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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知应天府时，恰好赶上范仲淹母丧守孝不在朝廷任职，于是把聘请他为应天府书院校长。范仲淹回到母校感慨万千，杨悫、戚同文、戚维、戚舜宾、曹诚，应天府书院经过四代人的努力，方有今日之规模，到他手里，将会继续发扬光大。
范仲淹在这里开始传到授业解惑，儒学复兴也从他这里开始。
虽然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走向政治舞台，可历史在发展，什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两汉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代，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执政。在这特殊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有短板，为了弥补其不足又与外来的佛家理论结合，形成玄学，统治阶级用这套思想为自己合法地位进行有力辩护。可未能救世，这套政治思想逐渐沦为精神养生术。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地盘大、人口少、民族多、思想复杂，所以隋唐时期采用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用政策。三家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最后结果儒家衰微，道家尊崇，佛家被扶植。
自唐玄宗安史之乱（755 年）至北宋建立（960 年），军阀割据，五代藩镇，两百余年间打来打去，什么东西都打光了，包括儒家道德。道德一旦崩溃，对于社会而言直如人间地狱，大街上人人冷冰冰的，与行尸走肉毫无区别。北宋初年，优待文人士大夫，国内较为安定，国际上一直在打仗。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才算消停了。文人士大夫在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下，不自觉的产生了思想变化。但，他们引以为尊的儒家思想，却排在社会主流之外，盖因思想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范仲淹作《四民诗》，写出了北宋社会上士、农、工、商的现状。
《四民诗之士》写道：“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说君主要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进贤授能”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当时的境况却是“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也就是说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虽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禆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黙。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这里的“禆灶”（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说的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光辉”⑤。
后来的王安石与张方平一次对话，也反映了这一问题。
王安石曾问张方平：“孔圣人去世百年方有孟子，他们之后再无圣人，为什么？”
张方平说：“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如马祖大师、坦然禅师这些人。”
王安石没听明白，意不甚解，张大人说的都是佛教中人，不是儒家的，乃问：“啥意思？”
张放平解释说：“因为儒门淡薄，皆归释氏焉。”
王安石恍然大悟，甚为叹服老张的见解。有人把他们的对话告诉了后来徽宗朝宰相的张商英，张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⑥！”
这就是当时的士风与儒家的地位。只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向上的思想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才能拯救大宋帝国。范仲淹带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去复兴儒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⑦。”
高平学派在范仲淹的倡议下，北宋儒学成复兴之势。
此外，还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宋初儒学复兴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
三人儒学复兴之路与范仲淹大同小异，如胡瑗、孙复曾在泰山一道院中读书，同样非常刻苦。每次家里给来信，胡瑗只要看到信中有“平安”二字，不再看了，直接扔山涧里，继续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就这么有个性。其后，三人与范仲淹多有交集。
每一学派发展皆蔚然壮观，是为两宋的主要政治力量。
高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戚同文、许骧、陈象舆、范仲淹、韩琦、富弼、张方平、张载（理学“关学”创始人）、范纯佑、范纯仁、李觏、欧阳修、曾巩、周敦颐（理学派开山鼻祖、濂溪学派创始人）等。
安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胡瑗、程颐、刘彝、陈舜俞、周颖、钱公辅、杨适等。
泰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孙复、石介、文彦博、姜潜、梁焘、晁说之、祖无择等。
范仲淹的伟大之处即是：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⑧。
范仲淹不是因为《岳阳楼记》中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伟大，是因为他这种时代精神呼唤而出，才成就不朽之名。之后北宋理学极为灿烂，仁宗嘉祐年间、英宗治平年间、神宗熙宁年间，先后出现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二程洛学（含张载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此是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时代框架下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又一黄金阶段。
他们在思想相互交流，确立“明体达用之学”，形成了北宋时期的新儒学，后世称之为理学，他们成了理学上的先驱者。他们重新举起儒家“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号，排斥佛老，抬出孔子来矫正现实，试图改变社会现状，涤荡士风，恢复儒家思想理想中的道德社会。学术上的“尊王”与“明道”成为他们的骨干精神，所以后世又把理学叫道学，即是源于此。
宋初立国确定优待文人，高薪养士好几十年如一日，终于有了成果，在帝国积弊已深的时候挺身而出。有了这么一波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朝廷当然愿意与他们合作，于是有了庆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