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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中提出，《大纲》是围绕演进中的资本总体所包含的不同循环体系而形成的。在主体文本的开头部分，马克思聚焦于货币的流通以及一般货币流通的结构、形式和功能。马克思认为，资本产生于流通，因为它建立在用货币赚取更多货币的原则之上。这里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货币是什么”，而且包括“它如何流通”，“它执行了什么职能”，以及“当资本流通变得更加普遍时，货币获得了哪些可被利用并在必要时得到增强的属性”。
资本同其他货币扩张方式（如抢劫、海盗、战争、贡赋或者低买高卖）的区别在于，它直接剥削生产中的活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货币形式和货币流通（连同劳动力的商品化）在资本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货币如何作为货币资本进行流通的问题，则是后来才出现的。在这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般的货币流通上，这是理解资本如何为自己的目的使用货币的必要前提。
不幸的是，马克思还在考虑其他几个问题。他的文本以对蒲鲁东及其追随者（最著名的是达里蒙）所传播的货币理论的详细批判开始。马克思对那些作为货币商品的商品（如贵金属）所需要的原料品质也给予了很多关注。历史资料是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插入文本中的，再加上“货币”这个话题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它使《资本论》第一卷中被精心写好的“货币章”也令人难以驾驭），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对于《大纲》一般主题的一段混乱和有些乏味（委婉地说）的说明。马克思后来将《大纲》描述为各种观点的“跳房子游戏”，这一点在这里再明显不过了。
因此，我建议对大约前1/10的文本进行略读，将其视为一次多少有些飘忽不定的发现之旅，它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又在不同的要点绕回来。在其中一点上，马克思批评自己过于唯心主义，并决定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没有遵循他通常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没有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具体的抽象概念（如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概念）并由此出发。为了驳倒蒲鲁东，他主要通过对当时著名的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著作加以详细反驳，在观点、理论和政治辩论领域与蒲鲁东形成对峙。这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揭示了马克思所理解的货币的本质和货币流通的特性。事实证明，这场在马克思时代显得有些晦涩难懂的辩论，对当代而言有着相当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