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那是大千世界的味道：全麦面包，上面放沙拉、烤牛肉和蛋黄酱，或者奶酪和番茄干。各种风味的组合和舌头上的味蕾爆炸，让我在学生时期第一次感受到了社会差异。在此之前，我的学生时代一直被芝士酱和麸皮面包上的切片香肠和火腿片所占据。事实上，这种异国风味面包的主人来自一个国际飞行员家庭，他们定居在我们的小镇上，因为这里离机场很近。他们的亲戚、孩子们不仅在假期后抛出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亚利桑那！卡尔加里！约翰内斯堡！），还在我们依旧啃普通面包片时带来了外国的点心和三明治。令人惊讶的是，由我们的母亲拼凑起来的、往往索然无味的食物，对这个美食家家庭来说似乎并非完全没有吸引力。总之，我们两个家庭来回给对方做了好几次食物。我的奥地利朋友克里斯蒂安也说起他的一位同学是屠夫的儿子，每次十分乐意用美味的火腿三明治与最普通的奶酪面包交换。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局面，有力地证明了不同社会阶层或环境之间的交流是多么容易和富有启发性。
如今，午餐便当及其包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家庭环境的不同：一边是用优质铝制成的餐盒和不含双酚A的水瓶，另一边则是塑料袋装的面包和德国果倍爽浓缩果汁饮料。当一些人疲惫不堪地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两片白面包时，另一些人——那些有能力的人——则会先制作创意午餐，然后再开始工作。但无论如何准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敢打赌，每个为孩子做过午餐便当的人都知道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一个失踪多日的饭盒从书包深处被找出来，你焦急地打开盖子，食物早已发霉腐坏，不得不全部直接扔掉。这是一种超越时代和社会差异的体验。但它还不至于像德国响尾蛇漫画二人组（Rattelschneck）笔下的午餐面包形象斯图利那么糟糕。这个涂着人造黄油，还铺着厚厚的凉拌肉沙拉的黑麦面包漫画形象在讽刺杂志《泰坦尼克号》的专栏上一共出现了178次，每次它都争取能被某人吃掉，但没有人上钩，所以每集都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结束。也许，便当和斯图利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午餐。学生拿着斯图利只是在装模作样，因为他们在课间还有比吃东西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作为酿酒师的女儿，德国插画家莫妮·波特也说，她的母亲经常在葡萄园工作后带回酵母面包，上面放着萨拉米香肠、豪达奶酪或猪肝香肠，即“野兔面包”（Hasenbrot）
。葡萄园里有一些装饰着壁画和祝酒词的小房子，它们能防止阳光暴晒或雷雨侵袭。在这些类似巴士站的砖砌建筑中，最多可以容纳15个人坐在墙边的长凳上，一边欣赏摩泽尔河的美景，一边谈笑风生，甚至忘记了吃手上的黄油面包。这种面包的名字由来据说是这样的：当在森林或田野里劳作的人们傍晚把吃了一半的面包带回家时，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是野兔啃了它们。
挪威出版商、艺术品收藏家和作家埃尔林·卡格的冒险经历当然不包括这些残羹剩饭。他在《就是走路》一书中描述了一次无与伦比的美食体验。1990年冬天，他和一位朋友通过滑雪58天到达北极，每天都只能吃同样的东西。由于一次要带够2个月的食物，因此在携带的每克食物中都尽可能包含更多的卡路里。尽管食物单调乏味，但味道一天比一天好：“那时我们已经接近北极点了，在一次短暂的休息中，我把一颗葡萄干掉在了雪地里。我两只手都戴着大手套，很难从雪里捡出葡萄干。我饿极了，太想吃它，于是我躺了下来，把头向前倾，伸出舌头舔了舔葡萄干。当我把葡萄干含在嘴里，让它在嘴里滚来滚去，最后慢慢地咀嚼时，那种幸福的感觉让我想起了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要享受小口吃的乐趣，吃得越少，味道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