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工业深化中的消费转折
内生增长、结构升级和诱导效应

■2005年8月4日

“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马克思所说的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本作用。事实上，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70%以上，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国内外经验都显示，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平稳特征。因此，自2004年实施宏观调控以来，消费类行业的上市公司一直是防御性投资的首选，在大盘不断下跌的情况下，部分消费类股票却逆市上扬。然而，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降低（见图1-1），消费类公司具有持续的投资价值吗？

我们认为，消费不仅关乎投资选择，而且关乎经济周期走势，甚至影响中国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工业化背景下对支撑消费增长的机制和核心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大量农村人口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支持该国的工业化。然而，伴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和人口增速的减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不可能一直存在。数据分析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临界状况，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走向终结，劳动力工资必将内生性加速上涨，而工资加速上涨将支持居民消费支出内生性快速增长。诱导效应理论和国外工业化期间消费结构转变的经验显示，未来5~7年很可能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快速转变的时期，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我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本章的思路与框架如图1-2所示。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与消费内生性增长

要把握消费增长的前景，须先认识消费增长机制。消费增长机制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系统，图1-3显示了一个简化模型。

我们认为，消费增长机制包括三个层面内容：心理、技术和经济。首先，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需要是有层次的，消费行为是由优势需要决定的，低层次的需要被满足之后，消费者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心理动机为消费增长创造了永无止境的内在冲动。其次，技术进步会不断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消费条件，为消费的持续增长不断地提供客观条件。最后，仅有心理动机和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居民购买力，在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市场经济中，没有购买力的消费需要只会是无米之炊。因此，消费增长的过程是以上三个层面因素互相作用、互相提供条件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购买力或者说居民收入增长是整个消费增长机制中的核心要素。

下面我们从两方面得出结论，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论证工资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机制的核心，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将要走向终结，证明工资水平面临内生性加速上涨。两方面结合，得出我国消费将迎来内生性可持续增长阶段的结论。

工资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机制的核心

正如上文指出，市场经济中消费过程的实现是以购买力为前提的，所以，居民收入增长是市场经济中消费增长的核心。事实上，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理论，无一不将消费看作收入的函数，虽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收入对消费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资收入在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构成中占70%以上，工资增长的趋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状况。对过去近1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显示，工资增速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图1-4）。因此，工资增长是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核心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在波动中保持了较快增长，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资出现了加速上涨的趋势。实际工资指数的变化显示（见图1-5），从1978年到2002年，中国实际工资率上涨了3倍多，而仅在1992—2002年，工资就上涨了2.36倍。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工资加速上涨的趋势会持续吗？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与工资内生性加速增长

我们认为，不仅工资加速上涨的趋势是可持续的，而且工资水平在未来5年还要走向内生性加速上涨。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出现持续下滑（见图1-6），这意味着在2007—2008年后，年满18岁的适龄劳动力的供给增速将持续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将逐步消失，劳动力工资水平面临加速上升的局面。

以“十一五”期间我国新增劳动力供需格局为例，假设GDP增速存在高（10%）、中（9%）、低（8%）三种可能，新增劳动力需求按照过去13年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敏感性分析表明，新增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格局最迟在2009—2010年出现，最早在2006—2007年出现（见图1-7）。我们估计，未来5年内，我国GDP总体增速保持8%~9%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新增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在2008年前后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的结论很明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拐点即将到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将在未来5年逐步消失，劳动力工资的内生性加速上涨基本上是确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人的直观认识中，中国农村存在大量潜在的失业人口，似乎中国还远没有到达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终结时点。事实上，我们认为不仅要考虑劳动力供需总量，还要考虑供需结构。首先，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壁垒，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并不一定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首先，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8年，在16~55岁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90%以上是初中和初中以下学历，在工业技术的进步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知识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并不能为工业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其次，流量劳动力供需（即新增劳动力供需）远比存量劳动力供需更重要。因为存量劳动力是已经被塑造过的劳动力，很难在不同行业之间流动，从而也很难成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有效劳动力，而新增劳动力供需状况往往才是决定劳动力价格变化的主导因素。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工资出现加速上涨并不是偶然现象，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劳动力工资同样出现了加速上涨的情况（见图1-8）。劳动力收入的内生性增长不仅大大提高了居民购买力，还改变了消费者的收入增长预期，二者都是促进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

