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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成年人的父母,不存在

摆脱父母的权威,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必要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可以说,每个正常成长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意识到了自己必须完成这种分离。事实上,社会的进步基本上也基于两代人的对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亲子关系之锁

在心理治疗方面,很少有作者探讨成年后的亲子关系这个微妙的话题,但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鉴于其他的心理学作品对此持有不一致的观点,我们决定凭借三十多年的心理治疗实践,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不可或缺的父母角色

心理治疗师塞尔维·加兰德(Sylvie Galland)在她的作品中,根据自己为人父母的真实经历指出:“二三十年来,亲职功能调动了太多的能量和感情!这种功能在亲子关系中投射了太多争议点和强势的想法,无意间将两代人的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亲职功能扮演的角色和体现出的价值被社会所推崇、认可,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并影响着我们人生当中的许多决定。” [4] 她还补充道,“我们很难接受自己不再为人父母的事实,失去了父母的身份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开始怀念曾经无时无刻不被子女需要的日子。”她没有明确指出这些看似寻常的感受其实存在问题。这些感受展现了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强烈认同感,他们希望父母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理所当然必须存在的角色。这意味着,父母有可能把自己一直固定在父母的角色中,不想抽身。

塞尔维·加兰德在书中又继续说:“尽管我们认为卸下作为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的身份重担会让人感到松了一口气,甚至感觉重获自由,但同时也会带来空虚感,使我们无法完全地放手。因此,新的亲子关系研究课题越来越多,比如‘如何成为成年人的父母’。”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塞尔维·加兰德认为,每个父亲或母亲都必须学会放弃自己的身份,但又不是全然放弃;只不过,传统的亲职观念的确需要改变:父母并不会永远是父母,更不会是成年人的父母。

大部分人都不会质疑孩子成年后面对亲子关系时最常听到的观点。某些论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但只是在不断地肯定当前亲子关系的状态,例如“所有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父母贬低孩子是一种激将法”“父母只有好意”“一天当父母,永远是父母”“我们永远都是父母的孩子”,等等。所谓“家庭是温暖的港湾”“父母永远为你好”的印象不仅似乎不容改变,还将血缘关系、亲职功能和亲子关系三者混为一谈。这些论断“源于个人和集体对破坏父母形象的反抗的无能。这种消极的反抗绝不是在保护孩子,而是保护每个个体和集体无意识中内化的父母形象。这些形象必须被保护,免受任何侵犯,只有在研究个体心理和社会和谐议题时才会被质疑” [5] 。因此,父母职责仍是一个被忌讳的话题。

未被满足的依恋

许多作品通过随意强化血缘关系的合法性和持久性来捍卫父母的亲职功能,但并没有对亲子关系进行真正的探讨。“父母终其一生都是父母”的观点已根植于社会数百年,随着时间推移,亲职功能变得不可或缺,我们如何才能推翻这些观点?塞尔维·加兰德指出:“实际上,孩子们有时在摆脱束缚的过程中会很矛盾,他们会积极维持这种对心理或物质上有帮助的关系。” [6] 这种矛盾情感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孩子依然期待得到父母未曾给过的爱与关怀的时刻,也体现在父母还不愿意放弃亲职功能的时刻。矛盾心理是未被满足的依恋的问题根源,不可否认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幻想之中——前子女和前父母都被幻想催眠了,以至于认为“成年人的父母”是存在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亲子关系之锁” 的要素之一,前子女与前父母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发展。

不愿结束的亲职功能

成年后的子女在处理与父母的关系时常常面临困难,是因为双方都不愿面对亲职功能会结束的事实。但一切都有终点,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没有人可以佯装打破它。否认亲职功能结束比面对这一事实更痛苦。一个人从来不与他所承担的责任画等号,为人父母总有卸下责任的一天,为人子女也终会成长为独立的个体。成年人——这个词意味着长时间的自我构建——不需要自身以外的父母。他可以在个性化进程 (processus d’individuation)中学会当自己的父母。心理治疗师马丁·米勒(Martin Miller)完美地总结了我们的发现:“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与父母的情感纽带(lien emotionnel),让自己成为与内在小孩的对话者……让接受治疗的人能够在心理层面上为自己重建亲子关系。” [7]

亲子关系之锁将前子女牢牢地绑在前父母的身边(或相反),让我们再看看关系之锁的其他方面。

“这是为你好。”

父母相信自己深知“什么对孩子好”。他们的意图和行为的合理性很少被评估。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父母是知道什么对孩子有好处的人。许多父母在日常教育孩子时,都或多或少清楚地强调了这样的信息:“这是为你好。”当一些父母声称知道什么对他们30岁、40岁、50岁、60岁或更大的“孩子”有好处的时候,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他们有时会无度地干涉“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际关系、养育子女、职业生涯等。

爱与内疚

爱丽丝·米勒解释说:“爱孩子的父母应当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做了什么。如果他们口口声声说着爱,却不想了解任何事,那么他们实际上并非真正地关心孩子的人生。” [8]

你可以观察到的第一个可疑迹象是大张旗鼓地说爱。没有什么比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的高尚情操的父母更令人担忧的了。在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如果爱被用来为各种行为辩护或被用来勒令前子女毕恭毕敬、保持沉默,那么亲子关系之锁就被彻底锁上了。

另一个需要你警惕的迹象是内疚:如果你对向父母表达自身感受感到内疚,害怕伤害他们或显得不尊重他们,那么你就可以确定一件事:你是一个“囚徒”。你可能认为父母作为父母,必须得到尊重,他们的舒适比你的更重要;这样一来,一切都显得理所应当。你难道不会对“无论你多少岁都把你当成小孩”感到愤怒吗?这种观念基于几个世纪以来传统观念对儿童与父母具有同等尊严的否认。然而,儿童的思想、知觉、感受、价值观、梦想、问题、目标和言语与成年人的具有相同的价值,它们同样是质疑、教育和智慧的源泉。这种平等观念与“家庭内部是有等级的”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在传统观念中,拥有绝对权威的成年人必须得到孩子无条件的服从,还可以强行让孩子接受刻板的行为模式。

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说,目前在他看来,教育就是在努力使孩子成年后与其所属社会的成年人类型相符合。这种对孩子的影响并非只来自父母,也来自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祖父母等亲人)、文化或宗教。让·皮亚杰的立场是先让孩子们成为具备创新能力的男人和女人,再让他们革新社会。在某些亲子关系中,成年后的子女不仅无法做到这一点,还要依照父母的要求遵守固定的价值观和原则,仿佛身处无形又折磨人的“监狱”。

如果你觉得父母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并且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就可能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困难,你的发展毫无疑问也会受到束缚。当然,你完全可以认为自己能够接受这种牺牲并引以为荣。但是也有许多人默默等待着父母死亡的那一刻,期望得到解脱——遗憾的是,这样通常是行不通的。

埃莱娜,一个听话的孩子

埃莱娜是一名55岁的女性教师,她前段时间向我们吐露:

“三十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自己的生活。我陪伴得了癌症的母亲很多年。她去世后,照顾一位患帕金森病的姨妈又花了我五年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姨妈走后,她的妹妹摔了一跤;虽然这位姨妈的妹妹还很年轻,才60多岁,但是不久后她就成了残疾人——当然,由我陪着她。她最近也去世了,而我发现自己如今孤身一人。除了我的工作,我没有完成任何别的事业。我感到空虚、悲伤、死气沉沉。我的内心总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这一切都很正常,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但说实话,其实这些牺牲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我曾经希望得到他人的感激,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感觉以前的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根任人使用的拐杖。我现在很生自己的气。我怎么会这么蠢!”

正如她的父母严苛地对待她一样,埃莱娜对自己也非常苛刻。她坚信这种态度让她已经为生存做好了准备。她一直很听话、顺从,并且忠于长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反抗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她已经成为整个家庭的支柱,在这个家庭中,长辈将沉重而合法的担子加诸后代身上。

有毒的教育

埃莱娜的故事揭示了隐藏在“有毒的教育”背后的一面,即孩子在小的时候就被灌输错误的教育理念,以压制孩子的活力和潜力。这是教育暴力的根源之一。每个成年人都有责任坦白自己作为孩子时的真实情况,不能通过声称自己拥有快乐的童年和好的父母就简单地大手一挥抹去所有的童年经历。在不否认所得到的关怀和爱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亲子关系的复杂、不对等和固化。

亲职功能的混淆

在家庭系统中,人们经常将血缘关系(la filiation par le sang,由血缘维系的亲子关系)、亲职功能和亲子关系本质三者混淆。

面对婆婆的维尔日妮

维尔日妮是一位容光焕发、充满活力的40多岁的女性。在结束了一段令她心力交瘁的感情之后,她终于找到了另一位伴侣。维尔日妮担心新伴侣的那个“见缝插针”的母亲,因为维尔日妮独立于自己的母亲生活了三十二年。在一次咨询中,她描述了第一次拜访婆婆的经历:

