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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所说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癌式扩散。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生产和增长的迷狂，如同死亡幻觉一般。它佯装生机勃勃，掩藏着迫近的致命性灾难。生产越来越趋同于毁灭。“人类的自我异化已经达到一种能将自身的毁灭当作审美快感来体验的程度。”瓦尔特·本雅明对法西斯主义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
面对人类的毁灭狂热，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将人类比作细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如同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增长和自我毁灭合而为一：“或许可以设想，对于某种我们在其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必要性和意义，但无法完全理解的高等有机体，人类相当于一种疾病；这种疾病试图摧毁那个有机体，而且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势必要将其摧毁，就像细菌试图消灭‘患病’的人类个体。”
人类严重丧失了辨识力，只能认清较低等的秩序，面对更高级的秩序时则像细菌一样盲目。因此，可以将人类历史视作一场“与神性的永恒斗争”，神性“必然会被人类消灭”。
弗洛伊德应该会完全赞同施尼茨勒的悲观主义论点。他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写道：人类具有“残忍的攻击性”，是“不懂得关心同类的凶恶的野兽”
。人类会毁灭自己。弗洛伊德虽然也讨论理性的作用，不否认它有能力认识更高级的秩序，但人类终归为本能所支配。他认为，死本能（Todestrieb）
导致了人类的攻击性倾向。在《文明及其不满》完成仅几个月后就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在当时可以为弗洛伊德提供充分的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最能表现残暴的人充分发挥其攻击性的经济形态。
鉴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将资本主义与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联系起来似乎是合理的。2015年在《查理周刊》办公地遭遇恐袭时丧生的法国经济学家贝尔纳·马里斯（Bernard Maris），在其研究报告《资本主义和死亡驱力》中写道：“资本主义的极度狡诈之处在于，它引导毁灭力量即死本能的走向，并使其转向增长。”
根据马里斯的论点，资本主义利用死本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其致命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破坏力占据上风，使生命无力招架。
然而，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确实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进程吗？抑或资本主义受控于弗氏理论之外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死本能？弗洛伊德对死本能的解释立足于纯粹的生物学基础上。他推测，“某个时候，在一种无法想象的力量的作用下，无生命的物质产生了生命的属性。……从前没有生命的物质在具有了生命之后，产生了一种回归原始状态的紧张情绪”，于是在生命体中形成了回归无生命状态的欲望，死本能由此出现：“一切生命的终极目标是死亡。反过来说：无生命的事物先于有生命的事物存在。”
死本能使一切生命主体沦为“死亡的追随者”。生本能（Lebenstriebe）没有自己的目标。自我保存欲望和权力欲望也只是一些部分欲望，其作用只是“确保有机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向死亡，而将其他回归无机状态的非既定可能性排除在外”
。每个有机体都只想以自己的方式死亡，因此它们竭力抗拒外来影响，“而这些影响反倒能帮它们抄近道，尽快实现终极目标”
。生命不过是有机体自身的向死而生（Sein zum Tod）。死本能的观念显然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尽管最初有过犹疑，他还是坚持了这个思想：“认为存在死本能或破坏性本能的假设在精神分析领域内也遇到了反对。……在此发展出的观点只是我最初尝试性地提出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已经彻底占据了我的思想，我再也无法以其他方式进行思考。”
弗洛伊德执着于死本能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它可以解释人类的毁灭性驱力。死本能作用于生命体内部，使其消解。弗洛伊德将这种死亡过程解释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毁灭。因此，死本能最初表现为自我攻击（Autoaggression）。只有生本能，即爱欲（Eros），才能确保死本能指向外部。外部攻击（Fremdaggression）防止生命体遭受自我毁灭：“这个本能（亦即死本能）自身将会被迫为爱欲服务，因为有机体破坏了其他一些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而不是毁灭其自身。相反，对指向外部的这种攻击性加以限制，必将加强自我毁灭的作用，而自我毁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不断发生的。”
