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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是嘉靖年间任职内阁首辅时间最长、名声很大的人物，他“名垂青史”，很荣幸上榜《明史》的人物传记，只不过上的是奸臣传，所谓的名声大自然指坏名声很大，达到遗臭万年的程度。《明史》这样评价他：“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嵩父子济恶，贪无厌”。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升任首辅，一年后改为次辅，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任首辅，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巅峰状态，直至嘉靖四十一年下台，专权时间非常之久。这段时间也是嘉靖年间政治最黑暗、倭患最严重的时期。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考选为庶吉士，授为翰林院编修，之后因为祖父病逝、母亲病逝以及自己生病，告假在家多年，过着隐居读书作诗的清闲生活。不过这不是严嵩所想要的生活，他的目光一直关注着朝廷，希望能够当上大官步步高升。
嘉靖皇帝即位后，年已42岁的严嵩回到京城，被任命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四年后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又名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祭酒是国子监最高长官，相当校长。严嵩开始教书育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学生不一般，其中包括嘉靖皇帝。严嵩以祭酒身份充任讲官，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能够与皇帝面对面接触，这机会实属难得。由此嘉靖皇帝不断熟悉严嵩，这为严嵩日后获得皇帝信任而飞黄腾达打下良好的基础。
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级别算颇高的了，但严嵩并不满足于此，他并不是一位专心做学问的人，只是想以此为跳板，然后努力改教学为从政，掌握更高更大的权力。果然他成功地跳出学界，到礼部任右侍郎。在接下来的仕途中，他充分发挥谄媚奉承的本领，以此获得进一步的升迁。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严嵩接到皇帝指派的一项差事，前往安陆州祭告嘉靖皇帝父亲的陵寝，并都视修陵之事。该陵寝名为显陵，嘉靖六年按照皇陵规格进行修建，耗银六十万两，调集民夫三万多人，让当地百姓负担很重。严嵩到安陆州后，按照既定礼仪完成各项事务，然后返回北京向皇帝汇报有关工作。他添油加醋地说修建和祭告显陵出现的各种祥瑞，如在枣阳为显陵采选碑石时，有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时，河流骤涨起来；祭告显陵时，也有很多仙鹤齐集；在恭奉时有灵风吹来，如神灵而来；在安放神主时，有甘霖降下；在行礼时，祥和的阳光照射出彩虹来，群臣欢欣鼓舞。还将显陵比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将嘉靖皇帝比作永乐皇帝，说出现这些奇灵之瑞与永乐时相似，还建议命内阁辅臣撰文，镌刻立石，以纪天眷，以隆圣孝，昭示万事。这些祥瑞不过是严嵩编造的，但嘉靖皇帝听了这些，高兴得不得了，对严嵩印象更加的好。
其实严嵩此行途中看到百姓哀鸿遍野的惨状，饿殍遍地，卖儿卖女求食，但他知道皇帝意欲祈求长生，并通过追尊父母而树立君威，因此不说百姓的疾苦，而是昧着良心粉饰太平，阿谀奉承，以此获得皇帝宠信。不久，他就从礼部右侍郎迁任吏部左侍郎；不久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官居正二品，进入九卿大臣行列。
