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父母的权威,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必要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可以说,每个正常成长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意识到了自己必须完成这种分离。事实上,社会的进步基本上也基于两代人的对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在心理治疗方面,很少有作者探讨成年后的亲子关系这个微妙的话题,但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鉴于其他的心理学作品对此持有不一致的观点,我们决定凭借三十多年的心理治疗实践,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心理治疗师塞尔维·加兰德(Sylvie Galland)在她的作品中,根据自己为人父母的真实经历指出:“二三十年来,亲职功能调动了太多的能量和感情!这种功能在亲子关系中投射了太多争议点和强势的想法,无意间将两代人的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亲职功能扮演的角色和体现出的价值被社会所推崇、认可,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并影响着我们人生当中的许多决定。” [4] 她还补充道,“我们很难接受自己不再为人父母的事实,失去了父母的身份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开始怀念曾经无时无刻不被子女需要的日子。”她没有明确指出这些看似寻常的感受其实存在问题。这些感受展现了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强烈认同感,他们希望父母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理所当然必须存在的角色。这意味着,父母有可能把自己一直固定在父母的角色中,不想抽身。
塞尔维·加兰德在书中又继续说:“尽管我们认为卸下作为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的身份重担会让人感到松了一口气,甚至感觉重获自由,但同时也会带来空虚感,使我们无法完全地放手。因此,新的亲子关系研究课题越来越多,比如‘如何成为成年人的父母’。”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塞尔维·加兰德认为,每个父亲或母亲都必须学会放弃自己的身份,但又不是全然放弃;只不过,传统的亲职观念的确需要改变:父母并不会永远是父母,更不会是成年人的父母。
大部分人都不会质疑孩子成年后面对亲子关系时最常听到的观点。某些论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但只是在不断地肯定当前亲子关系的状态,例如“所有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父母贬低孩子是一种激将法”“父母只有好意”“一天当父母,永远是父母”“我们永远都是父母的孩子”,等等。所谓“家庭是温暖的港湾”“父母永远为你好”的印象不仅似乎不容改变,还将血缘关系、亲职功能和亲子关系三者混为一谈。这些论断“源于个人和集体对破坏父母形象的反抗的无能。这种消极的反抗绝不是在保护孩子,而是保护每个个体和集体无意识中内化的父母形象。这些形象必须被保护,免受任何侵犯,只有在研究个体心理和社会和谐议题时才会被质疑” [5] 。因此,父母职责仍是一个被忌讳的话题。
许多作品通过随意强化血缘关系的合法性和持久性来捍卫父母的亲职功能,但并没有对亲子关系进行真正的探讨。“父母终其一生都是父母”的观点已根植于社会数百年,随着时间推移,亲职功能变得不可或缺,我们如何才能推翻这些观点?塞尔维·加兰德指出:“实际上,孩子们有时在摆脱束缚的过程中会很矛盾,他们会积极维持这种对心理或物质上有帮助的关系。” [6] 这种矛盾情感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孩子依然期待得到父母未曾给过的爱与关怀的时刻,也体现在父母还不愿意放弃亲职功能的时刻。矛盾心理是未被满足的依恋的问题根源,不可否认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幻想之中——前子女和前父母都被幻想催眠了,以至于认为“成年人的父母”是存在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亲子关系之锁” 的要素之一,前子女与前父母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发展。
成年后的子女在处理与父母的关系时常常面临困难,是因为双方都不愿面对亲职功能会结束的事实。但一切都有终点,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没有人可以佯装打破它。否认亲职功能结束比面对这一事实更痛苦。一个人从来不与他所承担的责任画等号,为人父母总有卸下责任的一天,为人子女也终会成长为独立的个体。成年人——这个词意味着长时间的自我构建——不需要自身以外的父母。他可以在个性化进程 (processus d’individuation)中学会当自己的父母。心理治疗师马丁·米勒(Martin Miller)完美地总结了我们的发现:“我们的目标……是打破与父母的情感纽带(lien emotionnel),让自己成为与内在小孩的对话者……让接受治疗的人能够在心理层面上为自己重建亲子关系。” [7]
亲子关系之锁将前子女牢牢地绑在前父母的身边(或相反),让我们再看看关系之锁的其他方面。
父母相信自己深知“什么对孩子好”。他们的意图和行为的合理性很少被评估。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父母是知道什么对孩子有好处的人。许多父母在日常教育孩子时,都或多或少清楚地强调了这样的信息:“这是为你好。”当一些父母声称知道什么对他们30岁、40岁、50岁、60岁或更大的“孩子”有好处的时候,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他们有时会无度地干涉“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际关系、养育子女、职业生涯等。
