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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多极化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大环境下，因为全球疫情席卷、地区局势升温，国际局势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依然处于“一超多强”格局下，但欧洲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亚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日趋瞩目。因此，而今的世界文明史书写不再只是围绕“西方中心论”展开，包括伊格尔斯、卜正民、王晴佳在内的学者们呼吁在凸显融合与共性的同时，强调发现过去被“西方中心论”覆盖的各文明的个性。而我国学术界也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想思路下，进一步关注和探索多文明互鉴下的全球历史进程。
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与我国就有着密切友好的往来关系，我所在的云南大学也致力于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出发，寻求东南亚国家与我国进一步展开各领域积极合作的路径。2012年我邀请海外东南亚研究专家孙来臣教授担任商务印书馆“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主编，并得到国内外东南亚同行支持，推进《安南史研究Ⅰ》的翻译出版。当时，同在南开大学就读的瞿亮博士的毕业论文恰好涉及江户时代日本的海外史地，因而他也对山本达郎先生的《安南史研究Ⅰ》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因山本达郎该著规模大、内容多、考据细致，属于日本东洋史的经典著述之一，加之瞿亮初次涉及其熟知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之外的学术译著，起初我也有些惴惴不安，所以我让他试译该著的元代中越关系史部分。瞿亮按照我所提出的先整理人名、地名，再梳理做好翻译笔记的方案，随时跟进并完成了《安南史研究Ⅰ》的部分翻译工作。他自己也从日本史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日本的东南亚研究这个新分支。
2014年，出版方“理想国”邀请我推荐“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译丛中《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一卷的翻译人选，我随后就和瞿亮联系，让他进一步跟进而今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前沿，他听后十分兴奋，欣然同意。与山本达郎基于中越文献考证的研究不同，作为新一代日本东南亚研究学者，上智大学的石泽良昭教授更关注碑文、造像、艺术和社会生活，以吴哥文明为中心，探索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东南亚文明。由于著中的大量地名、人名和寺庙名很难找到合适的参考译名，相比中越关系史，吴哥研究对瞿亮而言更为陌生，难度更大。不过他凭借热情和勤奋，经过磨合与探索，完成了既定目标，该书系于2019年顺利付梓，并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也因为关注到“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重要区域，在2022年被列入习近平总书记的阅读书架。可能是受到译介两部东南亚研究著作的影响，近年来，瞿亮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从单一的国别史，扩展到跨国、跨区域方向上。2021年瞿亮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砂糖产业与近代日本的南方扩张》，把研究视野放到了东南亚区域，促进了个人学术生涯的成长。2022年春，译林出版社邀请我推荐《吴哥王朝兴亡史》的翻译人选，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瞿亮，他也很爽快地应允，开始进一步学习、译介日本的东南亚史研究。
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D. G. E. 霍尔、米尔顿·奥斯本、林恩·霍伦、马丁·弗·黑尔兹等欧美学者从近代的角度研究东南亚史，聚焦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和独立运动不同；以石泽良昭为代表的日本第四代东南亚研究学者更关注的是欧美势力未进入东南亚之前，以吴哥为首的文明是如何自我发展、自我成长与兴亡的。著者石泽良昭1961年毕业于上智大学法语学科，随后选择东南亚史作为研究方向，主要学习柬埔寨吴哥时代的碑刻学，而后还赴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钻研古高棉语碑刻。在大学时代的法国恩师保罗·利奇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吴哥遗迹研究第一人，即撰写知名的《吴哥水利都市论》的格罗利尔教授，受其启发开启赴柬埔寨调查研究的学术生涯。石泽良昭见证了日本与柬埔寨之间的遗迹保护活动、研究活动被终止的历史时期，他为柬埔寨文化惨遭破坏而深感惋惜。1980年，他作为西方遗迹保护专家前往内战中的柬埔寨，向世界宣传吴哥遗迹的荒废状况。1989年5月，石泽良昭又作为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团团长，向联合国、柬埔寨政府和日本政府提交遗迹调查报告书。1991年，他所在的上智大学吴哥遗迹国际调查团参与了吴哥窟西参拜道路和斑黛喀蒂遗迹修复工程。2001年，他带领调查团赴柬埔寨32次，并致力于培养吴哥遗迹研究和整理专家，促成上智大学与金边艺术大学联合合作，常年派遣日本学生赴柬埔寨当地研修，也在上智大学接收柬埔寨留学生。由于遗迹调查和恢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推进了日本与柬埔寨文化、艺术和人员交流，20世纪90年代，石泽良昭获得了西哈努克亲王所授的奖杯和勋章。
