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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仁勋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前往纽约。从那一刻起，他的父母就有了一个目标：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国度谋生，并将黄仁勋和他的哥哥抚养成人。
这绝非易事。1963年2月17日，黄仁勋出生于中国台湾，他的父母都是中国台湾居民。他们并不富裕，因父亲的工作需要必须频繁搬家，他们曾在泰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亲自教两个孩子英语，每天从词典里随机挑选10个单词，让他们拼写并记住这些单词的含义。
当泰国爆发政治动荡后，黄仁勋的父母决定将他和哥哥送到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与他们的姑姑和叔叔一起生活。塔科马曾被称为“命运之城”，因为它位于北太平洋铁路的终点。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与纽约的活力相去甚远：环境潮湿，阴沉沉的，由于城郊的制浆造纸厂，空气中时常弥漫着一股硫黄的气味。黄仁勋的姑姑和叔叔也是刚移民美国不久，他们一边等待黄仁勋的父母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一边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两个孩子适应这个新的国家。
然而，两个小皮猴却不服管教。“我们根本静不下来，”黄仁勋回忆道，“我们把橱柜里的糖果洗劫一空，从屋顶一跃而下，跳窗而逃，地板上全是我们的泥脚印，我们还忘记拉淋浴帘，把浴室的地板弄得水漫金山。” [1]
黄仁勋的父母早在到美国之前，就希望能将孩子送到美国的寄宿学校，从而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找到了一所名为奥奈达浸信会学院的学校，这所学校位于肯塔基东部，可以接收国际学生。他们几乎倾家荡产才勉强支付了学费。
黄仁勋还记得最初坐车穿过肯塔基山区的情景。他们路过一栋单一的建筑，那儿是奥奈达镇唯一的加油站、杂货店和邮局所在地。这所寄宿学校大约有300名学生，男女比例相当，但这儿并不是黄仁勋家人最初所认为的那种预科学校。奥奈达浸信会学院实际上是一所为问题青少年设立的改造学校。它建立于19世纪90年代，目的是将孩子从该州长期不和的家庭中拯救出来，防止他们互相伤害。
正如其最初的宗旨，这所学校对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定。每天早晨，黄仁勋会穿过一座横跨红鸟河的破旧吊桥去上课。他加入了游泳队，踢足球，还尝试了果冻、香肠、饼干和肉汁等新食物。他每周去教堂两次，并在周末观看ABC（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周日夜间电影》。有的夜晚，他会和学校的管理员下棋。有时，他会帮管理员给售货机加货，并因此得到一瓶免费的汽水。他偶尔去镇上的杂货铺买巧克力棒冰。此外，他只要能吃到宿舍窗外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最重要的是，学校里还有一些劳务活儿，每个学生每天都必须参加劳动。黄仁勋的哥哥身强体壮，能够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于是他被分配到附近的一家烟草农场劳作。黄仁勋则在三层宿舍楼里当起了清洁工。“我得打扫厕所，”他说，“那种场面永生难忘。”
由于年龄小且来自不同的种族，黄仁勋成了霸凌者的目标。虽然学校的宗旨是改造学生，但实际在管理上存在疏漏。因此，黄仁勋在入学的头几个月经常挨打。他的室友看起来也令人感到恐惧：比黄仁勋大8岁，全身遍布文身和刀疤。然而，黄仁勋最终克服了恐惧，与室友成了好哥们儿。黄仁勋教会了室友如何阅读，作为回报，室友则带着黄仁勋接触了举重。黄仁勋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举重不仅赐予他力量，还给了他自信——为自己挺身而出的能力和意愿。
在后来的岁月里，英伟达的高管们表示，黄仁勋正是在肯塔基的日子里形成了那种坚韧不拔、街头斗士般的心态。黄仁勋自己则认为：“这也许算是我早期教育的一部分。我永远不会主动挑事，但我也绝不会逃避任何事。所以，如果有人想找我麻烦，最好三思而后行。”
几年后，黄仁勋的父母从泰国搬到了俄勒冈州比弗顿，后者是一座位于波特兰都市区边缘的城市。他们让两个儿子离开了肯塔基的“寄宿学校”，转而进入公立学校。虽然黄仁勋很高兴能回到父母身边，但当他回顾奥奈达浸信会学院的时光时，他认为这是塑造他性格的重要时期。
“我不容易害怕。我不担心去那些我从没去过的地方。我能忍受很多不适。” [2]
在波特兰市中心的麋鹿俱乐部大楼的四层，有一个富丽堂皇的舞厅，枝形吊灯从舞厅天花板悬挂而下，天花板上还分布着雕刻装饰。一位名叫洛乌·博琴斯基的男子在这儿开办了一家名为“乒乓皇宫”的乒乓球俱乐部。乒乓皇宫每天从上午10点开放至晚上10点，它还有一个为年轻爱好者设立的蓬勃发展的青少年项目。放学后，黄仁勋经常去乒乓皇宫，他发现自己对乒乓球不仅有天赋，还充满了热情。在那里，他重新干起了清洁工的活儿，只是这次是为了赚一些零花钱——博琴斯基付钱让他打扫乒乓皇宫的地板。
