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父母应当尊重和爱护孩子。只有这样，他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才能在漫长的人生中，活出真实的自我。
——爱丽丝·米勒
为人父母是一份有固定期限的职责、任务
。一些作家揭示了亲职功能在生命过程中的显著演变。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学家乔瓦尼·阿比年特强调：“父母的角色正在以一种缓慢、渐进但引人注目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过去负责控制、引导、提供情绪支持的功能变得越来越次要，而（与孩子共同培养）合作、分享、平等交流、尊重个体差异和他人隐私等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29］
思考父母角色的结束是合乎道德的。在家庭内部扮演的理想化角色或多或少地阻碍了个体及家庭成员之间真实关系的发展。只有做好不再做父母（终结亲职功能）或不再做父母的孩子［终结亲子功能（fonction filiale）］的心理准备，每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可以在亲子关系中找回失去的活力和养分。对未来要成为前父母的人来说，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角色，抱着更负责任的态度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作为父母的使命，将会改变一切。对未来要成为前子女的人来说，发展成独立自主的成熟个体将帮助他们在“根基”（我来自哪里）和“翅膀”（我要去哪里）之间找到平衡。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亲子关系的本质。
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涉及有关给予、接受、回报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亲子关系中最根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并叩问着每一位前子女与前父母：“我欠父母什么？对我接受的关照和爱，我应该回报父母什么？”个体价值和完整性是在与他人互动的关系中经过不断锤炼而逐步完善的。对孩子来说，它首先取决于与父母的关系。对等和互惠互利的尊重是各种亲密关系的基石 ［30］ 。然而，亲子关系中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债务，而我们很容易把孩子视为欠债的一方。这是为什么？
家庭心理治疗师伊万·博索尔门伊-纳吉（Ivan Boszormenyi-Nagy）对此直言不讳：“从理想化父母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背负着生存债务，即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用慈爱换取我们的信任。孩子只要活着，就永远无法真正摆脱对父母的这笔亲情债务。” ［31］ 对父母基本的忠诚源于生命和爱的馈赠。基于这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观点，无形的忠诚钳制了许许多多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发展。父母很少觉得他们必须通过付出“赢得”孩子的信任；更常见的是，孩子觉得自己天然地获得并享有了父母的爱。如此一来，孩子不但无法感到自在，更觉得亏欠。在内心深处，孩子会认为自己有缺陷，并采取策略掩饰这种吞噬个体价值的顽固的羞愧感。如果你得到的爱是要求回报的，那么你觉得自己在一个想要在你身上投资并获得回报的人的眼里算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无论前子女到了多大年纪，父母的亲职功能都会被神圣化并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了。这与弗洛伊德“儿童天生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论保持一致：在原始本能和反社会本能的驱使下，孩子把一切都归功于父母的教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实际的童年状况已完整地浮出水面，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了。
2015年，一则催人泪下的泰国温情广告将一个父亲和他6岁的女儿搬上了荧幕。
女儿放学回家，走到父亲身边递给他一封信。他开心地边走边读：“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他欣喜若狂，对女儿露出笑容，继续读：“爸爸是世界上最帅气，最时髦，最聪明，最善良的人。他是我的超人！爸爸希望我在学校好好表现。爸爸真的太好了，但是……”
父亲满脸严肃地停了下来。他可爱的小女儿垂下头背对着他。他继续读：“他说谎。当他说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时，他在说谎；当他说他有足够的钱时，他在说谎；他说他的工作不累的时候，他在说谎；他说他一点都不饿的时候，他在说谎；他说我们什么都有，他在说谎；他说他感到很幸福，他在说谎。他说谎……都是因为我。我爱爸爸。”
女孩转过身再次面对他，但眼睛还是盯着地面。父亲惊慌失措，迅速将她抱在怀里，和她一起哭泣。保险公司广告标语清晰地响起：“为了孩子的未来，值得付出一切。”
