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强制
Zwang der Produktion

仪式是一种符号行为（symbolische Handlungen）。它们流传下来并代表了承载着共同体的价值观和秩序。它们制造出一个没有交际的共同体（Gemeinschaft ohne Kommunikation），而如今一统天下的是没有共同体的交际（Kommunikation ohne Gemeinschaft）。符号感知（symbolische Wahrnehmung）是仪式的构成要素。符号（希腊语：symbolon）最初是指客人之间用来重新识别对方的记号（tessera hospitalis）。一位客人打碎一块泥板，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给另一位客人，以示宾客之礼。符号就这样用于再认识。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重复：“再认识，不是再次看到某样东西，不是一系列的相遇，它意味着认出某个本已知晓之物。这正构成了人类‘圈地’（Einhausung，‘使自身在世在家’）——我在这里使用黑格尔的词——的本来过程；每一次再认识，都已经脱离第一次认识获取时的偶然性，并上升到理念层面。在再认识的过程中，总会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现在知道的东西，比他在初次接触被拘束的瞬间（Augenblicksbefangenheit）所知道的更多。再认识，是从转瞬即逝中看到恒定不变。” 再认识是符号感知，它察觉到的是持续之物（das Dauernde）。世界由此从其偶然性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一些恒定的东西（etwas Bleibendes）。如今的世界在符号方面非常贫乏。数据和信息没有象征力量，因此它们不容被再认识。符号的贫乏使得本来用于创造意义和共同体、稳固生命的图像和隐喻悉数流失。持续的体验在减少，而偶然性在急剧增加。

仪式被定义为圈地的符号技术（symbolische Techniken）。仪式把“在世”（In-der-Welt-Sein）转变成了“在家”（Zu-Hause-Sein），从世上变出了一个可靠的地方（Ort）。它们是空间中的住所在时间上的表现。它们使时间可以居住（bewohnbar）。是的，它们让时间像房子一样可以行走其中（begehbar）。它们规划时间，安排时间。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在他的小说《要塞》中，将仪式描述为圈地的时间技术：“时间中的仪式，就像空间中的家一样。时间流逝并非如手中沙一样消耗和摧毁着我们，而是使我们达到完整之物，这太好了。因此，我从一个庆典走向另一个庆典，从一个周年纪念走向另一个周年纪念，从一个葡萄节走向另一个葡萄节，就像我小时候从议事厅走到休息厅一样，在我父亲森严的宫殿里，所有的步伐都有一个目的。” 如今，时间缺乏一个牢固的结构。它不是一所房子，而是一条不定形的河流。它溶解为一连串“当下”的时间点。它持续处于崩溃中，没有什么能给它一个支点（Halt）。持续崩溃的时间是没法居住的。

仪式能令生命稳固。对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话稍作变化，也就是：仪式对生命的意义，就像物对空间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正是物的持久性（Haltbarkeit der Dinge）使它们具有“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特性。物有“使人类生命稳固的使命”。其客观性在于，“它们为自然生命中的快速变化……提供了一种人类的自我同一性”，即一种稳固的身份，“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同一张椅子和同一张桌子用以不变应万变的熟悉感，迎接那些每天都在变化的人” 。物是把生命固定住的一个又一个静止的点（Ruhepole），仪式与其功能相同。它们通过自一性（Selbigkeit）和重复性使生命稳固。仪式能使生命持久。如今，生产强制褫夺了物的持久性，故意破坏了时间的持续性，以生产更多产品，以强迫更多消费。然而，驻留（Verweilen）要以持续之物为前提。如果物只是被消耗和消费，就不可能驻留。同样的生产强制，却通过消除生命中的持续之物令人不得安生。因此，它破坏了生命的持久性，即使生命得到了延长。

智能手机不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种物，它恰恰缺乏令生命稳固的那种自一性。它也不是特别耐用。它不同于桌子这种以其自一性站在我面前的东西。手机里的媒介内容不断占据我们的注意力，而这一切都与自一性无关。它们瞬息万变，不容片刻停留。这个装置天生的不安分，使它成为一个非物（Un-Ding）。此外，会有一种强制力推着你去触碰它。然而，物本身是不该产生强制力的。