“我走进他母亲的公寓才知道,她从来没有重新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公寓的墙上挂满了度假照片,全都是她和她儿子。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异国风景中摆姿势拍照,还像情侣一样互相拥抱。她带我去看客卧,那是一个摆满足球锦旗、体育图片和毛绒玩具的房间,看起来就像我男朋友十几岁时的旧卧室。墙上正中央挂着一张我男朋友的照片,很醒目;照片上的他大概只有1岁半,一张漂亮的娃娃脸胖乎乎的。我就跟她说:‘我真喜欢这张照片!我以前见过。他真可爱啊。’就在这时,她突然转身,双臂交叉在胸前,直勾勾地看着我,大声说:‘他是我的宝贝!’我一时语塞。的确,她经常喊她儿子‘我的宝贝’‘我的小猫’或‘我的可可’,很少直呼他的名字。而在我爱的这个男人看来,这些言行都很正常。”

这位母亲的反应似乎很讽刺,但这种事情其实司空见惯。这个女人一直是母亲。她独自抚养儿子,母子关系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维尔日妮发现她的男朋友总进行一定的仪式,这种仪式会唤起和巩固被神圣化的母子关系。她听到了潜在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和他的关系可以超越这种母子关系。”她补充说:

“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婆婆希望我跟她争。我的男朋友已经告诉过她,我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女人。我不喜欢被操纵,所以我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每次她将自己定位为‘全能的母亲’时,我都会告诉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没有孩子。这一招似乎在短时间内会奏效。但是,我之后会毫不犹豫地向我的男朋友吐槽让我不舒服的点。”

为人父母的三个维度

为人父母包含三个基本维度:肉体、象征和关系。每个维度都很重要,无法相互替代,也不能被混淆。

肉体维度 是由血缘维系的亲子关系。一个人可以是传宗接代者而非父母,反之亦然。血缘关系具有构建身份的作用。每个孩子都需要知道自己的出身,以便在成长过程中识别自己可以依赖的清晰、紧密和显而易见的家庭关系。亲职功能并非基于法律认可的生物学关系,而基于陪伴孩子构建其人生的能力。正如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辛西娅·弗勒里(Cynthia Fleury)总结的那样:“一个孩子不可避免地会问父母关于父亲的问题,同样也会问关于母亲的问题。重要的是,父母无论如何回答,都不能‘遗漏’孩子的出身问题,不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说谎。孩子和父母正是围绕着与出身有关的事实,才能建立起初步的信任。信任可以让孩子更加冷静地面对与出身有关的问题和之后自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对曾缺席此过程(即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的孩子来说,父母是对自己的出身和所处地位的保证。” [9]

传宗接代只是一个自然过程:只要拥有生育能力就可以做到。它没有赋予任何人为人父母的特殊才能。在由血缘维系的亲子关系维度,诸如“一天当父母,永远是父母”“我们永远都是父母的孩子”之类的说法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从根本上来讲,为人父母的性质与此完全不同。在每个人的人生中,血缘关系意义重大,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象征维度 指向亲职功能。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一维度受家庭、文化、宗教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是最复杂的维度。它涵盖赋予父母以亲职功能的所有方面。父母的角色(rôle de parent)永恒不变地由成年人担任,即父母要对孩子承担的责任。孩子的到来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欲望、期望和愿望。心理治疗师皮埃尔·拉叙斯(Pierre Lassus)揭示了父母的三种基本功能——保护、供给、允许——以便“足够好”地为人父母 [10] 。这三种基本功能让父母对孩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上责任自然也表示亲职功能有结束的那一天。父母陪伴孩子茁壮成长,但不需要陪伴成年人展开人生。

关系维度 涉及亲子关系本质。孩子别无选择,只能与离自己最近的人建立关系(而孩子年幼时信任的人未必是父母)。这种依恋需求(le besoin d’attachement)源于维持生物学上的生存需要,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在身体、情绪、感情上的照顾。因此,无论父母对待孩子是亲近还是疏离、是热情还是排斥、是慈爱还是暴虐,孩子都会发展出应对父母或父母替代者的策略,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理需求 [11] 。父母必须意识到孩子的敏感性和亲子关系的脆弱性。其实,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不喜欢哪些事物了,如果他的需求或痛苦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也会很快适应,为了避免亲子关系出现问题而掩饰真实的内心感受。即使在成年以后,许多前子女也还与前父母维持着这种虚假的亲子关系,因为他们在小时候就被迫这样做。在成年后,曾因被拒绝和被忽视而产生的情感会投射到让人痛苦的、失调的行为和关系模式中,也就是说,曾被迫埋在心里的痛苦会表现为某些症状。

亲子关系需要在孩子成年后重新调整,这不是为了归咎责任,而是为了理清双方的关系。双方,也就是前父母和前子女,都有责任重新调整这段已经失调的亲子关系。

成年人的幼儿化

将为人父母的三个维度——肉体、象征和关系——混为一谈只有一个目的:回避面对亲子关系的真实情况。这一复杂的现实凌驾于血缘关系或亲职功能之上,是一段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既受到善待又遭受虐待的关系史,促使每个人在成年后承担起他们的责任。然而,不进行反思并且回避所有的质疑看上去似乎比较轻松,所以许多人自认为只要屏蔽内心真实的感受,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家庭的完整性。他们集体沉浸于一种幻觉之中,这种幻觉承载着未说出口的痛苦和暴力。相信“成年人存在父母”是这一海市蜃楼的一部分,实实在在地巩固了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

这种既定秩序在人们看来不可动摇、无懈可击,支配着成年后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十分微妙。它声称自己拥有最善良的意图,却也带有要别人尊敬的意味,实际上是在遮掩自己将成年个体幼儿化的事实。

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脱离这种将对方幼儿化的状态。“要让彼此的关系正常化,关乎控制、秩序、监视的问题……为了维持既定秩序,人们想方设法推迟每个个体进入成年独立阶段的时间。换句话说,个体越晚进入能够独立思考的成熟状态,就会越晚质疑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秩序就会越稳固。这种将成年个体幼儿化的手段,通常会伪装成帮助个体的正常举动,生产出更多被削弱的个体、被束缚的个体、被威胁的个体。” [12]

为了拥有一段健康又成熟的亲子关系,仅仅弄清楚父母的亲职功能这一点并不够,我们还要讨论另一个棘手的话题,那就是家庭。 d1pe66OR+J0jN7mSLGx3Y5TBoifjgdaRW5Y1tTFZvriX3H9gzE7i51zv43/XMESS



第二章
“曾经,我有一个理想的家庭……”

正是因为生命力、生命感受和生命需求三者之间不断对立冲突的辩证关系,家庭无疑被所有家庭成员视为一个永远和睦的地方,变成了能够满足所有家庭成员需求的乌托邦。

——乔瓦尼·阿比年特(Giovanni Abignente)

理想化的家庭图景

我们如何组成家庭?

基本上,家庭是抚养孩子(无论他们是否为伴侣所生)的地方。对80%的男性和女性而言,组建家庭的主要动机是伴侣间的幸福、双向的爱和对生育的欲望 [13] 。如今,对孩子的渴望大多伴随着对伴侣关系和为人父母的积极态度 [14] 。然而,家庭远远超出“一对伴侣”和“为人父母”的框架,有一套自己的规则。

为了满足归属感,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往往活成了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家庭。”大家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很少有人对构建家庭的方式提出疑问:我们如何组成家庭?我们如果丝毫不思考这个重点问题,就会扼杀家庭系统内部亲子关系进展的可能性,并继续自认为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家庭之中。

大部分人尽管注意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但不清楚家庭的运行机制,即不清楚家庭的结构和支配着家庭的规则。因此,他们不知不觉便失去了部分个性,而这进而影响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此外,他们经常描绘的理想化的家庭图景其实与他们的实际经历相去甚远。

期望与现实的差距

一些治疗师强调,破坏了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的那些责备和不满不容忽略。这些责备和不满主要集中在孩子的期望与现实的差距方面,孩子在感知到落差后会产生不满。比如有的孩子想象自己拥有完美的父母,想象自己能够被爱、被保护、被重视。这样的孩子哪怕在成年后都一直在等待得到自己想象中应得的一切。成年后,为了改善亲子关系,前子女应当意识到前父母是不完美的,并放弃自己从童年时期起就怀抱着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乍一看,这个理论似乎颇有道理。然而,它其实是在指责孩子不成熟,无法洞察父母原本的样子,以至于让童年经历的某一面留在黑暗之中。

实际上,孩子不仅在童年时就能发现父母的局限或不足,而且还背负着这些局限和不足,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让家庭维持在某种平衡状态。成年后,许多人承担本不属于自己分内的责任,认为自己必须留在家庭系统中;相比于没有得到想象中应得的东西,他们这么做会使自己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更痛苦。最近,我们的一位患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我的母亲独自抚养我,但并不成功。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痴迷男人的女人。每一次她有了心爱的人,我对她而言就不存在了。她只是断断续续地给我爱,一有男人进入她的生活,她就抛弃了我。而且这种情况有好多次!我感觉不到被爱,也认不清自己是谁。这很痛苦,但比起我如今回想起童年的某些片段时仍能感受到的恐惧,这算不了什么。有好多次,母亲让我做负责任的成年人才做的事情。我必须处理完全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比如她让我在15岁时无证驾驶汽车。她说我又高又聪明,用这些话来操纵我。每当这种时刻来临,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为她而存在的,但实际上我很恐惧。我的心被吓得‘僵’住了,但我得确保脸上挂着微笑。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一个母亲怎么能这样对她的女儿呢?’然而,我一直声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家庭。现在我与母亲的关系面临重重困难。她还想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事实上,面对父母,很少有成年人会陷入仇恨、愤怒或责备的情感之中。大部分人即使抱怨父母的某些行为,实际上也仍然非常依恋理想化的家庭图景,以至于他们会持续否认实际的童年经历

