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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体系的改变能改变一切吗？它能带来一场和平的、破坏性最小的、社会秩序向着更公正方向发展的过渡吗？马克思对这两个问题都坚定地回答“不”。他反驳了蒲鲁东的论述。首先，“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它只构成资本积聚的一个要素，而财产的积聚既因流通的缺乏……而加快，也因流通的易于进行而加快”
。为了驳倒蒲鲁东，马克思在这里似乎采取了某种教条化的立场，即货币混乱本身不会导致危机，只有在生产失败的情况下，危机的真正根源才会显露出来。在文本的稍后部分，马克思证实，“谷物歉收引起的危机决不是由贵金属外流造成的，虽然为制止这种外流而设置的障碍可以加剧这种危机”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放弃了这一立场，并承认1848年和1857年的危机主要是商业和金融危机，金融体系中的投机和破坏在危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7—2008年的情况也和1848年的情况一样）。
马克思此时认为，1848年关键生产中断的原因在于粮食歉收和国内生丝供应中断，而不是他后来认定的作为危机潜在根源的各种内在矛盾（如利润率下降）。诚然，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所产生的破坏在资本的历史上相当常见，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就导致了一个概念问题，如果不是理论问题的话，它涉及马克思为了理论分析而规定的总体的限度和物质的、有机的性质。
从图2可以看出，在总体中，似乎存在一个内在的核心，它由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基于市场销售的价值实现、消费、各方之间的价值分配，以及货币资本借助金融机构和国家实现再投资这些不同的环节构成。这就留下了一个外部的纽带，它由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社会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制度安排（国家和法律）以及人性天赋（需求、欲望及受欢迎的才能）构成，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资本的创造和积累，但存在于偶然的背景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由资本本身所塑造（例如，建成环境、城市化、文化形式、国家和法律机器，以及不断变化的影响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文化条件），对发生在内核中的活动产生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被设定为资本总体的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言，如果放任资本大行其道，它将摧毁所有财富的两个来源——“劳动者和土地”时，他所持的总体视野显然比资本的核心内部关系所描述的范围更加广泛。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由于资本扩张而对栖息地施加的压力，使病毒大流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过去30年来席卷全球的一系列冠状病毒就是证据），而资本影响气候变化的证据现在也无可辩驳。这类论述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虽然出于医疗干预的目的，我们可能将人体本身视为一个总体，但同样重要的是，在更广泛的总体观念中，人体与环境条件、经济、就业、社会和文化等更大问题之间的关系。虽然阿片类药物致死的直接原因可见于死亡证明上的医学鉴定，但是，导致阿片类药物成瘾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条件要广泛得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被抛弃的传统工人阶级大多对阿片类药物上瘾，而南亚等地新兴的、过度劳累的工人阶级大多对苯丙胺上瘾。资本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有必要得到扩展，以涵盖比资本内部的核心循环更广泛的、受到资本决定性影响的领域。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货币化创新在促进资本流通中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考察“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
。马克思在他坚定的回答“不”后面加上了一个警示。“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
就像“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样，货币形式内部所包含的矛盾是不可能被货币化创新所消除的，不管这些创新有多么重要。
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不同形式的货币或多或少有效地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当代的区块链技术为例，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它对于在全球范围内高速地、无成本地转移资金非常有效。曾经，清算银行必须在每天结束时，将不同银行对彼此的所有不同的抵销请求进行净额结算，以便支付净余额。在过去，清算银行实际上是实体窗口，在那里，银行代表们拿着他们等待处理的支票和对其他银行的货币债权。清算过程费力费时，且费用昂贵。然后出现了电子结算，接着出现了数字货币。现在，主要的银行联盟已经开发了自己的集体数字货币，以促进它们之间的即时清算。人们对清算银行的需求大大减少，“窗口”已经成了一种比喻，而不再真实存在。
因此，金融体系内的创新对调节货币流通的速度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显然并不认为这些创新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达里蒙想要废除金和银在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货币流通的流动性和适应性以满足直接生产者需要的最大障碍。他想把货币商品降低到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的地位。这将消除一切弊病——但马克思指出，这样做的代价是把所有商品提高到只有金和银才有的垄断地位。事实上，任何一种商品都将成为一种形式的货币。马克思开玩笑说：“让教皇存在，但是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废除货币，办法是你们把每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且赋予它以货币的特性。”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在二战结束后的德国，香烟和巧克力成了货币。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卢布崩溃时，瓶装伏特加成了主要货币。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插入的一句俏皮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回答往往只能是对问题的批判，而问题往往只能由对问题本身的否定来解决。”
这是一个出色的建议，一个很好的原则，也是一个犀利的策略。一个人确实可以通过质疑和否定被问到的问题来避免困难的情况。但这一原则也要求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对起作用的过程、力量和心理观念不断深入研究。这正是马克思此时试图做的事情。
“实际问题是：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种特有的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创造一种一切价值的等价物？这种交换工具的或这种等价物的一种形式可能比其他形式更顺手、更合适、更少一些不便。”
马克思在此开始考虑与货币相关的价格体系、交换价值和价值理论的作用。《大纲》中对价值追问的内容是试探性的和犹豫不决的，还处于一种生成中的状态，还没有成为整个资本理论的稳固的锚。
这是一个将在后面几页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但首先我们需要注意马克思的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补充。他写道：“战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直接从经济上来看，这就像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扔到水中一样。”
这是马克思对关于军事化和战争的经济学以及这些活动带来的资本损失所做的少数评论之一。它也预示着马克思后来考虑将贬值和资本损失的理论纳入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例如，任何过度积累的趋势，都可能通过将资本引导到浪费而无用的军事投资和军事冒险中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