对上述现象，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做出过解释，他们认为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正如刘易斯模型所述，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可以以不变的工资为工业部门发展提供无限的劳动力；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数量，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时传统部门的产品开始出现短缺，粮价上涨，工资也开始加速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开始扭转；第三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率开始提高，商品化进程加快，直到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可参考图1-9）。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另外，支持工资加速上涨的因素还有许多，例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收入增加；国家对低收入阶层、农民工的保障加强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国家指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扭转投资、消费不合理的状况，预计国家会出台提高收入的政策。综合以上因素，我们认为很可能的结果是，未来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是劳动力工资和居民收入加速上涨的基本推动因素，而政策等因素将在这一基本因素的引导下做出配合，内外因互相作用推动工资加速上涨。

新一轮消费高潮的可能

以上我们进行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工资上涨是解释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核心变量；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证明未来5年内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将逐渐消失，工资内生性加速上涨的阶段即将来临。综合两方面，我们的结论是，工资内生性加速上涨将保证居民消费出现内生性快速增长。

事实上，从消费结构转变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未来5~7年很可能是我国消费升级的高潮期。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历了以家电为消费热点的消费升级，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已于2003年达到1 000美元，以通信、汽车、住房、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电子数码类消费品以及无形消费等为消费热点的第二次消费升级刚刚拉开帷幕。韩国等众多后起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期间消费结构的变化经验显示，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以及居民恩格尔系数为0.3~0.4，是消费升级最快的时期（见表1-1）。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2003年为0.37，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速度判断，未来5~7年很可能是我国第二轮消费升级高潮期。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消费将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可能止跌反弹

对居民消费率和工资/GDP的线性回归表明，两者之间也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图1-10）。因此，工资的内生性加速上涨有望促使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上升，从而消费率可能出现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可能止跌反弹，预计“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将更加倚重消费（可参考图1-11）。

事实上，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居民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当人均GDP为100~1 000美元时，消费率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下降的，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率的发展趋势将止跌反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增强（见图1-12）。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即在由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过渡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持，正如罗斯托所说，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提高生产性投资率。而当经济增长进入工业化后期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大量新兴消费品的不断涌现会促使消费倾向提高。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会为消费结构的升级创造购买力条件，消费率便会上升。

扩散效应与消费规模扩张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在其1949年发表的《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了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即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绝对收入的影响，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和收入与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惯性。示范效应是指在消费行为上人们相互影响、相互攀比的现象，即一个人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取决于他相较于其他人的相对收入。消费的惯性是指人们在某一时期的消费不仅受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还会受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最高点的影响。人们如果目前收入低于过去，就会宁愿减少储蓄以维持已有的消费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

事实上，我们认为消费增长的过程是消费热点不断产生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消费规模的扩张甚至比消费热点的产生更重要。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消费的不可逆性很好地解释了消费增长过程中消费热点的产生如何向消费规模的扩张转变，如果我们形象地将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消费的不可逆性概括称为消费的扩散效应，那么扩散效应是促使消费热点的产生向消费规模的扩张转变的催化剂，保证了消费在总量上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当然，扩散效应的发挥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我们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有收入分配状况、消费信贷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首先，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表现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均出现拉大。表1-2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的变化，截至2000年，城镇基尼系数超过0.3，农村基尼系数超过0.4，收入不公平的程度呈现持续扩大趋势。收入差距拉大从总体上降低了消费倾向，抑制了扩散效应的作用。