传统家庭的理想化原则

美国小说家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以其面向年轻人的系列小说而闻名于世,她生于1867年,在1930年写了自传《拓荒者女孩》( Pioneer Girl )。但许多出版商拒绝出版这本书,给出的评价是“可读性差”。于是作者重写并进行了美化,于1932年以书名《大森林里的小木屋》( La Petite Maison dans les grands bois )成功出版。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于1957年去世,但她凭借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播出的系列电视剧《草原上的小木屋》取得的现象级成功一直享有很高的名望。该剧由演员兼导演迈克尔·兰登(Michael Landon)执导,将一个拓荒者家庭,也就是19世纪的农民英格尔斯一家搬上了荧幕。

这部电视剧出色地诠释了许多人坚守的传统家庭观念。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内化的家庭形象是围绕以下六个理想化原则构建的。

只需要其中两到三个原则起作用,就足以让家庭功能失调。爱丽丝·米勒谴责这些原则是涉及儿童的教育暴力的载体,是陈旧的家庭规训 [15] 。然而,现实与这六个理想化原则截然不同,就像于2014年公布的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遗稿写的那样。在她的自传中,她的父母查尔斯·英格尔斯和卡罗琳·英格尔斯整体上表现得忠诚、慈爱,但也时不时地会以各种形式将儿童工具化,并不可避免地对儿童施加情感暴力。

“草原上的小木屋”综合征

“草原上的小木屋”综合征指有些人相信“家庭是所有家庭成员的资源和力量获取之地” [16] 。这些人相信家庭为所有家庭成员提供最好的环境、最佳的成长机遇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事实是,尽管家庭结构正在大幅度地改变,但家庭在整体上仍然对家庭成员的童年经历不甚了解或选择忽略。每个家庭成员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创伤留下的痕迹。家庭心理治疗师杰斯珀·尤尔和许多其他专家一样,肯定了这个事实:“除非有人灌输,否则大部分人都很难做到从童年时就判定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家庭,个体(家庭成员)必须(为家庭)做出让步。” [17]

如果家庭对每个家庭成员来说不是天然的资源和力量获取之地,那么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造人工厂”的家庭运作模式

家庭功能失调

作为对个体、家庭和团体进行心理治疗的实践者,我们从根本上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巨大的潜力。为了让它发挥出来,我们必须理解被美国著名家庭心理治疗师维琴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称为“造人工厂”(usine à fabriquer les gens)的家庭运作模式 [18]

根据她的观点,有96%的家庭存在功能失调。世世代代继承的基于尊重父母——实际上是基于恐惧、屈服和顺从——的规则正在使家庭“窒息”。家庭很难真正地成为一种对家庭成员有所贡献的、可靠且合乎道德的联盟空间。

通常来说,最常见的功能失调是把期望、要求、角色和任务压在家庭系统中最小和最脆弱的人——孩子——身上,使他们不能只做自己,不能以孩子的角色存在。这种不公正现象一直存在,有些甚至十分荒谬。2018年3月4日,记者贝尔纳·德拉维拉尔迪埃(Bernard de La Villardière)在蒂埃里·阿尔迪松(Thierry Ardisson)的《你好,地球人》( Salut les Terriens )电视节目中对一篇关于为人父母的好意的报道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得意扬扬地表示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挨打。他甚至宣称,在儿子说了一句不尊重人的话后,他把面包狠狠砸在了儿子的脸上。他总结道:“我给父母们的建议就是:告诉你的孩子你爱他们。我父亲经常狠狠揍我,有时打得特别狠,但他总是告诉我他爱我,这种爱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涉及儿童的教育暴力很明显是理想化家庭(或父母)的产物。理想化家庭是有着万能的、虚幻的、危险的爱的家庭。在理想化家庭(或父母)中,存在一种凌驾于一切怀疑之上的爱,任何不当或暴力的行为都无法将其抹去。幸运的是,许多父母并不接受这种武断的做法。

珍妮和她作为母亲的责任

50多岁的珍妮有一个18岁的儿子,后者患有严重的学校恐惧症。为了帮助他,珍妮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进行家庭心理治疗的建议。她回忆道:

“我想这是我作为母亲的责任。我24岁的女儿能来也让我感到放心些。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救我儿子的力量会更强大。第一次治疗让我很慌张。治疗师引导我走出母亲的角色,表达我个人的感受。我意识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做母亲已经太久了……”

在完成前两次治疗后,珍妮开始重新关注自身,意识到了她与两个孩子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她表示:

“当治疗师问起我小时候和父母的关系时,我愣住了。他让我注意到了这件事。我说我的父母已经尽力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儿子的不适是对我参与建造的那个家庭结构的回应。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以及我因此对孩子们的教育中,坚强是最重要的价值,以至于几乎没有空间能让他们承认和表达痛苦并且得到安慰。从小时候起,我就把表现得坚强、母亲的严厉要求跟爱联系在一起。在治疗过程中,我意识到这种家庭的爱是一个骗局。我的儿子、女儿和我自己都需要从这个牢笼里解脱出来。我们三个人都遭受了痛苦却不敢承认。作为孩子们的母亲,我余下的责任就是谴责这种失衡的亲情。

“只有我自己站出来为‘小珍妮’说话,承认她没有一个足够慈爱的妈妈,我们三个人才可能逃出牢笼。这是一次让我受益匪浅的经历。我感到获得了自由,也亲眼见证了两个孩子的巨大进步。‘前子女’和‘前父母’这两个词对我来说还有点难以理解。我觉得它们是正确的、健康的,但我还在脱离母亲角色的早期阶段。”

尽管有些家长能够接受自我质疑,但对理清他们父母的教育行为这件事,他们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这种态度就表明,批判和质疑统治着几代人的家庭系统的既定秩序,其实是很困难的。

评估亲子关系

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伊莎贝尔·菲约扎(Isabelle Filliozat)表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提倡所谓的尊重父母。事实上,这种尊重只是一种敬畏和服从,只能用来维护原生家庭既有秩序的传统价值观以及长辈的权力。基于进化程度,比起害怕孩子的批评,我们更害怕父母对自己的评价,难道这不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吗?只需看一眼我们现今人类世界的状况,就能知道这种态度会引导我们走向哪种结局了。” [19]

评估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的想法受到强烈抵制并不奇怪。作为曾经的儿童,成年人保留着在童年时期内化了的许多禁忌。如果从小就学会对亲子关系进行健康评估,那么孩子们肯定对他们感受和体验到的家庭系统有话要说。家庭心理治疗师毛里齐奥·安多尔菲(Maurizio Andolfi)提醒:“儿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发现者,是能够连接山谷两端的桥梁:所有有关家庭发展史和当下困难的问题都可以向儿童或青少年提出,重要的是,要怀着真诚和轻松的心情做这件事,就好像在进行一场游戏。” [20] 对他来说,孩子才是真正的家庭系统专家。

因此,关注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永远不算太晚。我们在家庭心理治疗方面的每一次实践都在向我们揭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进行亲子关系健康评估的好处有多么大。重新审视隐藏在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那些症结,可以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实际经历中辨别以下四点。

正如珍妮的经历所体现的那样,家庭不仅限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家庭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跨代际意义。家庭的形象,如同父母的形象,在大多数时候都因为被过度理想化而让家庭成员们感到痛苦。这种家庭形象是原生家庭既定秩序的基本载体,使我们无法客观阐述家庭功能失调的原因。

个体的基本自由

工厂是把原材料加工成功能各异的各种产品的地方。家庭潜在地致力于让每个家庭成员相信自己是有独特个体价值的实体。家庭成员在互动中可以进行令人难以想象的协作,有助于习得技能、相互支持、获得自由和茁壮成长。家庭应该支持改变,维琴尼亚·萨提亚表明这种改变是“谈论人生的另一种方式” [21]

很可惜的是,在许多家庭中,来自童年的原材料脆弱、不成熟,甚至很糟糕。这样一来,家庭就成为了一个只将家庭成员进行标准化“加工”的工厂,这就限制了个体的五大基本自由 [22]

维琴尼亚·萨提亚将这些自由定义为拥有健康的和令人满意的亲子关系的条件,它们与构建家庭的迷思、价值观、规则、角色和其他沟通形式相矛盾。这些自由让人参与到重要且富有创造力的行动和改变中,但一般的家庭系统通常都厌恶卷入其中。为了维持既定秩序的稳定,家庭系统普遍排斥发生变化。在碰到艰难和不稳定的情况时,家庭成员会采取与以往相同并彼此互补的行为来让彼此凝聚在一起,确保家人之间的联结不会中断。为了规避任何不遵循传统规则的态度,他们会开始进行可预期的、高重复性的沟通。这种维持家庭系统内部稳定的运作模式,完全不尊重每个个体间的差异和个体完整性。

