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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这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的“伴读”是我在“马克思项目”上的又一个成果。之所以说“回过头看”，是因为直到我追溯过往时才发现，我已经投身于这样一个项目许多年了。这一项目并非始于一个有意识的目标或者设计：它就这么生发出来了。然而，我在大约始于20年前的这一项目背后的动力始终清晰且未变。当时，我感到存在一种迫切的需求，即尽可能清晰、简明地传达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揭示的内容。我还想探索的问题是，由此得出的见解如何能有效地阐明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问题与危险的根源。我感到，马克思的著作深刻地指出了其对如下问题的理解：为什么资本不仅日渐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且完全无法避免环境恶化的危险。他的著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长远来看，资本在这两个方面都注定失败。
面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卷帙浩繁的著作
，大多数人都觉得它们难以理解、令人生畏、使人困惑。因此，学者们和活动家们对他的作品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在正确阐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的路线问题上，这些解释汇聚为若干派系，甚至形成若干完整的思想学派。左翼政党经常形成独特但有些僵化的解释，以此来适应他们的政治形势和政治议程。马克思作为一个焦点人物，也遭到了反对者对他个人的诽谤。蓄意曲解和虚假陈述比比皆是，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些更复杂、更微妙的试图诋毁其观点的尝试。这一切制造了各种预期，以及一种充满推定和预判的氛围，这使得对马克思的任何文本进行简单而清晰的阅读都变得几乎不可能。
从过去到现在，我的目的都是打开一扇通往马克思思想的大门，鼓励尽可能多的人通过这扇大门更仔细地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无意于把自己的特定解释强加给任何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书叫作“伴读”，而不是“导读”。当然，如果我不把自己的经验和兴趣作为解释的关键助力，我就无法打开一条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道路。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城市化和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这显然在不同层面影响了我评价马克思文本的方式。不过，我所设想的是自己陪伴读者进行一次长程徒步，在此过程中，我利用自己长期与文本打交道的经验，在某些地方指出某些特征，强调某些令我顿悟的要素，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一些观点联系在一起，同时始终保持好奇心，询问作为读者的你们可能会如何理解这一切。在讲授马克思的过往50年里，我面对过各种不同的群体和受众，非常幸运。人们用各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内容，从中我学到了很多。当然，这要归功于马克思文本的高度丰富性；这些文本能够与众多生活在截然不同环境中的人、众多来自截然不同文化和知识传统的人开展如此直接的对话。
《大纲》是我目前研究过的马克思著作中最有趣也最难处理的一部。这是一组笔记，是马克思在一个相当狂热的时期疯狂地写给自己的笔记。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根据读者对象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写作模式。这些写作模式可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体现在他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往来通信中，他采用的是直言不讳、口语化的写作风格，即使在讨论复杂事物时也带有某种概念层面的优雅。第二种体现在他为出版而作的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严肃著作中，如《资本论》第一卷。在这类写作模式中，他非常注重使用一种他认为他的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他的读者是有文化的工人阶级，而大部分工人阶级是不识字的。这些有文化的工人阶级读者是自学成才的，并且见多识广，而且正因为他们是自学成才的，所以不大会受到正规教育的束缚。因此，虽然《资本论》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甚至有些超出正规教育体系中一般本科学生的理解能力，但对于马克思想要影响的那些主要在英国、法国还有美国等地方自学成才的工人来说，却未必如此。在我的“马克思项目”中，我希望以一种更容易被当代的学生以及工人组织和社会运动中的自学成才者（是的，他们仍然存在）接受的方式，改写马克思的语言。第三种写作类型更具有实验性，它被构建为一场发现之旅，马克思会在其中展开论证，有时会运用一些让任何愿意跟随的人都感到新颖甚至神秘的概念。这就是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那些手稿的特点。第四种写作类型是马克思纯粹为自己进行的写作，他使用了头脑中拥有的一切工具和观点，乐于释放自己的意识流，以表露各种可能性和潜在的相互关系，这些可能性和关系在他更加深思熟虑的研究中可能会变成重要内容，也可能不重要。这种写作类型正是《大纲》的主导性风格，正是这一风格使得《大纲》成为这样一个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既富有想象力又时而无聊重复的文本。简而言之，马克思只是在自说自话。仅仅理解他的语言（这显然是属于他自己的语言）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说得委婉一点，有点难以捉摸，但这正是在《大纲》中占主导地位的写作形式。
使阅读和解释《大纲》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读者需要弄清楚，马克思是在推进他自己的概念框架和解释，还是只是在介绍别人的概念框架和解释。比如，在“导言”最开端，他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马克思自己的出发点；或者，如马克思所说，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常见起点，那么，这就是马克思批判性审视的起点。结果常常是这两个方面的融合。他最终可能会说，如果我们用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解释“个人”，那么，由社会所决定的个人生产便是一个好的、适当的出发点。不过，顺便说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商品开始的，这完全是他自己选择的起点。