这则广告很有说服力，广告的前3/4内容既遵循了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强调了父母的牺牲者姿态，也唤起了成年人对童年的记忆。杰斯珀·尤尔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孩子对各种事物进行思考的深度和复杂度。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幸福永远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从出生开始，孩子就过度负责，表现出过度发达的社会情感和与实际年龄不符的配合他人的意愿” ［32］ 。广告影片中的小女孩猜到家人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她偷偷背负着父亲的痛苦，试图减轻家庭系统的沉重负担。因为感到内疚，孩子想在情感上减轻父母的痛苦并内化那些压迫父母的大部分困难情绪（羞耻、内疚、无助……）。许多孩子在与父母相处的过程中，都深刻经历过这一段家庭背负着沉重负担的日子。
孩子会自然地牺牲一部分个体完整性以免有损于爱：他付出的爱和他接受的爱。孩子因此备受折磨。杰斯珀·尤尔解释了这种生存压力是如何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维护我们自己的完整性和协助他人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两件事是冲突的，也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困境。一方面，成为一个群体的一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为了能和所期望的人合作，我们要适应他人的需求，去配合那些他人期望完成或想要的事物。另一方面，在这种适应中，我们失去了一部分个体完整性，我们舍弃了某些对我们自己来说重要的部分。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不断做出调整。” ［33］
在这则广告中，个体与家庭系统的一致性体现在：伴随着亲子关系的调整，孩子和父母可以实现真实的交流。在亲子关系中，调整的责任应该完全落在父母身上。孩子只是发出警报，而父母有责任做出回应。
在这个故事中，小女孩觉得自己可以向父亲倾诉心声。尽管她很害怕，但她还是冒着无法预知父亲反应的风险这样做了。毫无疑问，她在后来也充分体验到了她父亲的善解人意和仁慈回应。充满信任的亲子关系让她能够表达自己。父亲既心疼又仁慈的情感和态度减轻了对孩子脆弱的肩膀来说太重的负担。广告的最后一幕是这个小女孩快乐地依偎在她父亲的怀里。亲子关系一旦调整，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父母与子女会在情感纽带中感受到生命的自由流动。
在广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发现，父母愿意对孩子展现出同理心，愿意提供帮助并给予关爱时，也会对亲职功能产生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推翻了“永恒的亲情债务”这一概念，打破了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反思了父母“大公无私”的爱。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幻想，叫嚣亲职功能的特征是大公无私的爱。人们敬重自我牺牲的父母（就像广告中的这位父亲），并将其作为榜样宣传。人们将所有自我牺牲行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与大公无私的爱联系在一起。而根据我们的心理治疗经验，吹嘘父母之爱和孝道的家庭往往比其他家庭有更严重的功能失调。父母口口声声地说爱孩子，显得特别有操纵性。对孩子来说，这种操纵性很危险，因为它会使他更加配合。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越固化，孩子的妥协程度就越大。对父母而言也是如此。除了这一点，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在宣扬牺牲的环境中，说“不”、进行反对或表达/捍卫自身需求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在成年后，父母大公无私的爱是维持永恒的亲情债务的黏合剂。前子女对自己在情感上和/或物质上得到的一切都心怀感激，自认为有清偿的义务。大公无私的爱确保了父母所有的行为，哪怕十分久远，都与爱和/或值得赞颂的教育有关，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历史心理学
的开创者、美国研究员劳埃德·德莫斯（Lioyd de Mause）认为，文明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对待儿童的方式。“历史变革的本质力量不在于技术，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人格发展，是通过世世代代父母和孩子的互动而发生的转变。”
［34］
通过分析从古至今的亲子关系史，他总结出了以下三种典型的心理反应模式。
投射效应和逆转效应非常普遍，可以削弱甚至消除父母由于不当的养育行为而产生的内疚感。父母不会感到内疚，因为错在孩子身上。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孩子会自然地通过接受父母转移到他身上的角色来保护父母。这样一来，孩子就会一直感到羞愧和内疚。对劳埃德·德莫斯来说，对孩子重复地施与暴力是心理健康发展史中最有缺陷和最具破坏性的一点。
