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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生命力、生命感受和生命需求三者之间不断对立冲突的辩证关系，家庭无疑被所有家庭成员视为一个永远和睦的地方，变成了能够满足所有家庭成员需求的乌托邦。
——乔瓦尼·阿比年特（Giovanni Abignente）
基本上，家庭是抚养孩子（无论他们是否为伴侣所生）的地方。对80%的男性和女性而言，组建家庭的主要动机是伴侣间的幸福、双向的爱和对生育的欲望 ［13］ 。如今，对孩子的渴望大多伴随着对伴侣关系和为人父母的积极态度 ［14］ 。然而，家庭远远超出“一对伴侣”和“为人父母”的框架，有一套自己的规则。
为了满足归属感，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往往活成了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家庭。”大家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很少有人对构建家庭的方式提出疑问：我们如何组成家庭？我们如果丝毫不思考这个重点问题，就会扼杀家庭系统内部亲子关系进展的可能性，并继续自认为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家庭之中。
大部分人尽管注意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但不清楚家庭的运行机制，即不清楚家庭的结构和支配着家庭的规则。因此，他们不知不觉便失去了部分个性，而这进而影响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此外，他们经常描绘的理想化的家庭图景其实与他们的实际经历相去甚远。
一些治疗师强调，破坏了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的那些责备和不满不容忽略。这些责备和不满主要集中在孩子的期望与现实的差距方面，孩子在感知到落差后会产生不满。比如有的孩子想象自己拥有完美的父母，想象自己能够被爱、被保护、被重视。这样的孩子哪怕在成年后都一直在等待得到自己想象中应得的一切。成年后，为了改善亲子关系，前子女应当意识到前父母是不完美的，并放弃自己从童年时期起就怀抱着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乍一看，这个理论似乎颇有道理。然而，它其实是在指责孩子不成熟，无法洞察父母原本的样子，以至于让童年经历的某一面留在黑暗之中。
实际上，孩子不仅在童年时就能发现父母的局限或不足，而且还背负着这些局限和不足，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让家庭维持在某种平衡状态。成年后，许多人承担本不属于自己分内的责任，认为自己必须留在家庭系统中；相比于没有得到想象中应得的东西，他们这么做会使自己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更痛苦。最近，我们的一位患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我的母亲独自抚养我，但并不成功。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痴迷男人的女人。每一次她有了心爱的人，我对她而言就不存在了。她只是断断续续地给我爱，一有男人进入她的生活，她就抛弃了我。而且这种情况有好多次！我感觉不到被爱，也认不清自己是谁。这很痛苦，但比起我如今回想起童年的某些片段时仍能感受到的恐惧，这算不了什么。有好多次，母亲让我做负责任的成年人才做的事情。我必须处理完全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比如她让我在15岁时无证驾驶汽车。她说我又高又聪明，用这些话来操纵我。每当这种时刻来临，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为她而存在的，但实际上我很恐惧。我的心被吓得‘僵’住了，但我得确保脸上挂着微笑。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一个母亲怎么能这样对她的女儿呢？’然而，我一直声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家庭。现在我与母亲的关系面临重重困难。她还想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事实上，面对父母，很少有成年人会陷入仇恨、愤怒或责备的情感之中。大部分人即使抱怨父母的某些行为，实际上也仍然非常依恋理想化的家庭图景，以至于他们会持续否认实际的童年经历
。
美国小说家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以其面向年轻人的系列小说而闻名于世，她生于1867年，在1930年写了自传《拓荒者女孩》（ Pioneer Girl ）。但许多出版商拒绝出版这本书，给出的评价是“可读性差”。于是作者重写并进行了美化，于1932年以书名《大森林里的小木屋》（ La Petite Maison dans les grands bois ）成功出版。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于1957年去世，但她凭借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播出的系列电视剧《草原上的小木屋》取得的现象级成功一直享有很高的名望。该剧由演员兼导演迈克尔·兰登（Michael Landon）执导，将一个拓荒者家庭，也就是19世纪的农民英格尔斯一家搬上了荧幕。