当基本自由受到侵犯时,个体会表达痛苦,继而会期望获得同情和安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家庭成员的痛苦,而当这种被家庭视作威胁的痛苦被低估、否认、隐瞒、禁止或被利用时,家庭功能失调就显而易见了。

不要忘记,成年人遭受的痛苦对孩子而言是无法忍受的。维琴尼亚·萨提亚明确指出:“孩子们在新生儿状态,也就是接纳一切的状态时,就能很快学会避免承受潜在的痛苦了,比如不再表达反对。” [23]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家庭中最脆弱的人——就有可能不再表达,而表达是人类的天性。

关于家庭规则,维琴尼亚·萨提亚补充道:“尽管个体和他的家庭并没有有意地了解这些规则,但个体的各种行为都是对这套统治着整个家族的、正常且可预测的规则的回应。” [24] 一个人在成年后,要理清破坏自由的家庭规则,实现自我解放,就有必要观察某些家庭在庆祝活动中如何暗中迫使每位家庭成员缔结一种过时又失调的关系契约,并且要求个体展现绝对的忠诚。

备感压力的家庭庆祝活动

没有母亲的平安夜

《兄弟姐妹》( Brothers and Sisters )是2006年至2011年在美国上映的一部系列电视剧。这部喜剧以沃克一家为主角,家庭中的孩子都已成年。父亲去世时,这个家庭的理想图景随之破灭。作为母亲的诺拉决心维持她所珍视的家庭的团结,把兄弟姐妹们找来齐聚一堂。

在第五季的某一集中,诺拉向孩子们宣布自己不会和大家一起庆祝平安夜。在母亲家的厨房里,老大萨拉、老二姬蒂、老四凯文和老幺贾斯廷乖乖地扮演着他们在家庭系统中被赋予的角色,纷纷对这个消息做出不同的反应。

母亲诺拉:圣诞节的装饰品在客厅里。你们可以随意装饰。如果有什么问题,哪怕只有一个问题,你们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会一直开着。

老幺贾斯廷(惊讶):哦!

母亲诺拉:好的,那我走了。

老四凯文:但是?

母亲诺拉:我爱你们所有人。圣诞快乐,我的宝贝们。(她走了。)

老四凯文:但是……

老幺贾斯廷:她刚刚是不是……

老二姬蒂:……取消了平安夜,我认为。

老大萨拉: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

老四凯文:什么样的母亲敢这样做?

老大萨拉:我呢,我要回办公室了。你们决定怎么过,然后通知我一声就好。(她离开房间。)

老幺贾斯廷:这真是太倒霉了。

老二姬蒂:不一定,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凯文点点头。)没错,也许到了我们能自己决定庆祝圣诞节的方式的时候了。你们都应该来我家过平安夜。(姬蒂很兴奋并补充道)是的,我会布置一棵漂亮的圣诞树,烤一只火鸡,然后……

老四凯文:你知道的,姬蒂,你搞这些麻烦事没什么意思。

老二姬蒂:哦,不不不,这事搞起来很简单。

老四凯文:是的,但我感觉你的房子太……现代了。对,到我们家去吧!完美。

老幺贾斯廷(有些不耐烦):我很期待今天的平安夜,所以你们快点决定吧。

老二姬蒂:不,凯文,我真的希望今晚是在我家庆祝。

老四凯文:为什么?妈妈准备平安夜的时候,你老是取笑她。

老二姬蒂:那不是真的。

老四凯文:是的,是真的。让我们去我家庆祝吧,会很完美,起码更好,而且……

老二姬蒂:更好?

老幺贾斯廷:好的,那就去凯文家。

老四凯文: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二姬蒂:好的,我明白了。那我回家好了。

老四凯文:不,我是说……“安排得更好”的意思。

生气的姬蒂(反驳道):我们明天再说吧,凯文!

老四凯文:姬蒂……

老二姬蒂一边离开一边说:你竟然说“更好”,不,我一定是在做梦。

老幺贾斯廷(非常担心):我才不在乎我们在哪里过平安夜,只要我们晚上能做一些布丁就行了。

在这个场景中,兄弟姐妹们自动做出反应,如同一个个大孩子,过度适应了母亲突然离开的情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僵化的家庭系统。母亲诺拉热衷于进行各种形式的情感勒索,她希望通过在平安夜消失来提醒大家,自己在这个家里必不可少。年纪最大的萨拉因为和父亲比较亲,担任起了父亲的角色,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中。姬蒂则忠于母亲,想用她曾经不屑一顾的那些食材来为庆祝节日做准备。不起眼的凯文企图寻求认可,想通过代替姐姐组织平安夜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最后,最小的儿子贾斯廷则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一心只想过自己心目中的圣诞节。

每逢佳节,当家庭庆祝活动来临之际,我们的许多患者都会备感压力。正如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所说,这些节日对人造成的心理阴影从来都不是无关痛痒的:“家庭聚会的重点根本不在于是吃这个还是吃那个……而是时不时互相进行心理斗争,这种斗争甚至一触即发!所以,一家人在举办家庭聚会时,神经兮兮的个体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原本设想的和谐场面很快就会乱作一团。哪有什么温情可言?整个交流过程不仅揭示了我们的脆弱、我们很难与家人一起生活,而且也揭示了我们对爱和亲情无比巨大的需求。” [25]

在每个家庭中,每位家庭成员都希望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个体价值受到认可,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自我。我们除了观察到这些相互对立的个体愿望,还发现家庭中有一些危险的运作机制,将个体限制在非常狭隘的角色之中,使其合理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否认家庭的现实状况

在《兄弟姐妹》中,沃克一家遵守的原则也属于传统家庭的理想化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与“草原上的小木屋”综合征体现的相关原则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这部系列电视剧完美演绎了某些家庭为了维持理想化的家庭图景而遇到的难题,也体现了以下否认家庭现实状况的原则。

以上的原则只需要其中两到三条起作用,家庭功能就会严重失调。而每一次的家庭聚会,都是否认家庭现实状况的契机。个体会否认自己真实的想法,忠于家庭的理想化原则。

被剥夺的爱

所有人都需要依靠自己得到的爱进行自我发展。家庭的理想化原则认为这种爱是父母之爱。但这只是现实情况的一个方面。为了成长,承认父母对爱的剥夺,在不使父母感到内疚的情况下将他们的正当责任归还给他们同样必不可少。孩子的身体可以感知自己得到的是不是爱。如果没有被要求闭嘴,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每当你不得不说服自己“长辈的言行都是为我好”,但身体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时,曾经作为孩子的你就感到了爱的剥夺 [26]

许多父母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为自己强加在孩子身上的行为辩护,声称给了孩子自己都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这种通过孩子进行自我补偿的行为,通常被孩子视为深深的爱的剥夺。长大成人后,前子女又会觉得自己好像亏欠了父母什么,还可能因为向前父母倾诉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而感到内疚。这样一来,成年人就很难对这段关系进行具有批判性的反思:父母的爱隐藏着剥夺,孩子感到自己的需求被转移了,自己的价值被削弱了;而道歉或宽恕(pardon)对孩子本身毫无帮助。爱的剥夺不仅令人很痛苦,还体现了亲子关系问题的另一方面:一些成年人通过同意父母的意见,让他们放心履行亲职功能,甚至通过向父母提供他们在儿童时期没有得到的东西,从而对父母保持依赖。在这种角色互换中,一个人成了他父母的父母——其中隐藏着对内在小孩的深深背叛。

从被剥夺的爱中痊愈,最基本的一步是承认和正视它。同样,要摆脱理想化的家庭图景和自我否定的困境,就有必要打破幻想中的亲子关系。

被理想化的亲子关系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会特别强调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的本质。成年人要获得自由,就要先停止幻想从家庭和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和保护。当情绪和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这种被理想化的亲子关系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让成年人无法承受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 [27]

许多心理治疗师都会规避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这个棘手的话题。他们基本上都会直接分析被前子女内化了的父母形象,好像过往的亲子关系对现在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而言无关紧要。但如果亲子关系发展在表象上确实充斥着各种阻碍,那么它的本质通常就是失调的,会阻碍成年人与父母建立健康的关系。美国著名治疗师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强调:“尽管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一个人在情感范畴被剥夺的东西越多,他幻想的亲子关系就越紧密;一个人越常被抛弃,就越倾向于依赖和理想化他的家庭和父母。将父母理想化意味着将他们的养育方式理想化。” [28]

不管怎么样,过于依恋父母或家庭都是家庭功能失调的表现,失调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在成年后都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当一个家庭充满足够的爱,个体的自主性就会随之体现出来,充斥在亲子关系中的那些幻想也会随之消解。这通常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如果进展顺利,就没有人(前子女或前父母)会感到情感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不再限于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或日常规则,而会重新进行自我定位。这些人因为更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机遇和挑战而过着更丰富、快乐的生活。