对前父母而言，结束亲职功能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蜕变。它让人重新评估并调整亲子关系，瓦解了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既不公平又阻碍自我发展的忠诚。“能拥有如此出色的父母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好运，要对此怀有感激之心” ［35］ ，正是这一永恒的亲情债务使许多人陷入困境，阻碍了个体对自身生命承担全部的、完整的责任。
并非父母给予孩子以生命，而是生命本身通过孩子到来。无论是支持还是束缚，父母都面对着一个独特而具体的存在。终结亲职功能是有必要的，这可以避免人们误认为孩子对父母有所亏欠。无论你是否感激父母，你都无法改变一件事情：你的父母创造了一个生命，而你是唯一获得这次机会的人。父母对你唯一的馈赠，就是让你将美丽的人生送给自己。
前子女并不与生俱来地亏欠前父母任何东西，可以忠于内心，自己判断想与前父母分享什么。孩子不属于父母，借用纪伯伦的诗来形容孩子的本质，那就是“其本质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只要记住这一点，每个人就都能够平衡好基于自身生存的双重体验：体验亲子关系以及体验自我成长。
乔瓦尼·阿比年特强调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问一个孩子，‘家庭中什么最重要？’他会回答你：‘当然是彼此相爱！’他根本不需要深入思考或进行广泛的心理学研究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彼此相爱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足够和谐且存在足够大的凝聚力：所有人都能感知并体验到相互羁绊的爱的纽带（lien affectif）。” ［36］
矛盾的是，家庭的爱是一种既普遍存在又被误解的情感。父母通常以他们对孩子的爱的感觉为支柱。有时，这种情感会变成一种僵化的心理状态。有多少父母会评估他们的爱是否真正被孩子感知和接受？太少了。那种情感会变成专注而关切地倾听孩子心声的行为吗？它是否会以温和的眼神和积极的言语被表达出来？它是否会变成表达爱和支持的行为？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爱是至高无上的情感，而孩子是情感专家。
我们在另一本书中讲过：“爱的情感是童年经历的核心。一个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婴儿对爱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的整个身体和思想调动了不可思议的资源来与父母建立联系。爱的情感对婴儿来说类似生命的养分，伴随着简单的快乐、深度的放松和温暖的善意，是一种影响人的健康、活力和幸福的自然能量。婴儿对爱的需求大到难以被满足，它保证了婴儿的成长和发展。而孩子的爱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渴望，作为生命和感性的独特产物，由内而外慢慢散发能量并日益显著。” ［37］ 当谈及亲子关系中的爱时，很多人会习以为常地忽略孩子的爱。然而，这份爱在任何家庭系统中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在治疗过程接近尾声时，50多岁的查尔斯谈到了他的个人体会：
“我和内在小孩接触了上百次。以这种方式重新和童年经历产生联系，让我很受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理清哪些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哪些是我自己对过去的解读。我可以理性地看待父母的行为，不管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深刻地改变了我对童年经历的看法，意外打开了我看待人生的另一种视角。现在，我的内心有一个信念，我称之为‘个人体会’。我确信我的父母能够和曾经的我那样的孩子一起生活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当时能意识到，那么很多行为无疑会发生改变。无论如何，通过与我的爱的源泉——我的内在小孩产生连接，我学会了更加公正地对待自己和人际关系。”
是的，孩子是家庭的爱的核心。它与孩子天使般的天性并没有太大关系，而与孩子的身体能感知并识别爱的情感，也就是那种“我们与别人分享的热情往来的微小瞬间” ［38］ 有关。孩子是家庭系统中爱的晴雨表，是可以识别亲子关系中是否有爱的宝贵专家。正如美国神经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所说：“爱是至高无上的情感。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与否会影响我们所有的感受、情绪、思想、言行和我们的未来。” ［39］
亲职功能需要更多的人性和更少的教化，让维持亲子关系的养分——爱，在家庭中更好地循环。然而，父母并非爱最主要的来源。他们更常是通过关心和照顾孩子而促进爱的循环的人。在三十年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们发现与内在小孩和解的成年人会成为更公允的父母。他们会减少以教导者姿态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做出更多可以滋养亲子关系的行为（比如温柔的对话，表达和认可情绪、需求，阅读，做游戏和进行其他休闲活动，共同完成一件事情）。这些特别的交流能够促进孩子和父母之间相互信任的、肯定自我价值的、相互关怀的和深刻的联盟关系，让孩子体验到旺盛的爱意。