这部电视剧出色地诠释了许多人坚守的传统家庭观念。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内化的家庭形象是围绕以下六个理想化原则构建的。
只需要其中两到三个原则起作用，就足以让家庭功能失调。爱丽丝·米勒谴责这些原则是涉及儿童的教育暴力的载体，是陈旧的家庭规训 ［15］ 。然而，现实与这六个理想化原则截然不同，就像于2014年公布的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遗稿写的那样。在她的自传中，她的父母查尔斯·英格尔斯和卡罗琳·英格尔斯整体上表现得忠诚、慈爱，但也时不时地会以各种形式将儿童工具化，并不可避免地对儿童施加情感暴力。
“草原上的小木屋”综合征指有些人相信“家庭是所有家庭成员的资源和力量获取之地” ［16］ 。这些人相信家庭为所有家庭成员提供最好的环境、最佳的成长机遇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事实是，尽管家庭结构正在大幅度地改变，但家庭在整体上仍然对家庭成员的童年经历不甚了解或选择忽略。每个家庭成员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创伤留下的痕迹。家庭心理治疗师杰斯珀·尤尔和许多其他专家一样，肯定了这个事实：“除非有人灌输，否则大部分人都很难做到从童年时就判定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家庭，个体（家庭成员）必须（为家庭）做出让步。” ［17］
如果家庭对每个家庭成员来说不是天然的资源和力量获取之地，那么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作为对个体、家庭和团体进行心理治疗的实践者，我们从根本上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巨大的潜力。为了让它发挥出来，我们必须理解被美国著名家庭心理治疗师维琴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称为“造人工厂”（usine à fabriquer les gens）的家庭运作模式 ［18］ 。
根据她的观点，有96%的家庭存在功能失调。世世代代继承的基于尊重父母——实际上是基于恐惧、屈服和顺从——的规则正在使家庭“窒息”。家庭很难真正地成为一种对家庭成员有所贡献的、可靠且合乎道德的联盟空间。
通常来说，最常见的功能失调是把期望、要求、角色和任务压在家庭系统中最小和最脆弱的人——孩子——身上，使他们不能只做自己，不能以孩子的角色存在。这种不公正现象一直存在，有些甚至十分荒谬。2018年3月4日，记者贝尔纳·德拉维拉尔迪埃（Bernard de La Villardière）在蒂埃里·阿尔迪松（Thierry Ardisson）的《你好，地球人》（ Salut les Terriens ）电视节目中对一篇关于为人父母的好意的报道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得意扬扬地表示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挨打。他甚至宣称，在儿子说了一句不尊重人的话后，他把面包狠狠砸在了儿子的脸上。他总结道：“我给父母们的建议就是：告诉你的孩子你爱他们。我父亲经常狠狠揍我，有时打得特别狠，但他总是告诉我他爱我，这种爱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涉及儿童的教育暴力很明显是理想化家庭（或父母）的产物。理想化家庭是有着万能的、虚幻的、危险的爱的家庭。在理想化家庭（或父母）中，存在一种凌驾于一切怀疑之上的爱，任何不当或暴力的行为都无法将其抹去。幸运的是，许多父母并不接受这种武断的做法。
50多岁的珍妮有一个18岁的儿子，后者患有严重的学校恐惧症。为了帮助他，珍妮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进行家庭心理治疗的建议。她回忆道：
“我想这是我作为母亲的责任。我24岁的女儿能来也让我感到放心些。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救我儿子的力量会更强大。第一次治疗让我很慌张。治疗师引导我走出母亲的角色，表达我个人的感受。我意识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做母亲已经太久了……”
在完成前两次治疗后，珍妮开始重新关注自身，意识到了她与两个孩子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她表示：
“当治疗师问起我小时候和父母的关系时，我愣住了。他让我注意到了这件事。我说我的父母已经尽力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儿子的不适是对我参与建造的那个家庭结构的回应。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以及我因此对孩子们的教育中，坚强是最重要的价值，以至于几乎没有空间能让他们承认和表达痛苦并且得到安慰。从小时候起，我就把表现得坚强、母亲的严厉要求跟爱联系在一起。在治疗过程中，我意识到这种家庭的爱是一个骗局。我的儿子、女儿和我自己都需要从这个牢笼里解脱出来。我们三个人都遭受了痛苦却不敢承认。作为孩子们的母亲，我余下的责任就是谴责这种失衡的亲情。