其次，消费信贷制度受货币政策影响，不稳定性较大。2004年实施宏观调控后，汽车和住房消费信贷先后受到抑制，在消费者购买力不足时，消费信贷通过信用方式保证了示范效应的实现。消费信贷制度的不完善和不稳定对住房和汽车消费尤其不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运行情况显示，2005年上半年居民户消费性贷款增加1 193亿元，同比少增加1 204亿元，消费信贷总额出现了明显回落。

最后，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不完善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比较符合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关于消费行为的假定，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人们的消费行为较为谨慎，人们存在较高的储蓄倾向（伊志宏，《消费经济学》）。这种状况也会抑制扩散效应发挥作用。

总之，我们想说明的是，消费扩散效应是促进消费规模扩张的一个内在机制，采用逆向思维可知，不利于我国当前消费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收入差距越大，消费扩散效应越不易于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发挥作用；在消费信贷制度完善的情况下，扩散效应可以通过消费信贷发挥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收入差距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然而，信贷政策往往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消费者对未来支出预期感到较为不确定，消费心理趋于保守，扩散效应难以发挥作用。不过，长期来看，伴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政策的调整，这些因素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会趋于减弱。

小结：消费内生性增长是走向大国经济的希望

在本部分中，我们尽可能客观地对促进中国消费增长的长期因素做出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一些不利于消费增长的因素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正在逐步接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终结和工资收入内生性加速上涨的阶段，这将支持未来居民消费的内生性增长。从长期趋势看，消费的增长可望保持较高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将不断上升。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本部分的分析结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真正希望，支持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潜在因素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内需可能逐步取代外需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力。

消费的周期性和消费景气延续的可能性

上面分析的着重点是从长期对消费增长的前景进行战略性把握，我们还需要对短期消费增长的形势进行分析，尤其要将消费嵌入经济周期去考虑。

消费增长同样具有周期特征

从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看，消费和GDP增速具有同步周期性波动的特征，韩国数据同样显示消费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征（见图1-13、图1-14）。但是，与投资相比，消费的波动幅度要小得多。

经济回落期消费有何作为？

相关数据说明，消费的波动幅度虽然较小，但消费的波动与投资、GDP的波动一样具有周期特征。然而，消费和投资在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消费是工资的函数，而投资则是（预期）利润率的函数，在经济上升周期中，利润率增加，企业对市场前景看好，投资加速上涨，在投资和GDP加速上涨的情况下，工资会加速上涨，进而消费会加速增长。然而，当由于某种原因（譬如瓶颈约束或者行政调控等）必须减速时，企业利润率因市场需求突然减少而降低，利润率降低的预期会引起投资增速减慢，国民经济和工资增速从而开始放缓。但是，在工资刚性的作用下，工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会远远低于企业利润增速的下降速度，因此消费增速的下降速度也会小于投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也就是说，工资刚性会平抑消费的波动，而消费又会平抑投资大幅波动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上面的分析想说明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资和利润增速都会加速增长，进而消费和投资增速会加速上升；当经济衰退时，工资和利润增速都会放缓，消费和投资增速也都会相应减缓。然而，由于工资刚性，工资和消费的波动幅度要远远小于利润和投资的波动幅度，这会起到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

短周期复苏与消费景气延续的可能

陈磊和孔宪丽利用“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系统”，选择先行、一致和滞后三个指标组，建立了反映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的合成景气指数（见图1-15）。

根据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国从1981年开始已经经历了两个9年的中周期，而本轮经济周期如果从1998年开始计算，已经经历了6年的上升，经济周期在2004年第一季度出现头部之后，连续5个季度回落，这说明2004年就是本轮中周期的头部。我们在《走向大国经济》中曾经判断，中国的经济景气指数将在2006年出现复苏，但其高点不会超过2004年的高点，这实际上就是把2006年景气指数的复苏当作经济中周期的短周期来看待，也就是下降周期中的周期纠正（反弹）。

先行合成指数于2002年7月达到峰顶，在2004年5月达到谷底后反弹，并且出现了连续上升的趋势，根据先行合成指数的走势和平均超前期推断，一致指数将在2005年第二、第三季度继续下滑，而其走势拐点可能出现在2005年第四季度。

