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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柏林邵宾纳剧院的一次辩论中，我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批评，两种不同的观点发生了正面碰撞。奈格里对全球范围内抵抗“帝国”（Empire）、抵抗新自由主义统治体系的可能途径满怀热情。他以共产主义革命者自居，称我为怀疑派教授。他着重强调了“诸众”（Multitude）的力量，即彼此联结的抗议和革命群体，深信他们可以推翻帝国。然而在我看来，这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立场似乎过于天真，脱离现实。因此，我尝试向奈格里解释，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可能发生革命。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体系如此稳固？为什么它如此难以抗拒？为什么它能迅速驱散一切阻力？为什么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今天依旧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要解释这些问题，必须准确理解今天的权力和统治是如何运作的。
要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势必要消除阻力，对于新自由主义统治体系也是如此。为能让新统治体系立足，必然需要一种建制性权力（setzende Macht），它往往伴随着暴力。但这种权力与指向系统内部的稳定性权力（Stabilisierenden Macht）并不相同。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将工会视为“内部敌人”，并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然而，这种为推动新自由主义实现而进行的暴力干预，并不是维护系统稳定的权力。
在规训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系统保护权力是压制性（repressiv）的。工厂工人遭受工厂主的残酷剥削，这种他人剥削引发了工人的抗议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推翻现存生产关系的革命。在一个压制性的体系里，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清晰可辨；这里有一个具体的对立面，一个要推翻的可见的敌人。
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体系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建构而成。其系统保护权力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诱惑性的，也就是说它易于使人上当受骗。它不再像规训体系中的权力那样显而易见；不再有具体的对立面，不再有压制自由的敌人，也不再有抵抗的可能。
新自由主义把受压迫的工人塑造成自由的企业主，他们成了自己的老板。如今，每个人既是雇主，也是给这位雇主打工的自我剥削者，主仆身份集于一身。阶级斗争也转变为与自身进行的内部斗争。失败的人会自责，会感到羞愧，却不会质疑社会。
规训权力耗费巨大力量将人们强行禁锢在指令和禁令的束缚中，是效率低下的权力。效率更高的是那种确保人们自愿服从于统治体系的权力技术。其独特性在于，它不通过禁止和剥夺，而是通过喜欢和满足发挥作用。它不是把人变得顺从，而是试图使人形成依赖。新自由主义的这种绩效逻辑也适用于监视。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人口普查进行了激烈的抗议，甚至小学生都加入了街头抗议的队伍。
从今天的角度看，职业、学历、住所距工作地远近等人口普查需要的信息实在稀松平常，隐瞒它们近乎可笑。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它违背公民意愿夺取他们的信息。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今天，我们自愿地暴露自己。恰恰是这种被感知的自由，使抗议变得不可能。与抗议人口普查的年代不同，我们不大抵抗监视。自我曝光和自我袒露都是自愿的，它们遵循着与自愿的自我剥削相同的绩效原则。我们要抗议什么？抗议我们自己吗？美国观念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在她的系列作品《自明之理》（Truism）中表达了这种矛盾的情形：“远离我所欲。”
区分建制性权力和系统保护权力至关重要。系统保护权力通过一种精明且友好的表现形式使自己隐形，从而无懈可击。服从的主体对自己的服从性毫不自知，误以为自己身处自由。这种统治技术对于化解反抗卓有成效。压制和侵犯自由的统治是不稳固的。然而新自由主义政权之所以如此稳固，对一切反抗产生免疫，是因为它善用自由，而不是压制自由。压制自由会迅速引起反抗，榨取自由则不会。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受到巨大冲击，陷入了经济瘫痪。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了贷款。为了还贷，韩国政府不得不强行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不顾反对者的抗议。这种镇压式的权力就是所谓的建制性权力，它往往诉诸暴力。但这种建制性权力与系统保护权力不同，后者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中做出一副自由的样子。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
认为，类似韩国或希腊金融危机这样的灾难发生后，整个社会出现的休克状态是迫使这个社会接受彻底重新规划的绝佳时机。今天的韩国社会几乎不再有任何对统治体系的抵抗，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顺势主义和对抑郁及倦怠的共识。韩国是目前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人们没有寻求改变社会，而是选择对自己施暴。本可能引发革命的指向外部的攻击性，让位给了自我攻击。
今天，没有任何互联、协作的群众会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抗议和革命主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雇主，孤立无援，这种孤独构成了目前的生产方式。过去，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但企业内部可能依旧团结。而今，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竞争，即使在企业内部也是如此。这种绝对竞争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却破坏了团结和集体精神。疲惫的、抑郁的、孤立的个体不可能形成革命群体。
新自由主义无法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他著名的劳动“异化”理论甚至根本没有在新自由主义中表现出来。如今我们兴奋地投入工作，直至精疲力竭，而兴奋恰恰就是倦怠综合征的第一阶段。倦怠和革命是互斥的。因此，奈格里认为群众可以摆脱依附性的“帝国”并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错误的想法。
西方所谓共产主义的情况又如何呢？如今到处都在谈论着“分享”（Sharing）和“共有”（Community）。共享经济被认为将取代财产所有权经济。“分享即关怀”，这是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最新小说《圆环》（The Circle）中“圆环人”的格言。在通往圆环公司总部的人行道上，布设着刻有“寻求集体”“参与”等口号的地砖。但是，真正的口号应该叫作“关怀即杀戮”。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出租车司机的数字化共享汽车平台Wunder Car，也在用“共有”这一概念做广告。但是，共享经济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尽头，也不会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Die Null-Grenzkosten-Gesellschaft）
中所言，出现一个以集体为导向的、共享比拥有更有价值的全球性社会。相反，共享经济最终导致生活的全面商业化。
里夫金颂扬的从所有权到“使用权”的转变，不会把我们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没钱的人没有参与共享的可能。即使在使用权的时代，我们依然生活在屏蔽机制（Bannoptikum）中，穷人照旧被排除在外。鼓励人们把自己的家变成旅馆的共享市场爱彼迎（Airbnb），甚至把人类的热情好客变成了经济行为。共享或协作共同体（kollaborative Commons）仰仗的意识形态导致了集体的全面资本化。无目的的友善、亲切不再可能。在一个人人相互评价打分的社会里，友善已经被商业化了。人们变得友善是为了得到好评。即使在协作经济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无情逻辑仍然起支配作用。矛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分享过程中，并没有人自愿奉送任何东西。资本主义一旦开始把共产主义本身作为商品出售，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完满实现。共产主义成为商品意味着一切革命皆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