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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一词经常会出现。什么是理学？简言之，理学是有宋以降，儒家思想的另一个发展高峰，贯穿后世，故而称之为宋明理学。
什么又是哲学？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有什么意义？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一些哲理词句，点缀事物，丰富生活，那么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有何作用？
哲学是一门严肃学科，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蔡元培说“哲学之思想，与科学及哲学相随焉”，哲学是自然学科的基础。换言之，人类任何伟大发明，大到核武器、航天飞机，小到筷子、挂钩，皆与哲学息息相关。
天地玄黄，鸿蒙初开，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原始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渐渐地认识到了自然界的声光雷电，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譬如日出日落，生老病死。这个时候哲学处于萌芽状态，主要表现在，人们有了东、西、南、北、中的方位概念，也有现在、过去、未来的时空概念。人是群居动物，所以形成群体、部落、民族，他们的世界观形成了部落意志、民族意志、国家意志。简言之，即这群人想要干什么？有地种地，没地去抢，渐渐地形成了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如游牧民族、农耕文明。
以上为宏观概念，举一个最朴素的哲学思想——穷则思变。
试问一个人一辈子能赚多少钱？例如，按薪金每月5000元，20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工作40年计，一个人一辈子能赚200~500万元。此为一个区间，还是毛收入，况且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水平。人生走到尽头，油尽灯枯，混个负数也是有可能的。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思想也截然不同。有的人觉得这些钱够花了，得过且过，无欲无求。有的人当然是不甘心的，所以若要享受高质量的生活，首要的客观条件便是争取更多的财富。那么也就有了“穷则思变”之说，想要赚更多的钱，先要改变思想。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乃一连串的思想化学反应，放诸四海而皆准，各个行业，均可使用。我们常说“人穷志不短”，现实生活中这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话。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的人，会变得人穷志短。贫穷不是经济状态，而是一种疾病状态。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人性，使之坠入深渊。长期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思想久困，碌碌无为，容易走向极端，人性显恶。时间一久，于是形成了：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所以，穷人之所以穷，是缺少思想的改变和创造财富的能力。相反，一个人把自己发家致富的思想及过程形成理论体系，那就是成功学；一个国家把本民族致富的思想及过程形成理论体系，那就是《国富论》。哲学思想是任何自然学科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哲学是地基，埋在下面。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存在，如超市里的商品，五花八门，各有卖点，它指导人们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哲学思想有：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西学。根据社会制度的不断变化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政治选择思想，思想服务政治。在历史长河中，各种哲学思想流派争相出场，起伏沉落。
1、春秋战国时期
周灭商后，中国的社会制度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又称封土建国。中国哲学思想经过漫长的发展，到这一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思想学派有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每家学派各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主张。每家学派均将自己的想法述诸笔端，形成文字理论体系，用以来说明阐述自己的思想，学术上称之为“子学时代”。
各家学派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奔走呼号，向统治阶级推销兜售。各个诸侯国纷纷拿起思想武器，武装统治。最后使用法家思想的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法家思想主张，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以法治国”的规章体系，迎合服务于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的政治主张。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本无好坏优劣，只是哪一种更适合统治阶级，哪一种才会被选择使用。法家为主流思想的秦帝国，国祚仅仅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2、两汉时期
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秦帝国排山倒海灭掉六国，为什么统一之后“二世而亡”？学者们渐渐地得出了答案——思想不对。最早看到问题症结的人是秦朝遗臣陆贾。还在刘邦起码打天下的时候，陆贾就向他推销儒家思想。刘邦对儒家思想不感冒，甚至持蔑视态度，他说：“老子骑马打天下，还能用得着诗书礼仪？”陆贾反唇相讥：“骑马可以打天下，但骑马能治江山吗？”刘邦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入关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出台一系列顺应民心、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建立后，曹参为相时，邀请全国学者探讨治国之道——大汉该使用什么哲学思想统一人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个叫盖公的世外高人，善于黄老之术。当然，所谓黄老之术，传说是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乃假托黄帝和老子，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兼顾采用阴阳家、儒家、墨家等诸思想学派的观点综合而成。盖公讲的黄老之术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政治贵清静而民自定。”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黄老之术对西汉初年的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出现了“文景之治”，这种思想治国方略，又被称为“黄老政治”。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黄老政治最后一位统治者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朝纲独揽，儒生博士董仲舒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主要建议：君权神授、罢黜百家、尊王攘夷、建立太学。在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形成，迫切要求树立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学。学者们纷纷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注疏，学术上称之为“经学时代”。代表人物董仲舒、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