不过因为当时北京才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南京所设的部院属于闲散部门，虽然品级挺高，但权力不大。严嵩自然不满足于此，很想调到北京任职。于是，他主动巴结在北京任内阁首辅的李时和礼部尚书夏言，请求帮忙。在李时和夏言帮助下，严嵩成功调到北京任职。当夏言任内阁首辅时，严嵩再次巴结夏言。因为夏言和严嵩均是江西人，夏言看在老乡的份上，加上严嵩主动示好，便提携严嵩担任礼部尚书，并获得皇上批准。严嵩上疏表示感谢，大大地颂扬皇上一番，说嘉靖皇帝圣学渊博，文理密察，制礼作乐，迈冠百王，析义据经，识高千古等等。
当嘉靖皇帝想让其父亲称宗祔庙时，严嵩上疏表示大力支持，同时大力吹捧，将嘉靖皇帝父子比作周文王、周武王，以致明太祖、明太宗都黯然失色，表示兴献皇帝应该称宗，其神主应该祔入太庙。后来，嘉靖皇帝便改明太宗为明成祖，追加兴献皇帝睿宗庙号，祔入太庙。严嵩拍马屁令人作呕，但却获得皇上的好评。他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他的衡量标准是只要皇上喜欢就好。
严嵩还力赞皇帝修道。他知道皇帝喜好修道，他不敢也不想反对，而是一味地迎合和支持，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修建豪华宅第，支持在宫内设醮驱妖，大力宣扬扶乩术，等等。
严嵩是一位青词专家，其他人员所写的青词经常不符合皇帝心意，而严嵩所写的青词十分符合皇帝心意。这离不开他写青词的精心和专注，哪怕工作再忙，也要投入时间写青词，绞尽脑汁地写，注重词语的精优。其实青词不过是怪诞迷信奉承之语，但他更知道皇帝喜欢这个，只要皇帝喜欢的，那自己就要努力迎合。他还是一位撰写祥瑞贺表的高手。每当出现白鹿、白龟、瑞雪、嘉禾等祥瑞时，他总会写表文庆贺，写得异常夸张，说出现祥瑞是皇上万年永寿的征兆，其实都是拍马屁的文章，以此讨好皇帝欢喜，让宠信更甚。
嘉靖皇帝信奉道教，便自己做了几个香叶冠，即道士所戴之帽。其高一尺五，由绿纱制成，并绣上太极图。嘉靖皇帝将香叶冠分给最亲近的大臣，包括严嵩、夏言等。严嵩趁皇帝召见时特意把香叶冠戴上，外边还郑重地罩上轻纱。皇帝问严嵩为何罩上轻纱，严嵩回答说这是皇上所赐，异常珍贵，怕沾染了灰尘，所以罩上轻纱。嘉靖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对严嵩大加赞赏。
嘉靖皇帝喜好炼制所谓的“仙丹”，炼制好后赏赐给严嵩，这体现出皇帝对严嵩的信任和宠爱。朱厚熜想，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丹药的，只有对朕忠心耿耿的人朕才会发放。更主要的是想让严嵩替自己试服，看看效果如何，好的话朕才服药。严嵩知道这些“仙丹”不过是铅汞等材料制成的，有害无益，历史上有不少帝王因为过多服用这个，不仅没能成仙，反而早亡。但是，他更知道皇帝喜好这个，于是接到丹药后，毫不害怕地服下，并异常感激皇上的隆恩。然后报告服用的效果，说服用后感觉滋味不错，功用很大，容臣再服一次验之。
曾有一个月，严嵩共服用了五十粒丹药，导致浑身燥痒，每天要用热水洗澡两次，足满三个月才不痒，但后来又发展为痔疮，痛下淤血两碗，其热才解。即便如此，他还说要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正是因为严嵩长期谄媚皇上，他才得以不断地升职，坐上内阁首辅的大位。
严嵩执政期间，大肆排除异己，陷害忠良，致使有一批忠臣良将被杀或被贬。被陷害的忠良有夏言、曾铣、沈束、徐学诗、沈炼、王宗茂、杨继盛、张经、李天宠、王忬等。这些忠良包括抗倭将领和支持抗倭的大臣。
夏言，江西贵溪人，官至内阁首辅，以正直敢言闻名于世。可以说夏言对严嵩是有恩的，正是他的推荐，严嵩才得以担当礼部尚书、内阁次辅。但后来严嵩得寸进尺，竟然觊觎内阁首辅的位置，过河拆桥，陷害夏言，人品实在是差。
