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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就是生命终止，就是无法存在，就是生物学与哲学的双重概念。
自古艰难唯一死，哲学中最严肃的问题。
“不知生，焉知死”，孔子也曾回避了它。
佛家没有回避，“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果轮回说很好地诠释了死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前世、今世、来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死亡巧妙地消解了，似乎是跳出了生死之念。然而，王阳明认为佛家倡导虚无，不过是脱离现实之苦海，求得精神之寄托，并没有真正地跳出生死之念。
道家的修仙也讲虚无，自然也是如此了。
当一个人真正去思考死亡时，生命才会变得有意义。
死亡通常是未知的，因而有恐惧有回避，有得过且过，有虚度光阴……如果你知道哪天死亡，必然会对生命肃然起敬，会对生死有全新的认识。
人性如此，凡是知道了结果，必然认真对待。
因未知，所以侥幸。
因无知，所以无惧。
现实中，一个人油尽灯枯之际，常自感叹，常自悔恨。
中国人之中有不少人之所以常常懊悔，悔了也不改，乃至不思进取、靡然颓废，归根结底是没有正视死亡。
《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人生世间，唯死生为重，曰殀寿。
殀，短命。
寿，长寿。
夭寿不贰，就是一。
短命与长寿是人的分别与执念造成的，当没有了这种分别与执念，则殀寿在儒家看来是一回事儿，短命与长寿毫无区别。尽心知性，是尽心方知自己的本性，修身养性所以事天，明悟了生死，知道了殀寿不贰，而后才能“立命”。
所谓“立命”，是如何有意义有价值地走完人“生”的过程，是积极地对待天命，而非消极地应付宿命。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尽心知性”？
王阳明的答案是：“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良知，能去生死之念，正视死亡。
一次。
学生萧惠问死生之道。
王阳明答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萧惠又问，啥是昼夜之道？
“知昼，则知夜。”
知道白天就知道黑夜，萧惠讶然。
这一回答似乎没什么高明之处，难道还有人不知道白天的？
王阳明说：“你能知道白天？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自觉，习不清醒，终日昏昏，这只是梦中的白天。唯有‘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清亮，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这就是明白了昼夜之道。知晓了白昼之道，还有什么生死问题？”
所以，在心学的世界观里没有死亡。
生是死之始，死是生之成。
前一句，好理解，一个人从降生以来，便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是就生理状态而言。
后一句，一个人的死亡也就变成了“生”，是就精神状态而言。
按质量守恒定律，人死之后从无出来到无出去，由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留下的只有形而上的意识经验。
中国人大多是“现世哲学”主义，强调这一辈子的事儿，至于我从哪里来，死后要去哪里，对大多国人来说虚无缥缈缺乏吸引力。道家的“羽化登仙”只存在传说之中，登不了仙的，唯剩一抔黄土。所以，当中国人思考死亡，通常是思考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在“现世哲学”的影响下，能够成全精神永生的，唯有“不朽”，即考虑如何给后世留下“不朽”之事。也就是《左传》说的“立德、立言、立功”。
这些看似荒诞无用，对个体也毫无意义的“死亡论”，却是一个民族哲学的根本所在。
我们因对“死亡”缺乏严肃的思考，致使“现世哲学”价值观大行其道，失去了哲学道德约束力，文化发展必然走向畸形。也就是快餐文化的风行，好比是汉堡、方便面，好吃但无营养。长此下去，必然导致一个民族后继无力。在此基础上带来的拜金主义猖獗、社会矛盾尖锐等群体无意识发展事件层出不穷也便可以理解了。普世价值观的改变，重新塑造了社会秩序，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文化的坍塌，如同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狠狠割了一刀。文化上的伤口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弥合，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没有严肃认真地去思考死亡引发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