爱丽丝·米勒解释说:“爱孩子的父母应当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做了什么。如果他们口口声声说着爱,却不想了解任何事,那么他们实际上并非真正地关心孩子的人生。” [8]
你可以观察到的第一个可疑迹象是大张旗鼓地说爱。没有什么比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的高尚情操的父母更令人担忧的了。在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如果爱被用来为各种行为辩护或被用来勒令前子女毕恭毕敬、保持沉默,那么亲子关系之锁就被彻底锁上了。
另一个需要你警惕的迹象是内疚:如果你对向父母表达自身感受感到内疚,害怕伤害他们或显得不尊重他们,那么你就可以确定一件事:你是一个“囚徒”。你可能认为父母作为父母,必须得到尊重,他们的舒适比你的更重要;这样一来,一切都显得理所应当。你难道不会对“无论你多少岁都把你当成小孩”感到愤怒吗?这种观念基于几个世纪以来传统观念对儿童与父母具有同等尊严的否认。然而,儿童的思想、知觉、感受、价值观、梦想、问题、目标和言语与成年人的具有相同的价值,它们同样是质疑、教育和智慧的源泉。这种平等观念与“家庭内部是有等级的”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在传统观念中,拥有绝对权威的成年人必须得到孩子无条件的服从,还可以强行让孩子接受刻板的行为模式。
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说,目前在他看来,教育就是在努力使孩子成年后与其所属社会的成年人类型相符合。这种对孩子的影响并非只来自父母,也来自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祖父母等亲人)、文化或宗教。让·皮亚杰的立场是先让孩子们成为具备创新能力的男人和女人,再让他们革新社会。在某些亲子关系中,成年后的子女不仅无法做到这一点,还要依照父母的要求遵守固定的价值观和原则,仿佛身处无形又折磨人的“监狱”。
如果你觉得父母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并且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就可能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困难,你的发展毫无疑问也会受到束缚。当然,你完全可以认为自己能够接受这种牺牲并引以为荣。但是也有许多人默默等待着父母死亡的那一刻,期望得到解脱——遗憾的是,这样通常是行不通的。
埃莱娜是一名55岁的女性教师,她前段时间向我们吐露:
“三十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自己的生活。我陪伴得了癌症的母亲很多年。她去世后,照顾一位患帕金森病的姨妈又花了我五年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姨妈走后,她的妹妹摔了一跤;虽然这位姨妈的妹妹还很年轻,才60多岁,但是不久后她就成了残疾人——当然,由我陪着她。她最近也去世了,而我发现自己如今孤身一人。除了我的工作,我没有完成任何别的事业。我感到空虚、悲伤、死气沉沉。我的内心总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这一切都很正常,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但说实话,其实这些牺牲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我曾经希望得到他人的感激,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感觉以前的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根任人使用的拐杖。我现在很生自己的气。我怎么会这么蠢!”
正如她的父母严苛地对待她一样,埃莱娜对自己也非常苛刻。她坚信这种态度让她已经为生存做好了准备。她一直很听话、顺从,并且忠于长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反抗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她已经成为整个家庭的支柱,在这个家庭中,长辈将沉重而合法的担子加诸后代身上。
埃莱娜的故事揭示了隐藏在“有毒的教育”背后的一面,即孩子在小的时候就被灌输错误的教育理念,以压制孩子的活力和潜力。这是教育暴力的根源之一。每个成年人都有责任坦白自己作为孩子时的真实情况,不能通过声称自己拥有快乐的童年和好的父母就简单地大手一挥抹去所有的童年经历。在不否认所得到的关怀和爱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亲子关系的复杂、不对等和固化。
在家庭系统中,人们经常将血缘关系(la filiation par le sang,由血缘维系的亲子关系)、亲职功能和亲子关系本质三者混淆。
维尔日妮是一位容光焕发、充满活力的40多岁的女性。在结束了一段令她心力交瘁的感情之后,她终于找到了另一位伴侣。维尔日妮担心新伴侣的那个“见缝插针”的母亲,因为维尔日妮独立于自己的母亲生活了三十二年。在一次咨询中,她描述了第一次拜访婆婆的经历:
“我走进他母亲的公寓才知道,她从来没有重新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公寓的墙上挂满了度假照片,全都是她和她儿子。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异国风景中摆姿势拍照,还像情侣一样互相拥抱。她带我去看客卧,那是一个摆满足球锦旗、体育图片和毛绒玩具的房间,看起来就像我男朋友十几岁时的旧卧室。墙上正中央挂着一张我男朋友的照片,很醒目;照片上的他大概只有1岁半,一张漂亮的娃娃脸胖乎乎的。我就跟她说:‘我真喜欢这张照片!我以前见过。他真可爱啊。’就在这时,她突然转身,双臂交叉在胸前,直勾勾地看着我,大声说:‘他是我的宝贝!’我一时语塞。的确,她经常喊她儿子‘我的宝贝’‘我的小猫’或‘我的可可’,很少直呼他的名字。而在我爱的这个男人看来,这些言行都很正常。”
这位母亲的反应似乎很讽刺,但这种事情其实司空见惯。这个女人一直是母亲。她独自抚养儿子,母子关系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维尔日妮发现她的男朋友总进行一定的仪式,这种仪式会唤起和巩固被神圣化的母子关系。她听到了潜在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和他的关系可以超越这种母子关系。”她补充说:
