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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社会（Gesellschaft der Authentizität）是一个表演型社会。每个人都在表演自我。每个人都在生产自我。每个人都沉湎于对自身的盲信和膜拜。在这种崇拜中，人是自身的祭司。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人的本真性崇拜是一种“道德力量”：“忠于自我无非是忠于自我的真实性（Originalität），而这是只有我才能明确表达和一探究竟的东西。我在表达它的同时，定义着自身。由此，我意识到一种原本就属于我自身的可能性。这种说法的背景是现代的本真性理想（Authetizitätsideal），以及通常被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正是这个背景，为本真性文化中哪怕最腐朽、最荒诞、最琐碎的形式，也赋予了道德力量。”
不过，一个人对自我的身份设计不能是利己的（selbstisch），而必须在一个社会意义的视域中进行，使其具有超越自我的意义：“只有当我生活在一个由历史和自然的要求、人类同胞的需要、国家公民的责任、上帝的召唤或其他类似地位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世界中，我才能以一种不至琐碎平庸的方式确定自我的身份。追求本真性，与要求超越自我并不矛盾，而是以这类要求为前提条件。”
照此看来，本真性和共同体并不相互排斥。泰勒对本真性的形式和内容做了区分。自我指涉性只涉及自我实现的形式，不过按照泰勒的要求，其内容不能是利己的。本真性仅仅通过身份筹划（Identitätsentwurf）来证明自我，而身份筹划是不由自主的，也就是说要根据与共同体的明确关系而定。
与泰勒的假设相反，事实证明，本真性是共同体的敌人，其自恋气质阻碍着共同体的形成。对本真性的内容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其与共同体或另一更高秩序的关系，而是其市场价值。在市场价值面前，所有其他价值都黯然失色。因此，本真性的形式及内容合而为一，两者都为自身效劳。本真性崇拜将身份问题从社会转移到个体身上，持续忙于自我生产，从而使社会原子化。
泰勒对本真性的道德辩解，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个微妙进程，这个进程扰乱了自由的理念和自我实现的理念，并将其变成了一个有效的剥削工具。新自由主义制度剥削着道德。控制在伪装成自由的那一刻就已经大功告成。本真性构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形式。一个人自愿进行自我剥削，却认为这是在自我实现。通过本真性崇拜，新自由主义制度占有了人本身，并将其转变为一个更高效的生产车间。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人都被生产过程征用（verbaut）。
本真性崇拜是社会衰败的一个显著标志：“当一个人被判定为本真，或整个社会被说成有本真性问题，那么这种说法便揭示出社会行为被贬低的程度之大，以及心理成分比重的日益增加。”
本真性强制导致了自恋式的内省，导致了对自我心理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关注，就连交际也成了精神层面的活动。本真性社会是一个由亲密和裸露构成的社会。灵魂-赤裸主义（Seelen-Nudismus）使它具有色情特征。社会关系越是裸露出隐私和亲密关系，就越是逼近本真。
主导18世纪社会的仍然是各种仪式性的互动形式。公共空间类似于一个舞台、一个剧场。身体也是一个舞台，是一个没有灵魂和心理活动的着装木偶，要配上标志和符号来美化装扮。假发之于人脸，就像画框之于图画。时尚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人们其实是爱上了舞台场景式的表达。甚至女士发型也按戏剧场景来塑造。它们要么代表历史事件，要么代表感情。然而，这些感情并不反映任何灵魂状态。首先要带着感情去演戏（gespielt）。脸本身成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借助点痣妆（mouche）来刻画某些人物。例如，如果痣点在眼角，它就意味着激情；如果点在下唇，就表示这个人心直口快。作为舞台的脸，绝不是如今在“脸书”上发布的那种“脸”。
19世纪的人发明了劳动。戏剧越来越不被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去劳动而不是去游戏。世界更像是工厂，而不是剧场。戏剧表演文化让位于内在性文化（Kultur der Innerlichkeit）。这种发展也反映在时尚上。舞台戏服与街头穿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戏剧性元素从时尚中消失了。欧洲人把工作服穿在了身上：“文化普遍变得严肃，似乎很难否认这是19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很少看到这种文化被‘演’出来。社会的外在形式不再表达更高的生命理想，不再是马裤、假发和剑那类东西。很难想象有什么比男性服饰中想象元素的消失，更能体现对游戏精神的放弃。”
在19世纪时，男性服装变得日益单调乏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们像工作服一样千篇一律。从各个社会的时尚中可以看出其社会构成。社会的日益色情化就这样反映在时尚中。如今，时尚具有明显的色情特征，得到展示的更多是肉体而不是形式。
伴随着本真性崇拜，文身再度流行。如果放在仪式的语境下，文身象征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盟。在19世纪，文身在上层社会特别流行，那时候身体尚且是渴望与梦想的投影屏。如今，文身失去了任何象征性力量，它们只不过体现出文身者的独特性。在这里，身体既不是仪式的舞台，也不是投影屏，而是一个广告板。在新自由主义的同质化地狱里，居住着文身的克隆人。
本真性崇拜令公共空间遭到腐蚀。公共空间瓦解为私人空间，与每个人都如影随形。当人与人的私人空间直接碰撞，就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兴奋区（Erregungszonen）。在公共空间里，人们放下私人性，去扮演一个角色。那是一个好戏不断的表演场所、一个剧场。表演，演给人看，是公共空间的本质：“由种种社交仪式、惯例习俗和礼节姿势构成的表演，是塑造公共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情感意义的材料。一旦公共平台受社会条件损害和破坏，就会妨碍人们运用其表演能力。一个亲密社会里的成员，会成为被剥夺技艺的艺术家。”
