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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王阳明回京复命，生活归于平静。但刚消停两天，“前七子”又蹦跶出来，搞什么古文运动。王阳明被生拉硬拽地参与其中跟着他们打酱油。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他们在明朝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李梦阳、何景明最具代表性。他们鄙视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这是一种文学的复古精神。
明朝时，诗歌是正统文学，就好像今天的纯文学一样，虽然没几个人看，但它是社会的主流。朱元璋的恐怖统治导致明初文坛死气沉沉。朱元璋手上那把刀所向无敌，如浙江府学的林元亮、杭州府学的徐一夔、常州府学的蒋镇，他们因文章中有大不敬之嫌疑，斩立决。致使知识分子谨小慎微，有文学创作爱好的，只能写写西昆体诗。
这种诗歌流派源自于北宋初年，过分追求华丽辞藻，言之无物，内容空洞。到了明初，内阁成员拾人牙慧，因诗多出自内阁和翰林院，所以叫“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浦。皇帝非常喜欢这种诗，因为诗作内容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应酬之作。
在台阁体和前七子之间的过渡阶段，产生了以李东阳为主的茶陵诗派。李东阳是长沙府茶陵人，故而得名。茶陵诗派以荡涤台阁诗风为目的，但是比原来的强点不多。诗人的生活圈子非常狭窄，如李东阳“四十年不出国门”，导致诗歌取材逃不出宫廷、衙门，并非健康饮食，所以没啥营养价值。
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为主的七个知识分子，受不了文坛那种陈陈相因的气氛，遂爆发了文化运动。
到了嘉靖、隆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结社立派，接过前七子的大旗，进一步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认为除此之外，其他年代产生的诗文全是垃圾。王世贞等七人，文坛把他们称之为“后七子”。
在“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同一时期，文坛产生的其他诗派，譬如唐伯虎领衔的吴中诗派，主要有祝枝山、文徵明、沈周等，诗歌写得很随意，感情真挚，通俗易懂，吃喝拉撒睡皆可入诗，代表作如唐伯虎的《桃花庵歌》。再如唐宋派，对诗文创作提出“直抒胸臆，本色自然”，不拘成法，心里咋想的就咋说。代表人物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最著名的是归有光。
王阳明经常跟着前七子混，身子却越发羸弱，一方面受不了经常性的酒肉，另一方面他开始知道学习了。不被强迫，主动为之。当初看朱熹《四书集注》是为了应付考试，现在不同了。他的人生已过半，少年时期做圣贤的想法已变成了行动，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经过格竹、两次落第、同高手切磋，他的思想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从立志做圣贤开始，经过多年的思想游荡，他正在一步一步通往圣贤的路上。
“圣贤必可学而至”，娄谅的这句话振聋发聩，为此王阳明夜以继日地读书。人在学习的时候感觉时间不够用的话，那么就说明他是真的学进去了。
知子莫若父，王华很担心王阳明的身体。
这样一来，王阳明读书时，王华会立止——人就是这样，一直生活在矛盾中。孩子淘气时，希望他能好好学习。忽然孩子用心读书了，又害怕他累着。王华的愿望是朴素的，王阳明已经考中进士，仕途无量，没必要再去研究四书五经。
王阳明放下书，恭敬地说：“父亲，您教训的是。天不早了，我送您回屋歇息。”
王华不放心，躺下一会儿，又起来去儿子书房看看，见没亮灯，这才安心回去睡觉。王阳明也不放心，每晚都得等父亲查完二遍寝，再点灯读书。
终于有一天，王阳明受够了酒肉应酬，受够了李梦阳他们那个文学社团，感叹道：“我焉能以有限生命浪费在那些无用之虚文上！”
至此，王阳明与“前七子”有了思想上的差距。“前七子”搞的文学运动不过是流于表面而已，他们组成的文学社团流露出了浮夸之风，对于整个士人风气无从改变，这种切磋辞章的“学问”反而给有些人找到了沽名钓誉的借口。早在写《蔽月山房》时，王阳明就曾说：“文章小事，何足成名？”在王阳明看来“辞章小技耳”，他要做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观李梦阳等人打着文学复古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积累名声，学了些三脚猫功夫，出去炫露，若是碰到真正的行家，必然自取屈辱。正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今人学习是为了做给他人看。
所以，王阳明说：“为学大病在好名。”
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
王阳明远离了李梦阳等人，请了病假，回到老家。
安心修道，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