“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婆婆希望我跟她争。我的男朋友已经告诉过她,我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女人。我不喜欢被操纵,所以我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每次她将自己定位为‘全能的母亲’时,我都会告诉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没有孩子。这一招似乎在短时间内会奏效。但是,我之后会毫不犹豫地向我的男朋友吐槽让我不舒服的点。”
为人父母包含三个基本维度:肉体、象征和关系。每个维度都很重要,无法相互替代,也不能被混淆。
肉体维度 是由血缘维系的亲子关系。一个人可以是传宗接代者而非父母,反之亦然。血缘关系具有构建身份的作用。每个孩子都需要知道自己的出身,以便在成长过程中识别自己可以依赖的清晰、紧密和显而易见的家庭关系。亲职功能并非基于法律认可的生物学关系,而基于陪伴孩子构建其人生的能力。正如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辛西娅·弗勒里(Cynthia Fleury)总结的那样:“一个孩子不可避免地会问父母关于父亲的问题,同样也会问关于母亲的问题。重要的是,父母无论如何回答,都不能‘遗漏’孩子的出身问题,不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说谎。孩子和父母正是围绕着与出身有关的事实,才能建立起初步的信任。信任可以让孩子更加冷静地面对与出身有关的问题和之后自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对曾缺席此过程(即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的孩子来说,父母是对自己的出身和所处地位的保证。” [9]
传宗接代只是一个自然过程:只要拥有生育能力就可以做到。它没有赋予任何人为人父母的特殊才能。在由血缘维系的亲子关系维度,诸如“一天当父母,永远是父母”“我们永远都是父母的孩子”之类的说法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从根本上来讲,为人父母的性质与此完全不同。在每个人的人生中,血缘关系意义重大,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象征维度 指向亲职功能。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一维度受家庭、文化、宗教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是最复杂的维度。它涵盖赋予父母以亲职功能的所有方面。父母的角色(rôle de parent)永恒不变地由成年人担任,即父母要对孩子承担的责任。孩子的到来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欲望、期望和愿望。心理治疗师皮埃尔·拉叙斯(Pierre Lassus)揭示了父母的三种基本功能——保护、供给、允许——以便“足够好”地为人父母 [10] 。这三种基本功能让父母对孩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上责任自然也表示亲职功能有结束的那一天。父母陪伴孩子茁壮成长,但不需要陪伴成年人展开人生。
关系维度 涉及亲子关系本质。孩子别无选择,只能与离自己最近的人建立关系(而孩子年幼时信任的人未必是父母)。这种依恋需求(le besoin d’attachement)源于维持生物学上的生存需要,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在身体、情绪、感情上的照顾。因此,无论父母对待孩子是亲近还是疏离、是热情还是排斥、是慈爱还是暴虐,孩子都会发展出应对父母或父母替代者的策略,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理需求 [11] 。父母必须意识到孩子的敏感性和亲子关系的脆弱性。其实,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不喜欢哪些事物了,如果他的需求或痛苦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也会很快适应,为了避免亲子关系出现问题而掩饰真实的内心感受。即使在成年以后,许多前子女也还与前父母维持着这种虚假的亲子关系,因为他们在小时候就被迫这样做。在成年后,曾因被拒绝和被忽视而产生的情感会投射到让人痛苦的、失调的行为和关系模式中,也就是说,曾被迫埋在心里的痛苦会表现为某些症状。
亲子关系需要在孩子成年后重新调整,这不是为了归咎责任,而是为了理清双方的关系。双方,也就是前父母和前子女,都有责任重新调整这段已经失调的亲子关系。
将为人父母的三个维度——肉体、象征和关系——混为一谈只有一个目的:回避面对亲子关系的真实情况。这一复杂的现实凌驾于血缘关系或亲职功能之上,是一段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既受到善待又遭受虐待的关系史,促使每个人在成年后承担起他们的责任。然而,不进行反思并且回避所有的质疑看上去似乎比较轻松,所以许多人自认为只要屏蔽内心真实的感受,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家庭的完整性。他们集体沉浸于一种幻觉之中,这种幻觉承载着未说出口的痛苦和暴力。相信“成年人存在父母”是这一海市蜃楼的一部分,实实在在地巩固了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
这种既定秩序在人们看来不可动摇、无懈可击,支配着成年后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十分微妙。它声称自己拥有最善良的意图,却也带有要别人尊敬的意味,实际上是在遮掩自己将成年个体幼儿化的事实。
前子女与前父母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脱离这种将对方幼儿化的状态。“要让彼此的关系正常化,关乎控制、秩序、监视的问题……为了维持既定秩序,人们想方设法推迟每个个体进入成年独立阶段的时间。换句话说,个体越晚进入能够独立思考的成熟状态,就会越晚质疑原生家庭的既定秩序,秩序就会越稳固。这种将成年个体幼儿化的手段,通常会伪装成帮助个体的正常举动,生产出更多被削弱的个体、被束缚的个体、被威胁的个体。” [12]
为了拥有一段健康又成熟的亲子关系,仅仅弄清楚父母的亲职功能这一点并不够,我们还要讨论另一个棘手的话题,那就是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