“只有我自己站出来为‘小珍妮’说话，承认她没有一个足够慈爱的妈妈，我们三个人才可能逃出牢笼。这是一次让我受益匪浅的经历。我感到获得了自由，也亲眼见证了两个孩子的巨大进步。‘前子女’和‘前父母’这两个词对我来说还有点难以理解。我觉得它们是正确的、健康的，但我还在脱离母亲角色的早期阶段。”
尽管有些家长能够接受自我质疑，但对理清他们父母的教育行为这件事，他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这种态度就表明，批判和质疑统治着几代人的家庭系统的既定秩序，其实是很困难的。
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伊莎贝尔·菲约扎（Isabelle Filliozat）表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提倡所谓的尊重父母。事实上，这种尊重只是一种敬畏和服从，只能用来维护原生家庭既有秩序的传统价值观以及长辈的权力。基于进化程度，比起害怕孩子的批评，我们更害怕父母对自己的评价，难道这不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吗？只需看一眼我们现今人类世界的状况，就能知道这种态度会引导我们走向哪种结局了。” ［19］
评估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的想法受到强烈抵制并不奇怪。作为曾经的儿童，成年人保留着在童年时期内化了的许多禁忌。如果从小就学会对亲子关系进行健康评估，那么孩子们肯定对他们感受和体验到的家庭系统有话要说。家庭心理治疗师毛里齐奥·安多尔菲（Maurizio Andolfi）提醒：“儿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发现者，是能够连接山谷两端的桥梁：所有有关家庭发展史和当下困难的问题都可以向儿童或青少年提出，重要的是，要怀着真诚和轻松的心情做这件事，就好像在进行一场游戏。” ［20］ 对他来说，孩子才是真正的家庭系统专家。
因此，关注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永远不算太晚。我们在家庭心理治疗方面的每一次实践都在向我们揭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进行亲子关系健康评估的好处有多么大。重新审视隐藏在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那些症结，可以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实际经历中辨别以下四点。
正如珍妮的经历所体现的那样，家庭不仅限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家庭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跨代际意义。家庭的形象，如同父母的形象，在大多数时候都因为被过度理想化而让家庭成员们感到痛苦。这种家庭形象是原生家庭既定秩序的基本载体，使我们无法客观阐述家庭功能失调的原因。
工厂是把原材料加工成功能各异的各种产品的地方。家庭潜在地致力于让每个家庭成员相信自己是有独特个体价值的实体。家庭成员在互动中可以进行令人难以想象的协作，有助于习得技能、相互支持、获得自由和茁壮成长。家庭应该支持改变，维琴尼亚·萨提亚表明这种改变是“谈论人生的另一种方式” ［21］ 。
很可惜的是，在许多家庭中，来自童年的原材料脆弱、不成熟，甚至很糟糕。这样一来，家庭就成为了一个只将家庭成员进行标准化“加工”的工厂，这就限制了个体的五大基本自由 ［22］ 。
维琴尼亚·萨提亚将这些自由定义为拥有健康的和令人满意的亲子关系的条件，它们与构建家庭的迷思、价值观、规则、角色和其他沟通形式相矛盾。这些自由让人参与到重要且富有创造力的行动和改变中，但一般的家庭系统通常都厌恶卷入其中。为了维持既定秩序的稳定，家庭系统普遍排斥发生变化。在碰到艰难和不稳定的情况时，家庭成员会采取与以往相同并彼此互补的行为来让彼此凝聚在一起，确保家人之间的联结不会中断。为了规避任何不遵循传统规则的态度，他们会开始进行可预期的、高重复性的沟通。这种维持家庭系统内部稳定的运作模式，完全不尊重每个个体间的差异和个体完整性。
当基本自由受到侵犯时，个体会表达痛苦，继而会期望获得同情和安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家庭成员的痛苦，而当这种被家庭视作威胁的痛苦被低估、否认、隐瞒、禁止或被利用时，家庭功能失调就显而易见了。
不要忘记，成年人遭受的痛苦对孩子而言是无法忍受的。维琴尼亚·萨提亚明确指出：“孩子们在新生儿状态，也就是接纳一切的状态时，就能很快学会避免承受潜在的痛苦了，比如不再表达反对。” ［23］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家庭中最脆弱的人——就有可能不再表达，而表达是人类的天性。
关于家庭规则，维琴尼亚·萨提亚补充道：“尽管个体和他的家庭并没有有意地了解这些规则，但个体的各种行为都是对这套统治着整个家族的、正常且可预测的规则的回应。” ［24］ 一个人在成年后，要理清破坏自由的家庭规则，实现自我解放，就有必要观察某些家庭在庆祝活动中如何暗中迫使每位家庭成员缔结一种过时又失调的关系契约，并且要求个体展现绝对的忠诚。