事实上,过于理想化的家庭图景和对自我的否定会导致个体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单一,这是许多情感关系问题和亲子关系问题的根源。

单一的茧

家庭是一个单一的茧,在这个原始框架中的成长经历比血缘关系和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体验对个体的影响更大、更有力。毛毛虫会变成茧蛹,然后蜕变成蝴蝶,再飞向四方,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根据种类的不同,这一过程的时间在一周到八年不等。自我实现的冲动是生命的天性,既强大又不可违背。人类也是如此:成长为大人的过程长短因人而异;蝴蝶会离开茧,而成年人会抛开被理想化的家庭和父母。在真正长大之前,成年人还需要接受一件事:所有亲职功能总有结束的一天。 y9Lx7bLPkrjoHgCK5+KenzejEMK9hkCQ7tgUDrSC6RJlQcJV8Sw+XPuGI4T9Q4XB



第三章
父母的有效任期

父母应当尊重和爱护孩子。只有这样,他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才能在漫长的人生中,活出真实的自我。

——爱丽丝·米勒

在“根基”与“翅膀”之间

为人父母是一份有固定期限的职责、任务 。一些作家揭示了亲职功能在生命过程中的显著演变。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学家乔瓦尼·阿比年特强调:“父母的角色正在以一种缓慢、渐进但引人注目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过去负责控制、引导、提供情绪支持的功能变得越来越次要,而(与孩子共同培养)合作、分享、平等交流、尊重个体差异和他人隐私等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29] 思考父母角色的结束是合乎道德的。在家庭内部扮演的理想化角色或多或少地阻碍了个体及家庭成员之间真实关系的发展。只有做好不再做父母(终结亲职功能)或不再做父母的孩子[终结亲子功能(fonction filiale)]的心理准备,每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可以在亲子关系中找回失去的活力和养分。对未来要成为前父母的人来说,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角色,抱着更负责任的态度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作为父母的使命,将会改变一切。对未来要成为前子女的人来说,发展成独立自主的成熟个体将帮助他们在“根基”(我来自哪里)和“翅膀”(我要去哪里)之间找到平衡。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亲子关系的本质。

永恒的亲情债务

给予,接受,回报

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涉及有关给予、接受、回报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亲子关系中最根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并叩问着每一位前子女与前父母:“我欠父母什么?对我接受的关照和爱,我应该回报父母什么?”个体价值和完整性是在与他人互动的关系中经过不断锤炼而逐步完善的。对孩子来说,它首先取决于与父母的关系。对等和互惠互利的尊重是各种亲密关系的基石 [30] 。然而,亲子关系中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债务,而我们很容易把孩子视为欠债的一方。这是为什么?

家庭心理治疗师伊万·博索尔门伊-纳吉(Ivan Boszormenyi-Nagy)对此直言不讳:“从理想化父母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背负着生存债务,即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用慈爱换取我们的信任。孩子只要活着,就永远无法真正摆脱对父母的这笔亲情债务。” [31] 对父母基本的忠诚源于生命和爱的馈赠。基于这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观点,无形的忠诚钳制了许许多多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发展。父母很少觉得他们必须通过付出“赢得”孩子的信任;更常见的是,孩子觉得自己天然地获得并享有了父母的爱。如此一来,孩子不但无法感到自在,更觉得亏欠。在内心深处,孩子会认为自己有缺陷,并采取策略掩饰这种吞噬个体价值的顽固的羞愧感。如果你得到的爱是要求回报的,那么你觉得自己在一个想要在你身上投资并获得回报的人的眼里算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无论前子女到了多大年纪,父母的亲职功能都会被神圣化并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了。这与弗洛伊德“儿童天生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论保持一致:在原始本能和反社会本能的驱使下,孩子把一切都归功于父母的教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实际的童年状况已完整地浮出水面,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了。

我的爸爸他说谎

2015年,一则催人泪下的泰国温情广告将一个父亲和他6岁的女儿搬上了荧幕。

女儿放学回家,走到父亲身边递给他一封信。他开心地边走边读:“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他欣喜若狂,对女儿露出笑容,继续读:“爸爸是世界上最帅气,最时髦,最聪明,最善良的人。他是我的超人!爸爸希望我在学校好好表现。爸爸真的太好了,但是……”

父亲满脸严肃地停了下来。他可爱的小女儿垂下头背对着他。他继续读:“他说谎。当他说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时,他在说谎;当他说他有足够的钱时,他在说谎;他说他的工作不累的时候,他在说谎;他说他一点都不饿的时候,他在说谎;他说我们什么都有,他在说谎;他说他感到很幸福,他在说谎。他说谎……都是因为我。我爱爸爸。”

女孩转过身再次面对他,但眼睛还是盯着地面。父亲惊慌失措,迅速将她抱在怀里,和她一起哭泣。保险公司广告标语清晰地响起:“为了孩子的未来,值得付出一切。”

这则广告很有说服力,广告的前3/4内容既遵循了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强调了父母的牺牲者姿态,也唤起了成年人对童年的记忆。杰斯珀·尤尔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孩子对各种事物进行思考的深度和复杂度。对孩子来说,父母的幸福永远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从出生开始,孩子就过度负责,表现出过度发达的社会情感和与实际年龄不符的配合他人的意愿” [32] 。广告影片中的小女孩猜到家人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她偷偷背负着父亲的痛苦,试图减轻家庭系统的沉重负担。因为感到内疚,孩子想在情感上减轻父母的痛苦并内化那些压迫父母的大部分困难情绪(羞耻、内疚、无助……)。许多孩子在与父母相处的过程中,都深刻经历过这一段家庭背负着沉重负担的日子。

孩子会自然地牺牲一部分个体完整性以免有损于爱:他付出的爱和他接受的爱。孩子因此备受折磨。杰斯珀·尤尔解释了这种生存压力是如何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维护我们自己的完整性和协助他人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两件事是冲突的,也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困境。一方面,成为一个群体的一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为了能和所期望的人合作,我们要适应他人的需求,去配合那些他人期望完成或想要的事物。另一方面,在这种适应中,我们失去了一部分个体完整性,我们舍弃了某些对我们自己来说重要的部分。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不断做出调整。” [33]

真实的交流

在这则广告中,个体与家庭系统的一致性体现在:伴随着亲子关系的调整,孩子和父母可以实现真实的交流。在亲子关系中,调整的责任应该完全落在父母身上。孩子只是发出警报,而父母有责任做出回应。

在这个故事中,小女孩觉得自己可以向父亲倾诉心声。尽管她很害怕,但她还是冒着无法预知父亲反应的风险这样做了。毫无疑问,她在后来也充分体验到了她父亲的善解人意和仁慈回应。充满信任的亲子关系让她能够表达自己。父亲既心疼又仁慈的情感和态度减轻了对孩子脆弱的肩膀来说太重的负担。广告的最后一幕是这个小女孩快乐地依偎在她父亲的怀里。亲子关系一旦调整,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父母与子女会在情感纽带中感受到生命的自由流动。

在广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发现,父母愿意对孩子展现出同理心,愿意提供帮助并给予关爱时,也会对亲职功能产生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推翻了“永恒的亲情债务”这一概念,打破了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反思了父母“大公无私”的爱。

父母大公无私的爱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幻想,叫嚣亲职功能的特征是大公无私的爱。人们敬重自我牺牲的父母(就像广告中的这位父亲),并将其作为榜样宣传。人们将所有自我牺牲行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与大公无私的爱联系在一起。而根据我们的心理治疗经验,吹嘘父母之爱和孝道的家庭往往比其他家庭有更严重的功能失调。父母口口声声地说爱孩子,显得特别有操纵性。对孩子来说,这种操纵性很危险,因为它会使他更加配合。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越固化,孩子的妥协程度就越大。对父母而言也是如此。除了这一点,对孩子来说,尤其是在宣扬牺牲的环境中,说“不”、进行反对或表达/捍卫自身需求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在成年后,父母大公无私的爱是维持永恒的亲情债务的黏合剂。前子女对自己在情感上和/或物质上得到的一切都心怀感激,自认为有清偿的义务。大公无私的爱确保了父母所有的行为,哪怕十分久远,都与爱和/或值得赞颂的教育有关,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简要回顾一下历史心理学

历史心理学 的开创者、美国研究员劳埃德·德莫斯(Lioyd de Mause)认为,文明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对待儿童的方式。“历史变革的本质力量不在于技术,也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人格发展,是通过世世代代父母和孩子的互动而发生的转变。” [34] 通过分析从古至今的亲子关系史,他总结出了以下三种典型的心理反应模式。

投射效应和逆转效应非常普遍,可以削弱甚至消除父母由于不当的养育行为而产生的内疚感。父母不会感到内疚,因为错在孩子身上。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孩子会自然地通过接受父母转移到他身上的角色来保护父母。这样一来,孩子就会一直感到羞愧和内疚。对劳埃德·德莫斯来说,对孩子重复地施与暴力是心理健康发展史中最有缺陷和最具破坏性的一点。