马克思并不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是白痴、骗子或者辩护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这样，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及在他们之前或之后的大批其他思想家（如詹姆斯·斯图亚特、威廉·配第、西斯蒙第、魁奈，甚至有时也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肯定不是这样的。马克思认为，大多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是诚实的专家和科学家，他们竭力地想要理解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令人困惑的、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他们为马克思提供了解释的原材料，即便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值得尊重。但在《大纲》（乃至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关于什么是马克思的独创之处，什么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衍生而来的，仍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举例来说，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就是如此。对于这一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明确界定。
在《大纲》中，马克思并不总是一以贯之，他有时会在中途改变概念工具。关键概念的意义随着文本的展开而演变。他有时并不非常确定自己在讨论什么。其结果是，他的分析有些混乱、复杂，但又保持开放，而且时有精辟的分析。不过，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有些混乱、复杂的经济系统，《大纲》常常偶然地、以某种相当惊人的方式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对于这一文本，人们有不同的阅读方式。一种方式是非常细致、深入、系统地阅读，它将会花费很长时间。以这种方式阅读，读者经常需要为了弄清楚仅仅几页文本的意思而花上一周的时间。其他阅读方式则均是从特定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的思想。例如，在阅读过程中，哲学家们可能旨在探寻马克思如何借助黑格尔或斯宾诺莎的思想，而经济学家们通常关注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经常与蒲鲁东和法国社会主义者争论不休。我并不认为这些争论特别具有启发性或趣味性。出于这一原因，在这次阅读中，我倾向于对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辩论进行简化处理。此外，就我的智识或性情而言，我还不足以应对黑格尔的复杂影响，以及马克思在语言和方法上的大量哲学探索。我对其他人在这些问题上所做的工作表示欣赏，但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只能到别处看看了。
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并非只想延续李嘉图和黑格尔的分析。在我看来，他致力于通过艰苦的斗争，将自己从李嘉图式分析的有限范畴和黑格尔式论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因此，我在这里聚焦于《大纲》中马克思所定义的中心任务。对此，他的陈述如下：“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
我对《大纲》的解读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马克思关心的不仅是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及其在思想世界中的阐述，他还想要理解资本的实际运作，以及它的抽象运动规律（尽管充满矛盾）何以不仅产生了经济危机（如1857—1858年的危机），而且还决定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当然，资本至今仍与我们同在。它或许披上了新的外衣，或许在更大规模上得到了应用，但是它的内在运动规律及所有的内在矛盾，仍然无处不在地显露出来。因此，马克思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发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即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在剧烈变化，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所生活的世界非常不同。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马克思理论概念中的那些核心要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切合实际。当马克思写作时，产业资本（与商人资本相对）只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西欧和美国东海岸——占主导地位。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工作日”一章中描述的那种工厂条件，现在可以在孟加拉国、土耳其、巴西、印度、危地马拉和南非（仅举几个地方为例）发现。不仅如此，资本已经“扩张”到全球，尽管这种扩张要求在理论上做出调整，但它加剧了而不是减弱了资本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所容易产生的矛盾。另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阶级的形成和阶级关系在世界舞台上的复杂性，使马克思某些理论的应用成为难题。
不过，马克思在《大纲》中看似混乱的探索是有其结构的。我们在研究文本时，意识到这一结构是很重要的。马克思的目的在于，通过把资本当作“一个总体”来探究其形成和作用方式。在当代的评论中，马克思研究方法的这一方面基本上被忽视了。我猜，这应该部分归因于学界向福柯和后结构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认为，总体性话语乃至任何对总体概念的呼唤都是不可取的。这也可能是因为，更早期的调用总体概念的尝试（例如卢卡奇的尝试）被发现是有误导性和不充分的。但是，黑格尔的总体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包含的、自我维持的实体，这种总体概念被证明（在我看来的确）是非常不充分的。马克思寻求从这种黑格尔式的概念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总体是开放的、不断演进的、自行重复的，但是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我维持的，因为它有内部的矛盾，并且既同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也同人类文化所累积的历史成就发生物质变换关系。马克思将资本描述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并将其视为连续的历史形成过程之中的一个复杂生态系统。马克思将他的绝大部分研究限于资本的总体，而不是一切事物的总体。虽然资本可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驱动力并塑造了其基础性过程，但它并未涵盖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所需要说明的一切。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一回事，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克思在《大纲》中主要关注前者，尽管他的某些侧重点明确针对后者。
