、城市化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但民族国家又是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创造物来看待的。因为，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支撑起来的，也可以认为，民族国家是一架生产民族主义的机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不足以撼动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是稳固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来看，即便民族国家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但只要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情结尚存，就会极力抓住民族国家不放手。

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民族主义将更多地显现为历史前行的阻力。特别是当民族主义以民粹主义的形式出现时，不仅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成阻碍，还会凭空制造出诸多的社会风险。当社会风险汇集成为风险社会时，一方面，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显得更为迫切；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又显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极大阻力。

从历史上来看，在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在民族解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造了许多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丰功伟绩。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生成，把地球上的大片土地从殖民主义下解放了出来。所以，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国家的生成、主权独立主张的提出以及搭建现代性国家框架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促动作用。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族主义逐渐转化成了保守力量，甚至表现为民粹主义的躁动。不仅如此，当恐怖主义行动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对秩序构成了挑战，而且直接地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阴影。

当然，出现在一些地区的恐怖主义是全球化、后工业化所代表的历史转型中的躁动，这意味着一次新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过程。因而，恐怖主义乃至民粹主义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道路上，而不应随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和行动起舞。只有当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取得了积极进展，只有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人们普遍认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任何以“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理由而放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做法，都有可能带来极大的消极后果。

在工业社会中，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和分离构成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可以说，这一社会结构是代表了工业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因为，这种领域分离决定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采取什么样的样式。但是，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社区、言论平台等，轻易地突破了领域边界，将各领域贯通了起来，因而打乱了领域分离条件下的秩序。

其实，在历史上总是能够看到，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沉渣泛起的现象，这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社会转型运动中，必然会出现沉渣泛起的问题。当然，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转型一旦完成，社会就会趋于稳定，到了风平浪静之时，渣滓就会再度沉淀下去。然而，这次的社会转型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完成社会转型而消除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是需要在风浪迭起中去净化那些渣滓。也就是说，我们将面对的是对人进行全面改造的工作，即把人改造成适应和追求共生共在的物种。至于对人的改造的路径，又是通过社会建构铺设起来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可以作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净化社会渣滓的一种思路。也就是说，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需要通过增强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去解决沉渣泛起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阿伦特（Arendt）所说的一种情况，那就是人总是生活在偏见之中。在阿伦特看来，“没有人可以离开偏见生活，因为完全摆脱偏见的生活需要的是一种超人般的敏捷，随时准备遭遇和应对现实世界之全部……偏见与愚蠢的闲谈并非一回事。正是因为偏见总是有一种内在的合法性，因此只有当偏见不再实现其功能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偏见不再能够帮助人们给出判断以摆脱现实部分的负担时，人们才可能实际上去冒险与偏见对抗。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当偏见与现实相冲突的时候，也就是偏见变得危险的时候，而人们在思考中不再能感到偏见的保护，并且开始润饰偏见并将偏见变成那种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等理论歪曲的基石” 。

偏见是反映在既有观念与现实的不一致之中的。根据阿伦特的看法，源于过去的思想、观点等，大都可以归入偏见之列。也许只有那些转化为知识的因素，而且应当是能够直接地与现实相印证的和对人的实践有帮助的知识，才能够勉强地被认为不是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阿伦特虽然是在表达一种革命性的主张，但那显然是太过激进的革命立场。考虑到我们既已拥有的世界也是基于思想、理论建构起来的，当我们从前人手中继承了这个世界，虽然也在改革的名义下去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基本的方面却依然保持原样。

