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父亲虽然为官,但家里收入并不丰富。
王安石《上相府书》:“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可以为证。这并不代表宋代官员工资低,而是另有原因。
宋代官员的工资由实物和钱等部分组成,加在一起为古代中国官员俸禄之最。
真宗咸平四年(1001 年),杨亿上疏论官俸低,称:“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国家副总理工资不及中级军官高。从这开始,宋代公务员开始涨工资,以至于引起了后世的羡慕嫉妒恨。
宋代职官比较特殊,分为官、职和差遣。
官,好理解,诸如授光禄寺丞(从六品上),主管宫廷膳食的。说明按照这个官给你开工资,但不一定干活。其次是职,大致分为三种,即第一类翰林学士、知制浩、翰林侍读学士,第二类殿学士,第三类阁学士,统称学士。属于荣誉头衔,有的“职”能有点儿额外津贴等福利待遇。最主要的是差遣,也就是官员的实际职位,如知某州、判某州等。如包拯曾为“尚书省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权知开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实际工作职责。所以,“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②。”意思说当官的以“职”为昭文馆、集贤院等学士为显耀,而不计较官位多大。以差遣的实际工作职责为贵贱,而不是看谁脑袋上的荣誉头衔多。你个信访局局长官是不小,但能与市委秘书相比吗?了解这个,再说俸禄。
北宋官员俸禄大致概括为三大组成部分:其一,正俸,类似工资,什么官什么级别给多少开多少薪水;其二,津贴,如禄粟(谷米是工作重要组成部分)、职钱、职田(根据职位高低田,田地不等,这类人员占有的田地称之为官户,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马料(类似车补、油补)、茶汤钱、公用钱(针对地方官员的安家费)等;其他福利,如冬春工作服、随从人员衣服、绫、绢、冬棉、茶、酒、厨料、柴火、米面、牛羊等。可见当官多么诱人,衣食无忧,只要考中进士就能享受上述待遇③。
除此外,还有更大一笔钱财,那就是赏赐。
如郊赐祭天、过节、大臣致仕或死亡、皇帝驾崩等等。这些特殊情况,皇帝会给臣子赏赐,钱财不定额,有多有少,但赵官家出手绝不会那么寒酸。以往郊外祭天,枢密使赏赐银昂四千疋两、宰执三千,以此类推。庆历二年,国家财政困难,节费问题,郊赐减少了一千。再如大臣病死,真宗朝宰相李沆有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去世,皆赐银五千两。赏赐给钱不算什么,关键是有恩荫,皇帝会将大臣的子孙亲戚恩荫,直接入仕做官,不需通过科举考试。大臣子孙零落的,就拿门客奴婢充当。一次恩荫,可达几百人。
王益拖家带口来回上任,续娶吴氏后,家里添丁,给他这个本不富裕的地方小官带来经济上的负担。以王益他老人家的脾气绝不屑贪污受贿,搞些灰色收入。另,职田有的官员有很多,有的官员一亩都没有。父亲的风气直接影响到孩子,王安石也这样,对于金钱名利看得比较淡。
明道二年(1033 年),王安石祖父在临川老家病逝。
王安石随父亲回家丁忧守孝。按照中国人的人文观念,老人通常疼隔辈人,但在史料里并未发现祖父与王安石的交集,所以爷爷的去世对少年王安石影响不大。此时,他已学富五车,才华异禀。在他看来丁忧即是要在家乡安安静静地过上三年光景。
三年里,王安石将游宦南北的见闻逐一消化吸收,学业上比普通士人看得更为透彻。闲来无事时,他会和兄弟几人去金溪的娘舅家里串门。论亲疏程度,孩子更倾向于母系一支,父亲堂兄相对较淡。王安石的姥姥黄夫人学识渊博,尤其喜欢读史书,经常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吴氏一门儒家起事,与她老人家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就这样,在不断的交流、沟通、学习中,王安石学识大进,成为年轻一辈中杰出代表。诚然,环境造就了人才。假如王安石从小混社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便有心思学习估计也没那个时间。想成为一代文学家、改革家,这种可能性不大,混到头来充其量是宋江那个水平。
丁忧结束后,翩翩少年王安石,打理行装,跟随父亲继续宦游天下。
景佑四年(1037 年),王益通判江宁府,是年王安石十六岁。
江宁,即今江苏省南京市。从此王安石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刚刚过了两三年的消停日子,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对王安石造成沉重的精神打击——王益去世。
家里的顶梁柱,曾经为他树立榜样的父亲,英年早逝,卒年只有四十六岁。王安石的世界轰然倒塌,家庭的负担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头。王安石有两位兄长,四弟三妹,母亲吴氏,再加上若干家仆,小二十口人需要吃饭生计。好在舅父家境殷实能帮一把,但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去科举。
父亲王益葬于南京牛首山,王安石与家人在南京守孝三年。他退掉了一切应酬活动,专心致志在家研究学术,并以古代那些有卓越贡献的名臣自勉,希冀像他们一样建功立业,彪炳史册。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有:“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句,稷、契是两个人,上古时代的名臣。杜甫曾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之句。杜甫以稷、契自比,希望能和他们一样干出点成绩来。最后未能如愿,落得苏东坡骂他自比稷与契,可惜才能不济。
古代名臣,是他精神上的偶像。
宋代读书人看的书大致是四书五经。
中国哲学思想史发展情况即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近代西学。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学术上称之为两汉经学,代表人物董仲舒、卢植、郑玄等。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中,通常有汉代学者的注释,是学者们对儒家经典的心得理解。这样一来,苦了后世的莘莘学子。他们不仅要看正文,还要看注释,导致看得稀里糊涂,冥冥不懂。元顺帝命儒生李老师教太子儒学,命番僧教太子佛学。学过之后,太子说:“李先生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这对儒学可谓是经典评价。
王安石读书治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当时著名学者胡瑗、范仲淹、李媾等影响,不在死读书本,而是与生产生活相联系,通过实践验证理论。众多学者中,王安石最崇拜范仲淹。至此,王安石青少年时期有三个偶像,分别是生活中的王益、精神上的契稷、朝堂中的范仲淹。
三年守孝生活结束,王安石从苦读中走出来,已然今非昔比。
王安石跟随父亲宦游南北各地,社会阅历丰富,开阔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这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俗谓穷人孩子早当家,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注定影响了少年王安石,使之涉世过早,老成持重,对社会更多了一分现实的思考。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