正是各种礼仪形式，如同礼貌一样，不仅使美好的人际交往成为可能，而且使人与物之间也能温柔相待。在一个仪式性的环境中，物不是被消费或消耗，而是被使用。如此一来，物也可以变老旧。然而，处于生产强制中的我们，在面对物，也就是面对世界时采取的行为方式，是消费而非使用。结果，它们消耗了我们。不计后果的消费使我们被（仪式的）消失现象所包围，从而破坏了生命的稳固。仪式活动确保我们不仅与他人，而且与他物产生美好的交往和共鸣：“借助弥撒，牧师们学会以美待物——轻拿圣杯、圣饼，悠闲擦拭圣器，翻动书页；还有发自内心的喜悦，那是与物圆融相处的结果。”

如今，我们不仅消费着物，而且还消费着附于其上的情绪（Emotionen）。对物的消费并非无穷，情绪消费却无尽。它们由此打开了一个新的、无限的消费领域。商品的情绪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审美化，皆受制于生产强制。它们必须增加消费和生产。因此，审美被经济殖民化了。

情绪比物更倏忽易逝，因此它们并不能令人安生。此外，在情绪消费中，人们并不诉诸物，而是诉诸自身。令人趋之若鹜的是情绪的本真性。于是，情绪消费强化了自恋式的自我指涉。物本该促成的世界关联（Weltbezug），就这样日益丧失。

如今，价值也成了个人消费的对象，它们自身变成了商品。正义、人性或持久性等价值被纳入经济轨道。“一边喝茶，一边改变世界”，这是一个公平贸易（Fairtrade）公司的口号。通过消费改变世界，那将是革命的终结。鞋子或衣服也应该成为极端素食主义者。可能很快就会出现素食主义智能手机。新自由主义经常利用道德。道德价值的消费是一种鲜明标志。它们被添加到自我账户（Ego-Konto）中，从而提升自我价值。它们提升的是自恋式的自尊。通过价值，人们并不指涉共同体，而是指向其自我。

通过符号，通过tessera hospitalis，即给朋友的赠礼，朋友间缔结了联盟。“符号”这个词位于关系、整体和救赎的意义范畴之内。根据阿里斯托芬在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中讲的神话，人最初是一个有两张脸和四条腿的球形生物。由于他太狂妄，宙斯把他劈成两半，以削弱他的力量。从那时起，人类一直是一个符号，渴望着他的另一半，渴望恢复完整。因此，在希腊语中，symbállein意为“聚集”。由此可见，仪式也是一种符号实践，是一种聚集的实践，因为它们把人们聚集到一起，产生一个联盟、一个整体、一个共同体。

如今，符号作为共同体的媒介正在明显地消失。去符号化和去仪式化是互为前提的。社会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惊讶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由共同符号构成的纽带消失了。……如果这只是一个社会分裂成小团体的问题，每个团体都在发展自己的象征性联系形式，那倒并非一个特别令人费解的过程。更加匪夷所思的其实是，人们普遍对仪式感到厌恶和反感。‘仪式’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反感的词，成了空洞的顺从主义的表现；我们正在见证一场针对任何形式主义的普遍反抗，实际上是对‘形式’的普遍反抗。” 符号的消失表明社会的日益原子化，与此同时，社会正在变得自恋。自恋的内化过程发展出对形式的敌视，人们为了主观状态而拒绝客观形式。仪式可以摆脱自恋的内在性。自我-力比多（Ich-Libido）不能与仪式对接。遵从仪式的人，必将自身置之度外。仪式创造了一种自我距离、一种自我超越。它们对践行者进行去心理化、去内在化。

如今，符号感知因连环感知（serielle Wahrnehmung）而日益消失，而连环感知不能够获得持续性体验。连环感知是对新事物的连续性认知，不能片刻停留。相反，它从一个信息到另一个信息，从一个经验到另一个经验，从一个感觉到另一个感觉，匆匆忙忙，得不出结论。剧集之所以在今天大受欢迎，大概就是因为它们符合连环感知的习惯。在媒体消费层面，它导致了疯狂刷剧（Binge Watching），导致了连环呆视（Komaglotzen）。连环感知是广延式的（extensiv），而符号感知是强化式的（intensiv）。连环感知因广延性而获得一种浮于表面的关注。如今，到处都是强度让位于广度。数字交际是一种广延式的交际。它不建立关系，而只是建立连接。