2010年，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INSEE）的一项研究量化了父母在以下方面给予孩子的平均时间：照顾日常起居、接送、交流（用以加固亲子关系）和关注学业 ［40］ 。在法国，女性普遍比男性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在交流方面，母亲平均每天花13分钟，父亲平均每天花11分钟。2014年，4岁至10岁的法国儿童平均每天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为2小时18分钟。如今，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电脑等）的发展及儿童（包括4岁以下的儿童）对其的广泛使用让亲子交流的时间变得少之又少，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父母与孩子如果缺乏交流，就无法建立优质的亲子关系。
家庭心理治疗师杰斯珀·尤尔曾对25对父母进行测试，让他们自主评估与孩子的交流情况 ［41］ 。这些父母认为，自己说的50%的话是没有效果的，与他们的真实感受也不相符；还有20%的话是无意识说出来的，这些话并不妥当，只是在重复他们自己的父母说过的话。根据这项研究，父母的话只有18%是让他们自己满意的。
看完这项研究的结果，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学会了“在自己之外”生活。根据杰斯珀·尤尔的说法，“他们失去了倾听自己内心所发出的声音的信心，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状态并没有好处；这会阻碍他们发展自信心，抑制他们发展同理心和与他人相互依存的感受；也会降低他们的学习能力、心理能力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并增加他们成瘾和变成受害者的风险” ［42］ 。
孩子不应被视为成年人的附属品，他们应该因为在爱方面的专长而得到认可。实际上，父母应该成为学习者，因为他们肩负家庭幸福的重担。将孩子当成一个教导爱的老师，是父母摆脱自己过去有缺陷的教育方式的最佳途径。
如果父母阻止孩子在人生的前几年释放天性、无忧无虑地玩耍，父母就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变得有些失职。面对某些可能不是必要的义务，失职的父母要求孩子承担根本不属于他或不适合他年龄的责任（做家务、照顾兄弟姐妹等）。当然，父母可以提议年幼的孩子一起参与家庭生活。孩子喜欢感受到自己很重要，喜欢与父母建立紧密的连接。他把这一切视为分享和学习。让孩子参与家庭生活不是问他愿不愿意——这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意义不大——而是让他感受到父母在与他的合作中陪伴他成长的快乐。不过，孩子并不会一直需要父母的陪伴。他在成长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想独自完成任务。
父母必须遵循一条黄金法则：孩子不能，也绝不应该被物化。孩子如果被物化，那么即使他顺从父母，他也能察觉到。物化孩子会破坏亲子关系，减少在这段关系中流动的信任和爱。如今，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父母的权威比过去更加有害。一些父母利用孩子对他们的喜爱和重视，操纵孩子顺着他们的意愿行事。喜爱和重视成为一种突破孩子心理边界的糟糕策略 ［43］ 。这样微妙的、具有控制性的评价方式会使孩子产生一种虚假的亲密感和有害的感受（自卑、被遗弃、无助），以及对父母形象的病态依恋。每对父母都应该问问自己用某种方式对待子女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心理治疗师安东尼·德·梅勒（Anthony de Mello）提醒我们：“对别人说‘不’是一件很棒的事，这是觉醒的一部分，意味着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你要明白这种态度并不自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一点也不自私。要求另一个人按照你的喜好，为了你的利益、你的骄傲、你的快乐而生活，这才是一种十分自私的态度。学会说‘不’后，大家就会认为：我要保护自己；我不觉得必须跟你一致，我不觉得必须对你说“是”；如果我觉得有你在很愉快，那么我会享受（和你在一起）但不会抓住（你）不放。” ［44］
无可否认，生下一个孩子然后对他进行教育，受到许多与孩子自身——他这个人、他的需求和他的特殊性——无关的因素的影响。情侣或夫妻想要孩子的原因多数是自私的；这是一个不应被掩饰的事实。一位有准备的父亲或母亲胜过一对没有经验的父母。理性的父母会为孩子的反对感到高兴。孩子说的“不”会渐渐在他自身、他的极限、他的需求和他的价值观中变成“是”，有助于孩子自主性、自我价值和爱的发展。研究表明，反对父母的权威与更健康的自主意识有关 ［45］ 。孩子的“不”给了父母重新评估自己的期望和期望的合理性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亲子关系成了整个家庭进步和发展的源泉，时时刻刻提醒父母持续培养、维护孩子的自主性。这也提醒前父母他们并非只为前子女而存在，他们也要培养和保留自己的自主权，不能仅仅指望或依靠前子女生存。
孩子需要自己做决定，而非服从命令。这样他才能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根据维琴尼亚·萨提亚的说法，“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根据对自己、他人以及所处环境的准确判断做出选择和决定；一个成熟的人承认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并为结果承担责任” ［46］ 。
