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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本的学生运动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学生运动的联动关系。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一代，对年长一辈的保守、封闭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反抗，从《休伦港宣言》开始，大学校园就成了青年愤怒革命运动的中心。在欧洲，学生运动则是延续了对于社会公平议题的关怀，和工人组织以及社会党、共产党保持密切互动。
在欧美社会，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站在最前端，发出最激烈的声音，将整个社会搞得天翻地覆。这样的外在环境大大刺激了日本青年。不过日本青年的抗争，比美国、欧洲要复杂、暧昧一些。他们不只要反抗掌握权力的上一代，还要连带反抗在自民党背后，掌握更大权力、真实权力的美国。极度矛盾与吊诡的是，美国既是他们要抗争打倒的对象，同时却也是他们反抗精神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来源。
日本经历了长久的军国主义统治，哪有什么反抗传统？再往前一点，虽有明治维新的年轻志士们为了“王政复古”而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安保斗争”那一代的大学生，对维新历史根本没有什么认识。美军占领期间，将“武士道”视为军国主义的根源，小心翼翼将所有和“武士”有关的内容排除在教育与媒体之外，甚至连武士道的精神象征——富士山——都绝对不能够出现在电影里。今日我们熟知的武士小说、维新小说，都是在美国人离开后才陆续写作、流行的。
那一代的日本青年，身上带着严重的精神分裂，一方面热切地拥抱美国、学习美国，一方面将从美国那里学来的反抗精神，用于反抗美国。这样的抗争，因而不会是单纯向外发泄的，必然带有反省内在、自我矛盾，乃至自我对抗的部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年纪比村上春树大一些，不过他同样是这种矛盾精神的产物。大江健三郎所写的日文，一般日本平民百姓是读不懂的，读来像是某种外文勉强、拙劣的翻译。大江的法文非常好，此外他还能读英文、德文，甚至俄文，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个在思想上高度西化的人。可是这样西化的人，却又要参与反对西化力量主要的来源——美国，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根本的困惑与困扰。
在这样西化力量矛盾纠缠的“安保斗争”中，村上春树又有他自己暧昧不明的特殊情结。村上春树进大学没多久，“安保斗争”爆发，在校园堂皇登场。他是校园里的新鲜人、菜鸟，加上慵懒、被动的个性，他并没有真正参与革命斗争。“安保斗争”是村上春树那个世代的日本人一生所遭遇最狂热的一场集体盛会，他就在现场，却又没有真正参与。
这种人有几项特色：第一，他见过大场面，对于革命热情爆发的状况，留有深刻印象。他们的运动，学习、模仿了西方所传入的斗争策略，包括封锁教室、强迫罢课，乃至于攻占行政中心，和镇暴警察对峙等等校内冲突，也包括走上街头，通过多重动员，形成足可以包围首相府的行动。这些，村上春树都亲身看过、经历过。然而，第二，在眼前轰动展开的革命激情和他没有直接关系，他从来没有作为局内人参与其中，他都是局外人，在场的局外人。这场运动在他心中刺激出了一份渴望，或许也有一份羡慕。
不过作为局外人，等到革命快速退烧时，因为他身上没有染上革命的英雄风华，没有参与在革命中留下最激情、最了不起、最浪漫的记忆，所以他可以很快地看出、承认革命的徒劳无功。活在革命风华记忆中的当事人，很难承认革命只是一时的，革命就这么消散了。
作为革命的边缘旁观者，村上春树怀抱着特殊的感慨。他是一个凑巧在场的局外人，如果时间早一点或远一点，例如大江健三郎当时已经脱离了学生身份，就算在革命当下很投入地支持这些学生，也没有办法取得那种临场感，不会有革命结束时的无奈感慨。
尽管年纪比较小，村上春树却比大江健三郎早十年或二十年看出了革命的徒劳。他就在那里，感受了所有的理想与热情，而且直接看到，甚至承受了革命的后果。作为一个在场的局外人、如此贴近革命的旁观者，他最没有自欺、否认的空间。你确切看到所有那些参与革命的学长、朋友在革命中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革命时他们在你身旁，革命后他们也还在，你近距离地看着他们、感受他们，当然不可能再将他们当作英雄，也就不可能再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作英雄事迹来理解、来记忆。
因为他和这一场革命的关系，村上春树的内在对于日本、对于那个时代，抱持着强烈的疏离感。我希望大家每一次读村上春树，不管读的是他的哪一部作品，都能记得这个背景。村上春树从一九七九年的《听风的歌》开始，一路走来四十多年，这个背景从来没有离开过。在这个背景之上，他建立了贯穿他的小说的几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