按照阿伦特的逻辑，这个世界正是偏见的物化形态，从我们的感情上，这似乎很难接受。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希望的是改造世界而不是颠覆世界，如果将整个世界看作偏见的物化形态，就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某种犹豫。尽管如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当我们面临一场根本的革命性变革任务时，又必须看到，阿伦特把世界看作偏见之汇聚地的看法，也许能够给予我们诸多激励，促使我们抱着消除偏见的愿望去改造世界。虽然我们不同意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归于偏见，但有了阿伦特的这一观点给我们加油打气，就会让我们在社会变革中构想新的世界时表现得更加有勇气一些。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思考新的社会建构方案时，随着思考越来越深入，就会发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直接借鉴的因素并不多。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是不可复制的，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必须基于当下的现实去开拓。就我们当下的现实来看，其中最为显著的现象就是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从这一社会现象中所导出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历史具有继承性这一点来看，我们需要从过去、前人那里寻找和发现有益于建构后工业社会的材料。这意味着，我们并不像阿伦特那样把源于过去的一切斥为偏见。如果把过去的一切都斥为偏见的话，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在逻辑上，就会让人类再重新从原始的野蛮时代走一遍整个历史行程，那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全部否定工业社会，反而应该从中继承一切对后工业社会建构有用和有益的因素。尽管我们有着这种愿望，但又必须看到，工业社会的思想、观念、文化等仍然具有偏见的性质，特别是当它们反映在民粹主义的行动中时，会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带来诸多困难。

三、社会研究的动态视角

社会本身是处在运动之中的，其运动一方面表现为自身的运行，另一方面表现为发展的变化。这两个方面意味着社会不会处在静止状态。但是，在关于社会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所做的是一种静态观察。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把社会当作一种静止的存在来看待，或者说，在静止的视角中去看社会的运动。尽管在有了“历史”这个概念后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动态性，并通过史学的方式去描述从过去向未来的行进过程，但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将历史事件孤立起来的做法，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其实是把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作为静止的存在而加以研究的工作。可以认为，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即使描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只是将站在静止的视角中所看到的现象描述了出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这种社会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应当废止，即便作为一种范式，也应当得到扬弃。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呼唤着社会研究中动态视角的引入。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带来的社会高流动性，让我们认识到，以静态观察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对象的疏离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研究者与对象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能从对社会的静态观察中获得具有合理性的理解，而且也无法对社会进行静态观察，甚至任何静态的研究视角都会使研究工作陷入困境，即陷入一种自反的状态。

卢曼（Luh mann）认为，在时间的未来指向中，“时间约束的概念意味着在系统持续的自我更新这一自生过程中生成结构，也就是说，它并非简单地指涉一段时间内实际状态（原子、太阳、臭氧空洞等）的发生。时间约束的社会问题，如今看起来好像占有着社会性意义，也就是改变形式并影响着社会性分配” 。一切都会在时间指向未来的进程中发生改变，没有什么是稳固不变的。只不过，在时间的社会性表现中，因为人的能动性的状况而使得变化的节奏在不同的时间流经阶段表现不同而已。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既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的情况会表现得更迅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虽然未来社会的结构以及其他所有方面都不明晰、不确定，但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一切都需要加以变革。时间约束了我们，把我们置于当下的现实之中，但通向未来的道路却是由我们开辟的。就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的现实而言，只能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我们当前必须致力于承担的任务。也只有承担起这一任务，通向未来的前景才有明亮的光彩。

信息技术以及相关的新技术代表了一场真正的技术变革，显现出来的是脱离了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技术模式。信息技术是一种新的技术模式，隐含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在人类历史上，18世纪是一个值得记忆的世纪，因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如涌泉般出现，从而造就了19世纪的科学，也开拓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技术进步之路。然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许多新技术，特别是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都不再走在18世纪所开拓出的那条道路上了，而是包含了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未来隐喻。很快地，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接的时刻，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当我们在风险社会中寻求行动的技术支持时，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正是在这场技术变革中，包含着许多可以在风险社会的行动中加以直接应用的技术及其工具。

显然，移动通信设备的应用，使办公室与职员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原先那些只在办公室中才能扮演上下沟通角色的人，在不断移动自己的物理地点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运用通信设备与上下沟通。而且，只要遵循一些简单的约定，就可以避免因不在办公室中而让领导、下属或服务对象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出现。移动通信设备，特别是当这些设备不再归属于办公室的群体或作为“公产”而被使用时，那么它们就是属于个人的，由个人随身携带。虽然是私产，却被用来处理“公事”，并使传统的办公空间发生了改变。办公可以不在办公室中，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可以在第一线和任何最为需要的场合，而且能够更加贴近需要处理的事项。这种空间的改变，或空间限制的消除，使得工作单元与传统的单元分开了，这意味着组织成了不再在某个固定地点和依赖于固定的办公场所的社会体，而是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中，甚至具有虚拟的特征。