夏言起初是在大礼议方面支持嘉靖皇帝而获得快速升官，但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并不是事事一味地迎合皇上，而是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严嵩的表现与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处处表现得柔媚、忠勤。比如，夏言也获得皇上所赐的香叶冠，但他反对嘉靖皇帝搞迷信活动，因此接受了这顶香叶冠后没有戴过，而严嵩则老是戴着香叶冠出现在皇帝面前；在称宗祔庙之议时，夏言不发表言论，而严嵩则积极表示支持；在皇帝南巡回安陆州拜谒显陵后，严嵩建议再行一次表贺典礼，而夏言则反对。
由此渐渐地，嘉靖皇帝对夏言感到不满，而对严嵩越来越满意。严嵩在单独面见嘉靖皇帝时，还趁机历数夏言的罪状，说他在建大享殿后不进敕稿，不戴香叶冠、束发巾，不到内阁处理大事、将军国大事在家里私自裁定等等。从而让皇帝对夏言非常恼火，不想再重用夏言。
如此还不够，严嵩还要置夏言于死地，让夏言没法东山再起。他经过和同党商量，决定从河套事件做文章。于是一个巨大的阴谋由此而生。
河套地区指黄河在阴山山脉以南的部分地区，周围三面濒临黄河，周围六七千里。嘉靖年间，该地区被蒙古鞑靼部所占，蒙古军事势力以此为重要基地，不断向内地发动进攻和掠夺，让百姓苦不堪言。可以说，河套不收复，边关无宁日。为此，陕西三边（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总督曾铣雄心勃勃，立志收复该地区，并写奏疏上呈朝廷，夏言获悉后，极力给予支持，并奏报皇上，获得嘉靖皇帝的恩准。而严嵩则阳奉阴违，表面上赞同，但暗地里却在诅咒，并暗中设下陷阱。
严嵩先是收到陕西澄城县麻陂山山崩、吼声如雷、昼夜不绝的消息。当时的人迷信，认为这是分崩离析的不祥之兆，故十分惊恐，但严嵩为此无比兴奋，不过觉得只有一个不祥之兆不够，且时机尚不成熟，故隐匿不报。
当兵部进呈收复河套的具体方案时，京城突然狂风大作，尘沙漫天。这又是个不祥之兆。但严嵩同样感到兴奋不已，就像干旱时久逢甘霖一样开心。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在嘉靖皇帝举行祈祷长生的斋醮时，将陕西山崩和京城尘暴的奏报与收复河套的奏章一起进呈给皇帝。嘉靖皇帝看到后，果然感到震惧和沮丧，再经过已被严嵩买通的道士陶仲文的胡说八道，嘉靖皇帝便认为收复河套不吉利。他问陶仲文该怎么办？陶仲文说只要由内阁首辅和边防大将当替身，便可化险为夷，皇帝仍然能够万寿无疆。嘉靖皇帝信以为真。
随后，蒙古军事势力图谋进犯延安府和宁夏镇，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说这是由于曾铣意欲收复河套才导致对方要报复，责任在曾铣及支持他的夏言。嘉靖皇帝又信以为真。
接着，严嵩又指使曾经被曾铣弹劾过的甘肃总兵官仇鸾，上疏揭发曾铣和夏言的罪行，包括曾铣收复河套完全是肆意屠杀百姓、欺君罔上，曾铣曾向夏言行以重贿，夏言包庇罪臣等，于是皇帝不仅不再支持收复河套，还下令逮捕曾铣，由锦衣卫都督陆炳主持审理。
夏言在位时，曾经拟旨查办陆炳贪赃枉法之案，陆炳因此怀恨在心。现今看到夏言牵连在内，因此要加以报复。严嵩也知道陆炳与夏言有这些纠葛，因此主动向陆炳送财送礼交好，希望他严加审理，往死里审。陆炳心领神会，付诸行动，刑讯逼供，审出曾铣曾经让其子曾淳，将数万两金子拖夏言岳父苏纲交给夏言。
锦衣卫审理后，交给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拟罪定刑，三法司在皇上以及严嵩的施压下，看着皇帝和严嵩脸色办事，最后以“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定罪，即交结首辅夏言。因为按《大明律》，交结双方皆当斩。其实这就是个莫须有的罪名，那严嵩不知有多少的地方官员与他交结，若也以该罪论处，他都该死许多回了。虽然夏言上了许多的奏疏进行辩解，但嘉靖皇帝均当耳边风，且严嵩一再鼓动，让皇帝下定杀死夏言的决心。就这样，曾铣和夏言先后被斩首，上演了旷古奇冤。