新自由主义制度迫使人们进行连环感知，强化系列的习惯。它故意取消持续性，以迫使产生更多消费。生命的所有领域都在不断更新换代，不容任何持续性、任何结论。永久的生产强制导致离家（Enthausung）。生命由此变得更具偶然性，更加转瞬即逝，更为飘忽不定。然而，栖居需要的是持续性。

注意力缺失症由连环感知的病态强化导致。感知永远不会停歇，它忘记了何为驻足停留。深度注意力（tiefe Aufmerksamkeit）作为一种文化技术，恰恰形成于仪式和宗教实践。Religion（宗教）不是偶然来自relegere（注意）的。每个宗教实践都是一次注意力训练。寺庙是一个让人集中注意力的地方。马勒伯朗士认为，注意力是灵魂的自然祈祷。如今，灵魂不再祈祷。它不断地自我生产。

如今，许多形式的重复，比如背诵，都不再受到鼓励，因为这会压制创造力和创新。背诵在法语中被称为apprendre par cœur。显然，仅靠重复就能抵达心脏。针对日益严重的注意力缺失症，最近有人提议在基础教育中引入“仪式学”这个新科目，从而把重复性的仪式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技术来加以实践。 重复会稳固和加深注意力。

重复是仪式的本质。它与日常习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产生强度的能力。强度令重复不同寻常，并保护它不被常规化。那么，强度从何而来？对克尔凯郭尔来说，重复和记忆代表着相同的运动，只不过彼此方向相反。被回忆的事属于过去，是“向后重复”，而真正的重复是“向前回忆” 。过去和未来融合成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作为一种闭合形式（Schlussform），重复创造了持续性和强度，它负责让时间停驻。

克尔凯郭尔拿重复同希望和记忆做对比：“希望是一件新衣服，笔挺、光滑、光彩照人，但你从未穿过它，因此不知道它将如何装扮你，你穿起来会怎样。记忆是一件被丢弃的衣服，尽管它很美，但不适合你，因为你已经长大，穿不上它了。重复是一件撕不破的衣服，它结实又柔顺贴身，既不紧绷也不松垮。” 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说法，“会让人感到厌倦的只有新东西，而从来不是旧事物”。旧事物是“每日面包，令人饱受祝福”。它使我们快乐：“只有不兀自以为重复是什么新生事物的人，才会感到由衷的快乐，否则他定会厌倦它。”

每日面包没有刺激。刺激皆易逝。重复，在毫无刺激的地方，在不显眼的地方，在一根细丝之中，发现了一种强度。另一方面，那些总是期待新鲜和刺激的人忽略了已在之物。意义、道路皆可重复。一个人不会对道路感到厌倦：“我只能重复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尽管眼角一瞥（日间的光或沉沉暮霭）的确让我感到高兴；即便一次日落也充满故事，不可复制；我甚至不能重复一束光线或一次黄昏，而只能重复走一条道路（必须准备好邂逅路上的全部石子，包括新出现的）。”

如今，我们在追逐新鲜刺激，追求兴奋和非凡体验的过程中，正失去重复的能力。新自由主义的处置方法，如本真性、创新或创造力，含有一种永不止息的强制出新。然而，最终，它们制造的只是相同事物的变体。旧时的、过去的、那些容许有所实现的重复（erfüllende Wiederholung）都被铲除殆尽，因为它同生产制造的增长逻辑截然对立。然而，重复会稳固生命，其本质特征是圈地。

新事物很快就沦为常规。它是一种消费品，并重新激发求新之需。强行拒绝常规，制造出更多常规。新事物有一个固有的时间结构，使它很快就淡化为常规。它不容许出现圆满的重复。生产强制就是强制出新，它只会加深常规的泥潭。为了逃避常规，逃避空虚，我们消费更多的新事物、新刺激和新体验。恰恰是这种空虚感推动了交际和消费。作为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招牌，强度生命无非就是强度消费。鉴于强度生命的幻觉，我们需要思考另一种生命形式，它比持续消费和交际更具强度。

