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自由主义个人理论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 这种 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

“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 ，这是对某种被认为早已消失的过去的怀念，对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怀念，马克思本人在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部分地属于这一思潮。资产阶级文化以反工业的浪漫主义形式，生产出它的“他者”。济慈、雪莱、华兹华斯、拜伦和布莱克，他们采取了反工业、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但他们的方式并没有威胁到资本或工业化，因为他们的立场根植于一个从未存在的过去。“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浪漫主义者以及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美学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怀旧式批判。

这种对立的立场需要得到界定。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出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 看起来似乎 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 条件 即 生存条件 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 自然条件 ，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之前提到过的重要表述：“这种与 人的 依赖关系相对立的 物的 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人现在受 抽象 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接下来是一段有趣的结语：

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当然，这正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娴熟地达成的事情，她将新自由主义教条作为统治观念，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关于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历史及其后果的大多数介绍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源于思想领域、政策领域，源于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企业供给侧分析取代了与凯恩斯相关的国家管理的需求侧思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主张基于20世纪70年代阶级力量的配置，以及一个旨在保护和增强集中起来的阶级权力的阶级计划的出现，来解释这一思潮。统治阶级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他们的统治观念。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其使命始终是揭示这种观念所表现的“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当然，困难在于，当一些主要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纳了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观念时，这些观念便似乎起源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头脑。这种拜物教伪装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甚至在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批评者中也取得了成功。唯心主义的解释占了主导地位，统治阶级的角色被轻易地模糊掉了。这种幻想根深蒂固，它认为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秩序所需要做的就是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他们对世界的心理认知。

这些见解在很多方面都是有见地的。我们被抽象所统治，这些抽象是数百万参与者通过自由的物质实践构建起来的。但是这些抽象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成果。它们也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我们通过个人行动的集体影响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异化的世界，资本运动规律作为抽象的力量发挥作用，成为客观化的、拜物教的力量。我们给这一物质现实披上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的外衣。但是，将资本经济解释为一套占统治地位的抽象概念，这种解释并不是马克思所独有的。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或者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供给侧教条的阐述）在原则上与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没有什么不同。个人、企业家出于自己的利益，有各种各样的实践，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市场会以某种方式约束他们，按照斯密的说法，市场应该会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这样做。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关于抽象的，即关于那些以统治阶级的名义统治世界的精神概念。马克思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识别其中的阶级力量以及这些抽象的历史起源。这就是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的解释与大多数其他解释的不同之处。

屈从于资产阶级市场交换中固有的异化和拜物教，带来了一个重要后果。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是简单地服从这些抽象，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那么他对自己的行为就没有道德或法律责任；他不能对后果负责。这些抽象不能被追究法律责任，也不能被定罪或送进监狱，无论应用它们和通过它们进行统治的后果多么不人道。市场的拜物教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道德盾牌。一开始，企业家作为良好的资产阶级公民，宣称他们有投资和积累的自由。当事情出错或坏事发生时，他们就把自己描绘成没有灵魂的市场逻辑的无助受害者。正如布阿吉尔贝尔（马克思引用过他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市场被描绘成“万物的刽子手，是把一切都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的摩洛赫” 。例如，近年来，“全球化”一词被反复以这种方式用来为各种令人反感的就业惯例、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开脱和辩解，所有这些都是以市场逻辑和市场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没有人声称这些曾是他们行动的动机。难怪统治阶级对自己阐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统治观念的方式如此满意。

马克思不遗余力地表明：“正像国家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换的产物。” 他在这里开始研究货币商品的物理特性。我建议跳过这部分相关表述，尽管其中偶尔会有一些见解，但它们都是次要的。例如，他注意到“贵金属又从其他金属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不氧化等等，质地均匀等等” 。这种抗氧化性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人们需要一种物理上稳定的工具来长期保存时。马克思通过探讨交换的历史与货币形式和劳动时间的联系，多次回溯货币的起源。“正是劳动（从而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对象化，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赋予商品以货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意味着有一个独立存在于商品之外的货币主体。” 请注意，这里的劳动时间是与交换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像《资本论》中的那样）。“交换价值关系——商品作为彼此相同和彼此可以相等的劳动时间化身的关系——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上取得了自己的物的表现。” 如果这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正确的，那么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更是如此。

接下来，马克思简要讨论了在共同进行生产和分配的条件下，这一切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马克思并没有说，他心目中的公社组织是什么样的。有些人将这些论述视为对苏联式五年计划的证明，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对本地性公社的建议，即有效地将成员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成员的空闲时间。毕竟，马克思不是认为所有人的自由时间是衡量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了多远的真正标准吗？