沈束，浙江会稽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他只是言语伤及严嵩，就被打入大牢。嘉靖二十八（1549年）年五月，大同总兵周尚文去世。周尚文是一代名将，但因为得罪过严嵩，故严嵩便不给于恤典，不予赠谥号。沈束看不过去，就上疏奏请，奏疏中提到“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幸蒙，忠勤反捐弃，何以鼓士气，激军心？”严嵩认为“当事之臣”说的是他，十分恼怒，便在皇帝面前中伤沈束，导致沈束被廷杖，然后关到昭狱，一关就是十八年，直至嘉靖皇帝驾崩前夕才被放出来。
徐学诗，浙江绍兴府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他看不惯严嵩贪得无厌，胡作非为，便上疏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罪行，指出严嵩“大奸柄国，乱之本也。乱本不除，能攘外患哉？”还指出严嵩接受了不少官员的贿赂，并将贪贿的钱财偷偷运往江西老家，请求罢免严嵩父子。但是，严嵩不仅没被皇帝罢免，反而趁机报复，编织罪名将徐学诗逮入昭狱，削官为民。
沈炼，浙江绍兴府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为人刚直，嫉恶如仇。他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的罪状，包括贪贿、擅权、结党、妒贤、排除异己、卖官鬻爵等。但是嘉靖皇帝忠奸不分，将沈炼廷杖数十下，然后流放到塞外为民。到塞外后，沈炼经常痛骂严氏父子，他扎了三个草人，一个是唐代李林甫，一个是宋代秦桧，一个是本朝的严嵩，都是大奸相，然后用箭射之。不料，此事被严嵩知道。严嵩对沈炼恨之入骨，伺机杀掉他。终于严嵩找到机会，将沈炼纳入白莲教谋反名单中，予以斩首，还将沈炼的长子充军边卫，将次子、三子杖死。
王宗茂，湖北京山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与张居正同科。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擢南京御史。沈炼被流放后，没人敢替他说话，但王宗茂觉得不平，冒死上疏弹劾严嵩，指出严嵩本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罗列了严嵩的罪行，罪状一：吏、兵二部选官，严嵩要了二十人的名额，每人索贿数百金。罪状二：凡外官迁擢，不察其行为和能力，不计其资历，唯贿是问，致真正有才干的人不得为国家用。罪状三：金银珍宝，不计其数，就连溺器也是金银造的，还将财宝偷偷运到南方老家。罪状四：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而国计民生，毫不关心。罪状五：畜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罪状六：穷极奢靡，殊方异产，莫不毕致，收了九州万国的礼物比皇帝还多。罪状七：北寇迫近京畿，上下忧惧之日，而严嵩贪肆益甚。罪状八：收了义子三十多人，皆为其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严嵩获知后自然气愤不已，将王宗茂贬到浙江平阳任县丞。严嵩还不释怀，又夺了王宗茂的父亲王桥广东布政使的官职，导致王桥忧愤而死。
杨继盛，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明朝中期著名谏臣，是个性情刚直、慷慨任事的有志之士，有燕赵遗风。时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憎恶严嵩的胡作非为，于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十大罪。第一大罪为坏祖宗的成法，第二大罪为窃皇上的大权，第三大罪为掩皇上的治功，第四大罪为纵奸子的僭窃，第五大罪为冒朝廷的军功，第六大罪为引背逆的奸臣，第七大罪为误国家的军机，第八大罪为专黜陟的大柄，第九大罪为失天下的人心，第十大罪为坏天下的风俗。