弗洛伊德在论述死本能时，没有区分人和其他生物。死本能是每个生命体所固有的，是该生命体返回无生命状态的欲望。弗洛伊德将攻击性溯源至死本能，从而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冲动联系起来。有机体内消除紧张状态并最终死亡的固有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破坏力。如果我们将死本能理解为生命力的逐渐衰弱，则无法从中推导出任何毁灭性的驱力。此外，由于死本能为所有生命体所固有，所以它不能解释人类攻击性的特殊之处。然而，人类极具攻击性，相当凶残，其盲目的破坏狂热是其他生物所不可及的。弗洛伊德认为，自恋也源自死本能：“在施虐狂中，死本能扭曲了性欲的目的，使之屈从于它自己的意图，同时还完全满足爱欲的需要。我们只有在施虐狂中才能最清楚地认识死本能的本质及其和爱欲的关系。但是，即使死本能没有任何性欲的目的，即使在最盲目的破坏性狂热中，我们也无法发现死本能的满足伴随着一种尤其强烈的自恋享受，这是因为它使自我实现了获得全能的溯源。”
死本能，即每个生命体返回无生命状态的欲望，并不能解释自我在施虐暴力中获得的明显自恋的享受。为了解释虐待狂，必须假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毁灭性驱力。
根据马里斯的观点，资本主义的驱力是一种为增长服务的死亡驱力。但这并没有解释，是什么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增长压力，导致资本主义具有如此强大的破坏性，又是什么迫使资本主义盲目追求积累。探究这些问题要从死亡入手。资本主义建立在对死亡的否定之上。积累资本是为了抵御死亡，抵御绝对意义上的失去。死亡造成强制性生产和增长。马里斯没有对死亡本身予以足够关注，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也没有专门针对它做阐释。将死本能看作对死的渴望（Todeswunsch），恰恰隐藏了那表现为恐惧的死亡。这主要是因为，弗洛伊德没有考虑到每个生命体都抵抗死亡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通过死本能的假设，“不必再考虑有机体不顾一切维持生命的神秘追求，它与一切都无法产生关联”
。因此，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死本能的思想归根结底体现了一种压抑死亡的无意识策略，也并非没有道理。
具体到人类的攻击性——暴力（Gewalt），它与人类独有的死亡意识密切相关。暴力经济为一种积累的逻辑所支配。人施暴越多，就越自觉强大。积累的杀戮暴力（Tötungsgewalt）会产生一种增长、力量和权力的感觉，仿佛百毒不侵，永生不灭。人类在施虐暴力中获得的自恋享受正是源自这种力的增加。破坏可以克服死亡。人们通过毁灭性行为掌控死亡。杀戮暴力的增加意味着死亡的减少。核军备竞赛遵循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暴力经济逻辑。毁灭力量的积累被认为是强大生存能力的体现。
远古的暴力经济表现在血亲复仇的螺旋式暴力中。在远古社会，死亡总是被视为暴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使“自然”死亡也会引发复仇。导致死亡的暴力会遭受反暴力（Gegengewalt）。每次死亡都会削弱被杀者所属群体的力量，于是这个群体也必须去杀人，以重建自身的权力感。血亲复仇不是报复，也不是惩罚，它不属于行凶者被追责的问题。
惩罚是对报复的合理化，阻止了报复的雪崩式膨胀。与惩罚不同，血仇没有明确的指向性，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甚至还会发生无关之人也被复仇者杀死的情况。阿喀琉斯为给死去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复仇，不仅盲目进行杀戮，还容忍他人杀戮。被屠杀的不仅是敌人，还有大量的牲畜。
金钱从词源意义上指明了与献祭和狂热崇拜的关系。金钱原本就是人们用来获取祭祀品的交换手段。谁拥有的钱多，谁就等于有了无比强大的杀戮暴力：“从金钱源于献祭的角度看，它就像冻结的鲜血祭品。挥霍金钱，让它流动，看着它流动，产生的效果类似于在战斗中或祭坛上的鲜血流动。”
积累的金钱使其所有者具有捕食者的地位，使他对死亡产生免疫。从深层心理学的层面看来，这种凭借积累的毁灭力、凭借不断增长的资本财富来抵御死亡的古老信念依然奏效。
资本的积累逻辑与远古的暴力经济如出一辙。资本的行为就像现代版的玛那（Mana）。玛那指人通过杀戮获得的那种神秘的权力实体（Machtsubstanz）。人们积累它是为了制造出权力和无坚不摧的感觉：“过去人们认为，战士的身体接收了所有被他杀死的敌人的玛那。……每杀死一个人，他的矛也随之增加了玛那。……为了直接吞并对方的玛那，他会吃掉对方的肉；为了将拼杀时增添的力量固定在自己身上……他把战败者的部分残肢当作战斗装备随身携带——一块骨头，一只干枯的手，有时甚至是整颗头颅。”
资本积累产生的效果与玛那积累是一样的。资本增长相当于权力增加。资本越多则意味着死亡越少。积累资本是为了逃避死亡。资本也可以被理解为凝固的时间，无穷尽的资本制造出时间无穷尽的错觉。时间就是金钱。面对有限的人生，人们要积累时间资本。
沙米索（Chamisso）
