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货币资本是资本流通中的一个原初要素（见图2），但并非所有的货币都是资本。货币的总循环是货币资本由以产生和得以复归的池子。在资本主义中，货币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并按照这些角色的要求进行流通。货币的中心地位让包括蒲鲁东在内的许多人相信，货币改革可以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一些反资本主义者对货币的替代形式（如本地货币和数字货币）的迷恋，是对这一政治传统的延续。因此，马克思对这一传统的有条件的否定是值得注意的。
蒲鲁东立场的物质基础在于危机的货币化表现，其中，流动性的缺失和信贷的短缺在手工业无产阶级和小企业主（特别是在巴黎）的贫困与破产中起了关键作用。对蒲鲁东来说，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于货币改革和易于获取的无息信贷的供应。主要的货币改革措施是使货币体系摆脱金银货币商品对它的基础性限制。根据蒲鲁东的说法，金银货币商品限制了货币融通，引发并加剧了危机。马克思不同意蒲鲁东的说法。对马克思来说，1848年危机的导火索是粮食歉收和生丝生产的崩溃。法国不得不大量进口这些原材料，而唯一可以接受的付款方式就是运出黄金。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贵金属外流”，这种现象被认为导致了国内流通手段减少、市场崩溃以及失业率上升，进而传导至国内经济。因此，蒲鲁东提议将国内的货币流通与金银的可兑换性分离开来。也就是说，国内经济应该脱离金本位制。马克思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地论证了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最终被证明是错的。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暂停当时的世界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价格兑换。二战后，其他国家政府被鼓励以存放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为后盾，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但在1964年上映的以詹姆斯·邦德为主角的电影《007之金手指》中，当金手指开始抢劫黄金的时候，那里已经没有多少黄金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推测，35美元兑换1盎司
黄金的水平将不会维持。美国发现很难维持这一价格，而美国的银行也讨厌由此导致的对其国际活动的限制。因此，美元贬值是有可能的。这造成了一种一边倒的选择。因为持有美元储备便面临贬值的风险，而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便意味着如果不发生美元贬值则收支平衡，发生美元贬值则获利巨大。戴高乐把黄金换回到巴黎。尼克松宣布美元贬值。这是资本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事实上，这实现了蒲鲁东的梦想（虽然当时没有人注意到或关心这一点）。但是，马克思提出的反对蒲鲁东主义立场的论证，不仅阐明了他认为不能抛弃金本位的理由，而且阐明了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由于这些后果在当前的时代被证明成了问题，马克思的相关回应具有当代意义。黄金价格和浮动汇率反映了各国货币的总体相对生产能力，而各国央行则通过操纵货币和利息率来维系稳定。
但是，蒲鲁东反对金本位货币体系的主要理由是，商品的价格不能恰当地反映劳动力的辛苦和付出。他希望设计一种替代性的货币体系，“小时券”将主导其中的交换机制，并反映劳动力付出的实际小时数。这一想法至今仍在我们周围流传。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本地经贸体系和本地货币（例如，伊萨卡币和布里斯托尔镑）很感兴趣。在纽约市，一个时间交易网络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在阿根廷，在2001—2002年危机之后，一个庞大的易货网络兴起，提供优惠券，形成了替代比索的货币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替代货币体系在欧洲许多国家兴起。凯恩斯发现它们很有趣，特别是当它们试图加入一种“可氧化”元素时，使货币如果不被使用，在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阿根廷的替代货币体系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运行得相当不错。在其他一切都几乎崩溃的时候，它帮助维持了一个在大众层面运行的复杂的易货经济体系。它后来催生了一些可氧化的体系，这些体系融合了数字货币的一些原理，这些原理在2000年左右成为实验的焦点。在这里，我的观点是，把马克思在与蒲鲁东的争论中提到的货币乌托邦的传统引入进来。奇怪的是，近年来许多地方出现了负利率的情况，这意味着其有可能引入了某种类似于将纸币体系氧化的东西！
马克思在批判开始时指出，达里蒙没有认识到“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及其波动，表明信贷的需要，而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由完全不同的影响决定的”
。马克思批评他“故意把信贷的需要和货币流通的需要混淆起来”
。接着他谴责达里蒙“匆忙地大喊大叫地提出他的先入之见，即以银行的金属储备为代表的银行的金属基础同他所谓的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的流通的需要之间的对立”
。达里蒙认为，这太严苛了。马克思进一步批评，“银行也抱有达里蒙的幻想：银行由于自己的垄断确实调节着信贷。实际上，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它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
。货币的金属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除非外国利益集团倾向于用黄金支付，而不接受方便国内交易的本地纸币。本地纸币的使用和扩散不受金属基础的限制。商人的私人票据贴现则对应完全不同的操作，也不受黄金储备的限制。银行是否扩大信贷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不取决于其黄金储备的多少。
马克思设想了当货币脱离金属基础时会发生什么，以下是一段对我们当前形势而言具有先见之明的分析：
现在假定，法兰西银行不是建立在金属基础上，并且外国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而不只是贵金属这种特殊形式的法国等价物或法国资本。难道银行不正是在“公众”最急需它的服务的时候，也被迫提高它的贴现条件吗？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银行券，现在无非是取得金银的凭证。而在我们的假设下，它们就会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可以利用的劳动力的凭证：产品储备是有限的，而劳动力只是在非常肯定的限度内和在一定的时期内才能增加。另一方面，印刷纸币的机器是不会疲惫的，好像魔杖一挥就会转动。
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这种假定在1971年8月17日之后已成为现实。美联储（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央行）用诸如量化宽松一类的货币主义魔法，来应对全球经济的每一次动荡。印钞机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使国家的可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大大减少”，与此同时，“银行凭证是无限制地增加了”（即负债加速），其直接结果是“产品、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凭证价格下跌”
（利息率不断下降）。这几乎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劳动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低通货膨胀，但股票与股份、土地与财产等资产，以及水权等资源除外）。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主义魔法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而只会破坏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正如我们在2007—2008年看到的那样），并引发金融体系反复出现危机。蒲鲁东主义者的回应是新的银行组织不会满足于“废除金属基础，而让其余一切仍旧是老样子”，“它会创造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
。“难道现代银行的出现在当时不也使生产条件发生革命吗？”蒲鲁东问道，“如果没有银行促成的信贷的积聚，没有银行创立的、与地租相对立的国债利息，从而没有与地产相对立的金融，没有与地主相对立的金融家，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流通设施，难道会有现代大工业、股份企业……吗？”
所有这些转变，都被认为是以金融手段实现蒲鲁东主义的激进革命梦想的证明。马克思说：“在这里，我们涉及到基本问题。”
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