成长不仅仅涉及自主性，还涉及建立成熟的关系，尊重关系中每个个体的完整性。因此，前子女（或前父母）可以衡量并决定亲子关系状态何时不再适用于与前父母（或前子女）相处。当爱的情感充分体现在亲子关系中时，每个人都能成熟地做出必要的改变来重新调整亲子关系或建立新同盟。正如精神病学家莫尼·埃尔卡伊姆（Mony Elkaïm）所说，“问题不在于急切地分辨谁对谁错，而在于摆脱目前的状态：他们坚信自己是对方的受害者” ［47］ 。
自主性和成熟度促进了亲子关系的重新调整，并且消除了其中所有的害怕和不安。
心理学的依恋理论表明，个体在探讨童年时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成年后与他人（伴侣、原生家庭成员或与自己的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时，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明显的焦虑
。心理学家布莱兹·皮埃安贝尔（Blaise Pierrehumbert）因此得出结论：“依恋，无论是对伴侣、子女还是父母，都是培养安全感的基础，有助于个体形成开放的态度，反过来也可以促进封闭、依赖。”
［48］
依恋的第一阶段对应孩子生命的前十八个月。在此期间，孩子会完全依赖可靠、有能力的和慈爱的父母。
几年来，我们在心理咨询中用一项测试 ［49］ 来揭示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如下所示。
以下表述是否可以反映你在与父母（父亲、母亲或两者）的关系中的感受，你只须勾选“是”或“否”。
续表
如果你勾选了一条或多条表述后的“是”，那么你与父母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就需要调整。你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这种关系等级森严、不对等、令人害怕和不安。
通过这个测试，许多人意识到他们在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自主性和成熟度仍有待确认和巩固。这种构建只有在亲职功能结束后才能成功。
爱的情感——热情、共同分享喜悦和让人感到幸福的微小瞬间——回到亲子关系的核心位置会让父母的角色终结，让前子女和前父母在毫无害怕和不安的关系中重新找回彼此。自主性和成熟度建立在亲子关系中爱的情感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因此，爱既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更不是买卖。它无法被购得，也无法被偿还。这种至高无上的情感是抵御害怕和不安的最佳堡垒，揭示了亲子关系的真实状态。
太多的父母误认为自己与孩子的亲情纽带是坚不可摧的。这种亲情纽带被错误地与血缘关系牵扯在一起，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人们常错把亲情纽带、父母拥有大公无私的爱这种幻想，当成父母对孩子的好。或许在父母一方看来天然就是如此，但这种幻想并不能与后者画等号，这种误解对孩子也是不利的。许多为大众所熟知的亲情表现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亲情纽带是一座脆弱的桥梁，是一种脆弱的情感联结。它无法承载所有的重量，并且随时可能松开，有时甚至无法重建。许多前子女深信自己无法动摇与父母的亲情纽带。这种信念让他们宁愿僵持在痛苦的亲子关系中也不去做调整，让亲子关系无法实现任何有益的转变，进而对双方都产生负面影响。长此以往，亲情纽带只会继续弱化，甚至有完全断裂的风险。
亲情纽带的脆弱性在于儿童的自我本就敏感和脆弱。许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当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矛盾的是，孩子越痛苦就越依赖使他痛苦的人。因此，“孩子们完全忠于父母，即使生育他们的人虐待他们。受虐的恐惧增加了依恋需求，孩子们出于害怕和不安会表现出更高的忠诚度，希望在臣服之后能得到来自父母的宽容与安慰” ［50］ 。
孩子无法选择父母，只能咬紧牙关确保自己能够在家庭中生存下去。当父母是权威的化身时，孩子很难控诉自己遭受的苦难，成年后，他也很难谴责自己遭受的苦难。在小时候，孩子很擅长动用所有的能量隐藏自身的感受并保持沉默。而成年之后，他也会刻意否认那些身体无法忘记的事实，与真实的自我产生冲突。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生命中伤痛的根源。
在成年后，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问题往往隐藏着前子女缺乏爱、被工具化或被虐待的痕迹。每个人除了陈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还必须指出和谴责那些充斥在童年中的无法让自己接受的言行。一个人如果不以内在小孩的名义表达愤怒，就无法从童年创伤中自愈。所有的治疗都需要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过往身体创伤的重现。长期以来，一些治疗师遮掩并集体否认一种“隐藏的流行病”
：童年创伤。
在一次研讨会中，我们提出了一项测试，灵感来自美国一项关于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及其对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
。
以下表述是否能够反映你人生前十八年的经历？你只须勾选“是”或“否”。
续表