如今，世界不再是一个提供角色扮演和仪式性姿态（rituelle Gesten）的剧场，而是一个用来裸露和展示自身的市场。剧场表演让位于私人的色情展示。
社交和礼貌在表演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是一场有着美丽外表的游戏，预设了一个戏剧场景般的距离。如今，人们以本真性或真实性的名义，抛弃了美丽外表和仪式性姿态，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但这种真实无异于粗糙和野蛮。对本真性的自恋式崇拜，是造成社会日益残暴的原因之一。如今，我们生活在一种冲动文化（Affektkultur）中。仪式性的姿态和社交形式一旦瓦解，冲动和情绪就占了上风。在社交媒体中，构成公共领域的各种场景画面的距离也被撤销，结果造成一种没有距离的冲动交际。
自恋式的本真性崇拜，使我们对形式的象征性力量视而不见，它对感觉和思想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可以想象发生一场仪式的转变，从而令形式重新获得首要地位。这一转变会颠倒内在与外在、心灵与身体的关系。身体带动心灵，而不是相反。不是身体追随精神，而是精神追随身体。人们或许还会说：媒介生产信息。仪式的力量正在于此。外在形式导致内在变化。因此，出于礼貌的姿态，会产生精神效应（mentale Auswirkungen）。美丽的外表催生美丽的灵魂，而不是相反：“礼貌的姿态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力量，它有助于治疗坏情绪，也有助于对抗胃痛，当你模仿善良、仁慈和快乐时；因为相应的动作——鞠躬和微笑——具有的好处是，使愤怒、猜忌和悲伤等与之相反的动作无法产生。这就是社会活动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们提供了模仿幸福的机会，而这种喜剧肯定能使我们从悲剧中得到治愈，这并不罕见。”
与本真性文化并行的，是对礼节性互动形式的不信任。只有自发的感觉活动，即主观状态，才是本真的。刻意塑造的行为被不屑一顾，因为那是不真或外在之物。在本真性社会中，行动是内在引导，由心理驱动；而在仪式性社会中，外化的互动形式决定了行动。仪式将世界客体化。它们传达了一种世界关联。另一方面，本真性强制使一切都变得主观。因此，它加剧了自恋的程度。如今，自恋症因此日益严重，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我边界之外的社会互动意识。自恋的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被困于自我之中，被困于他错综复杂的内在。他活在自我的贫乏世界里，导致他只围着自身转，这使他陷入抑郁症。
一旦自恋横行，戏剧性在文化中就消失不见了，生命越发失去欢快和松弛的气氛。文化远离了那个神圣的游戏领域，劳动强制和绩效强制加剧了对生命的亵渎。游戏的神圣的严肃性，让位于劳动的世俗的严肃性。
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也反映了这种发展。它们正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缺乏游戏性，最近几部甚至在片尾打破了男欢女爱的仪式。《天幕危机》的最后一幕就令人不安。邦德没有沉浸于无忧无虑的鱼水之欢，而是接到上司M的下一个任务。M问邦德：“活儿多着呢。准备回来开工了吗？”邦德一脸严肃地答道：“很荣幸，M……很荣幸！”
这些仪式空间正在日益严重地遭到侵蚀。在这些空间里，可以发生游戏性、节庆式的放浪形骸，因此这些空间里的破格和夸张举止从世俗生活中脱颖而出。文化正在被世俗化。如今，像《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这样的电影只会让人感到无法理解。越轨行为通常是节日仪式所固有的：“它（指文化）命令并创造了庄严的例外情况。在例外情况下，通常不被允许之事突然能拿上台面，并且在越轨的仪式中化为结伴寻欢、高奏凯歌，甚至是暴风骤雨般的激情。禁止食用某种动物的图腾社会，在此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也是弗洛伊德所熟悉的）例子。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禁令被搁置，取而代之的一条律令是：人人都得吃禁忌餐。——乐事一桩。”
文化的世俗化导致了对文化的祛魅（Entzauberung）。如今，艺术也越来越被世俗化，被去除魅力。魔法和魅力本是艺术的起源，而今离它远去，让位于对话。有魅力的外界被真实的内在取代，魔法的符号被世俗的符号取代。对话性的内容取代了令人信服的、引人入胜的形式。魔法让路给透明性。透明性律令使人对形式产生敌意。就其意义层面而言，艺术变得透明，它不再具有诱惑力。魔法的外壳被扔掉了。形式本身不再言说。浓缩、杂合、多义、夸张、高度的模棱两可甚至矛盾重重，是形式语言、符号语言的特点。它们暗示了一种意义，而不是立即彰显出意义。现在，它们不见了，以迎合那些叠加在艺术作品上的简化了的意义和信息。
对艺术祛魅，把艺术变成了新教产物。它被去除了仪式性，失去了张扬浮夸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艺术空间看起来还像天主教堂一样，有许多五颜六色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形态；在那时之后，各个艺术协会像极了新教产物，向内容、口语或书面语看齐。”
艺术（Kunst）不是对话（Diskurs）。它是通过形式，通过能指而不是所指发挥作用的。对艺术来说，内化的过程是摧毁性的，它把艺术变得如同话语，丢掉神秘莫测的外表，去投靠世俗的内在世界。艺术的祛魅是一种自恋现象，自恋式地转向内在。
集体自恋撤销了爱欲，使世界失去魅力。文化中的情欲资源正在明显地枯竭。它们也是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力量，并激发其进行游戏和庆祝。没有它们，就会导致社会的原子化，那将是毁灭性的。仪式和典礼是真正的人类行为，令生命显得喜庆又神奇。它们的消失是对生命的亵渎和庸俗化，是把生命变成生存。因此，通过对世界重新附魅（Wiederverzauberung），可望获得一种治愈的力量，以抵御集体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