仪式带来一个琴瑟和鸣、节奏一致的共同体：“仪式创造了社会文化上确立的共鸣轴线，沿着这些轴线可以体验到纵向（对神、对宇宙、对时间和永恒）、横向（在社会共同体中）和斜向（与物相关）的共鸣关系。” 没有共鸣，人就会被抛回自身，茕茕孑立。越来越多的自恋抵消了共鸣体验。共鸣不是自我的回声，它含有他者的维度，它意味着琴瑟和鸣。抑郁症产生于共鸣的零点。如今的共同体危机是一场共鸣的危机。数字交际由一个个回音室组成，人们在其中首先听到的是自己的说话声。点赞、加好友和转发不会形成共鸣的土壤。它们只是在放大自己的回声。

仪式是具身的过程，是身体的登台表演（Körperinsze-nierungen）。一个共同体的有效秩序和价值观通过身体得到体验和巩固。它们被刻进身体，被体验，也就是说，被身体内化。通过这种方式，仪式带来了一种具身的知识和记忆，一种具身的身份，一种具身的关系。仪式性的共同体是一个身体（Körperschaft），这样的共同体含有一个身体的维度。数字化削弱了共同体的纽带，因为它具有去身体化的效果。数字交际是一种去身体化的交际。

感觉（Gefühle）也参与到仪式行动中，但它们的主体不是与世隔绝的个体。例如，在哀悼仪式中，哀悼表达一种客观感觉、一种集体感觉。集体感觉与个体心理没有关系。在哀悼仪式中，共同体是哀悼的真正主体。共同体在面对损失的经验时将其强加于自身。这些集体感觉巩固了共同体。社会的日益原子化也影响到社会的感觉平衡。共同体感觉的形成越来越少，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时的冲动和情绪（Affekte und Emotionen），这就是一个孑然独立的个体状态。与冲动和情绪不同，感觉是能够形成共同体的。数字交际主要由冲动驱使，它有利于即刻发泄冲动。事实证明，推特就是一个完美的冲动媒介。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是冲动政治。政治是理性和调解，而理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如今，它越来越让位于有效期短的冲动。

新自由主义制度令人们陷于孤立，同时它又召唤共情（Empathie）。仪式性的社会不需要共情，因为它是一个共鸣体。正是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中，对共情的呼吁才变得响亮。目前的共情炒作首先由经济决定，共情被当作一种有效的生产手段。它被用来在情绪上影响和控制他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而且是整个人。事实证明，情绪管理比理性管理更有效，后者比前者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体内。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致力于激发肯定的情绪并充分剥削它。最终，连自由本身也被剥削殆尽。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与工业现代主义的生命政治有所不同，后者的运作具有纪律强制和命令的味道。

如今的数字交际正日益发展成没有共同体的交际。新自由主义制度通过把每个人都挑出来作为为自身生产的人，迫使人们进行没有共同体的交际。生产可以追溯到拉丁语动词producere，意为示人或使之可见。法语单词produire仍有呈现的意思，se produire的意思是让自己受人瞩目。德语口语中的sich produzieren或许可以追溯到相同的词源。如今，我们到处都在被迫自我生产，比如在社交媒体上。社会领域完全受制于自我生产。每个人都在生产自我，以引起更多关注。自我生产强制（Zwang der Selbst-Produktion）引发了共同体危机。如今随处可见的所谓“社区”，本身只是共同体的最弱级，甚至是共同体的商品形式和消费形式，它缺乏任何象征性的约束力量。

没有共同体的交际可以被加速，因为它是加法的。仪式则是不允许加速的叙事过程。符号是静默的。信息则不然，它们通过流通而存在。静默只意味着交际的停滞，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在后工业时代，机器的噪声让位于通信的噪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交际，保证带来更多的生产。因此，生产强制表现为交际强制。

生产强制牵出了绩效强制。从力比多经济层面看，绩效与工作不是一回事。在工作中，自我不一定要处于中心位置，而在创造绩效时，自我特别在乎自身。他不只是生产一个客体，而是生产他的自我。那些被客体力比多吸收的人不生产自我，而是耗费自我。自恋的自我指涉性构成了绩效的内容。自我力比多支配着绩效主体。他取得的业绩越多，获得的自我（Ego）就越多。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将自我力比多列入死亡本能。自恋的绩效主体由于自我力比多的致命累积而崩溃。他自愿而热情地剥削自我，直到崩溃。他把自我优化到死。他的失败则被称为抑郁症或倦怠症。