《兄弟姐妹》（ Brothers and Sisters ）是2006年至2011年在美国上映的一部系列电视剧。这部喜剧以沃克一家为主角，家庭中的孩子都已成年。父亲去世时，这个家庭的理想图景随之破灭。作为母亲的诺拉决心维持她所珍视的家庭的团结，把兄弟姐妹们找来齐聚一堂。
在第五季的某一集中，诺拉向孩子们宣布自己不会和大家一起庆祝平安夜。在母亲家的厨房里，老大萨拉、老二姬蒂、老四凯文和老幺贾斯廷乖乖地扮演着他们在家庭系统中被赋予的角色，纷纷对这个消息做出不同的反应。
母亲诺拉：圣诞节的装饰品在客厅里。你们可以随意装饰。如果有什么问题，哪怕只有一个问题，你们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会一直开着。
老幺贾斯廷（惊讶）：哦！
母亲诺拉：好的，那我走了。
老四凯文：但是？
母亲诺拉：我爱你们所有人。圣诞快乐，我的宝贝们。（她走了。）
老四凯文：但是……
老幺贾斯廷：她刚刚是不是……
老二姬蒂：……取消了平安夜，我认为。
老大萨拉：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
老四凯文：什么样的母亲敢这样做？
老大萨拉：我呢，我要回办公室了。你们决定怎么过，然后通知我一声就好。（她离开房间。）
老幺贾斯廷：这真是太倒霉了。
老二姬蒂：不一定，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凯文点点头。）没错，也许到了我们能自己决定庆祝圣诞节的方式的时候了。你们都应该来我家过平安夜。（姬蒂很兴奋并补充道）是的，我会布置一棵漂亮的圣诞树，烤一只火鸡，然后……
老四凯文：你知道的，姬蒂，你搞这些麻烦事没什么意思。
老二姬蒂：哦，不不不，这事搞起来很简单。
老四凯文：是的，但我感觉你的房子太……现代了。对，到我们家去吧！完美。
老幺贾斯廷（有些不耐烦）：我很期待今天的平安夜，所以你们快点决定吧。
老二姬蒂：不，凯文，我真的希望今晚是在我家庆祝。
老四凯文：为什么？妈妈准备平安夜的时候，你老是取笑她。
老二姬蒂：那不是真的。
老四凯文：是的，是真的。让我们去我家庆祝吧，会很完美，起码更好，而且……
老二姬蒂：更好？
老幺贾斯廷：好的，那就去凯文家。
老四凯文：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二姬蒂：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回家好了。
老四凯文：不，我是说……“安排得更好”的意思。
生气的姬蒂（反驳道）：我们明天再说吧，凯文！
老四凯文：姬蒂……
老二姬蒂一边离开一边说：你竟然说“更好”，不，我一定是在做梦。
老幺贾斯廷（非常担心）：我才不在乎我们在哪里过平安夜，只要我们晚上能做一些布丁就行了。
在这个场景中，兄弟姐妹们自动做出反应，如同一个个大孩子，过度适应了母亲突然离开的情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僵化的家庭系统。母亲诺拉热衷于进行各种形式的情感勒索，她希望通过在平安夜消失来提醒大家，自己在这个家里必不可少。年纪最大的萨拉因为和父亲比较亲，担任起了父亲的角色，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中。姬蒂则忠于母亲，想用她曾经不屑一顾的那些食材来为庆祝节日做准备。不起眼的凯文企图寻求认可，想通过代替姐姐组织平安夜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最后，最小的儿子贾斯廷则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心只想过自己心目中的圣诞节。
每逢佳节，当家庭庆祝活动来临之际，我们的许多患者都会备感压力。正如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所说，这些节日对人造成的心理阴影从来都不是无关痛痒的：“家庭聚会的重点根本不在于是吃这个还是吃那个……而是时不时互相进行心理斗争，这种斗争甚至一触即发！所以，一家人在举办家庭聚会时，神经兮兮的个体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原本设想的和谐场面很快就会乱作一团。哪有什么温情可言？整个交流过程不仅揭示了我们的脆弱、我们很难与家人一起生活，而且也揭示了我们对爱和亲情无比巨大的需求。” ［25］
在每个家庭中，每位家庭成员都希望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个体价值受到认可，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自我。我们除了观察到这些相互对立的个体愿望，还发现家庭中有一些危险的运作机制，将个体限制在非常狭隘的角色之中，使其合理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在《兄弟姐妹》中，沃克一家遵守的原则也属于传统家庭的理想化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与“草原上的小木屋”综合征体现的相关原则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这部系列电视剧完美演绎了某些家庭为了维持理想化的家庭图景而遇到的难题，也体现了以下否认家庭现实状况的原则。
以上的原则只需要其中两到三条起作用，家庭功能就会严重失调。而每一次的家庭聚会，都是否认家庭现实状况的契机。个体会否认自己真实的想法，忠于家庭的理想化原则。