基于对当前经济周期的判断和消费在周期中的作用特征，我们认为，消费的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能否从古典型周期转变为增长型周期有关，也与政府的消费政策有关。从中周期角度看，如果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回落，不排除消费增速下降的可能。如果依据今年GDP增速8.5%~9%计算，我们根据GDP增速和明年消费增长关系的模型预测，明年的消费增速大概保持在10.7%~12.8%，增速稍有回落。从短期看，上半年消费增速应该会出现短期高点，但2005年第四季度后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短周期复苏机会，因此，2005年下半年消费增速很可能会呈现先低后高的走势，全年保持高位增速的可能性较大。2000年1月至2005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走势如图1-16所示。

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诱导效应

在上文中，我们对长期和短期消费总量增长的前景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未来几年，消费将保持高位平稳增长，然而，消费的高位增长将会体现在哪些重点行业上呢？无疑，这对产业选择有重要意义。下面从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诱导效应入手，着重分析消费结构和相应产业结构的演变。

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诱导效应的实现路径

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会通过消费支出投向选择及其投向结构影响消费结构，进而通过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诱导作用。诱导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人口结构变动、居民收入变动和商品价格变动。相应地，消费结构变动诱导产业结构变动主要通过三个效应实现：消费偏好、收入弹性、价格弹性。诱导效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伴随着人口结构、居民收入、商品价格等因素的变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动（诱导效应的实现路径示意图参见图1-17）。认识诱导效应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前瞻性地把握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这对产业选择大有裨益。

高档消费与无形消费——人口结构诱导效应

人口结构主要通过不同年龄和地域的消费者具有的不同消费偏好对消费和产业结构发挥诱导作用。近15年的数据表明（见图1-18、图1-19），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镇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农村人口比例明显下降；第二，0~24岁人口比例下降，而25~49岁的青壮年和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人口年龄和地域结构变动是引导消费结构变动的最基本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

首先，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收入增加、消费习惯改变，必然增加对住房、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金融服务、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这同时会拉动水、电、气、城市交通等公用事业发展以及文化娱乐类消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分析，未来15年，每年因城市化而转移的人口为1 200万~1 600万，城市化过程将给上述消费行业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

其次，青壮年人口的增加和儿童的减少，降低了单位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人们对住房、汽车、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升级倾向和购买量会增加，休闲娱乐、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也会进一步发展。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购房人年龄进行的调查，25~45岁的购房人群占总数的60%以上，对预购房人群的调查显示，21~35岁的预购房人群占总数的60%左右，这充分说明青壮年人口的消费升级倾向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最后，老龄人口增多及其消费升级将大大促进医疗保健、娱乐、旅游等行业的发展。1982年，我国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高达3.9%，远高于世界平均2.4%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4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除了医疗保健行业，老年人口还将大大推动娱乐、旅游等行业的增长。

高收入弹性产品代表产业结构变动方向——收入价格诱导效应

收入价格指收入与商品价格的比率，即相对购买力。当消费品价格既定而居民收入增加时，居民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增加，需求的增加会刺激高档消费品产业的增长。由于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代表了产品档次的高低，所以具有不同收入弹性的消费品行业的潜在市场容量是不同的，收入弹性高的行业才有可能不断扩大其在市场上的份额，因此，高收入弹性的产品的出现一般代表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

收入价格诱导效应发挥作用的最终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在收入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实现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享受型转变，然后转向发展型、时尚型与个性化，相应的产业结构也出现同样的转变。从我国当前的数据看（见表1-3），收入价格诱导效应显示，交通通信、居住、医疗保健等行业仍然是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和市场规模扩张的方向，这一结果与对人口结构诱导效应的分析结果一致。从消费倾向看（见图1-20），交通通信、居住、医疗保健等行业的消费倾向出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也印证了市场扩张的方向。