严嵩气愤不已，暗中向皇帝进谗言。朱厚熜因此愤怒，便将杨继盛下诏狱，廷杖一百下，打得杨继盛皮开肉绽。杨继盛创伤发作，于半夜苏醒过来，摔碎瓷碗，用手拿碎片割腐肉。肉被割尽，筋挂膜，他又用手截去。为他持灯的狱卒颤抖欲坠，杨继盛却意气自如。杨继盛关在监狱期间，他的好友王世贞等人为他四处奔走求救，严嵩见舆论不容，在其党羽鄢懋卿及其子严世蕃等人的说服之下，决心杀死杨继盛。在朝廷要处决抗倭将领张经、李天宠等人的名单中，严嵩悄悄地附上杨继盛的名字，嘉靖皇帝在阅奏时并未细看，便草草同意处斩，弃尸于市。
杨继盛临刑前，作了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百姓哭着相互传颂此诗。他的老婆张氏不久后便殉夫自缢。燕京士民尊敬和怜悯他，便将杨继盛的故宅改为庙来祭祀，并以其妻配祀。可见杨继盛十分得民心。
严嵩及党羽连抗倭将军也不放过，只要不是他的同党，一旦得罪了他，就找各种理由予以陷害。
闽浙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没有听从严嵩义子赵文华的瞎指挥，赵文华便上报严嵩，严嵩怀恨在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和处决（后面章节还将细说）。
右佥都御史、浙闽巡视王忬，因没有迎合严党，也遭到调离抗倭一线处理，后来因王忬的儿子王世贞积怨于严嵩，严嵩便找茬让王忬下狱，后来将其斩首。这相当于自断臂膀，削弱我方力量，但严嵩只顾私利，不管大局。
就连忠心耿耿、十分诚实、为抗倭出生入死的的将领俞大猷，只因他写的《论柘林用兵十难》没有上交给严嵩，而是交给另一位阁臣徐阶，严嵩就认为看不起他，而怀恨在心，后来将俞大猷逮捕入京。京城官员深知俞大猷是个良将，是个老实人，因此纷纷捐钱出面解救，在锦衣卫首领陆炳带着金银献给严嵩父子并帮俞大猷求情下，严嵩才同意予以释放，让俞大猷“戴罪立功”。
以上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严嵩是个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人。
严嵩还是个爱财如命、大肆贪污受贿的人，在他的“引领”下，官场腐败之风十分厉害。
他卖官鬻爵，官员们想升官，要带上金银给严嵩父子。他的府第异常热闹，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就连进门都要给看门人交上银子才能得以进入。他的那些义子在外当官回来时，都要献上大量的金银或宝物以示孝敬。
他还大发国难财，东南抗倭时，他指使亲信前往东南，侵盗大量军费，并搜刮民脂民膏。他还安排义子鄢懋卿到油水充足的盐政任总理之职，然后大捞钱财。
他生活极度奢靡，不仅在京城盖有豪宅，还在南昌和分宜老家均盖有豪宅，吃穿用行都极度奢靡。
他为了求财，胆大妄为，连裕王的钱也敢贪。裕王是嘉靖皇帝的儿子，是未来皇帝的法定接班人。但严嵩有意让管财政的人不拨款给裕王府，导致裕王府没钱可花，后来裕王还得挤出几千两银子向严嵩行贿，才得以同意拨款。
就这样，严嵩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后来严府家产被查抄时，计黄金三万二千九百两，白银二百多万两，还有不计其数的珠宝、古董、字画、房屋、土地等，总资产折算后大约相当于白银四百万两，真是富可敌国。