的中篇小说《彼得·施勒米尔奇遇记》（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可以当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寓言来读。施勒米尔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换来了一袋取之不竭的金子。这个钱袋象征着无穷无尽的资本，与魔鬼做的交易其实是与资本主义达成的契约。无限的资本把代表着身体和死亡的影子变得杳无踪影。然而施勒米尔很快意识到，没有影子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他像个游魂一样在世界各地流浪。这个故事传达的寓意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故事结尾的告诫：“你，我的朋友，你要想活在人间，首要得学会敬畏你的影子，然后才是钱财。”
资本主义受困于死亡。对死亡的无意识恐惧驱使着它，死亡的威胁挟制资本主义不断积累和增长。这种胁迫性不仅带来生态上的灾难，也产生精神灾难。破坏性的绩效压力将自我确证和自我毁灭合而为一。人不断优化自我，直至死亡。肆无忌惮的自我剥削致使精神崩溃。残酷的竞争影响至恶，它产生一种对他人和自己无区别的感知钝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死人和垂死之人越来越不可见，但死亡是不会消失的。比如说，如果工厂不存在了，就说明工作已无处不在；如果精神病院消失了，那是因为精神错乱已成为常态。死亡亦然。如果死者不可见，一种僵死状态就会将生命笼罩。生命僵化为生存（Überleben）：“死亡一旦被压抑在生存中……生命本身就不过是一种通过死亡确定的生存。”
将生与死割裂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质，它创造了一种不死的生命（das untote Leben），一种活死人状态（Tod-im-Leben）。资本主义生产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死亡驱力，因为它剥夺了活生生的生命。对永生不死的追求，使资本主义极具破坏性。绩效僵尸、健身僵尸、肉毒杆菌僵尸，这些都是活死人的典型形象。活死人是毫无生命活力的。唯有接纳死亡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健康癔症（Hysterie der Gesundheit）是资本本身的生命政治现象。
在努力追求永生不死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营造出了墓场（Nekropolen），这是清除了人类声音和气味的防腐的死亡空间。生命进程被转化为机械性的过程。人类生命对功能性的完全适应，已经成为一种死亡文化。绩效原则使人类越来越近似于机器，导致人的自我异化。数据主义和人工智能将思维模式化，思考变成了计算，生动的回忆被机器记忆取代。只有死人才会记得一切。服务器群组（Serverfarmen）是个死亡之地。我们为了生存下来，把自己活生生地埋葬；为了生存的希望，我们积累死的价值，即资本。充满生命的世界正被死的资本摧毁。这就是资本的死亡驱力。资本主义被一种恋尸癖主导着，它把生命变成了无生命物。一种致命的生存辩证法把生命变成了死亡，制造出活死人。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描述过被恋尸癖支配的世界：“世界变成了无生命的人造物的集合；从合成食物到人工器官，整个人成为一台大型机械的组件，这台机器既操控着他，同时也被他操控。……他渴望把制造机器人作为其技术思想的最大成就之一，而且有专家向我们保证，机器人与活生生的人几乎没有差别。当人类与机器人难以区分时，这一成就就不会显得那么惊人了。生命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非生命’的世界，人已经成为‘非人’——一个死亡的世界。象征死人的不再是气味刺鼻的排泄物或尸体。现在，死人的象征是干净、闪亮的机器。”
不死的生命，活死人，是物化的、机械的生命。因此，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实现永生不死。
资本主义体系排斥死亡，只能以死亡告终。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死亡驱力。他反对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并将这一概念极端化为死亡反抗（Todesrevolte）：“在一个强制人们活下去，强制人们把生命资本化的系统中，死亡驱力是唯一的选择。”
死亡反抗以死相拼，攻破否定死亡的资本主义体系，迫使其与死亡进行象征性交换。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界（das Symbolische）是生和死尚未分离的领域，它与永生不死的想象（das Imaginäre）是对立的。死亡反抗设法使资本主义体系被象征性攻陷：“任何人，甚至包括系统，都不能摆脱象征义务。正是在这一陷阱中，存在着系统发生灾难的唯一机会。……系统本身必须通过自杀来应对死亡和自杀的多重挑战。”
在鲍德里亚提出的死亡反抗中，主角是形形色色的自杀者。他甚至认为恐怖主义具有一种颠覆性的潜能。但自杀式袭击者是以真实的死亡来对抗否定死亡的体系，其暴力杀戮并不能让这个体系与死亡进行象征性交换。恐怖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对立面，而是该体系本身的症候表现。自杀式袭击者的残暴和冷酷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暴和冷酷。而且，自杀式袭击者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通人有相同的心理轨迹。他的自杀表现为一种自我生产（Selbst-Produktion）的形式，被想象成惊世的自拍。按下引爆炸弹的按钮就像按下相机的快门。自杀式袭击者知道，袭击发生后，他的照片会立即遍布媒体，继而他会获得之前错失的关注。自杀式袭击者是带着炸药的自恋者。因此，恐怖主义可以被理解为本真性（Authentizität）的最终形式。