石泽良昭的吴哥研究并非仅停留在文献和著述方面，还积累了大量实地遗迹探查经验和现场作业的成果，而且，其吴哥研究取得瞩目成绩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学界的大力支持。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为获得亚洲广阔的扩展市场，产学研各界都将亚洲发展合作的重心放在了东南亚。20世纪70年代“福田主义”出台后，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成为日本扩大其软实力影响、增强日本在亚洲和世界话语权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石泽良昭的研究不仅延续了日本东洋学研究实证细致的考察功底，还是战后日本向东南亚渗透其影响力战略的一部分。
与《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一样，《吴哥王朝兴亡史》是石泽整理40多年间在现场调查、恢复和发掘的资料，并结合格罗利尔等学者先行研究的成果而撰写的。不过，相比于涵盖多个东南亚国家历史的《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本书更聚焦于其更为擅长的吴哥王朝史，由于时间跨度小且焦点集中，加之原书出版于2021年，因而更能凸显其吴哥研究的专业性和前沿性。
与书名一致，本书围绕“王朝兴亡”展开，按照吴哥王朝历代国王的先后顺序，阐述分析各王执政时期的统治手段、宗教信仰、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由于石泽本人具有深厚的碑文解读功底，在分析各王即位、仪式、内部斗争和对外征伐时，他都尽量倚仗碑文等一手资料，并结合寺院建筑、浮雕刻绘、贮水池和疗养院遗迹等，以空间诠释时间。
全书按照吴哥王朝历代国王执政的先后顺序安排结构，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出吴哥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每一代国王在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风貌，也能看到每任国王所做的诸如建设都城、兴修寺庙、筑造巴莱和迁都改建等工程。在围绕王朝史展开叙述的同时，石泽也通过分析浮雕刻绘，还原出更为丰富的民众生活。本书将洞里萨渔民们捕鱼捉鱼、厨师们生火做饭、将领领兵厮杀的种种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又结合美术史与宗教故事，将娜迦上坐佛、“搅拌乳海”和高棉的本土信仰娓娓道来。难能可贵的是，石泽还运用了遗迹复原、现场勘察和修复固建事业中的许多实际信息，对越田灌溉、石材搬运、发掘被掩埋佛像等具体工程进行了技术性分析。石泽良昭通过对比新旧考古证据、碑文、元代周达观留下的记录与过去法国学者的研究，不仅不受限于西方中心史观，还超越了一般国别史和民族国家叙事史的框架。他认为，尽管吴哥王朝采用了印度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和文化，但其独特的自然风土和当地居民乐观随性的精神造就的“密林须弥山”，是具有高度能动性的高棉文明。高棉本地的精灵崇拜与印度教、佛教的结合，不仅建构出“神即是王”的统治秩序，也将王国、宗教、自然和生活相得益彰地融合了起来。在佛塔、寺庙、巴莱、雕像周边，就是农田、渔船和家畜活动地，郁郁葱葱的森林包围在充满信仰感和神秘感的遗址周围，体现出自吴哥时代以来将自然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宇宙观。故作者认为，吴哥窟既是过去笃信神明的人们的圣地，也是而今渴望洗涤杂念、接近自然的参拜者们的到访之所。
实际上，古吴哥文明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环境与神明信仰在密林中完美结合的魅力，人们穿梭于森林、佛塔、雕像、参拜道路之间，仿佛置身于工业文明之外的净土。本书也极力向人们呈现出一个抛开过往偏见后真实的吴哥，带领读者越过丰饶物资的迷惑，回到那个充满虔信的本初世界。吴哥遗迹将王朝易主但文明长存的这种难以言喻的精神特质传递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在如今的世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期待通过这本书，能够稍许点燃中国人探究东南亚文明的热情，也期待越来越多的国人在经历短暂阴云后，能够亲赴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与地区，感受那历经沧桑、洗净铅华又充满信仰力量的文明遗迹。
2024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