在以上表述中，只要有一条的选择是“是”，就能够证明你在童年时经历过影响你人生的创伤。而你选择的“是”的表述越多，你成年后出现发展障碍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孩子在童年时承受的痛苦和家庭功能失调的程度，与孩子成年后可能遭遇的问题，比如使用违禁药品、酗酒、过度肥胖、试图自杀，以及患抑郁症、心脏病、癌症、慢性肺病、肝病和骨折存在强相关性 [1] 。“童年不良经历会造成严重的发展障碍”这一观点在如今已被证实。童年经历会塑造人们的大脑，任何痛苦的遭遇都会训练它忍受打击，代价便是留下深刻的伤疤 [2] 。父母的虐待和忽视带来的后果十分复杂，会让孩子形成极度敏感和脆弱的性格。
你即使没有童年创伤或发展障碍，借助此类信息来审视童年生活也能给你带来好处。面对真实或想象的威胁时，压力反复出现有害于儿童在情感、认知和社交方面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一件显而易见却在现实中遥不可及的事情：父母的主要责任是在健康、安全和可预期的环境中陪伴孩子成长。
42岁的梅拉妮的经历证明了亲子关系的可逆性和可调节性，也给了我们希望。
“在我女儿4岁到8岁的时候，我经常给她压力，让她动作快点，把东西收拾好，规规矩矩地吃东西。我一直在她背后不停地催促，很快就没了耐心。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对着女儿大呼小叫、辱骂，和女儿争吵，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地扇她耳光。早上为了送她上学而做准备的那个时间段简直就是地狱。我记得有一次我爆发了，用拳头砸墙壁，把石膏墙砸出了一个洞。我女儿满眼恐惧地看着我，我先生也吓坏了，告诉我‘够了！’，我太离谱了。我意识到了自己对女儿的暴虐行为，尽管我心里很想控制自己，但我根本控制不住，也没法改变。发生这种情况后，我感到很羞耻、很内疚，但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让我更加不舒服和愤怒。”
意识到自己对女儿造成的这种痛苦之后，梅拉妮下定决心接受心理治疗。但对这位习惯掌控一切的母亲来说，正视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发现的童年创伤并不容易。
“随后，我决定通过与内在小孩沟通的方式进行治疗。我见到了一个在不同阶段都受到了伤害的小女孩：她3岁到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用蛮横的教育方式残忍地对待她；8岁的时候，她被患有抑郁症的母亲抛弃；随后，她进入了被父母贬低的无助的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小时候受过如此多的苦。很早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满足父母的期望。我拥有的只是内心深处的悲伤、忍住的眼泪、从来没有被听见/被看见也没有得到任何抚慰的埋怨和恐惧，累积成了我长期以来的愤怒。治疗结束后，我和女儿以前的矛盾化解了。虽然我仍时不时感到愤怒或烦躁，但我能更冷静、更耐心地表达我的情绪，再也没出现过过激的行为或言语。当局面紧张的时候，我会努力专注于自身和自己的感受，对我内心的小女孩说话，安抚她的情绪。”
在整个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梅拉妮把她的精力、时间和计划能力用于满足“小梅拉妮”的需求，她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我换了一份压力比较小的工作，我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睡觉，做更多的运动，还经常做按摩。我和自己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发现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也变得更温和、更充满爱意了。我和她一起制订了一些仪式，比如每个星期天都有一段家庭亲密时光，我们会一起出门、一起读书。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真正的默契，而且我很开心女儿会提起她那个‘严厉的旧妈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告诉她从前的那一切非常不正常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庆祝我们之间找到了爱的时机。心理治疗给我所有的关系都带来了积极影响。我感觉世界终于变得更加宁静、安全和快乐了。”
梅拉妮的勇气揭示了亲子关系中不合理行为的可逆性。每个父亲或母亲都有责任不断地调整亲子关系，不能仅仅以善意的态度和积极的教育规则为挡箭牌。父母在行为上积极的变化虽然值得肯定，但它有时也可能沦为亲子关系中的陷阱。善意的教育规则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原生家庭既定秩序的遵守和“父母永远都是充满好意的、大公无私的”有害论断。
理性的父母会关注亲情纽带错乱或断开的可能性，而逃避自身创伤的父母无法对孩子的一些基本需求做出回应，并且很可能使某些形式的暴力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如果被忘记，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理性的父母与其说是关注教育，不如说是关注亲情纽带的脆弱性和易损性。父母可以通过关注受伤的内在小孩，获得更多调节自身不合理行为的资源，把握激活、维护亲子关系的机会，来避免和孩子的亲情纽带断裂。