价格弹性与产业波动——相对价格诱导效应

当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消费偏好、预算约束对不同消费品的消费支出进行调整，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种调整最终会在宏观上诱导相应行业出现波动。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高，该行业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从表1-4中可以看出，日用品和文化用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较高，说明生产该类产品的行业受价格变动的影响较大，从而生产该类产品的行业的波动性也会较大。相反，生产食品、衣着、医药、燃料类消费品的行业的波动性受价格变动的影响会小一些。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方向

2000年以来，交通通信类、医疗保健类、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上升，而传统的衣着、食品类消费品消费比例下降（见表1-5）。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见表1-6），传统的衣着、食品和耐用消费品消费趋于下降，交通通信、居住、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服务类消费趋于上升，在食品消费中，传统的粮食类消费下降而奶制品等上升。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已经进入重工业化时期，2003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 000美元，从恩格尔系数看，2003年城镇居民为0.37，相当于韩国1978年前后的情况，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我国将要进入新一轮快速消费升级阶段。

为了进一步揭示和预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方向，我们不妨看看国外同时期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表1-7展示了韩国20世纪70—90年代即重工业化时期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和温饱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转变，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由有形消费向无形消费转变。当恩格尔系数为0.3~0.4时（1970—1983年），通信、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交通、家具设备、水电气等燃料的消费比重依次出现大幅上升，而传统的衣食消费类别如服装、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宾馆酒店、酒精类饮料和烟草等消费比重依次明显下降。当恩格尔系数为0.2~0.3时（1984—1992年），消费结构继续朝着娱乐等服务类、享受类转变。当恩格尔系数为0.15~0.2时（1993—2000年），消费结构中的服务类、享受类基本处于平稳状态。

上文依据诱导效应理论分析了影响我国消费结构变动的三个途径，从不同角度论证出了同样的结果，即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化明显意味着交通通信类、教育类、医疗保健类、居住类、文化娱乐类消费的增长。而且，根据国外的经验，未来5~7年很可能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最快的阶段。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通过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反映在市场上，最终引起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经验显示，在经历了重工业化阶段后，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引导作用会变得更加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在重工业化之前，政府往往通过产业政策等手段来实现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而消费对产业结构的诱导作用受到较大压抑或者忽视。在重工业化之后，经济的增长更多依靠消费，因此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诱导效应便得到凸显，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阶段应该关注诱导效应。总之，根据诱导效应理论，我们认为交通通信、教育、医疗保健、居住、文化娱乐等产业代表了未来产业结构和市场扩张变化的方向。

资源约束对消费和消费行业的影响

上文着重从市场需求角度对消费增长前景进行了分析，事实上，我们在认识重工业化时期的消费和消费行业时，还必须考虑资源约束的影响，因为资源约束是重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资源约束打乱消费升级的步伐

资源是稀缺的，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我们认为，重工业化时期资源约束问题的凸显与消费升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重工业化时期，消费升级的方向首先是住房、汽车、通信等大型、重型消费品，而且，这些消费品升级的实现需要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因此，投资扩张成了消费升级的前提和结果。我们观察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结构的变迁便会一目了然，表1-8显示从1990年到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交通通信和居住两大项支出大幅上升，而且，通过比较发现，这两项支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结构演变中消费支出比重上升最大的两项。因此，消费的重型化引致了大量投资，投资的高增长进而引起了资源的高消耗。而2004年煤、电、油、运的紧张同样是这轮房地产和汽车业的快速增长导致的投资扩张引起的（见图1-21）。

在受到资源约束冲击的情况下，现有经济增长体系将依次被注入三个相互联系的解释变量：成本上升、瓶颈产业扩张、经济增长方式变革。新解释变量将对消费和消费品行业产生深度影响，这些影响是我们在思考消费品产业选择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成本上升：总体上不利于消费品行业