在今天，计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方兴未艾，这些意味着数字化有着广阔的前景，甚至有可能成为历史趋势中的代表性标志。数字化必将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等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数字化引发社会总体变革的运动正在发生，而且是不可遏止的。

当我们思考数字化有无起点或终点的问题时，就想到了中国“易学”的发展史。也许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联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这一波数字化运动，是包含着一种中国易学发展史逆溯式流向的可能性的。如果说中国易学兴起于原始巫术，尔后走上了数字化的道路，那么它在儒家思想对其作了吸纳并应用于社会治理和广泛的人的活动方面后，却销声匿迹了。今天，社会发展中的数字化是可以从科学发展史中作出解释和得到理解的，但当数字化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则有可能神秘化，甚至会将人类重新带入一个“巫术”的时代。当然，此时的“巫术”仅仅在形式上与原始巫术相似，其性质则有可能完全不同。因为，人类经历了漫长的科学洗礼，重建的“巫术”将有可能是更高级的文明的标志。

鉴于一种简单地把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做法非常流行，曼海姆提醒人们注意，“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绝对要关心总体社会情境所提出的直接任务，这只有通过质的分析才能得到充分领会。只有当这一点已经得到解决的时候，一个人才应当考虑复杂的问题怎样才能被分解为更简单的要素。假如这一点业已达到，我们就应当询问，怎样才能通过简化的要素检验结果，以及更为广泛的原有主题是如何必然由我们已检验过的个别要点而产生的。直到质的分析已被做出之后，量的分析才能产生。把社会事实的复合仅仅还原为可测量的要素，被证明很少具有科学的洞见。但是，针对质的分析容许有量的控制的诸点来检验我们的知识，则是一项严格的科学任务” 。

就曼海姆的观点来看，他并不反对量化研究，只是认为这种量化研究需要建立在质的分析的基础上，只有在做好了质的分析后，量化研究才具有科学性。在工业社会既有的科学研究范式中，或者说，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曼海姆的这一建议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因为，简单地搬弄定量研究，是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的。不过，在我们看来，只要出现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样一个条件，科学研究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质性分析，无论是切入一点还是拥有总体，都不能满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认识要求。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关于认识对象和行动环境的观念将不再是总体或个体的问题，也不是全局或部分的问题，而是集中到了综合性这一点上。对于这种综合性，既不是质性分析也不是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把握的，而是需要在直观、体验、领会等方式中达成“所与物”与“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融合。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变革，而且是要落实到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只要变革，就会遭遇阻力。所以，在这种变革的过程中，需要做出克服各种各样阻力的准备。不用说运用科学知识，即便凭着日常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静止的物体不会让人感到有阻力，只有当物体运动起来，人们才能从中观察到阻力的存在，物体越加速运动，阻力也就越大。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也是这样，无论什么样的变革都会遭遇阻力。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是难以避免的。

在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这个问题上，虽然每个人都承认风险社会的现实性，但要想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就会遇到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方面，如果让人们接受风险社会中不得不秉持的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人们也许就会瞻前顾后地默念自我以及自我利益。尤其是受到了工业社会利己主义文化熏染甚深的知识阶层，则会慷慨激昂地捍卫个人的权利以及工业社会的既有设置，认为那是具有普遍合理性的。尽管如此，风险社会以及这一社会中频繁爆发的危机事件，必然会引发新的思考，必然会有人关注人的生命、生存所遭受的威胁，必然会有人要求建构适应这一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行动方式。因而，确立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和倡导合作行动等呼声无论遭遇了什么样的反对声音，都需要我们坚持将其呼喊出来，以求对人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引发人们思考自我的生存与人的共生共在之间的关系。

