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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姆在青少年时期就通过在高中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编写游戏而自学了编程，这所高中位于俄亥俄州费尔维尤帕克，也就是克利夫兰的郊区。学校里有一台型号为Model 33 ASR Coupler的电传打印终端，这台终端与大约10英里
外的一台主机连接，并通过电话线以每秒大约10个字符的速度进行数据传输。普里姆使用BASIC语言编程，将指令转移到打孔纸带上，然后将纸带放入电传打印机的纸带阅读器中，从而可以在主机上远程运行他的程序。
普里姆最有野心的项目是一个台球游戏。该程序通过使用文本字符来展示台球桌上球的布局，玩家轮流指定击打主球的角度和速度。随后，主机会计算碰撞情况以及台球的最终位置。这个程序非常庞大，其打孔纸带卷直径接近9英寸
，普里姆每次编写新版本程序时，打印过程几乎长达1个小时。当他将这个游戏作品提交给当地的一个科学展时，他获得了一等奖。
普里姆的编程天赋引起了费尔维尤帕克一所高中的数学系系主任埃尔默·克雷斯的注意。克雷斯成了普里姆的导师，并允许他在其他学生完成学业任务后，任意使用学校唯一的主机终端。随着编程水平的提高，普里姆学会了使用单色轮手动将图像进行数字化，并编写了一个程序从而可以在计算机上操作这些数字化图像。普里姆在计算机图形领域的旅程，开始于对克雷斯的一张数码照片进行缩放和旋转的简单操作。
在考虑大学时，普里姆关注了3所学校：麻省理工学院、凯斯西储大学和伦斯勒理工学院（RPI）。两个因素让他更倾向于选择RPI：在RPI，由教授而不是助教负责教授新生课程，而且学校最近宣布将购置一台先进的IBM 3033大型机，并允许新生使用。虽然这3所学校都向普里姆递来了橄榄枝，但IBM大型机的消息传来时，普里姆会去哪里就已经毫无疑问了。
在RPI，普里姆全身心投入计算机领域。他亲手组装了一台自己的多总线计算机，将一个Intel 8080处理器连接到两个8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和一台显示器上。当然，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使用学校的IBM 3033。这台占据了整个房间的大型机位于RPI的沃里斯计算机中心，冬天时它产生的热量足以为整栋大楼供暖。
普里姆的人生轨迹似乎在他大二那年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的父亲失业了。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后，他的父母再也无法负担他的学费。尽管他们向RPI寻求帮助，但除了校园工程实验室的一个岗位，学校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经济援助，而普里姆在实验室的工资远远不足以支付学费。为了筹集最后2年的学费，普里姆参加了由通用汽车赞助的实习项目，该项目旨在快速培养有潜力的工程师进入管理岗位。每年夏天，普里姆和其他通用汽车校园项目的同伴会在各个装配厂参与多个项目。在一次工作期间，普里姆还为一些机器进行了编程，这些机器主要用于生产庞蒂克Fiero（汽车品牌）的模压成型车身面板。
在1982年普里姆获得电气工程学位时，通用汽车为他提供了一份全额奖学金用于研究生学习，条件是他毕业后需要为该公司效力。同时，RPI也邀请他继续在图形领域担任研究生级别的研究员。
但普里姆另有打算。2年前，加利福尼亚的2位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带领他们的个人电脑（PC）创业公司发展成为轰动一时的IPO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赚了超过1亿美元。凭借Apple II电脑的销售，苹果公司的收入达到了近3亿美元，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公司。Apple II证明了个人电脑的前景极其广阔，因为它与大型计算机、小型计算机相比更小巧、更低价，而且无论作为生产力还是用于娱乐都更好用。个人电脑的崛起为像普里姆这样的工程师提供了机会，他们不仅能从事热爱的前沿图形芯片开发工作，还能靠着这份工作大赚一笔。
普里姆决定接受佛蒙特微系统公司（Vermont Microsystems）的工作邀请，这是一家硬件创业公司，看起来正处于业务大爆发的前夕。这家公司在伯灵顿郊外的一座老纺织厂内，位于RPI校园以北，车程大约3个小时。佛蒙特微系统公司为计算机制造商生产自己的插件板，比如显卡。在芝加哥的一次贸易展览会上，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一位代表参观了佛蒙特微系统公司的展台，询问后者能否为IBM个人电脑制作一张专用显卡。正如典型的初创公司的风格，展台上的代表满口答应。但他们并没有透露，该公司仅有1位员工具备制造这种显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个人正是刚被聘用的、年仅23岁的普里姆。