3、魏晋时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走向政治舞台。改朝换代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作为官方哲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有短板，为了弥补其不足，加入了道家思想。玄学思想是儒道合流，又称新道学。统治阶级用这套思想为自己的合法地位进行有力辩护。但玄学无力巩固统治阶级的合法地位，这是由玄学的出世、超生死、得解脱的核心思想决定的。因此，这套政治思想逐渐沦为精神养生术。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4、隋唐时期
东晋以降，佛教发展迅速，到隋唐时代，佛教经过起初传入时与中国文化的冲突，逐渐变为融合，形成本土化的佛教，被朝廷与民间广泛接受。这时期佛教涌现出诸多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所以，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学术上称之为“佛学时代”。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先后是两个大一统朝代。地盘大、人口少、民族多，思想复杂，隋唐时期便采用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用的政策。三家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各有所长。最后结果是，佛道被尊崇，儒家衰微。
需要一提的是，唐朝著名的韩愈力排佛老，对佛教的态度是“焚其书、庐其居、人其人”，可谓极力排斥，非常极端。同时，韩愈极力提倡儒家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5、宋明时期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后，唐朝名存实亡，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中国社会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代。960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建立宋朝，经过多年征战，平定中原。在这一时期，儒家那套思想又适合了时代的发展需要。
儒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中期时由范仲淹提倡，理学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继之，开北宋理学之先河。后来逐渐形成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后来谈兼性理的道学逐渐走向正统地位，学术上称之为理学，被认为弥补了儒家思想的短板，构建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一批有识之士，如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学者对佛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像韩愈那样完全排斥，而是从中吸收养分为儒学所用。面临佛教、道家的思想压力，儒家完成了一次自我更新和重新构架，吸收佛老精髓形成了新儒学思想，一直贯穿到明代，所以这一时期称之为“宋明理学”。
那么，在理学之前，儒家思想的短板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没有终极预设和辩证思维。
如佛家的终极预设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辩证思维是轮回说、因果说。道家的终极预设是“羽化登仙、无为而治”，辩证思维是阴阳说。
理学家们为了弥补了儒家短板，提出的终极预设为——天理。而辩证思维则直接采用了道家的阴阳说。
其时，理学主要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的“蜀学”等。
程颐（伊川先生）的“洛学”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称之为“程朱理学”。陆九渊上承孟子、程颢（明道先生），创立了“心学”，明代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故称“陆王心学”。
另以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到清初的黄宗羲演变成“浙东学派”。
朱熹的理学思想（朱学）在他生前并未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一度被认为是伪学。门人遭到迫害，流离失所。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理学方得到统治阶级认可。元代仁宗皇庆年间，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实际上朱学仍未受到重视。直到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官方修成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朱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朱熹作为一位儒家宗师，作为唯一一个非孔子的亲传弟子却享祀孔庙的人，有些理论确有独到见解，诸如“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云云。朱熹的治学思想，有自己的一套把式。然而，缺点也是有的，例如过分提及“三纲五常人伦秩序”，再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点，比较压抑人性。
原始的儒家思想，是“思无邪”，非常厚道，实用也实在，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孔子无罪，过分强调人伦秩序，压抑人性，这些理论并非是他提出的，而是理学家们发展出来的。朱学原是一种学术思想，由于很对统治阶级的胃口，许多想法与上峰极为吻合，所以它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统治阶级“拿来主义”地将其原有思想直接异化，以适合其统治需要。当然，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了国家的意志和民族的未来，并非学者之误。理学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过分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也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自此，昔日那个积极的、血性的、健康的中华民族，由攻转守变为消极的、保守的、病态的、迷茫的民族。
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被官方修订放大为《四书集注大全》，以朱熹本人思想为主，收录朱熹门人的理论以及其他一切符合统治阶级思想的哲学理论，成为科举考试之教科书。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判明代官方教材：“抄袭成书，内容陋劣，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明代确定朱熹理学为官方教材后，出现了两位大师——薛瑄和吴与弼。
薛瑄与弟子张鼎、阎禹锡等形成“河东之学”，再由段坚门徒周蕙及其再传弟子吕柟等，形成明中期的“关中之学”。吴与弼则代表“崇仁学派”，门人有陈白沙、娄谅、胡居仁、罗伦、谢复、胡九韶、周文、杨杰等。学生们又分为两派，以陈献章为代表，得吴与弼“静观涵养”之理，开启“白沙学派”；娄谅、胡居仁得吴与弼“笃志力行”之精神，创立“余干学派”。同时，黄宗羲认为，娄谅开了“姚江学派”的先河，阳明心学诞生之后，“姚江学派”发扬光大，影响整个中晚明时期。
6、清代朴学
经过中晚明的思想激荡，阳明心学逐渐转为实学，称之为“清代朴学”。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阶级“文字狱”盛行，学者唯考据不出事。此外，朴学也仅仅是清代新学派的重要分支，主流思想意识还是朱熹理学。
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
7、近代西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促使清廷在1860年推行了洋务运动，继承明末利玛窦等人的“西学东渐”之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观点，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争后，清朝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标志着西学正式确定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李石曾、蔡元培、邹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