抑郁症不会发生在一个由仪式来决定的社会。在那里，灵魂被仪式的形式完全吸收，也就是被清空。仪式是入世性的（Welthaltig），它们创造了一个连接世界的强固纽带。抑郁症则是基于夸张的自我指涉，完全无力走出自我，走入世界，一个人把自我封闭在自身中，世界消失了。人在空虚感中只有围着自我打转，而仪式则减轻了自我因自身而产生的负担，它们对自我进行去心理化和去内在化。

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往往被刻进仪式。通过美的演绎，它们也可以为统治蒙上光环。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象征性的圈地活动。罗兰·巴特也从圈地角度来思考仪式和典礼，它们保护我们不堕入存在的深渊：“仪式……像房屋一样保护着我们：它让人感到可以栖居。例如，哀悼……” 哀悼仪式就像在皮肤上涂了一层保护膜，使它在面对心爱之人的死亡时免受悲伤的烧灼。仪式充当保护机制之处，就是生命完全失去保护之时。生产强制将无法处理这种超验的无保护性和无家可归状态，最终令其愈演愈烈。 qPAyONLSAkCpSE8jo8SAxVOjtw5ZU7b3HwBLMIxBx7OaOYDQGyo0OMMdIrxx039q

本真性强制
Zwang der Authentizität

本真性社会（Gesellschaft der Authentizität）是一个表演型社会。每个人都在表演自我。每个人都在生产自我。每个人都沉湎于对自身的盲信和膜拜。在这种崇拜中，人是自身的祭司。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人的本真性崇拜是一种“道德力量”：“忠于自我无非是忠于自我的真实性（Originalität），而这是只有我才能明确表达和一探究竟的东西。我在表达它的同时，定义着自身。由此，我意识到一种原本就属于我自身的可能性。这种说法的背景是现代的本真性理想（Authetizitätsideal），以及通常被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正是这个背景，为本真性文化中哪怕最腐朽、最荒诞、最琐碎的形式，也赋予了道德力量。” 不过，一个人对自我的身份设计不能是利己的（selbstisch），而必须在一个社会意义的视域中进行，使其具有超越自我的意义：“只有当我生活在一个由历史和自然的要求、人类同胞的需要、国家公民的责任、上帝的召唤或其他类似地位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世界中，我才能以一种不至琐碎平庸的方式确定自我的身份。追求本真性，与要求超越自我并不矛盾，而是以这类要求为前提条件。” 照此看来，本真性和共同体并不相互排斥。泰勒对本真性的形式和内容做了区分。自我指涉性只涉及自我实现的形式，不过按照泰勒的要求，其内容不能是利己的。本真性仅仅通过身份筹划（Identitätsentwurf）来证明自我，而身份筹划是不由自主的，也就是说要根据与共同体的明确关系而定。

与泰勒的假设相反，事实证明，本真性是共同体的敌人，其自恋气质阻碍着共同体的形成。对本真性的内容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其与共同体或另一更高秩序的关系，而是其市场价值。在市场价值面前，所有其他价值都黯然失色。因此，本真性的形式及内容合而为一，两者都为自身效劳。本真性崇拜将身份问题从社会转移到个体身上，持续忙于自我生产，从而使社会原子化。

泰勒对本真性的道德辩解，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个微妙进程，这个进程扰乱了自由的理念和自我实现的理念，并将其变成了一个有效的剥削工具。新自由主义制度剥削着道德。控制在伪装成自由的那一刻就已经大功告成。本真性构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形式。一个人自愿进行自我剥削，却认为这是在自我实现。通过本真性崇拜，新自由主义制度占有了人本身，并将其转变为一个更高效的生产车间。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人都被生产过程征用（verbaut）。

本真性崇拜是社会衰败的一个显著标志：“当一个人被判定为本真，或整个社会被说成有本真性问题，那么这种说法便揭示出社会行为被贬低的程度之大，以及心理成分比重的日益增加。” 本真性强制导致了自恋式的内省，导致了对自我心理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关注，就连交际也成了精神层面的活动。本真性社会是一个由亲密和裸露构成的社会。灵魂-赤裸主义（Seelen-Nudismus）使它具有色情特征。社会关系越是裸露出隐私和亲密关系，就越是逼近本真。