这不仅仅是博琴斯基发善心、做好事。他的女儿朱迪·霍夫罗斯特是“乒乓外交”团队的一员，该团队于1971年访问了中国。事实上，霍夫罗斯特和她的8名队友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批正式到访中国的美国人。尽管他们输掉了大多数的比赛，但他们的访问标志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并提升了乒乓球运动在美国的知名度。博琴斯基认为自己有责任挖掘并帮助有前途的年轻乒乓球选手，并将他们培养成国家级人才。
霍夫罗斯特和博琴斯基都对黄仁勋的技术和工作态度印象深刻。
1978年，博琴斯基写了一封信给《体育画报》，称赞黄仁勋是太平洋海岸西北地区出现的“最有前途的青少年选手”。他指出，与杂志中报道的那些家庭每年花费1万美元参赛的青少年不同，黄仁勋是自己赚取参赛旅费的。
“他是一个全优生，也极度渴望成为一名乒乓球冠军。他只练了3个月，我建议你们明年要关注他。”博琴斯基在信中写道。 [3] 当时，黄仁勋只有14岁。
有一次，黄仁勋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场美国乒乓球比赛。城市的灯光和喧嚣让他难以抵抗诱惑。在比赛前，他没有休息，而是整晚游荡在拉斯维加斯的街道上。最终他输得很惨，并且从未忘记那次失败带来的痛苦。
“当你十三四岁第一次去拉斯维加斯时，你很难专注于比赛。”黄仁勋在30年后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后悔当时没有更加专注于比赛。”
15岁时，黄仁勋参加了美国公开赛青少年双打比赛。这次，他很清楚自己不应该分心，并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
黄仁勋一直是一个好学生。然而，学会与他人社交互动却更具挑战性。
“我非常内向，也特别害羞，”他说，“唯一能让我摆脱这种状态的经历是在丹尼餐厅当服务员。”
当黄仁勋15岁时，哥哥帮他找了一份在丹尼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他在高中和大学的几个暑假里，都在这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打工。黄仁勋“重操旧业”，从洗碗和打扫厕所等脏活开始。“我打扫过的厕所比任何CEO都多。”他回忆道。
后来，他成为一名餐厅杂工，再往后成为一名服务员。
黄仁勋认为丹尼餐厅教会了他许多重要的生活技能，包括如何应对混乱、如何在压力下工作、如何与顾客沟通，以及如何应对错误（比如来自厨房的）。丹尼餐厅还教会了他如何在工作的成效中找到满足感——无论任务多么微小，都始终以最高标准来完成。无论是第100次打扫同一间厕所，还是与从没来过丹尼餐厅甚至不知道如何点餐的新顾客互动，他总会尽力做到最好。他还会追求一些近乎荒谬的目标，比如与其他员工相比能一次多端几杯咖啡。黄仁勋学会了为日常辛劳而自豪。
“我敢肯定，我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洗碗工、杂工和服务员。”黄仁勋说道。
但当涉及一个常见的订单时就不一样了。“我不喜欢奶昔订单，因为我讨厌做奶昔。”黄仁勋说。制作一杯奶昔要花很长的时间，而随后的清理要花更多的时间。他会试图说服顾客将奶昔换成可乐，如果他们坚持要奶昔，他会问：“你确定吗？”
显然，他在学习职场里的另一个技巧：在高标准与高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黄仁勋就读于俄勒冈州比弗顿的阿洛哈高中，他在那里结识了数学、计算机和科学等俱乐部的朋友。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在Apple II（苹果公司生产的微电脑）上编写BASIC程序，并在电传打字机终端上玩游戏，这些终端看起来像电动打字机，只是前者被连接到了更大型的主机上。
黄仁勋迷上了视频游戏，特别是大型主机游戏《星际迷航》，这款游戏基于孩之宝的经典桌游《战舰》。
[4]
他还花了大量时间在游戏厅玩雅达利和科乐美，包括《小行星》《蜈蚣》《银河战士》。
他家里没有电脑，所以不得不去其他地方满足玩游戏的需求。“我身无分文。”他说。
早慧的黄仁勋在泰国的小学跳了一级，在肯塔基的奥奈达浸信会学院也跳了一级。他16岁时从阿洛哈高中毕业，决定就读科瓦利斯市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因为该校的学费较低，而且他的好朋友迪安·维西顿也要去那里。黄仁勋和维西顿都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并且选了很多相同的课程。为了获得相关的工作经验，黄仁勋多次申请到当地一家名为创科实业的科技公司实习，但每次都被拒绝了。
在大二的时候，黄仁勋遇到了洛丽·米尔斯，她是电气工程班里250名学生中仅有的3名女生之一。彼时的黄仁勋已经走出了尴尬期，并且提高了自己的社交技能。“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而且个矮体瘦。但我有一句很棒的搭讪台词——”他回忆说，“你想看看我的作业吗？”