终结永恒的亲情债务

对前父母而言,结束亲职功能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蜕变。它让人重新评估并调整亲子关系,瓦解了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既不公平又阻碍自我发展的忠诚。“能拥有如此出色的父母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好运,要对此怀有感激之心” [35] ,正是这一永恒的亲情债务使许多人陷入困境,阻碍了个体对自身生命承担全部的、完整的责任。

并非父母给予孩子以生命,而是生命本身通过孩子到来。无论是支持还是束缚,父母都面对着一个独特而具体的存在。终结亲职功能是有必要的,这可以避免人们误认为孩子对父母有所亏欠。无论你是否感激父母,你都无法改变一件事情:你的父母创造了一个生命,而你是唯一获得这次机会的人。父母对你唯一的馈赠,就是让你将美丽的人生送给自己。

前子女并不与生俱来地亏欠前父母任何东西,可以忠于内心,自己判断想与前父母分享什么。孩子不属于父母,借用纪伯伦的诗来形容孩子的本质,那就是“其本质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只要记住这一点,每个人就都能够平衡好基于自身生存的双重体验:体验亲子关系以及体验自我成长。

亲子关系中的爱

至高无上的情感

乔瓦尼·阿比年特强调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问一个孩子,‘家庭中什么最重要?’他会回答你:‘当然是彼此相爱!’他根本不需要深入思考或进行广泛的心理学研究就能意识到这一点!彼此相爱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足够和谐且存在足够大的凝聚力:所有人都能感知并体验到相互羁绊的爱的纽带(lien affectif)。” [36]

矛盾的是,家庭的爱是一种既普遍存在又被误解的情感。父母通常以他们对孩子的爱的感觉为支柱。有时,这种情感会变成一种僵化的心理状态。有多少父母会评估他们的爱是否真正被孩子感知和接受?太少了。那种情感会变成专注而关切地倾听孩子心声的行为吗?它是否会以温和的眼神和积极的言语被表达出来?它是否会变成表达爱和支持的行为?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爱是至高无上的情感,而孩子是情感专家。

我们在另一本书中讲过:“爱的情感是童年经历的核心。一个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婴儿对爱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的整个身体和思想调动了不可思议的资源来与父母建立联系。爱的情感对婴儿来说类似生命的养分,伴随着简单的快乐、深度的放松和温暖的善意,是一种影响人的健康、活力和幸福的自然能量。婴儿对爱的需求大到难以被满足,它保证了婴儿的成长和发展。而孩子的爱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渴望,作为生命和感性的独特产物,由内而外慢慢散发能量并日益显著。” [37] 当谈及亲子关系中的爱时,很多人会习以为常地忽略孩子的爱。然而,这份爱在任何家庭系统中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查尔斯的个人体会

在治疗过程接近尾声时,50多岁的查尔斯谈到了他的个人体会:

“我和内在小孩接触了上百次。以这种方式重新和童年经历产生联系,让我很受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理清哪些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哪些是我自己对过去的解读。我可以理性地看待父母的行为,不管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深刻地改变了我对童年经历的看法,意外打开了我看待人生的另一种视角。现在,我的内心有一个信念,我称之为‘个人体会’。我确信我的父母能够和曾经的我那样的孩子一起生活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当时能意识到,那么很多行为无疑会发生改变。无论如何,通过与我的爱的源泉——我的内在小孩产生连接,我学会了更加公正地对待自己和人际关系。”

是的,孩子是家庭的爱的核心。它与孩子天使般的天性并没有太大关系,而与孩子的身体能感知并识别爱的情感,也就是那种“我们与别人分享的热情往来的微小瞬间” [38] 有关。孩子是家庭系统中爱的晴雨表,是可以识别亲子关系中是否有爱的宝贵专家。正如美国神经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所说:“爱是至高无上的情感。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与否会影响我们所有的感受、情绪、思想、言行和我们的未来。” [39]

亲职功能需要更多的人性和更少的教化,让维持亲子关系的养分——爱,在家庭中更好地循环。然而,父母并非爱最主要的来源。他们更常是通过关心和照顾孩子而促进爱的循环的人。在三十年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们发现与内在小孩和解的成年人会成为更公允的父母。他们会减少以教导者姿态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做出更多可以滋养亲子关系的行为(比如温柔的对话,表达和认可情绪、需求,阅读,做游戏和进行其他休闲活动,共同完成一件事情)。这些特别的交流能够促进孩子和父母之间相互信任的、肯定自我价值的、相互关怀的和深刻的联盟关系,让孩子体验到旺盛的爱意。

普遍存在的爱的缺失

2010年,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INSEE)的一项研究量化了父母在以下方面给予孩子的平均时间:照顾日常起居、接送、交流(用以加固亲子关系)和关注学业 [40] 。在法国,女性普遍比男性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在交流方面,母亲平均每天花13分钟,父亲平均每天花11分钟。2014年,4岁至10岁的法国儿童平均每天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为2小时18分钟。如今,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电脑等)的发展及儿童(包括4岁以下的儿童)对其的广泛使用让亲子交流的时间变得少之又少,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父母与孩子如果缺乏交流,就无法建立优质的亲子关系。

家庭心理治疗师杰斯珀·尤尔曾对25对父母进行测试,让他们自主评估与孩子的交流情况 [41] 。这些父母认为,自己说的50%的话是没有效果的,与他们的真实感受也不相符;还有20%的话是无意识说出来的,这些话并不妥当,只是在重复他们自己的父母说过的话。根据这项研究,父母的话只有18%是让他们自己满意的。

看完这项研究的结果,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学会了“在自己之外”生活。根据杰斯珀·尤尔的说法,“他们失去了倾听自己内心所发出的声音的信心,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状态并没有好处;这会阻碍他们发展自信心,抑制他们发展同理心和与他人相互依存的感受;也会降低他们的学习能力、心理能力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并增加他们成瘾和变成受害者的风险” [42]

孩子不应被视为成年人的附属品,他们应该因为在爱方面的专长而得到认可。实际上,父母应该成为学习者,因为他们肩负家庭幸福的重担。将孩子当成一个教导爱的老师,是父母摆脱自己过去有缺陷的教育方式的最佳途径。

失职的父母

如果父母阻止孩子在人生的前几年释放天性、无忧无虑地玩耍,父母就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变得有些失职。面对某些可能不是必要的义务,失职的父母要求孩子承担根本不属于他或不适合他年龄的责任(做家务、照顾兄弟姐妹等)。当然,父母可以提议年幼的孩子一起参与家庭生活。孩子喜欢感受到自己很重要,喜欢与父母建立紧密的连接。他把这一切视为分享和学习。让孩子参与家庭生活不是问他愿不愿意——这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意义不大——而是让他感受到父母在与他的合作中陪伴他成长的快乐。不过,孩子并不会一直需要父母的陪伴。他在成长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想独自完成任务。

父母必须遵循一条黄金法则:孩子不能,也绝不应该被物化。孩子如果被物化,那么即使他顺从父母,他也能察觉到。物化孩子会破坏亲子关系,减少在这段关系中流动的信任和爱。如今,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父母的权威比过去更加有害。一些父母利用孩子对他们的喜爱和重视,操纵孩子顺着他们的意愿行事。喜爱和重视成为一种突破孩子心理边界的糟糕策略 [43] 。这样微妙的、具有控制性的评价方式会使孩子产生一种虚假的亲密感和有害的感受(自卑、被遗弃、无助),以及对父母形象的病态依恋。每对父母都应该问问自己用某种方式对待子女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说“不”,意味着自主性的觉醒

心理治疗师安东尼·德·梅勒(Anthony de Mello)提醒我们:“对别人说‘不’是一件很棒的事,这是觉醒的一部分,意味着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你要明白这种态度并不自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一点也不自私。要求另一个人按照你的喜好,为了你的利益、你的骄傲、你的快乐而生活,这才是一种十分自私的态度。学会说‘不’后,大家就会认为:我要保护自己;我不觉得必须跟你一致,我不觉得必须对你说“是”;如果我觉得有你在很愉快,那么我会享受(和你在一起)但不会抓住(你)不放。” [44]

无可否认,生下一个孩子然后对他进行教育,受到许多与孩子自身——他这个人、他的需求和他的特殊性——无关的因素的影响。情侣或夫妻想要孩子的原因多数是自私的;这是一个不应被掩饰的事实。一位有准备的父亲或母亲胜过一对没有经验的父母。理性的父母会为孩子的反对感到高兴。孩子说的“不”会渐渐在他自身、他的极限、他的需求和他的价值观中变成“是”,有助于孩子自主性、自我价值和爱的发展。研究表明,反对父母的权威与更健康的自主意识有关 [45] 。孩子的“不”给了父母重新评估自己的期望和期望的合理性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亲子关系成了整个家庭进步和发展的源泉,时时刻刻提醒父母持续培养、维护孩子的自主性。这也提醒前父母他们并非只为前子女而存在,他们也要培养和保留自己的自主权,不能仅仅指望或依靠前子女生存。