对于社会以及一切社会存在而言，如果是静态的存在形态，而且其结构是明确的，那么根据认识论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就是比较容易把握的。然而，社会的加速化以及社会的流动性将大量结构不明的问题推了出来，原先结构明确的存在物变得结构不明确了。这是对认识的挑战，也是对实践的挑战。基于以往的经验，社会及其存在物的变化大都是由结构不明确的问题引发的。随着大量结构不明的问题的出现，随着社会及其存在物的结构越来越不稳定、不明确，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也就蕴于其中了。

当我们对历史进行阶段性划分时，可以看到，农业社会具有简单和确定性的特征，工业社会具有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风险社会所具有的则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可以认为，社会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是由结构明确的问题与结构不明确的问题间的比重不均衡所造成的。其实，在社会发展的维度中，结构明确的问题与结构不明确的问题一直处在变化中。有的时候，结构不明确的问题很少，而有的时候，结构不明确的问题在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中却占有很大的比重。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结构不明确的问题一直处在增长的过程中，而且从20世纪开始，呈现出了明显的加速态势。随着结构不明确的问题所占的比重大于结构明确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

结构不明确的问题，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杜威（Dewey）说：“不确定性是一件实事，它意味着当前经验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些经验本来就是障碍重重，未来充满危险。克服这些障碍的行动又没有成功的把握，因而这些行动本身也是有危险的。情境内在地具有烦难和不确定的性质，因为这种情境的后果悬而未决，它们走向厄运也走向好运。人类的自然倾向就是立即采取行动，悬而不决是不能忍耐的，渴望立即行动起来。” 也就是说，行动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性。而且，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采取行动，也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反应。所以，行动的结果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对于结构明确的问题，可以在模式化的解决方式中去加以处理；对于结构不明确的问题，需要通过创新去加以解决。这是因为这两类问题形塑了两种不同的行动方式：一种是模式化的行动；另一种是创造性的行动。随着结构不明的问题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也就对创新提出了更为强烈的要求。反映在社会治理中，一旦结构不明确的问题所占比重达到了某个临界点，也就意味着社会治理创新应当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事实上，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和需要承担的就是一个社会治理变革的课题。这种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不可能作为一个自然过程而出现，而是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为其提供支持。因而，我们关于社会的研究，有着更为迫切的使命。

四、自觉地推动社会治理变革

虽然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尽管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以往从未有过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且我们已经拥有了改革的意识和观念，但在社会治理模式是否需要有一场根本性变革的问题上，应当承认，人们思考的并不多。从既有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实践来看，人们关注较多的是通过某项改革去解决局部性的或特定领域中的问题，对于工业社会的基本社会治理框架进行反思和审查显然是严重缺位的。因此，综合性的、全面的、根本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问题，很少得到讨论。即使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更不用说有什么反响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谋划社会治理变革的要求和行动方面，却明显地看到存在着勇气不足的问题。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看到的大都属于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整方案，在解决了某个（些）具体的、局部性的问题时，又总会发现更多、更大的问题向我们袭来。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困境，它意味着人类需要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中去寻求出路，即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去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哈贝马斯说：“伟大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之所以为生活所接受，是因为这种理念认为它在宇宙秩序中发现了世界的理想联系，也就是说，认为发现了人间秩序的典范。” 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往往是简略、含混和模糊不清的，给人以巨大的解释和想象空间，人们总是将思维进化的最新成果和所达到的文明水平偷偷地放进那些理论之中，将荣誉赠予先贤。正是这样，传统不断地获得生命力，越来越显现出巨大的魅力。但是，如果人们对传统的崇尚走到了迷信的地步，就会产生一种用传统压制当下创新的问题。应当说，这个问题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一直存在着，除了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人们一般不会产生强烈的怀疑传统和告别传统的要求。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阿伦特才会表达激烈的反传统的意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时，这个问题也许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显然，在风险社会中，当人们直面现实并直观行动事项时，就会发现，存在着诸多与传统意义上的伟大理论不一致的问题，而且这种不一致更容易导致冲突。也就是说，在风险社会中，如果将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强加于行动者的话，就会形成某种对行动的束缚。其实，一切需要突出创新功能的行动都应当同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对于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来说，除了创新无路可行。