马克思最终回到了对如何理解货币流通问题的探讨上（这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货币流通像商品流通一样，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 这是有银行制度为中介之前的“最初的自然形成的流通”。马克思的目的是弄清“这种流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特殊规律决定” 。他立即认识到：“如果说货币是商品的流通车轮，那么商品同样是货币的流通车轮……因此，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相互制约的。” 但是，也有完全独立的环节。例如，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及其流通速度并不取决于商品，而是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而这种性质也将“更直接地决定商品流通”。接下来是对这个世界的简要再现：

交换者的人数（人口数）：他们在城乡间的分布；商品，产品和各生产因素的绝对量；投入流通的商品的相对数量；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发展有二重意义：它既决定彼此交换者即相互接触者的范围，又决定原料到达生产者手里和产品到达消费者手里的速度；最后，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不同的生产部门如纺纱、织布、染色等等集中起来，从而使一系列中间交换行为成为多余。

马克思在这里构想了一个典型的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区域，比如他那个时代的曼彻斯特，以此作为“确定流通的一般概念”的背景。

但这首先需要确立一个价格概念，因为没有价格（无论是理想的还是实现的）就不可能有交换。“货币使之流通的商品……已 观念地 转化为货币。” 当商品被带到市场上时，它们会被贴上一个名义上的价格标签。因此，流通首先要求商品的价格确定，其次要求交换成为一个“川流不息的”遍及社会整个表面的总体。请注意，在这里，马克思把总体的概念引入他的论述。“现在货币作为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存在于一切商品之旁和一切商品之外。货币首先是商品为取得作为交换价值的自由存在而必须潜入其中并在其中金银化的一般材料。” 因此，“货币首先是表现一切交换价值的相等关系的东西：一切交换价值在货币上都是同名的” 。

这一切对我们理解货币流通意味着什么？“商品的实际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是由货币来实现的。货币只是实现商品的 价格 ，从而把商品要求权转让给买主，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货币使之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权证书；在这一流通中，当同货币交换时，不管是买还是卖，所实现的也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价格。” 由此可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取决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而且取决于货币流通的速度” 。马克思在这里向我们介绍了货币流通速度（一美元钞票在一天内可以转手的次数）这一关键概念，它可以“代替流通手段的量”，尽管“只在一定限度内” 。然后马克思认识到，在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和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之间，存在一种可能的矛盾。接下来，马克思简述了货币的流通为完成它的任务所需遵守的基本规定：

属于 流通 的本质的东西是：交换表现为一个过程，表现为买卖的流动的总体……在流通中即交换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包含着：（1）我的产品只有对别人成为产品，才是产品；也就是说，只有成为被扬弃的个别，成为一般，才是产品；（2）我的产品只有转让，对别人成为产品，对我才是产品；（3）别人只有把他自己的产品转让，我的产品对他才是产品；由此得出（4）生产对于我不是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手段。

现在，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看似简单而毫无问题的市场交换行为，肯定会显得有些奇怪。但这恰恰是马克思的分析技巧，即通过分解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识别其中所有可能会存在问题的环节。这就是他在这里所做的工作：

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普遍转让表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现为普遍转让。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 异己的 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流通由于是社会过程的一种总体，所以它也是第一个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社会关系表现为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东西，而且社会运动的总体本身也表现为这样的东西。……从作为经济范畴中第一个总体的流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总体范围内的第一种流通形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确立。所以请做好标记！这里所谓第一个总体的评论，意味着还会有更多形式的总体出现。

但马克思在这里也批判了亚当·斯密兴奋地提出他的理论时所提到的如下内容，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一种不受任何个人控制的力量，它的运作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里的第一个总体的前提条件，此前被确立为一种对所有商品进行恰当定价的体系，“不是个别的交换行为，而是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 。

马克思在得出这一结论后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我们之前曾提到这一点。他在这里指出，萨伊定律可能只有在一个物物交换的体系中，在形式上才是正确的。他还对经济学家的一种扭曲的认识感到好笑，这些经济学家渴望货币将他们从物物交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他们关于货币流通的理论分析，又仿佛货币流通是建立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的。马克思的结论是：“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普遍化，来解决这些矛盾。” “如果商品不能实现为货币，它就不再具有流通能力，它的价格就只是幻想……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商品的需求，而是那种 由货币体现的 需求。因此，如果商品的价格不能实现，如果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那么商品就会 丧失价值 ， 丧失价格 。”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理论中首次对贬值的重要影响做出评论。这是从他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中引出的。如果每个人都囤积货币，销售就会萎靡不振，商品就会丧失价值和价格，一场普遍的危机就会随之而来。