选择,意味着成熟

孩子需要自己做决定,而非服从命令。这样他才能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根据维琴尼亚·萨提亚的说法,“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根据对自己、他人以及所处环境的准确判断做出选择和决定;一个成熟的人承认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并为结果承担责任” [46]

成长不仅仅涉及自主性,还涉及建立成熟的关系,尊重关系中每个个体的完整性。因此,前子女(或前父母)可以衡量并决定亲子关系状态何时不再适用于与前父母(或前子女)相处。当爱的情感充分体现在亲子关系中时,每个人都能成熟地做出必要的改变来重新调整亲子关系或建立新同盟。正如精神病学家莫尼·埃尔卡伊姆(Mony Elkaïm)所说,“问题不在于急切地分辨谁对谁错,而在于摆脱目前的状态:他们坚信自己是对方的受害者” [47]

自主性和成熟度促进了亲子关系的重新调整,并且消除了其中所有的害怕和不安。

终结害怕和不安

心理学的依恋理论表明,个体在探讨童年时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成年后与他人(伴侣、原生家庭成员或与自己的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时,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明显的焦虑 。心理学家布莱兹·皮埃安贝尔(Blaise Pierrehumbert)因此得出结论:“依恋,无论是对伴侣、子女还是父母,都是培养安全感的基础,有助于个体形成开放的态度,反过来也可以促进封闭、依赖。” [48] 依恋的第一阶段对应孩子生命的前十八个月。在此期间,孩子会完全依赖可靠、有能力的和慈爱的父母。

几年来,我们在心理咨询中用一项测试 [49] 来揭示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如下所示。

现在在与父母的关系中的感受

以下表述是否可以反映你在与父母(父亲、母亲或两者)的关系中的感受,你只须勾选“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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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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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勾选了一条或多条表述后的“是”,那么你与父母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就需要调整。你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这种关系等级森严、不对等、令人害怕和不安。

通过这个测试,许多人意识到他们在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自主性和成熟度仍有待确认和巩固。这种构建只有在亲职功能结束后才能成功。

爱的情感——热情、共同分享喜悦和让人感到幸福的微小瞬间——回到亲子关系的核心位置会让父母的角色终结,让前子女和前父母在毫无害怕和不安的关系中重新找回彼此。自主性和成熟度建立在亲子关系中爱的情感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因此,爱既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更不是买卖。它无法被购得,也无法被偿还。这种至高无上的情感是抵御害怕和不安的最佳堡垒,揭示了亲子关系的真实状态。

松散的亲情纽带

脆弱的桥梁

太多的父母误认为自己与孩子的亲情纽带是坚不可摧的。这种亲情纽带被错误地与血缘关系牵扯在一起,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人们常错把亲情纽带、父母拥有大公无私的爱这种幻想,当成父母对孩子的好。或许在父母一方看来天然就是如此,但这种幻想并不能与后者画等号,这种误解对孩子也是不利的。许多为大众所熟知的亲情表现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亲情纽带是一座脆弱的桥梁,是一种脆弱的情感联结。它无法承载所有的重量,并且随时可能松开,有时甚至无法重建。许多前子女深信自己无法动摇与父母的亲情纽带。这种信念让他们宁愿僵持在痛苦的亲子关系中也不去做调整,让亲子关系无法实现任何有益的转变,进而对双方都产生负面影响。长此以往,亲情纽带只会继续弱化,甚至有完全断裂的风险。

亲情纽带的脆弱性在于儿童的自我本就敏感和脆弱。许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当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矛盾的是,孩子越痛苦就越依赖使他痛苦的人。因此,“孩子们完全忠于父母,即使生育他们的人虐待他们。受虐的恐惧增加了依恋需求,孩子们出于害怕和不安会表现出更高的忠诚度,希望在臣服之后能得到来自父母的宽容与安慰” [50]

孩子无法选择父母,只能咬紧牙关确保自己能够在家庭中生存下去。当父母是权威的化身时,孩子很难控诉自己遭受的苦难,成年后,他也很难谴责自己遭受的苦难。在小时候,孩子很擅长动用所有的能量隐藏自身的感受并保持沉默。而成年之后,他也会刻意否认那些身体无法忘记的事实,与真实的自我产生冲突。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生命中伤痛的根源。

在成年后,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问题往往隐藏着前子女缺乏爱、被工具化或被虐待的痕迹。每个人除了陈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还必须指出和谴责那些充斥在童年中的无法让自己接受的言行。一个人如果不以内在小孩的名义表达愤怒,就无法从童年创伤中自愈。所有的治疗都需要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过往身体创伤的重现。长期以来,一些治疗师遮掩并集体否认一种“隐藏的流行病” :童年创伤。

童年创伤

在一次研讨会中,我们提出了一项测试,灵感来自美国一项关于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及其对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

我小时候与父母的关系

以下表述是否能够反映你人生前十八年的经历?你只须勾选“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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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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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表述中,只要有一条的选择是“是”,就能够证明你在童年时经历过影响你人生的创伤。而你选择的“是”的表述越多,你成年后出现发展障碍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孩子在童年时承受的痛苦和家庭功能失调的程度,与孩子成年后可能遭遇的问题,比如使用违禁药品、酗酒、过度肥胖、试图自杀,以及患抑郁症、心脏病、癌症、慢性肺病、肝病和骨折存在强相关性 [1] 。“童年不良经历会造成严重的发展障碍”这一观点在如今已被证实。童年经历会塑造人们的大脑,任何痛苦的遭遇都会训练它忍受打击,代价便是留下深刻的伤疤 [2] 。父母的虐待和忽视带来的后果十分复杂,会让孩子形成极度敏感和脆弱的性格。

你即使没有童年创伤或发展障碍,借助此类信息来审视童年生活也能给你带来好处。面对真实或想象的威胁时,压力反复出现有害于儿童在情感、认知和社交方面的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一件显而易见却在现实中遥不可及的事情:父母的主要责任是在健康、安全和可预期的环境中陪伴孩子成长。

可逆和可调节的亲子关系

42岁的梅拉妮的经历证明了亲子关系的可逆性和可调节性,也给了我们希望。

“在我女儿4岁到8岁的时候,我经常给她压力,让她动作快点,把东西收拾好,规规矩矩地吃东西。我一直在她背后不停地催促,很快就没了耐心。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对着女儿大呼小叫、辱骂,和女儿争吵,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地扇她耳光。早上为了送她上学而做准备的那个时间段简直就是地狱。我记得有一次我爆发了,用拳头砸墙壁,把石膏墙砸出了一个洞。我女儿满眼恐惧地看着我,我先生也吓坏了,告诉我‘够了!’,我太离谱了。我意识到了自己对女儿的暴虐行为,尽管我心里很想控制自己,但我根本控制不住,也没法改变。发生这种情况后,我感到很羞耻、很内疚,但这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让我更加不舒服和愤怒。”

意识到自己对女儿造成的这种痛苦之后,梅拉妮下定决心接受心理治疗。但对这位习惯掌控一切的母亲来说,正视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发现的童年创伤并不容易。

“随后,我决定通过与内在小孩沟通的方式进行治疗。我见到了一个在不同阶段都受到了伤害的小女孩:她3岁到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用蛮横的教育方式残忍地对待她;8岁的时候,她被患有抑郁症的母亲抛弃;随后,她进入了被父母贬低的无助的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小时候受过如此多的苦。很早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满足父母的期望。我拥有的只是内心深处的悲伤、忍住的眼泪、从来没有被听见/被看见也没有得到任何抚慰的埋怨和恐惧,累积成了我长期以来的愤怒。治疗结束后,我和女儿以前的矛盾化解了。虽然我仍时不时感到愤怒或烦躁,但我能更冷静、更耐心地表达我的情绪,再也没出现过过激的行为或言语。当局面紧张的时候,我会努力专注于自身和自己的感受,对我内心的小女孩说话,安抚她的情绪。”

在整个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梅拉妮把她的精力、时间和计划能力用于满足“小梅拉妮”的需求,她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我换了一份压力比较小的工作,我给自己更多的时间睡觉,做更多的运动,还经常做按摩。我和自己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发现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也变得更温和、更充满爱意了。我和她一起制订了一些仪式,比如每个星期天都有一段家庭亲密时光,我们会一起出门、一起读书。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真正的默契,而且我很开心女儿会提起她那个‘严厉的旧妈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告诉她从前的那一切非常不正常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庆祝我们之间找到了爱的时机。心理治疗给我所有的关系都带来了积极影响。我感觉世界终于变得更加宁静、安全和快乐了。”

梅拉妮的勇气揭示了亲子关系中不合理行为的可逆性。每个父亲或母亲都有责任不断地调整亲子关系,不能仅仅以善意的态度和积极的教育规则为挡箭牌。父母在行为上积极的变化虽然值得肯定,但它有时也可能沦为亲子关系中的陷阱。善意的教育规则背后往往隐藏着对原生家庭既定秩序的遵守和“父母永远都是充满好意的、大公无私的”有害论断。