我们先考虑成本效应。我们认为，消费品行业在应对资源价格上涨方面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根据我们对成本问题的研究（详细情况可参考专题报告《成本约束、成本控制、成本传递与产业选择》），价格传导从上游传递到下游的有效性是逐步衰减的，由于消费品行业位于产业链的末端，所以从理论上说，消费品行业尤其是服务类消费品行业受到上游资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小。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消费品行业位于产业链末端而其业态往往接近完全竞争，所以往往无法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出去，当资源约束促使产品成本上升时，行业利润将首先下降。如图1-22所示，在原材料价格上涨时，耐用消费品和衣着类消费品基本不能将成本传导下去，一般日用品具有些许转嫁成本的能力，食品类消费品的传导能力较强，但仍然无法完全抵消成本的上升。

总体上看，服务类消费品行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小，受到资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相对较小；消费品制造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受到资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也较大。另外，消费品行业受到的成本影响受到该消费品行业业态及其上游行业业态的影响，如果某一消费品行业的竞争较为激烈，而其上游行业集中度较高，那么该消费品行业处于不利状况；如果其上游行业内部竞争较为激烈，而其自身集中度较高，那么在成本传递方面相对有利。

瓶颈扩张：为下一轮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们考虑第二个效应即瓶颈扩张。瓶颈扩张是在资源约束中期出现的一个显著效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04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化中看出（见表1-9）。瓶颈扩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的一种自然表现，同时会为下一轮消费升级创造条件，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演变中呈螺旋式上升的。

值得一提的是，瓶颈扩张和经济发展减速势必引起资源产品价格增速减缓甚至回落，因此消费品制造业的成本压力会有所减小。我们认为，虽然资源价格有所下降，但最终会在更高的平台上达到均衡。韩国的经验表明，成本上升效应很可能持续整个重工业化时期。韩国在20世纪70—90年代重工业化期间，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CPI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消费品行业所受的成本冲击直至重工业化行将结束时才趋于消失（见图1-23）。

增长方式变革：长期趋势

最后，我们谈谈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这是资源约束的长期效应。经济增长模式无疑要向内涵化和集约化的可持续方向转变，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为条件。可持续消费理念的深入贯彻必将引起消费制度、产业政策的改变，粗放型增长将走向没落，这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低耗能（资源）类产业的发展，高耗能（资源）类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势必受到限制，对固定资产投资依赖程度较高的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在消费政策和消费意识的共同引导下，高耗能的消费方式也会被消费者逐步抛弃，这一点似乎已经对轿车消费产生影响，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意识逐步改变，小排量、低耗能轿车受到追捧。

小结：市场化与国际化背景下的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工业化与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展开，当资源约束效应产生并开始影响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时，消费品行业不仅要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还要面临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甚至要转变产业增长模式。

从资源约束的角度看，这的确打破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原有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滞，宏观调控无意也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居民消费升级，其所做的只是两点：第一，调整中国工业化的节奏和步伐，使其以可接受的速度增长；第二，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使其以可持续的方式增长。

从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市场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同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使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根本无法释放，这可能也是本轮价格上升中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一直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这种局面的最终结果可能只有一个：行业集中，适者生存。从这个角度看，消费品行业作为最市场化的下游领域，加速集中可能是未来的必然，而集中的结果很可能是成就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另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我国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更关键的可能是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因为这决定着我国企业和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也决定了它们的利益，这一点在铁矿石价格国际谈判问题上已有明确体现。

以上分析对我们的启示是：从消费品制造业层面看，成本消化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内涵式增长潜力较强的企业才具有选择价值；从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比较看，警惕消费品制造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和成本压力，关注非消费品制造业存在的机会，服务类消费品行业如通信服务、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教育等代表消费升级的方向，能更好地规避资源约束效应的负面影响。

行业组织结构对公司收益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从消费总量还是从消费结构的转变来看，我国都已经具备消费增长的潜力。然而，消费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张对上市公司意味着什么？从本轮经济增长中消费品行业出现的现象出发，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消费品行业可能的发展趋势及其带来的启示。

市场规模与企业利润——一个现象

表1-10显示了2004年我国部分消费品制造业的利润增幅与销售收入增幅的比值，不少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增幅与销售收入增幅的比值都小于1，或者大于1但出现下降趋势，可见销售收入并未与利润同步增长。