对人类而言，有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基础需求。充满爱意、相互信赖、感到安全和舒适的人际关系可以强化个体的存在感。一段健康的关系允许每个个体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需求和想法，也会尊重每个个体完整性的发展。理性的父母知道父母的角色是有固定期限的。他们在陪伴着孩子的同时，也会定期扪心自问自己的定位是否正确，是否尊重孩子的自由和差异。正因为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会到期，所以理性的父母才能始终保持谨慎。他们不会自认为一直做得很好，而会倾听自己和孩子的心声，对自己保持怀疑，也对孩子保持关心。他们允许自己对孩子保有好奇心，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并不了解孩子。他们对孩子进行探索，也鼓励孩子探索自我、肯定自我、接纳自我。理性的父母清楚自己的局限性，也会表达自身有局限，而非强迫孩子接受父母的局限性。没有孩子需要完美的父母，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有诚实、可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运用自身能力做出改变的父母。
亲情纽带充满活力，但也具有易损性，不能被简化为教养问题。否则，亲情纽带就可能失去弹性并被瓦解。
45岁的贝亚特丽斯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备感无助。她把这种感受和自己从小在原生家庭的经历做了比较：
“对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而言，我永远是最小的一个，我的任何话都无足轻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都认为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但多亏了心理治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困在家庭‘监狱’之中。我的母亲一直要求我懂事乖巧，不许多嘴。我也一直像小时候一样害怕我的父亲，总是忍受着他的愤怒和威胁。在他面前我总是很顺从。我的父母是一对糟糕的夫妻，而我一直是他们的‘人质’，是那个让他们能继续结盟的人。”
受家庭规则和“最小的孩子”这一角色束缚的贝亚特丽斯下定决心向父母表达不满。
“我知道在这个家庭中表达自己的感受是一个禁忌，但我别无选择。我需要肯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把自己定位为成年人，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自由。我没有指望父母做任何事，我完全想象不到他们（听到我的不满）的反应。我分别和母亲还有父亲说了这件事，他们的反应很强烈。两人都让我从家里滚出去，就这样拒绝了我，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然而，我只不过用平静和尊重的措辞表达了对与家人的关系不平等的痛苦。”
贝亚特丽斯在断绝亲子关系后反倒如释重负。她在生活中找回了表达自我和实践自我的空间。但几个月后，她的女儿因为无法见到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兄弟姐妹，而向她表示自己很难过。
“一开始，我没有理解女儿的意思。随后她向我透露，她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我的父母把关系破裂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我，还声称我不许孩子和家里的其他人联系。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还有一种无形的家庭功能在继续束缚着我。我像是一只替罪羊，让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纽带更紧密了。我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我的哥哥们也变得更加亲近。显然，选择和我断绝关系调节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是一只丑小鸭，一个恶人，而在这个家庭中，所谓的爱和默契才是主旋律。从那时起，我就和哥哥们讲清楚了情况，并欢迎侄子、侄女们放假来我家玩。就这样，我让大家都负起了责任。我决定和那些对彼此关系抱有期待的人培养更真实的情感纽带。如今，我生活得更加自由和快乐了。”
诚然，与父母（或孩子）断绝亲子关系并非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除去我们稍后讨论的极少数情况。精神病学家莫尼·埃尔卡伊姆解释说：“最能体现个体差异性的，一定是和与我们不同的人建立同盟关系……” ［51］ 家庭成员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选择独立，寻求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更成熟、更融洽的关系，对许多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有时候，由此产生的紧张冲突和失衡状态会导致亲子关系决裂。同时，家庭系统也会因为功能失调而自我封锁，从而拒绝任何新信息进入或驳回对原生家庭既定秩序的控诉和质疑。
家庭心理治疗师维琴尼亚·萨提亚提醒人们，人类对群居生活有看到、听到、感受和自由评判群体经历的需求。当然，家庭内部的交流是复杂的，但维琴尼亚·萨提亚坚持认为，交流者（自己）、交流对象（他人）和交流发生时所处的情形之间必须存在能够相互渗透的界限 ［52］ 。
思考纽带的脆弱性将人类重新置于每一种关系的核心。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充满能量的交流，而非人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交流。因此，大多数时候，当个体所承担的功能受到干扰或被控诉时，纽带就会断裂。前父母通常很难接受亲职功能的结束，对扮演着孩子角色的前子女来说也是如此。