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希望从传统中汲取智慧是可取的，但任何模仿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致使模仿前人的治理技巧和方式只能把社会治理搞得一团糟。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社会治理的属性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社会治理是统治型的；在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是管理型的；当人类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统治型甚至管理型社会治理中的方式、方法都会因为社会治理属性的不同而不能得到模仿。我们可以带着崇敬的心情欣赏前人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取得的伟大业绩，并在那些引人入胜的伟大业绩中领悟智慧，但我们不应去模仿他们取得那些伟大业绩所走过的道路。

历史上并不存在可以作为典范而加以继承的社会治理遗产，只要我们相信人类社会是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就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而致力于创新。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社会转型运动中，如果背负着工业社会的思想、理论以及文化的包袱前行，就会受到诸多困扰，就不能从现实出发去发现社会重构的可行方案；如果人们过于看重传统的话，也许心中有着到历史上去寻觅某些东西的愿望，一旦付诸行动，就会落入旧思想、旧理论的窠臼，就会受到工业社会文化的束缚。虽然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传统，但传统的所有积极因素都必须得到现实的检验，而不是成为我们必须背负的包袱。

在社会治理变革中，要求抛弃既有的观念和理论。从18、19世纪的情况来看，在工业社会得以建构的时代，产生了一大批设计师。正是他们的伟大思想，造就了工业社会。然而，当一种伟大的思想被用过了头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就会陷入停滞。我们在这里说伟大思想被用过了头，是对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思想僵化”提法的否定。对于个人甚至一个组织而言，确实有可能出现思想僵化的问题，而对于已成事实的伟大思想来说，则不存在思想僵化的问题。如果认为一个社会对某位伟人的思想用过了头的状态是一种思想僵化，那是一种错觉或误解。也就是说，如果把那种状态当作思想僵化来看待，就不可能打破那种状态的。因为，所谓的思想僵化只是幻想出来的，而打破思想僵化的行动无异于是在与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战斗。任何一种向根本不存在的敌人挑战的行动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那个不存在的敌人其实只是他的心魔。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社会在发展上的停滞是因为对某种伟大思想用过了头所致，那么问题就非常清晰了。

在社会发展中，人们经常会遇到将某种伟大思想用过了头的情况。就像哈耶克（Hayek）在评述法国的状况时所说的，孔多塞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指引了法国大革命，并将其转化成了法国的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改革“创造了科学进步史上最为荣耀的一个时期，不但成为我们更为关心的唯科学主义的诞生地，而且对法国的科学地位在这个世纪的相对衰落也可能负有很大责任，使它从无可置疑的世界第一的地位，变得不仅落后于德国，而且落后于其他一些民族” 。对此，哈耶克评论道，“伟人的弟子们惹下了祸患，他们夸大老师的思想，错误地将其用过了头” 。

在今天，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进行一番反省式的观察和思考，当我们谈论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的时候，有没有将他们的思想用过了头。所谓用过了头，就是与现实不一致。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业已发生，人类社会处在变革的时代，如果我们恪守那些“老师们”提出的社会构想，并将其当作教条，会不会成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呢？特别是对18世纪启蒙时期提出的那些基本原则，如果我们用过了头，就会阻碍我们探索后工业社会建构的行动，就会让我们无法寻找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而且，许多明显是荒唐的做法，也许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比如，把“天赋人权”的思想用过了头，就会要求将人权扩大到动物世界。就人类需要保护动物而言，这是一项无法逃避的责任，但当我们确认了“狗权”“猫权”“鸟权”后，难道能够建构起由那些动物组成的防止侵权行为或追究侵权责任的机构吗？

