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天空中再无不朽的事物……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神话世界内涵丰富。众神无异于不朽的意义载体。他们让世界变得意味深长、内涵丰富,变得很有意义。他们讲述着事物与事件之间如何相互关联。他们所讲述的关联创建了意义。讲述从虚无中产生世界。满天神佛意味着满满的内涵、满满的讲述。世界仿佛一幅图画。人们只需让目光来回逡巡,就能从中读出意义,读出有意义的秩序。万物皆有其位置,即在固定的秩序——宇宙(cosmos)中有其意义。倘若某物偏离了原本的位置,就要被移正。时间会为它校准,时间就是秩序,时间就是正义。如果一个人擅自移动事物,他便是悖逆的。时间会校正这种悖逆,它重建永恒的秩序。它是正义的(diké)。事件之间也存在固定的关系,构成一条有意义的链。没有任何事件可以脱离这条链。每个事件反映的都是世界上不朽的、永恒的实体。这里不存在导致有效秩序改变的位移。在“永恒回归”的世界里,加速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只有同者的不断重复,或说曾经之事物、不朽之真理的复制。史前人类就是这样生活在持续的当下。
历史世界则基于完全不同的前提。它不仅仅如一幅已完成的画作一般,向观赏者揭示不朽的实体、不变的秩序。事件不再被安置在静止的平面上,而是被安置在连续的线路上。时间以线性方式蜿蜒前行,将事件连接在一起,从而释放出内涵。使时间变得有意义的不是同者的永恒回归,而是变化的可能性。一切都是过程,要么意味着进步,要么意味着衰退。就这一点而言,历史性时间的意义在于它是定向的。时间线有固定的前进方向,有一定的句法。
历史性的时间对持续的当下没有概念。事物并非固守于不可动摇的秩序中。时间不是回溯的,而是前进的;不是去重复,而是去追赶。过去与将来渐行渐远。时间的意义不在于其同一性(Selbigkeit),而在于其差异性,时间是一种变化、一个过程、一段发展。当下本身没有实体。它只是一个过渡点。一切未然,一切将然。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同一者(das Selbe)的重复让位于事件。运动和改变并未造成无序,而是带来另一种秩序,或说新的秩序。时间的意义来自将来。以将来为导向创造出一种向前的时间引力,它也会产生加速效应。
历史性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它的进行方式或显现方式却多种多样。历史性的时间形式预示着一种进步,而末世论的时间却与之大相径庭。后者作为最后的时间,指的是世界末日。末世为时间的终结、历史本身的终结拉开序幕。人类与将来的关系,其特征是被抛状态(Geworfenheit)。末世时间不允许行动(Handlung)、筹划(Entwurf)的存在。人并不自由,他受制于神,不能将自己筹划至将来,不能筹划自己的时间。相反,他被抛向结局,世界与时间的最终结局。人不是历史的主体。神才是审判者。
“革命”(Revolution)一词最初也有着全然不同的含义。它虽然是一个过程,但也并未脱离回归与重复的一面。最初,revolutio意指星体的运行。将其应用于历史范畴,则指的是少数统治形式的周期性循环往复。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改变被纳入一个循环之中。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进步,而是重复。另外,人也不是历史的自由主体。即便现在,决定人与时间关系的也不是自由,而是被抛状态。并不是人发动革命。相反,人受制于革命,就像星体受制于运行规律。时间的特征是自然常数。时间即实事性(Faktizität)。
启蒙运动时期出现了一种关于历史性时间的独特理念。与末世论的时间理念截然相反,它的基础是一个开放性的将来。其时间性特征不是“向终存在”(Sein zum Ende),而是“向新启程”(Aufbruch ins Neue)。这种时间有其内涵和自己的分量。它不会无助地冲向末日,也没有实事性,没有自然常量迫使它周期性重复。如此一来,“革命”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它不再被设想成恒星的圆周运动。决定其时间性的不是事件的周期性运行,而是一种线性的、进步的过程。
启蒙运动时期的时间理念摆脱了被抛与实事性。时间既被去实事化(defaktifi ziert),又被去自然化(entnaturalisiert)。自由决定着人与时间的关系。人既没有被抛入时间的尽头,也没有被抛入事物的自然循环。现在,自由理念,“人类理性进步” 之理念,赋予历史灵魂。时间的主体不再是那个审判一切的神,而是为自己筹划将来的自由的人。时间不是命运,而是筹划。决定人与将来关系的不是被抛状态,而是“可制作性”(Machbarkeit)。制造(produire)革命的是人。如此一来,“革命化”和“革命者”等概念才有了存在的可能。它们都指向“可制作性”。然而,这一“可制作性”理念却动摇了世界的稳定性,或说时间本身的稳定性。那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作为永恒当下的创造者,全方位起到稳定作用的神,逐渐从时间中消失。