主导18世纪社会的仍然是各种仪式性的互动形式。公共空间类似于一个舞台、一个剧场。身体也是一个舞台，是一个没有灵魂和心理活动的着装木偶，要配上标志和符号来美化装扮。假发之于人脸，就像画框之于图画。时尚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人们其实是爱上了舞台场景式的表达。甚至女士发型也按戏剧场景来塑造。它们要么代表历史事件，要么代表感情。然而，这些感情并不反映任何灵魂状态。首先要带着感情去演戏（gespielt）。脸本身成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借助点痣妆（mouche）来刻画某些人物。例如，如果痣点在眼角，它就意味着激情；如果点在下唇，就表示这个人心直口快。作为舞台的脸，绝不是如今在“脸书”上发布的那种“脸”。

19世纪的人发明了劳动。戏剧越来越不被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去劳动而不是去游戏。世界更像是工厂，而不是剧场。戏剧表演文化让位于内在性文化（Kultur der Innerlichkeit）。这种发展也反映在时尚上。舞台戏服与街头穿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戏剧性元素从时尚中消失了。欧洲人把工作服穿在了身上：“文化普遍变得严肃，似乎很难否认这是19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很少看到这种文化被‘演’出来。社会的外在形式不再表达更高的生命理想，不再是马裤、假发和剑那类东西。很难想象有什么比男性服饰中想象元素的消失，更能体现对游戏精神的放弃。” 在19世纪时，男性服装变得日益单调乏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们像工作服一样千篇一律。从各个社会的时尚中可以看出其社会构成。社会的日益色情化就这样反映在时尚中。如今，时尚具有明显的色情特征，得到展示的更多是肉体而不是形式。

伴随着本真性崇拜，文身再度流行。如果放在仪式的语境下，文身象征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盟。在19世纪，文身在上层社会特别流行，那时候身体尚且是渴望与梦想的投影屏。如今，文身失去了任何象征性力量，它们只不过体现出文身者的独特性。在这里，身体既不是仪式的舞台，也不是投影屏，而是一个广告板。在新自由主义的同质化地狱里，居住着文身的克隆人。

本真性崇拜令公共空间遭到腐蚀。公共空间瓦解为私人空间，与每个人都如影随形。当人与人的私人空间直接碰撞，就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兴奋区（Erregungszonen）。在公共空间里，人们放下私人性，去扮演一个角色。那是一个好戏不断的表演场所、一个剧场。表演，演给人看，是公共空间的本质：“由种种社交仪式、惯例习俗和礼节姿势构成的表演，是塑造公共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情感意义的材料。一旦公共平台受社会条件损害和破坏，就会妨碍人们运用其表演能力。一个亲密社会里的成员，会成为被剥夺技艺的艺术家。” 如今，世界不再是一个提供角色扮演和仪式性姿态（rituelle Gesten）的剧场，而是一个用来裸露和展示自身的市场。剧场表演让位于私人的色情展示。

社交和礼貌在表演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是一场有着美丽外表的游戏，预设了一个戏剧场景般的距离。如今，人们以本真性或真实性的名义，抛弃了美丽外表和仪式性姿态，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但这种真实无异于粗糙和野蛮。对本真性的自恋式崇拜，是造成社会日益残暴的原因之一。如今，我们生活在一种冲动文化（Affektkultur）中。仪式性的姿态和社交形式一旦瓦解，冲动和情绪就占了上风。在社交媒体中，构成公共领域的各种场景画面的距离也被撤销，结果造成一种没有距离的冲动交际。

自恋式的本真性崇拜，使我们对形式的象征性力量视而不见，它对感觉和思想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可以想象发生一场仪式的转变，从而令形式重新获得首要地位。这一转变会颠倒内在与外在、心灵与身体的关系。身体带动心灵，而不是相反。不是身体追随精神，而是精神追随身体。人们或许还会说：媒介生产信息。仪式的力量正在于此。外在形式导致内在变化。因此，出于礼貌的姿态，会产生精神效应（mentale Auswirkungen）。美丽的外表催生美丽的灵魂，而不是相反：“礼貌的姿态对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力量，它有助于治疗坏情绪，也有助于对抗胃痛，当你模仿善良、仁慈和快乐时；因为相应的动作——鞠躬和微笑——具有的好处是，使愤怒、猜忌和悲伤等与之相反的动作无法产生。这就是社会活动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们提供了模仿幸福的机会，而这种喜剧肯定能使我们从悲剧中得到治愈，这并不罕见。”