死亡反抗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资本主义体系。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生命形式，它必须取消生与死的割裂，让生命再次参与到死亡之中。每一次政治革命都必须以意识革命为先导，让死亡回归生命便是意识革命。这场意识革命应该让人们认识到，只有与死亡进行交换，生命才是有生命力的存在，对死亡的拒斥破坏了一切鲜活的当下：“反抗死亡的斗争导致对过去和未来的过度关注，然而却失去了当下（即生命的时态）。”
被理解为生物学上的生命终结的死亡，并不是唯一的或说唯一真实的死亡形态。死亡亦可被理解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有生之年已逐渐失去自己，失去其同一性。如此一来，死亡在死之前就已开始了。主体的同一性比一成不变的名称所显示的同一性要复杂得多。主体总是不断地偏离自身。现代的死亡观念是基于生物机能的，这种生物机能观念将死亡限制在了最终停止运作的身体上。
巴塔耶把死亡理解为一种强烈的生命形态。死亡赋予生命以强度（Intensitäten）。它意味着充溢、过度、浪费、放纵、挥霍。从死亡中发散出的迷狂对情欲体验至关重要：“如果爱情在我们体内不同于死亡，那它就不是爱情。”
巴塔耶在《色情》（Die Erotik）的开篇写道：“色情，可以说是对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
相较于弗洛伊德把爱欲与死本能对立起来，巴塔耶则昭示出死亡与爱欲的密切关系：生命冲动升华到极致，就会接近死亡冲动，但此死亡冲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它是生命本身的表达。情欲（das Erotische）充当着生和死相互交换的媒介。代表充溢和挥霍的死亡表现了反经济原则，对资本主义体系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在生命受价值和有用性支配的系统中，死亡成为无用的奢侈，成了唯一的替代办法。”
情欲是一种连续性的冒险，它打破了个体自我孤立的非连续性，而这种非连续性正是经济的基础。情欲使自我死亡。死亡是在他者中失去自我（Sich-Verlieren-im-Anderen），它终结了自恋。
资本主义的建立取决于反映在消费和生产中的需求及愿望。激情和强度让位于愉悦感和无结果的刺激。为符合消费和享受的公式，一切都被敉平了。痛苦等否定性事物统统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需求满足的肯定性。死亡是全然否定性的。对生产的强制追求废除了否定性，连爱情都适配资本主义进程，萎缩成了性需求。他者沦落为自恋的主体满足自身欲望的性对象。不具备他性的他者只能被消费。
凭借对死亡的否定，资本主义继承了形而上学的衣钵，成为一种追求无限资本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甚至柏拉图也曾梦想过一座没有死人的城池。在他的理想国里，死者受到严重的歧视。《法律篇》（Nomoi）中写到，任何一块可耕地上都不应有坟墓。安置坟墓必须以不给生者带来不利为前提条件。只有为了排除假死的情况才能将死者留在屋内，且存放时间不能超过三天。柏拉图禁止生者与死亡进行任何象征性交换。死亡是要被驱除的，而死者却提醒了死亡的存在，于是死者被当作必须尽快清除的垃圾来对待。但如果生命对死亡如同对污物一般厌弃，生命必定会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窒息而亡。
阿多诺以一种“将未被贬低、未被拔高的死亡意识融入自身”
的思想，反驳了否认死亡的形而上学。我们必须意识到排斥死亡的严重性。人的意识是会死亡的。阿多诺清楚，生命若将死亡否定为纯粹的破坏物，那么生命本身也会发展出破坏性的特征，健康是一种资本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疾病。生存癔症（Hysterie des Überlebens）使生命扭曲。阿多诺用被死亡的否定性刺激的“美”来反对凶险的不死生命的癌式生长：“过于健康本身就是种疾病，治这种病唯一的药是让病人意识到它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抑制。美就是这样一种病，它既让生命停下脚步，也延缓了生命的衰朽。然而，如果是以生命为由拒绝疾病，那么具体的生活在与它的另一时刻的盲目分离中，就变成了毁灭与邪恶、傲慢与自夸。一个人憎恨破坏性，也必须憎恨生命：只有死亡是一种没有扭曲的生命的形象。”
生命即友善。能死去的生命是友善的。
尽管弗洛伊德与死亡有着矛盾的关系，但他完全意识到了生死和解的必然性。对死亡的无意识排斥必须让位于对死亡的自觉接纳：“在现实中，在我们的观念里，给予死亡应有的地位，让我们迄今为止如此小心谨慎地压制在潜意识里的死亡不时显身，难道不是更好吗？这似乎不是一种进步，反倒像是某种程度的退步，某种回归；但它也有优点，即正确认识真相，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过。”
肯定生命即肯定死亡。生命否定死亡，则意味着否定其自身。唯有让死亡回归生命的生命形态才能使我们摆脱永生不死的悖谬：我们过于活跃而不得死，过于僵滞而不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