消费规模扩张并没有给消费类公司带来普遍性机会，这一点可能是由当前我国消费品行业的业态决定的。消费品行业位于整个产业链的末端，行业集中度较低，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一些日常消费品行业的市场近似完全竞争市场（见表1-11）。商务部的调查表明，2005年上半年，绝大多数商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供求局面基本是2004年下半年的供求局面的延续，在接受调查的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39种，占73.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行业的供过于求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竞争。所以，市场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会给企业带来利润的高增长。

规模扩张与行业集中——一个趋势

上述现象引起了我们对工业化中后期市场规模扩张与行业组织结构变化趋势的思考。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论证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消费高位增长和规模扩张的可能性，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对大多数消费品行业来说，未来市场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很可能是规模扩张与行业集中并存。虽然产业组织的分散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对我国大多数传统消费品行业来说，由于市场化改革较早，市场导入期和产业组织分散化的时期已经过去。在市场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行业出现激烈竞争是可想而知的，行业集中是必然趋势。我国彩电业的发展过程已经说明，一旦一个产业的导入期结束，那么伴随规模扩张的很可能是激烈的竞争和产业集中。

再以轿车行业为例，1996年后，中国轿车行业的集中度（CR3）持续下降，2002年下降为55.2%。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高集中度是行政壁垒造成的，而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轿车行业进入壁垒的降低，行业集中度降低（见图1-24）。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低集中的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伴随着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很可能再次出现行业集中。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产业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本不断走向集中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数次并购浪潮，其产业集中度大大提高，最终在汽车等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集中度与利润率——一个结论

那么，行业集中会对企业利润产生什么影响？根据德姆赛茨等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当行业前四家企业的集中度超过50%后，利润率与行业集中度才会出现正相关关系，当集中度为10%~50%时，利润率反而随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我国大多数最终消费品的CR4都小于50%，这说明即使行业集中度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也未必提高。

我们认为，行业集中度固然能够影响和反映企业的利润状况，但是，行业集中度提高并不意味着企业利润率必然提高。利润率的状况可能与行业所处的成长阶段有更多联系（见图1-25），在行业的高速成长阶段，市场前景吸引新企业进入，行业集中度趋于降低，但由于市场容量往往以更快的速度扩张，企业的利润率并不一定降低。行业进入成熟阶段后期，面临市场容量缩小的趋势，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率降低，但伴随这一过程的往往是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在成熟市场中，行业市场最终甚至会是寡头垄断市场，但市场竞争可能仍然很激烈。当行业组织结构稳定，往往也是行业进入成熟阶段时，严重的行业利润率平均化就会出现。

消费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同步增长，这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消费品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当然是对消费品行业生存业态的反映。然而，基于我们对工业化的独特特征和工业化中后期市场规模扩张与行业组织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我们认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规模扩张与行业集中两大趋势可能并存。而需要指出的是，行业的集中未必就意味着企业利润率的提高，因为利润率似乎跟行业的成长阶段有更密切的关系。

结语

我们坚信，在我国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资源约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等问题同时产生绝对不是巧合，这些问题的产生意味着中国真正的转变的开始。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终结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必然面对的，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最终会推动劳动力价格的加速上涨，工资收入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准备了条件，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将更多地体现为国民的富裕。而这些很可能就是未来5~7年要发生的事情。

从经济增长模式的层面看，消费增长和规模扩张意味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趋于上升，这将为从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创造机会，中国将走上大国经济之路。

然而，对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消费类企业来说，消费规模扩张带来的并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中国的工业化是与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同时展开的，当工业化深化产生的资源约束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时，市场化程度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化也正在给它们施加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正是这种生存环境让我们认为市场规模扩张和行业集中是未来并存的两大趋势。当然，这同样蕴含了希望，因为市场竞争和行业集中的结果只有一个：“剩”者为王。 wluDt9K2mvCmwxjJGu62D89EBXfd84pWXwv8KA2Alr4Wm08dtsa4ZYqh4uLKoj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