与本真性文化并行的，是对礼节性互动形式的不信任。只有自发的感觉活动，即主观状态，才是本真的。刻意塑造的行为被不屑一顾，因为那是不真或外在之物。在本真性社会中，行动是内在引导，由心理驱动；而在仪式性社会中，外化的互动形式决定了行动。仪式将世界客体化。它们传达了一种世界关联。另一方面，本真性强制使一切都变得主观。因此，它加剧了自恋的程度。如今，自恋症因此日益严重，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我边界之外的社会互动意识。自恋的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被困于自我之中，被困于他错综复杂的内在。他活在自我的贫乏世界里，导致他只围着自身转，这使他陷入抑郁症。

一旦自恋横行，戏剧性在文化中就消失不见了，生命越发失去欢快和松弛的气氛。文化远离了那个神圣的游戏领域，劳动强制和绩效强制加剧了对生命的亵渎。游戏的神圣的严肃性，让位于劳动的世俗的严肃性。

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也反映了这种发展。它们正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缺乏游戏性，最近几部甚至在片尾打破了男欢女爱的仪式。《天幕危机》的最后一幕就令人不安。邦德没有沉浸于无忧无虑的鱼水之欢，而是接到上司M的下一个任务。M问邦德：“活儿多着呢。准备回来开工了吗？”邦德一脸严肃地答道：“很荣幸，M……很荣幸！”

这些仪式空间正在日益严重地遭到侵蚀。在这些空间里，可以发生游戏性、节庆式的放浪形骸，因此这些空间里的破格和夸张举止从世俗生活中脱颖而出。文化正在被世俗化。如今，像《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这样的电影只会让人感到无法理解。越轨行为通常是节日仪式所固有的：“它（指文化）命令并创造了庄严的例外情况。在例外情况下，通常不被允许之事突然能拿上台面，并且在越轨的仪式中化为结伴寻欢、高奏凯歌，甚至是暴风骤雨般的激情。禁止食用某种动物的图腾社会，在此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也是弗洛伊德所熟悉的）例子。在一年中的某个时间，禁令被搁置，取而代之的一条律令是：人人都得吃禁忌餐。——乐事一桩。”

文化的世俗化导致了对文化的祛魅（Entzauberung）。如今，艺术也越来越被世俗化，被去除魅力。魔法和魅力本是艺术的起源，而今离它远去，让位于对话。有魅力的外界被真实的内在取代，魔法的符号被世俗的符号取代。对话性的内容取代了令人信服的、引人入胜的形式。魔法让路给透明性。透明性律令使人对形式产生敌意。就其意义层面而言，艺术变得透明，它不再具有诱惑力。魔法的外壳被扔掉了。形式本身不再言说。浓缩、杂合、多义、夸张、高度的模棱两可甚至矛盾重重，是形式语言、符号语言的特点。它们暗示了一种意义，而不是立即彰显出意义。现在，它们不见了，以迎合那些叠加在艺术作品上的简化了的意义和信息。

对艺术祛魅，把艺术变成了新教产物。它被去除了仪式性，失去了张扬浮夸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艺术空间看起来还像天主教堂一样，有许多五颜六色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形态；在那时之后，各个艺术协会像极了新教产物，向内容、口语或书面语看齐。” 艺术（Kunst）不是对话（Diskurs）。它是通过形式，通过能指而不是所指发挥作用的。对艺术来说，内化的过程是摧毁性的，它把艺术变得如同话语，丢掉神秘莫测的外表，去投靠世俗的内在世界。艺术的祛魅是一种自恋现象，自恋式地转向内在。

集体自恋撤销了爱欲，使世界失去魅力。文化中的情欲资源正在明显地枯竭。它们也是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力量，并激发其进行游戏和庆祝。没有它们，就会导致社会的原子化，那将是毁灭性的。仪式和典礼是真正的人类行为，令生命显得喜庆又神奇。它们的消失是对生命的亵渎和庸俗化，是把生命变成生存。因此，通过对世界重新附魅（Wiederverzauberung），可望获得一种治愈的力量，以抵御集体自恋。 qPAyONLSAkCpSE8jo8SAxVOjtw5ZU7b3HwBLMIxBx7OaOYDQGyo0OMMdIrxx039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