生态系统的类比在这里非常重要。研究人员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对整个生态系统加以概念化和独立研究，例如将热带雨林、苔原、湿地甚至是城市生态系统作为总体（每个总体都由处于相互联系或竞争中的多个物种构成，并与那些来自外部的能量流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也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独立地研究资本的生态系统（对其中复杂的交叉分工、竞争、职能专业化、分配形式以及货币流动分别加以研究）。
这种资本的总体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一个人的身体（尽管这种类比如果做得太过，就会被证明有误导性）。马克思一度正是通过这一类比来阐明不同周转时间的重要性。“在人体上，也同在资本上一样，各个部分在再生产中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更替的。血液的更新比肌肉快，肌肉比骨骼快，从这方面来说，可以把骨骼看作人体的固定资本。”
人体通过心脏循环血液，通过肺部循环氧气，通过消化系统吸收能量，通过肝脏和肾脏处理废物，同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锻炼协调能力。这些循环过程中的每一个都是独立自主的（并且符合心脏病学、神经病学、泌尿外科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它们都被纳入作为一个功能系统的人体的总体逻辑之中。没有必要为所有这些不同循环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赋予某种重要性或因果关系层面的等级结构。其中任何一个循环的失败都会威胁到总体的生命和存在。
在《大纲》中，马克思将资本分解为不同的循环过程。他从研究货币流通开始。并非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资本是按照一种特定方式流通的货币。但是，必须把货币流通作为一种自主的和独立的流通方式加以研究，它除了执行作为资本的货币流动所需要的职能，还执行货币的各种社会职能。货币通过接触和购买劳动能力而成为货币资本。这引发了马克思对劳动能力的流通过程的分析（见图1）。资本（价值）通过以下不同环节流动起来：（1）购买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2）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过程；（3）在市场销售中实现价值；（4）分配；（5）再投资。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资本一般的流通过程（见图2）。资本的流动可以分为两条不同的路径：流动资本（基于年度周转）的路径和长期固定资本（如机器）的路径。后者和流入消费基金（如住房）的资本联系在一起（见第379页图3）。固定资本和长期消费基金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它们都与生息资本的流通交织在一起，生息资本对它们起到支撑和协调作用。这种联系在《大纲》中只是偶尔被提到，尽管它通常被纳入马克思为指导其未来工作而制订的各种计划中。当然，《资本论》第三卷详细讨论了生息资本的流通。还有其他的流通过程可以纳入研究。但马克思在《大纲》中把它们放在一边，只在各种计划中提到它们。除了对修筑道路做出简要评论外，马克思明显缺乏对国家收入的流通的讨论，这种流通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投资而进行的。
图1 劳动能力的流通
图2 资本一般的流通
资本的总体并不是预先给定或者预先设定的。它不是某种等待被揭示或发现的理想类型，它所达及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也不是固定的和确定的。虽然总体的概念无疑源于黑格尔，但马克思对它进行了再加工和革命化改造（就像他对取自黑格尔的几乎所有其他东西所做的那样）。在马克思看来，“总体”是一个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它通过人类行动而建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这一网络始终处于成长和转变（用他的话说，它永远在“生成”）的过程中，即使它表现出某种倾向于永恒的趋势。然而，他要强调的重点是创造和维持这一网络的过程的流动性。不过，在总体的范围内，各种特征的结晶可能对历史上构成这一总体的过程起到引导、抑制、禁锢或加剧的作用。这种结晶有时会变得彻底僵化。然后，人类就似乎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的社会（阶级）关系、制度安排（例如法律）以及社会互动的网络中。这种网络不断发现自己在努力打破自己所创造的束缚和障碍。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
《大纲》是由深入不同流通过程的探究所构成的，这些过程生产并支撑着作为一个总体的资本：
（1）通过交换实现的商品流通；
（2）货币作为货币的流通；
（3）劳动能力的流通（见图1）；
（4）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见图2）；
（5）固定资本的流通（见图3）；
（6）生息资本的流通（在《大纲》中未被研究，但被提及）。
其他流通过程也可能会被纳入这个框架，比如金融/银行资本的流通、国家收入的流通。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第二卷是以研究不同的循环系统为主导的，它起始于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循环，以及这三种形式在整体的资本范围内的循环。在该卷的后面部分，马克思考察了固定资本的流通，研究了工作周期和周转时间，随后的章节讨论了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流通，最终在所谓再生产模式中构建起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循环关系。《大纲》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前身。
总体的限度（无论是结构上的限度还是地理上的限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研究者任意施加的，即使存在强有力的具体条件在逻辑上支持对限度做出某种专门的界定。以人体为例，有充分的理由将其本身作为一个发挥功能的总体，以便对其进行医学观察、诊断和分析。但是，对社会中的健康状况的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一般社会条件，人体正是在这些条件下活动的。例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死亡的原因可能非常具体，然而，药物滥用、阿片类药物成瘾、疏离感、社会失范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所有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对于理解最近的发病趋势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将资本——他称之为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独立化，以便聚焦于价值的生产、消费、实现和分配，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总体，在其中，这种被人为抽象出来并称为“资本”的总体是存在的。因此，在图2中，我们看到了资本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以及通过城市化构建起来的第二自然，这一构建过程伴随着空间的生产、地方关系的生产，这种生产对于更加狭义的资本流通模式而言具有背景性意义。这也适用于资本与人类知识、社会关系、现存人口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适用于资本与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关系，适用于资本与不断塑造和重塑的欲望、需要的关系，这些欲望和需要通过人类消费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获得表达。马克思所要分析的是在更加广泛的资本主义的总体之中的资本总体。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他认为资本是经济的引擎，是国家的基础动力，是抽象力量的来源，我们所有人无论愿意与否，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抽象力量强制和束缚。