你只是童年、不久前的过去或现在与父母关系的产物吗？当然不是！难道你听不到“小精灵”对你轻声耳语：“你不像任何其他的家庭成员，你是与众不同的？” ［53］ 这个声音来自你的内在小孩，他不属于、从未属于、也永远不会属于你的父母。诗人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曾作诗：
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生命的儿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求。
他们经你而来，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 ［54］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说：“现代文明滋生了一种刻板的想法，认定孩子的命运依赖于父母和他们的行为。……人们不禁将个体灵魂想象为家族谱系之树中生长出来的一枝嫩芽。我们是他们心理状况的产物，如同我们是他们五脏六腑的产物。我们只是简单的心理寄生物。” ［55］ 此外，他还补充：“对父母的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执着于以下这种想法：我们面对的是单向的因果关系，从高到低，从体格最大到最小，从最年长到最年轻，从有经验的人到没有经验的人。” ［56］
这种幻想使父母成为孩子未来所有幸福或不幸的根源，使个体的存在受制于仅由亲子关系塑造的纽带，否认了其他基本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实质影响。但是，世界上没有宿命论，也不存在决定论。你的父母既不对你的不幸负责，也不对你的幸福负责。他们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就像你作为成年人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一样。对父母抱有幻想，会让父母的角色一直都不可撼动。因此，意识到父母的角色的任期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对转变前父母与前子女的关系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你是时候摆脱对父母的幻想，将被困在过去有害的亲子关系中的自己解放出来了。
以下是另一项测试 [3] ，你可以拿着父母近期的照片参与其中（即使你的父母已经去世，此测试也仍然有效）。你最好为父母分别进行一次，可以在回答之前先朗读各项表述。
以下共有8条表述，你如果基本同意某条表述的内容，就选择“是”，反之选择“否”。
续表
很多人都难以对以上大多数表述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的回答，这很正常。人们不可能像丢掉普通包装盒一样摆脱对父母的幻想。它就像第二天性，决定了成年人在面对父母时仍会保持着孩童的心态。个体必须养成“不服从”的意识，也就是改变“一个孩子一生都亏欠父母”的认知，以跨越处于支配位置的传统观念。
你并非你经历的一切所产生的结果。你相信或想象自己、他人和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就是什么样的。童年经历的表象之下埋藏着另一个故事，那里有被你遗忘的最初的自由、天赋和爱。
结束亲职功能会让个体重新获得关于人生履历的话语权，与其屈服于陈旧的家庭规则和社会规范，不如坚持同情、仁慈、愤怒、反抗等原则，你可以和善可亲，也可以愤怒，也可以不服从。亲职功能越强大，越被神圣化，个体就越难认识到家庭以外的社交圈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持续性的影响。
詹姆斯·希尔曼的警告比以往的任何声音都响亮：“亲子关系问题就像我们曾经一直半信半疑的生态灾难一样，如今已经近在眼前。亲子灾难就是坚决相信对父母的幻想，导致自己与世界隔绝，相信自己对家庭的责任重于对周围一切事情的责任。因此，对父母的幻想不仅损害自我意识，也会摧毁世界。在消除这种幻想之前，任何再好的意图都是白费力气。……因此，我们要先进行心理上的转变，纵身一跃，忘记家庭温暖的巢穴，拥抱这个世界。” ［57］ 健康的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是可能存在的。它就在一扇门后，而每个人都拥有开启这扇门的钥匙。终结无所不能的亲职功能可以帮助成年后仍被当作孩童的前子女打开新的思路，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1] 这项对美国人口的研究发现，儿童时期遭受虐待和家庭功能失调的程度与造成成年人死亡的几个主要原因的多种风险因素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有关此主题可参阅发表于法国眼动脱敏与再处理疗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Reprocessing，EMDR）研究所网站的《费利蒂对童年不良经历的研究》（ Etude de Felitti sur les expériences négatives de l’enfance ）一文。——作者注
[2] 该观点源自精神病学教授马丁·泰彻（Martin Teicher）博士，巴塞尔·范德考克在《身体从未忘记》（ Le corps n’oublie rien ）一书中亦有提及。——作者注
[3] 此测试引自我们的另一本书《内在小孩的仪式》（ Rituels de l’enfant intérieur ），测试内容稍有修改。——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