在严嵩专权擅政下，国家政治、军事一团糟，官场风气差，阿谀奉承的人多，真正想干事、有才干、会干事人不多，军事实力也弱，难以有效抵御外敌。由此爆发了“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对明朝“贡市”不遂而发动战争，进犯大明国土，兵临京城，形势严峻。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该年六月，俺答率军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仇鸾除了吃喝嫖赌样样都行外，并没有什么军事指挥能力，他只是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担任此职务，本以为不会有战事，没想到现在就碰上凶悍无比的俺答大军，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完全不是俺答的对手，怎么办？想了想，他决定以重金贿赂俺答，让俺答勿犯大同而转寇其他地方。俺答拿到钱后，果真移兵东去，先攻宣府，遭守军抗击。兵部尚书丁汝夔请调兵加强古北口等地防守，俺答声东击西，佯攻古北口，主力部队却来到密云，转攻怀柔、昌平，抵通州，纵兵四掠。通州离京城不远，在京城的皇上和大臣们知道俺答率军到来，惶恐不已，赶紧开始戒严。
当时京城兵籍不少是虚数，禁军只有四五万人，且一半为老弱兵，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嘉靖皇帝知道土木之变明英宗被蒙古俘虏的事件，他可不想让灾难再次上演，于是召集首辅严嵩、大学士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商议对策。皇帝问严嵩：“严阁老，你有何良策？”
严嵩竟然回答：“俺答就是来抢食的，不足患。”意思就是俺答抢完就走了。
徐阶反驳说：“俺答在城下杀人放火，哪里是抢食而已？正须议御敌之策。”
可是严嵩不懂军事，提不出对策。当时俺答放回所俘虏的人员，令他们将“求贡”文书交给明朝皇帝。徐阶也看了看该文书，只有汉文，没有蒙文，他心生一计策，说按照惯例文书得有汉文、蒙文版，就让使者跟俺答说这个事，让俺答再写份蒙文的文书来，由此一来二去可以拖延时间，并飞檄召诸镇兵到京城勤王。嘉靖皇帝觉得此计不错，答应了，并渐渐重用徐阶。同时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当时来京城考试的戚继光也防城的行列中，还写了《备俺答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找到首辅严嵩，问严嵩怎么办。严嵩说若在边境战败，还可以隐瞒败绩；但若在京郊战败，则难以掩饰，因此勿轻易出战，俺答兵饱食后就会自动退却。丁汝夔听到首辅的指示，便傻傻地执行了，命令部下坚壁防守，不轻易出战，任由俺答兵抢掠百姓财产，共掠走牲畜数百万头，焚烧房舍万间，百姓死亡和被掠者达六十万，让百姓痛苦不堪。
后来各地勤王兵纷纷到位。仇鸾知道俺答前往了京城，十分害怕，为了减少罪责，也赶紧率兵到京城来。俺答一看形势不妙，便撤军而去。嘉靖皇帝追究责任，将兵部尚书丁汝夔、兵部侍郎杨守谦逮捕入狱。就在此时，严嵩还欺骗丁汝夔，说：“有我在，不会让你死的”。丁汝夔还傻傻地相信严嵩的鬼话。不久，就被斩首了。死前丁汝夔大骂：“贼嵩误我！”
“庚戌之变”暴露出明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暴露出严嵩的阴险狡诈，这就是内阁首辅严嵩的“政绩”。这就是朝廷和严嵩杀害曾铣、夏言招致的后果，若曾铣、夏言在，想必不会让俺答轻易南下。可是历史没有假设。
当时南方频频遭遇倭寇侵袭，而海防呈废弛状态。
当时广东沿海七卫，每卫均设五个千户所，按编制当有军卒三万九千多人，但这时实际只有八千多人。福建镇海卫下辖八个千户所，军队总额当有八千九百多名，但实际只有一千五百人。
福建各水寨的兵卒也逃亡不少人，如烽火门水寨（在今福建霞浦）原额四千多人，但实际只剩一千多人。南日水寨（在今福建莆田）原额三千多人，但实际只剩二千多人，铜山水寨（在今福建东山）、玄钟水寨（在今福建诏安）原额均一千多人，但只剩六百多人。此外，浙江的黄华水寨、江口水寨、镇下门水寨、白岩塘水寨这是均已完成撤防。
而且战船都是破损不堪，没法作战。如南直隶金山卫原有哨船一百六十艘，此时已不复存在。铜山水寨、玄钟水寨原均有战船二十艘，现分别只剩一艘、四艘。这么糟糕的海防，哪里防得了倭寇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