就历史的行程来看，当人们在近代通过认识论而确立了认识自然的信心后，特别是当科学在认识论为其规划的路线中发展起来，并证明了人的认识能力，也就点燃了人们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热情，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开拓了自然社会化的行程，而且进入了持续加速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关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认识能力的不足、认识成果可能出现的错误，都被忽视了。因此所生产出的社会风险，只能到了风险社会降临时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由认识论形塑出来的人的行动模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都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形成了一种社会惯性，支配着人的思维。虽然20世纪的哲学研究不断地向认识论哲学发起挑战，产生了诸多有着较大影响的哲学家及思想流派，但并未对认识论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当人类置身于风险社会的时候，也许需要对此进行一场全面的反思，并作出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思想准备。

就实践而言，任何改革的动议都不应要求投入更多的资源，至多只能在资源原来的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上提出重新配置的想法。这是因为，如果改革建立在追加资源的基础上，那还不如在维持系统不变的条件下加大资源投入。那样的话，至少节省了改革本身的资源消耗。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使一个我们认为很简单的改革成功，我们被迫不断地追加新资源的投入，并试图对一个过于复杂的整体中的越来越多的因素加以控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给我们带来彻底的放弃和失败的教训。因为所有的组织和社会，不论它们是否丰富，都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一旦如此，变革的意愿就越发快速地化为泡影” 。更不用说还存在着一些莫明其妙的“为了改革而改革”的行动，不仅把原来的系统状况搞得更糟，还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虽然我们处在变革的时代，但在改革的问题上，应当保持某种理性的清醒。改革问题上的任何轻举妄动，都有可能破坏改革的严肃性。一切改革都应致力于使系统变得更好，并在此前提下使资源消耗更少。如果把改革当作儿戏，如果利用改革者名义来实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之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应归结为研究上的不足。如果社会科学研究仅仅建立在对改革者思路的揣摩上，而不是勇敢地从现实中发现问题，那么所扮演的就是宣传者而不是研究者的角色。

在经典理论的逻辑中，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一种虚拟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家们想象出来并由学者们不断作出理论证明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并无实体性存在的特征。一旦提到社会，我们脑中所闪现的是人、家庭、组织、交往方式、生产关系等。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为社会恰恰是包含在这些具体的存在形式中的，是可以抽象地去加以把握的一种虚拟形态。既然社会本身就是虚拟性的存在，是包含在各种各样的实体性存在之中的和以实体性存在为载体的，那么实体性存在的变化，就意味着社会寻到了新的“宿主”。就我们当前进入互联网时代来看，以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新的形式出现的新的因素无非是社会的新的“宿主”。但是，在行动的意义上，特别是对于治理行动来说，我们不能囿于这种理论认识，而是要看到网络所开拓出的社会不同于我们既有的这种源于远古的社会，它代表着一个新的世界。

当然，经典理论逻辑中的社会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因为更多的人把社会当作实体性存在来看待，甚至在某些学科中会出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荒唐说法。显然，在工业社会中，政府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一种实体性存在，而社会则是虚拟性的存在。将实体性存在与虚拟性存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反映出来的这些社会科学家的水平是何等低下啊！即使我们按照这种庸俗社会科学的思路而将社会当作一种实体性存在来加以把握，也应当看到它无非是与自然相对应的一种存在。

如果说在人从自然界中孕育而出的时候出现了两个世界——自然界和社会，那么互联网所预示的未来则被当作“虚拟世界”。当我们看到了互联网所预示的虚拟世界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在观念中承认了三个世界的并存，它们是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虚拟世界。指出三个世界的并存，目的是要说明社会治理正在面对一个新开拓出来的世界，而对这个世界，传统的和既有的社会治理方式都不足以承担解决问题的任务，而是需要做出新的探索。

无论是把虚拟世界看作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新世界，还是把虚拟世界的出现看作影响社会和使社会发生质变的新因素，都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去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总之，我们正处在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进程中，既有的一切存在之中都包含着变革的要求。对这种变革要求的感知，并付诸行动，就是我们当前必须承担起来的任务，社会科学研究中主题的确立，都应围绕这个变革过程展开。 iO5gfn4uIGg/kl1D+Mmx/863RIsT3ZvLgFLUW9WPMO6zHrOGIE3+HNHIK0/UGBY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