理性的父母会关注亲情纽带错乱或断开的可能性,而逃避自身创伤的父母无法对孩子的一些基本需求做出回应,并且很可能使某些形式的暴力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如果被忘记,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理性的父母与其说是关注教育,不如说是关注亲情纽带的脆弱性和易损性。父母可以通过关注受伤的内在小孩,获得更多调节自身不合理行为的资源,把握激活、维护亲子关系的机会,来避免和孩子的亲情纽带断裂。

对人类而言,有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基础需求。充满爱意、相互信赖、感到安全和舒适的人际关系可以强化个体的存在感。一段健康的关系允许每个个体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需求和想法,也会尊重每个个体完整性的发展。理性的父母知道父母的角色是有固定期限的。他们在陪伴着孩子的同时,也会定期扪心自问自己的定位是否正确,是否尊重孩子的自由和差异。正因为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会到期,所以理性的父母才能始终保持谨慎。他们不会自认为一直做得很好,而会倾听自己和孩子的心声,对自己保持怀疑,也对孩子保持关心。他们允许自己对孩子保有好奇心,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并不了解孩子。他们对孩子进行探索,也鼓励孩子探索自我、肯定自我、接纳自我。理性的父母清楚自己的局限性,也会表达自身有局限,而非强迫孩子接受父母的局限性。没有孩子需要完美的父母,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有诚实、可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运用自身能力做出改变的父母。

亲情纽带充满活力,但也具有易损性,不能被简化为教养问题。否则,亲情纽带就可能失去弹性并被瓦解。

家庭功能失调的症状:断绝亲子关系

45岁的贝亚特丽斯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备感无助。她把这种感受和自己从小在原生家庭的经历做了比较:

“对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而言,我永远是最小的一个,我的任何话都无足轻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都认为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但多亏了心理治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困在家庭‘监狱’之中。我的母亲一直要求我懂事乖巧,不许多嘴。我也一直像小时候一样害怕我的父亲,总是忍受着他的愤怒和威胁。在他面前我总是很顺从。我的父母是一对糟糕的夫妻,而我一直是他们的‘人质’,是那个让他们能继续结盟的人。”

受家庭规则和“最小的孩子”这一角色束缚的贝亚特丽斯下定决心向父母表达不满。

“我知道在这个家庭中表达自己的感受是一个禁忌,但我别无选择。我需要肯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把自己定位为成年人,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自由。我没有指望父母做任何事,我完全想象不到他们(听到我的不满)的反应。我分别和母亲还有父亲说了这件事,他们的反应很强烈。两人都让我从家里滚出去,就这样拒绝了我,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然而,我只不过用平静和尊重的措辞表达了对与家人的关系不平等的痛苦。”

贝亚特丽斯在断绝亲子关系后反倒如释重负。她在生活中找回了表达自我和实践自我的空间。但几个月后,她的女儿因为无法见到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兄弟姐妹,而向她表示自己很难过。

“一开始,我没有理解女儿的意思。随后她向我透露,她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我的父母把关系破裂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我,还声称我不许孩子和家里的其他人联系。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还有一种无形的家庭功能在继续束缚着我。我像是一只替罪羊,让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纽带更紧密了。我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我的哥哥们也变得更加亲近。显然,选择和我断绝关系调节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是一只丑小鸭,一个恶人,而在这个家庭中,所谓的爱和默契才是主旋律。从那时起,我就和哥哥们讲清楚了情况,并欢迎侄子、侄女们放假来我家玩。就这样,我让大家都负起了责任。我决定和那些对彼此关系抱有期待的人培养更真实的情感纽带。如今,我生活得更加自由和快乐了。”

诚然,与父母(或孩子)断绝亲子关系并非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除去我们稍后讨论的极少数情况。精神病学家莫尼·埃尔卡伊姆解释说:“最能体现个体差异性的,一定是和与我们不同的人建立同盟关系……” [51] 家庭成员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选择独立,寻求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更成熟、更融洽的关系,对许多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有时候,由此产生的紧张冲突和失衡状态会导致亲子关系决裂。同时,家庭系统也会因为功能失调而自我封锁,从而拒绝任何新信息进入或驳回对原生家庭既定秩序的控诉和质疑。

家庭心理治疗师维琴尼亚·萨提亚提醒人们,人类对群居生活有看到、听到、感受和自由评判群体经历的需求。当然,家庭内部的交流是复杂的,但维琴尼亚·萨提亚坚持认为,交流者(自己)、交流对象(他人)和交流发生时所处的情形之间必须存在能够相互渗透的界限 [52]

思考纽带的脆弱性将人类重新置于每一种关系的核心。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充满能量的交流,而非人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交流。因此,大多数时候,当个体所承担的功能受到干扰或被控诉时,纽带就会断裂。前父母通常很难接受亲职功能的结束,对扮演着孩子角色的前子女来说也是如此。

对父母的幻想

你只是童年、不久前的过去或现在与父母关系的产物吗?当然不是!难道你听不到“小精灵”对你轻声耳语:“你不像任何其他的家庭成员,你是与众不同的?” [53] 这个声音来自你的内在小孩,他不属于、从未属于、也永远不会属于你的父母。诗人哈利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曾作诗:

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是生命的儿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求。

他们经你而来,却非因你而来。

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 [54]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说:“现代文明滋生了一种刻板的想法,认定孩子的命运依赖于父母和他们的行为。……人们不禁将个体灵魂想象为家族谱系之树中生长出来的一枝嫩芽。我们是他们心理状况的产物,如同我们是他们五脏六腑的产物。我们只是简单的心理寄生物。” [55] 此外,他还补充:“对父母的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执着于以下这种想法:我们面对的是单向的因果关系,从高到低,从体格最大到最小,从最年长到最年轻,从有经验的人到没有经验的人。” [56]

这种幻想使父母成为孩子未来所有幸福或不幸的根源,使个体的存在受制于仅由亲子关系塑造的纽带,否认了其他基本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实质影响。但是,世界上没有宿命论,也不存在决定论。你的父母既不对你的不幸负责,也不对你的幸福负责。他们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就像你作为成年人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一样。对父母抱有幻想,会让父母的角色一直都不可撼动。因此,意识到父母的角色的任期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对转变前父母与前子女的关系来说有着积极的影响。你是时候摆脱对父母的幻想,将被困在过去有害的亲子关系中的自己解放出来了。

摆脱不合时宜的依恋

以下是另一项测试 [3] ,你可以拿着父母近期的照片参与其中(即使你的父母已经去世,此测试也仍然有效)。你最好为父母分别进行一次,可以在回答之前先朗读各项表述。

对以下内容进行判断,以摆脱不合时宜的依恋

以下共有8条表述,你如果基本同意某条表述的内容,就选择“是”,反之选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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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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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难以对以上大多数表述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的回答,这很正常。人们不可能像丢掉普通包装盒一样摆脱对父母的幻想。它就像第二天性,决定了成年人在面对父母时仍会保持着孩童的心态。个体必须养成“不服从”的意识,也就是改变“一个孩子一生都亏欠父母”的认知,以跨越处于支配位置的传统观念。

你并非你经历的一切所产生的结果。你相信或想象自己、他人和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就是什么样的。童年经历的表象之下埋藏着另一个故事,那里有被你遗忘的最初的自由、天赋和爱。

结束亲职功能会让个体重新获得关于人生履历的话语权,与其屈服于陈旧的家庭规则和社会规范,不如坚持同情、仁慈、愤怒、反抗等原则,你可以和善可亲,也可以愤怒,也可以不服从。亲职功能越强大,越被神圣化,个体就越难认识到家庭以外的社交圈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持续性的影响。

詹姆斯·希尔曼的警告比以往的任何声音都响亮:“亲子关系问题就像我们曾经一直半信半疑的生态灾难一样,如今已经近在眼前。亲子灾难就是坚决相信对父母的幻想,导致自己与世界隔绝,相信自己对家庭的责任重于对周围一切事情的责任。因此,对父母的幻想不仅损害自我意识,也会摧毁世界。在消除这种幻想之前,任何再好的意图都是白费力气。……因此,我们要先进行心理上的转变,纵身一跃,忘记家庭温暖的巢穴,拥抱这个世界。” [57] 健康的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是可能存在的。它就在一扇门后,而每个人都拥有开启这扇门的钥匙。终结无所不能的亲职功能可以帮助成年后仍被当作孩童的前子女打开新的思路,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1] 这项对美国人口的研究发现,儿童时期遭受虐待和家庭功能失调的程度与造成成年人死亡的几个主要原因的多种风险因素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有关此主题可参阅发表于法国眼动脱敏与再处理疗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Reprocessing,EMDR)研究所网站的《费利蒂对童年不良经历的研究》( Etude de Felitti sur les expériences négatives de l’enfance )一文。——作者注

[2] 该观点源自精神病学教授马丁·泰彻(Martin Teicher)博士,巴塞尔·范德考克在《身体从未忘记》( Le corps n’oublie rien )一书中亦有提及。——作者注

[3] 此测试引自我们的另一本书《内在小孩的仪式》( Rituels de l’enfant intérieur ),测试内容稍有修改。——作者注 y9Lx7bLPkrjoHgCK5+KenzejEMK9hkCQ7tgUDrSC6RJlQcJV8Sw+XPuGI4T9Q4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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