对可制作性的信仰早在16世纪就引发了自然科学领域令人瞩目的创新浪潮。技术革新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可制作性”的信仰。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是同一种信仰赋予它们灵魂,并将它们向前推进。1838年,《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铁路”词条,以一种英雄式的论调将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融汇在一起。在该词条中,铁路被颂扬为“蒸汽凯旋之车” 。
启蒙时代的革命建立在去实事化的时间之上。摆脱了所有被抛状态,所有自然的或神学的强制,时间犹如脱困的蒸汽巨兽,向着期待救赎的将来大步前行。它从末世时间理念那里继承了目的论。历史仍然是一部救赎的历史。由于目的在将来,进程的加速便有了意义。正如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的制宪会议上所说:“人类理性的进步为这场伟大的革命铺平了道路,而你们有责任加速这场革命。”
时间的主人不是神,而是自由的人。当人摆脱了被抛状态,便可以筹划将来之事。然而,上帝与人的这番政权更迭是有后果的。它破坏了时间的稳定性,因为上帝是赋予现行秩序终极有效性,为其加盖永恒真理之印章的权力机关。他代表一种持续的当下。经过此番政权更迭,时间失去了面对变化时能产生抵抗的依靠。毕希纳的革命剧《丹东之死》所展现的就是这一经验。剧中女主人公嘉米叶大声疾呼:“那些一般的、被人们誉为健康之理性的固定理念,都无聊得让人难以忍受。最幸福的人是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人。”
历史性的时间会向前疾驰,因为它不停留于自身,因为它的重心不在当下。它不允许(自己)驻留。驻留只会拖延前进的进程。没有任何持存性能放慢时间的脚步。只要朝着目标前进,时间就是有意义的。这样,加速才有意义。然而,由于时间的重要意义,人们并不会领悟到加速的意义。首先被看到的是历史的意义。只有当时间失去历史重要性,失去意义,人们才不由得认为加速有意义。正是在时间向无意义的将来奔流之际,加速才成为一个专门的主题或问题。
神话里的时间静谧如一幅图像,而历史性的时间像一条线,朝着目标奔跑或疾驰。倘若这条线失去了叙事的或目的论的张力,它就会崩解为无方向乱飞的点。历史的终结将时间原子化为点状时间(Punkt-Zeit)。过去,神话让位于历史,静态的图像变为连续的线段。如今,历史则让位于信息。信息不具备叙事的长度或宽度。它们既不集中,也无定向。它们仿佛朝我们倾泻过来。历史照亮、筛选、引导着纷繁复杂的事件,将它们约束在一条叙事的、线性的轨道上。历史的消失会导致无方向飞驰的信息与事件的蔓生。信息不会散发香气。在这一点上它是区别于历史的。与鲍德里亚的论点相反,信息之于历史并不像日臻完美的模拟之于原版或起源。 信息更像是一种新的范式,其中蕴含着一种全然不同的时间性。它是原子化的时间,即点状时间的一种现象。
点与点之间必然存在空白的间隙,在这里什么事也没发生,任何感知都没有。与此相反,神话的和历史的时间则不允许空隙产生,因为图画的线段是没有间隙的。它们形成了叙事的连续性。只有点与点之间才会产生空白的空间。无事发生的间隙导致了无聊。或者说,它们是很危险的,因为在没有任何事件发生的地方,在意向性遭遇虚无的地方,就是死亡。如此一来,点状时间就不得不去排除或者缩短空白的间隙。为了让空白的间隙不多作逗留,人们试着让感知更快地一个接一个连续发生。一个个片段或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快直至病态,而这样的加速,蔓延至生活的一切领域。由于缺乏叙事张力,原子化的时间无法持久地吸引注意力。人们不断感知到新的东西或者博人眼球的东西。点状时间不允许沉思驻留。
原子化的时间是不连续的时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将事件连接起来,并由此创建一种联系,即一种持存。如此一来,感知就会面对意料之外或突如其来之事,从而产生一种弥漫的恐惧。原子化、孤立以及不连续性之经验也是各种暴力的成因。如今,能创建连续性和持存性的社会结构日渐崩解。原子化与孤立席卷整个社会。诺言、忠诚、责任等社会行为都是时间行为,它们通过约束将来并将其限制在一定视域内以创建持存,然而,这些社会行为正逐渐失去意义。
无论神话时间还是历史时间都具有叙事张力。独特的事件之链塑造了时间。讲述让时间散发香气。与此相反,点状时间是一种没有香气的时间。当时间持存,当它获得叙事张力或深层张力,当它具备深度、宽度甚至空间,它才开始散发香气。当时间被剥夺了所有意义结构及深度结构,当它被原子化,或变得扁平、稀薄、简短,它就失去了香气。如果时间脱离了拦阻它、稳住它的锚,它就会变得不稳定,仿佛失去了固定一般,向前奔流。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加速”并非随后导致生命世界各种变化的初级进程,而是一种症状,一种二级进程,即失去所有引力约束的、变得不稳定的、原子化了的时间所引发的后果。时间奔流而下,或说匆匆流逝,为补偿存在的大量缺失,但它并未成功,因为加速本身无法产生依靠。相反,它更加凸显了既有的存在之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