关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这里还要稍做提示。他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将他自己与他的研究主题结合在一起。他通常以一种纯粹的形式来解释他所看到的东西，而不受所谓的外部影响（如刚才描述的那些影响）或者特定复杂性的污染。例如，在分析货币那一章，他的论述就仿佛货币资本的流通没有起任何作用。在整个文本中，他经常指出他以后会讨论的问题，或者在我们目前的分析中还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这使得他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语境而定的，而不是完全确定的。马克思认识到，他的许多“固定的前提本身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全都会成为流动的。但只要一开始就把它们固定下来，在展开分析中就可以避免把一切都弄乱”
。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如何用固定的范畴来捕捉过程、运动和流动？我经常看到一些对马克思理论的引用，它们把应该作为偶然陈述的内容当作最终判断来呈现。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内容是无用的，恰恰相反，其自有用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是在何种假设和背景条件下形成其理论的。
总的来说，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是基于资本如何在马克思自己所承认的“世界的小角落”中运作的。在他活跃的思想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觉得，无论对错，对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研究都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展示了它们自己可能的未来。这是他在《大纲》中对他所汇集的材料进行思考时所持的立场。不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开始质疑这种假设的可靠性。而且，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重新出版时（后来这一版本被证明是最有影响力的版本），他以同样的方式承认这部写于1848年前后的著作的提纲应该被重新检视，或许应该重写。他也意识到，如果从资本主义在俄国或其他地方的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的“生成”过程可能会相当不同。马塞罗·穆斯托最近对马克思晚年生活的一项研究有助于阐明其中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的一个有趣的当代版本是，现在的中国是否就是我们大家自己的未来图景，这当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开放问题。我们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开展工作的，即使我们寻求那种可能超越这些语境的理论见解。马克思也不例外。
不过，在《大纲》的一些段落中，马克思将所有语境上的注意事项和制约因素置之不顾，对资本作为一种超越性力量的真正本性和性质做出有时甚至是疯狂的推测。他的真知灼见是精彩的、戏剧化的，其内涵往往是惊人的。正如一位学生曾向我评论的那样，这些观点就像在充斥着枯燥分析的泥土中闪耀着光泽的宝石。发现并赏玩这些见解深刻的宝石，使得对《大纲》的研究不仅如此非凡和富有价值，而且，我敢说，也很有趣味。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那位完全无心于政治的父亲。鉴于他已是一位85岁的老人，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儿奇怪，但我现在明白了，如果没有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我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他曾经受雇于英国查塔姆的海军船坞，在二战期间，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管理受损海军舰艇的紧急维修和改装的工作。显然，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但是，1950年，也就是在他53岁时，英国海军部做出了一项“英明”的决定：如果我父亲想继续做他此前7年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就必须参加一项海军建筑工程的竞争性资格考试。他可是一个13岁就离开学校去当学徒的人。于是，有两年的时间，他在下班回家用完“傍晚茶”后，就会躲到前厅里，每天（周末除外）钻研两三个小时的工程学资料。他还得学习微积分。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这项国家性的竞争性资格考试，他的工作岗位资格得到了认证。我的父亲和我相处得并不愉快（原因就无须详述了）。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认可过我。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在当时，在我15岁的时候，通过效仿他的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来赢得他的认可，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其结果是，我从来不害怕承担长期性的项目。实际上，我重视并且主动寻求这样的工作。坚持和投入是有回报的。为《大纲》撰写这部“伴读”就是如此。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几乎每天带着我的文本和笔记本电脑，躲到某个地方待上几个小时来进行这个项目，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我父亲的画面。虽然我不知道他会如何看待这些内容，但我希望，他会认可并且欣赏我努力的方式。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说出这句话，但我要说：“谢谢你，爸爸！”
我所参考的《大纲》版本是马丁·尼古拉斯的译本（伦敦：企鹅经典与《新左派评论》1973年联合出版，1993年再版）。除非另有说明，黑体字
反映了马克思《大纲》的原始文本。我也非常感谢马丁·尼古拉斯为翻译该文本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所付出的卓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