相较于详细阐述这一点，马克思更愿意分析货币使用的不同形式和方式。他风趣地指出，例如，一件价值一英镑的商品换得了一张假的英镑钞票，然后这张假钞又被用来购买到同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张钞票的真假就无关紧要了。如果货币只是充当商品流通的中介，那么任何流通的中介都是可以的。只有当你想用货币来体现积攒下来的价值时，货币的真假才重要。

波德莱尔有一首引人入胜的散文诗，雅克·德里达曾在《给定时间》中对其加以发挥。当诗人的同伴给了他们在街上遇到的乞丐一法郎时，诗人感到很惊讶。他称赞他的同伴慷慨大方。他的同伴说，别担心，这枚硬币是假的。诗人大为震惊，并向他的同伴提出了忠告，他的同伴只是回答说，乞丐欣喜若狂，因为他认为自己得到了一枚真硬币。那么，鉴于乞丐在其他方面的悲惨生活，给他一枚假硬币能给他带来如此强烈的快乐，他至少可以快乐一阵子，这有什么不对呢？资本主义的总体充斥着这类伪造。

“流通中的商品和流通中的货币之间毕竟存在特有的区别。”商品只要最终被消费掉，“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相反，货币的使命是要留在流通中充当流通车轮；充当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 永动机 ” 。当我们回到商品——货币和货币——商品的循环，那么，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交换是有意义的，“相反，货币同货币交换就毫无意义，除非量上出现差额” 。因此，利润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

马克思的论证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此，G—W—W—G这一形式规定也和另一个表现为最初的形式规定的W—G—G—W同样正确。困难在于：末端的商品在质上是不同的，末端的货币却不是这样。货币只能在量上不同。” 这显然为研究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以及研究利润的范畴开辟了道路，但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没有涉及”。因此，马克思选择从这种替代形式的流通回溯到物物交换的实践。但他花了几页才达到这一点，即“作为流通工具，作为交换手段，货币成为主体” 。这时，货币就成了“交换价值的一般代表，而作为这种代表，它是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的每一其他商品的 代表 ，是一般代表” 。“货币对一切其他商品来说， 代表 一个商品的价格，或者对一个商品来说， 代表 一切商品的价格。在这种关系中，货币不仅是商品价格的 代表 ，而且是货币本身的 符号 。”

当作为金银的货币 只是 流通手段，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他 符号 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因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是象征性的。根据货币作为尺度，作为价格的实现和作为单纯交换手段这几种相互矛盾的规定，可以说明在别的情况下无法说明的现象：当金属货币金银用掺进便宜金属的办法来 伪造 时，货币便贬值，价格便上涨。

在17世纪和18世纪，货币贬值的问题是一个必须由国家来解决的长期问题。一种粗暴的技术是硬币剪边——从银币上刮掉一些银。这构成了一种死罪，艾萨克·牛顿担任皇家铸币厂的厂长时，似乎带着某种虐待狂的快感，把硬币剪边者公开挂在泰伯恩刑场的绞架上，因为他们犯了罪。在此前大约一个世纪，一个人可能由于是宗教异端而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到了约翰·洛克（宗教自由的主要倡导者）和牛顿的时代，货币犯罪成了死罪！

显然，在一个市场交换广泛存在的世界里，货币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有通过中介才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愿景与交换价值的取消联系在一起。找到某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以消除占统治地位的抽象的权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马克思没有提示这种生产方式可能是什么样子。他还将货币与社会劳动的代表联系起来（而不是直接与交换价值相对应），并设想了一种激进但不够清晰的生产和分配的重组模式，这一模式遵循完全不同的、非市场的路线，也许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

马克思接着谈到了“充分发展的货币的 第三种规定 ”，它“以前两种规定为前提，并且是它们的统一” 。回想一下，“货币的第二种规定”是“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价格的实现者的规定” 。第一种规定是货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 。当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时，第三种规定就出现了。金银可以“作为 特殊 商品”离开流通，表现为“奢侈品、金银饰品”，或者干脆作为“ 贮藏货币 ”被积累起来。

这一方面“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 资本 的规定” 。这里预示着马克思即将从对货币流通的研究过渡到对货币资本流通的研究，在这种过渡中，“货币本身就包含着：（1）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2）因此，货币的独立性本身只是 否定的 关系，但始终是同流通的关系；（3）货币本身表现为 生产工具 ” 。其中的中介，是货币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权力的职能，这种社会权力可以被私人占有。这种权力不是绝对的。它依赖于将货币持续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价格形成的工具和流通的中介来使用。这种权力产生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货币可以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都不在乎。……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 个体化了 ” 。 alFeVzuY5XKoSEVYW9SBCScdioTWL26T2MNESIoDPCU+KiiD5BprICdsobt3k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