这句搭讪台词奏效了，他和米尔斯开始约会，并在1984年两人一起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黄仁勋受邀参加了美国一些最大的半导体和芯片制造商的面试。他最先瞄准的是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这家公司的分支机构跨越多个地区，但面试结果不佳，他没能获得录用。接着，黄仁勋面试了两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第一家是超威半导体公司（AMD），自从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看到该公司的一张微处理器海报后，就非常崇拜这家公司。第二家公司是LSI公司，这家公司制造可定制的微芯片，也被称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可以用于技术和科学领域。
黄仁勋收到了两家公司的录用通知，他最终选择了AMD，因为他对这家公司的声誉更加熟悉。白天，他设计微芯片；晚上和周末，他在斯坦福大学上课，攻读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在工作和接受继续教育之余，他和妻子有了儿子黄胜斌和女儿黄敏珊。他不能一次选修太多课程，因此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他最终在8年后获得了学位。“我目光长远，”他说，“对于某些事情我会有些急躁，但对另一些事情我有无限的耐心。我会一直坚持。”
在工作、学位和家庭之间，黄仁勋实现了许多移民父母的梦想，这些父母为了能移居美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只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机会。
“父亲的梦想和母亲望子成龙的期盼，最终将我们带到了这里。”黄仁勋在近30年后回顾自己的过去时说，“我亏欠他们很多。”
然而，黄仁勋的雄心壮志却更为远大。他对每一项工作都追求完美，并尽可能高效地完成。这让他对自己在AMD设计微处理器的工作产生了质疑，尽管他在这个方面很擅长，但他觉得这项工作很乏味。当时，芯片设计仍需由人员手工完成。
黄仁勋的一个同事离职去了LSI公司，并希望黄仁勋也能跟着一起去。和芯片制造行业的大多数人一样，黄仁勋听说了LSI公司正在开发新的软件工具，这些工具有望使芯片设计的过程更快、更容易。这个想法吸引了他。尽管黄仁勋知道这意味着冒险，但他更想在一家看起来对芯片行业的未来有明确掌控力的公司工作。这是他不安于现状、具备前瞻性的早期迹象。这种本性促使他追求最前沿的事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安全和稳定。
黄仁勋孤注一掷，加入了LSI公司。他被分配了一个技术职位，负责与客户合作。他被指派到一家名为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初创公司，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位工程师——柯蒂斯·普里姆和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他们正在从事一个秘密项目，这个项目将有望彻底改变人们使用工作站计算机的方式。这种高性能计算机专门用于执行技术或科学任务，比如三维建模或工业设计。
运气加持，再加上才华和技能傍身，黄仁勋获得了新的机遇。但在他看来，将他从厕所清洁工推向一家微芯片公司的部门老大的最大单一因素是，他愿意并且能够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同时能够忍受比常人更多的痛苦。
“那些期望值很高的人往往缺乏韧性。不幸的是，成功需要韧性，”他后来这样说，“伟大和聪明无关，而是来自品格。”
在他看来，品格只有在乘风破浪和逆水行舟后才能塑造而成。对黄仁勋来说，在面对艰难甚至压倒性挑战时依然坚持奋斗，正是工作本身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人向他寻求如何取得成功的建议时，他多年来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希望你们能经历足够多的痛苦与磨难。”
[1] Matthew Yi, “Nvidia Founder Learned Key Lesson in Pingpo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February 21, 2005.
[2] Brian Dumaine, “The Man Who Came Back from the Dead Again,” Fortune , September 1, 2001.
[3] “19th Hole: The Readers Take Over,” Sports Illustrated , January 30, 1978.
[4] “Jen-Hsun Huang,” Charlie Rose , February 5,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