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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和拜物教是马克思主义术语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概念。《大纲》中接下来的内容包含了马克思探讨的一些最重要的论题。在这里，隐藏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中的异化和拜物教的本质及起源，都得到了积极的阐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章节中，明确指出了商品的市场交换如何创造了一个社会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之间存在的物质关系（他们在市场上不是作为人同其他人发生关系，而是通过产品相互联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商品可衡量的价值反映了他们付出的社会劳动）。经济学理论在思想的世界中反映并且复述了这种拜物教。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尤为擅长的事情。但是，马克思想要追溯的是，工人在这种拜物教盛行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的后果，他们是活生生的主体，他们把社会劳动凝结在商品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拜物教掩盖了这一切。但马克思有工厂视察员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报告（以及恩格斯在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些启迪了他。对马克思来说，当务之急在于，结合资产阶级理论和历史现实来表明，那些通过付出社会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何以从他们的努力中得到如此之少的回报。资产阶级理论面对的是抽象的东西（如土地、劳动和资本对产品价格的边际贡献），而马克思希望有一种理论能具体地解释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条件。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并且深入其背后，这成为马克思研究计划的核心。
异化造成了一种特定的拜物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异化概念的历史即使不是特异的，也是令人困扰的。虽然它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1844年手稿》）中很突出，但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当马克思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时（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却消失了，直到在《大纲》中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重新出现。此后，作为一个明确概念的异化逐渐消失在《资本论》及马克思后来作品的语境中。
大多数试图复活这一概念的重要尝试都聚焦于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很少有人注意到《大纲》对这一概念的彻底重述。中国学者张一兵在其著作《回到马克思》中写道，《大纲》中对异化概念的“科学”表述与马克思曾经使用的人本主义异化概念具有根本的异质性。
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观：《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它所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反思。原来工人活动的对象化结果，现实地成为今天工人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工人创造的“先有”成为“现有”的统治者……雇佣劳动必然创造一个由自己转化出来的统治力量——资本，这就是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实异化。
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的普遍性植根于我们人类存在的固有品质。资本破坏了我们实现这些品质的潜能。生产出资本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剥夺了（他们与他们的产品、与他们生产出的价值以及与他们的劳动过程都处于一种异化的关系中）。个人达成其自我实现（在社会关系中、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在劳动经验中）的潜能被否定了。这样一种论述的优点是，它富有预见性和激励性。这种唯心主义思维模式在我们当代的版本是，在面对美国右翼运动的偏执和暴力时，美国人声称这不是他们真正的样子。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恢复他们的道德指引，践行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该做的，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在这里，一种等级性的唯心主义观念在起作用。
但在《大纲》中，异化产生于资本内在的历史趋势，即创造世界市场，到处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和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并在竞争的强制性规则下，将某一些可识别的运动规律铭刻进人类历史。从《大纲》开始，问题就在于认识资本的运动规律，并理解这些规律如何支配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条件。对于《大纲》中异化理论的基石，我们需要好好记录一下：“个人现在受
抽象
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虽然我们可能都深信自己是自由的个体，但实际上，我们是被资本的抽象所统治的。以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该怎么做的标准来判断，偏执的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行为放在如下背景中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华尔街、美国企业界的贪婪、去工业化以及大型医药企业与高科技公司的垄断力量造成了人类和环境被破坏，生活和劳动被掠夺和贬低，这些却得到了媒体和学界的统治精英的支持，他们被当前统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优越性所迷惑。
马克思的政治目标是把我们既从思想中也从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中解放出来，从拜物教和资本的抽象规律所施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些限制彻底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异化并不局限于劳动者。在没有任何国家管制的情况下，资本家将在竞争的强制性规则的驱使下：（1）将工作日的长度增加到最大；（2）将剩余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沉溺于消费的乐趣；（3）通过寻找和采用新技术来获得相对剩余价值；（4）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产业后备军；还有其他更多。这些都不是资本家们的自由选择。但是，资本家的主观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他们在竞争的强制性规则下所必须做的事情做出辩护。
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所带来的异化的矛盾性。资本不仅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它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改变着世界。这一点也将在后面得到更详细的讨论。那么，个人和社会运动如何面对这种矛盾，就成了一个大的政治问题。马克思早期手稿中所阐述的个人的、心理化的（生存性的）异化，可以同《大纲》中对客观异化的批判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异化是通过世界市场上的资本再生产而产生的。工人可能会接受雇佣劳动的客观异化，以换取足够的商品来满足他们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异化的雇佣劳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补偿性的消费主义所抵消。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依赖于以支付能力为支撑的需要和欲望的无休止的生产和再生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注意到“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
机敏地
而且总是
精打细算地
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
幻想出来的
欲望……这种异化……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
。不难看出，这种感受是如何被纳入《大纲》的论述之中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基础，在《大纲》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我在此尝试对这一论证进行总结，不过，我还是想请大家仔细地去研究原文。
马克思的论证从这样一个初步认识开始，在一个市场社会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
交换价值
上”
。由此，交换“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
。整个社会的秩序就是在这种“自由个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很可能有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使得资产阶级秩序达到这个程度。“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
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在这个第二阶段，家长制和封建关系因商业和货币而瓦解，这为“自由个性”的现代秩序铺平了道路。
关于资产阶级秩序的内在解析充满了对立。“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
一种设想中的自由个性同所有这些对立的形式之间的张力是可想而知的。“在以
交换价值
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危机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失去：“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个人的主动性和雄心勃勃的努力产生了矛盾的力量和可能性，也产生了异化的力量。
例如，“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同货币之间的矛盾”
占据了核心位置。虽然“货币仅仅是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且只是由于这种交换价值要使自身在纯粹形式上确定下来的趋势，货币才得以产生出来，但商品却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
。商品在实物层面就是商品，并且只是这样。这意味着“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而这又意味着“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
。商人说，“让我看到货币”，投资者说，“跟着货币”，因为货币是一个可证明的客观记录，它记录了社会权力从一个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人那里的过程。马克思说，货币“只作为‘
社会的抵押品
’”
而发挥作用。它拥有这种象征性的社会财产权，“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我们甚至可以凭借我们拥有多少货币来评估我们自己的价值。
将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的出现，“世界市场……的独立化……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
，这些支撑着日益增长的异化和危机的形成。但是，人们通过获取和整理充足的信息，比如“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
，也为消除异化付出了努力。“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虽然这一切……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此提到了进行市场运行一般数据统计的重要性，但并未进一步加以探索。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国民经济（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国民经济核算（20世纪30年代出现）、世界银行的会计网络（二战之后）、股票交易记录、商业新闻和媒体，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某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总是作为除我们之外的世界的一种情况）可以得到理解和分析，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它们采取行动。如果说这都属于纯粹的拜物教和虚构之事，经济学家们会对这一观点表示惊讶并认为它不可置信。然而，这正是异化和拜物教碰撞的地方。
如果把这种单纯
物的联系
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发现，马克思再次唤起了这样的想法，即某种更好的东西尚未出现，但具有出现的潜能。这种潜能并没有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被理想化地预设，但它仍是开放的，即使受到限制，它也预示着可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