所有人都需要依靠自己得到的爱进行自我发展。家庭的理想化原则认为这种爱是父母之爱。但这只是现实情况的一个方面。为了成长，承认父母对爱的剥夺，在不使父母感到内疚的情况下将他们的正当责任归还给他们同样必不可少。孩子的身体可以感知自己得到的是不是爱。如果没有被要求闭嘴，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每当你不得不说服自己“长辈的言行都是为我好”，但身体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时，曾经作为孩子的你就感到了爱的剥夺 ［26］ 。
许多父母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为自己强加在孩子身上的行为辩护，声称给了孩子自己都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这种通过孩子进行自我补偿的行为，通常被孩子视为深深的爱的剥夺。长大成人后，前子女又会觉得自己好像亏欠了父母什么，还可能因为向前父母倾诉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而感到内疚。这样一来，成年人就很难对这段关系进行具有批判性的反思：父母的爱隐藏着剥夺，孩子感到自己的需求被转移了，自己的价值被削弱了；而道歉或宽恕（pardon）对孩子本身毫无帮助。爱的剥夺不仅令人很痛苦，还体现了亲子关系问题的另一方面：一些成年人通过同意父母的意见，让他们放心履行亲职功能，甚至通过向父母提供他们在儿童时期没有得到的东西，从而对父母保持依赖。在这种角色互换中，一个人成了他父母的父母——其中隐藏着对内在小孩的深深背叛。
从被剥夺的爱中痊愈，最基本的一步是承认和正视它。同样，要摆脱理想化的家庭图景和自我否定的困境，就有必要打破幻想中的亲子关系。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会特别强调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的本质。成年人要获得自由，就要先停止幻想从家庭和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和保护。当情绪和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这种被理想化的亲子关系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让成年人无法承受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 ［27］ 。
许多心理治疗师都会规避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这个棘手的话题。他们基本上都会直接分析被前子女内化了的父母形象，好像过往的亲子关系对现在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而言无关紧要。但如果亲子关系发展在表象上确实充斥着各种阻碍，那么它的本质通常就是失调的，会阻碍成年人与父母建立健康的关系。美国著名治疗师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强调：“尽管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一个人在情感范畴被剥夺的东西越多，他幻想的亲子关系就越紧密；一个人越常被抛弃，就越倾向于依赖和理想化他的家庭和父母。将父母理想化意味着将他们的养育方式理想化。” ［28］
不管怎么样，过于依恋父母或家庭都是家庭功能失调的表现，失调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在成年后都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当一个家庭充满足够的爱，个体的自主性就会随之体现出来，充斥在亲子关系中的那些幻想也会随之消解。这通常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如果进展顺利，就没有人（前子女或前父母）会感到情感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不再限于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或日常规则，而会重新进行自我定位。这些人因为更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机遇和挑战而过着更丰富、快乐的生活。
事实上，过于理想化的家庭图景和对自我的否定会导致个体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单一，这是许多情感关系问题和亲子关系问题的根源。
家庭是一个单一的茧，在这个原始框架中的成长经历比血缘关系和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体验对个体的影响更大、更有力。毛毛虫会变成茧蛹，然后蜕变成蝴蝶，再飞向四方，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根据种类的不同，这一过程的时间在一周到八年不等。自我实现的冲动是生命的天性，既强大又不可违背。人类也是如此：成长为大人的过程长短因人而异；蝴蝶会离开茧，而成年人会抛开被理想化的家庭和父母。在真正长大之前，成年人还需要接受一件事：所有亲职功能总有结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