一夜之间，普里姆从一名普通工程师跃升为IBM显卡的设计架构主要负责人，这张显卡成为1984年IBM发布的专业图形控制器（PGC）。与之前IBM个人电脑显卡的图形能力相比，PGC的图形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最早的个人电脑使用的是单色显示适配器（MDA）显卡，它只能在80个字符宽、25个字符高的黑色背景下渲染绿色字体。随后的型号则使用了彩色图形适配器（CGA），使得个人电脑能够达到640像素×200像素的分辨率，并以最多16种颜色的位深处理单个图像元素（像素）。不过，工程师们渴望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并不满意这些显卡有限的紫色、蓝色和红色渲染能力。
普里姆设计的PGC显卡，在色彩数量和分辨率方面远超市面上其他IBM个人电脑的显卡：它可以一次渲染多达256种颜色，而且分辨率可达640像素×480像素。该显卡还能独立于中央处理器（CPU）运行图形处理任务，从而加快渲染速度。普里姆让这张显卡以CGA兼容模式启动，只有在需要时才激活其高级功能。
普里姆起初对这份工作和迅速被赋予重大责任而感到兴奋，但佛蒙特微系统公司的结局和苹果公司相去甚远。前者很难聘用其他合格的工程师，部分原因是它拒绝为任何员工提供股票期权或股权，而许多初创公司依靠这种方式来吸引并留住员工，使他们在面对公司资金可能耗尽的风险和压力时仍能保持积极性。无论普里姆多么努力，无论他制作的显卡性能多么优秀，只要他继续留在公司，就永远无法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富有。
因此，普里姆开始把目光投向美国西部的硅谷。他计划了一次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假期”，实际上是为了找工作。抵达后，他并没有去海滩，而是去了报刊亭，买了一份《圣荷西水星报》，直接翻到招聘广告页。在众多创业公司的职位空缺中，有一则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一家名为GenRad的公司正在招聘硬件工程师。当时，GenRad是全球领先的电路板和微处理器测试设备制造商之一。这意味着该公司能接触到大部分厂商最新芯片的早期版本，普里姆对此难以抗拒。 [1] 他参加了GenRad的面试，并最终收到了录用通知。
回到佛蒙特微系统公司后，普里姆递交了辞呈。他虽然只在佛蒙特微系统公司工作了2年，但他成功设计了公司迄今为止最具知名度的产品之一。他离职的那天，正是公司将第一批显卡运送给IBM的日子。当发布会开始时，普里姆被带去进行离职面谈，随后被送到了出口。
普里姆并不知道的是，当他加入GenRad时，这家公司已处于危机之中。尽管GenRad在1978年成功上市，并占据了近30%的电子测试市场份额，这个份额让其领先于竞争对手泰瑞达和惠普，但一系列管理失误导致公司岌岌可危。 [2] 高层大力投资以期打入半导体测试市场，却遭遇惨败。为了建立竞争壁垒，管理层开始要求制造商将芯片测试功能完全外包给GenRad，这引发了该公司与诸如IBM和霍尼韦尔等大客户的冲突。与LTX公司的并购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对GenRad高级管理层的信任危机。随后的人才流失反而增强了竞争对手的实力。普里姆加入后不久，GenRad便陷入了无法完全恢复的衰退状态。在经历了2年的公司动荡后，普里姆请求一位科技行业的猎头为他寻找新的职位。
一位名叫韦恩·罗辛的男子为普里姆提供了太阳微系统公司面试的机会。太阳微系统公司是高端UNIX（一个操作系统）工作站电脑的先驱，其产品售价从数千美元到数万美元不等。该公司于1982年由3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斯科特·麦克尼利、安迪·贝希托尔斯海姆和维诺德·科斯拉创立。
罗辛曾是苹果公司的员工，也是1983年推出的“Lisa”台式计算机的工程团队的头儿。那时，普里姆正在为IBM制作PGC显卡。“Lisa”被寄予厚望，旨在通过引入图形用户界面（GUI）而非纯文本命令行界面来彻底改变桌面计算，并且在大多数其他计算机还没有硬盘存储的时代，“Lisa”就已经配置了5MB的硬盘存储空间。然而，由于缺乏与其价格相当的工作站电脑竞争所需的软件，再加上其接近1万美元的高昂价格，“Lisa”注定失败。由于销售业绩惨淡，苹果公司雇用了一家公司回收未售出的库存，并将其埋在了犹他州的一个垃圾填埋场。此后不久，罗辛就离开了苹果。
在“Lisa”的开发过程中，罗辛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评估竞争产品的潜力。他最欣赏的一款显卡就是普里姆设计的PGC。这正是罗辛一直想要的显卡，但由于“Lisa”仅支持分辨率为720像素×364像素的单色显示，因此无法与PGC兼容，远远不及PGC驱动的IBM电脑性能。加入太阳微系统公司后，罗辛下定决心要利用日益增长的技术能力，实现快速、美观的彩色图形渲染。为此，他需要一个能够设计强大显卡的人。因此，他对普里姆非常感兴趣。
在对普里姆的面试中，当罗辛询问这位年轻的工程师能否在太阳微系统公司制作一款类似于PGC的显卡时，普里姆的答复简单明了——“可以”。
然而，这与太阳微系统公司高管们的意图背道而驰。当时，该公司正专注于推出一个新的电脑产品线——“SPARCstation”系列。这些基于UNIX的工作站电脑专为特定的科学和技术应用设计，尤其是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程序，可以用于设计从桥梁到飞机再到机械零件的复杂物理物件。太阳微系统公司认为，CAD和CAM工具将使工业设计比手工绘图更加快速、更加经济且更加精确。公司希望SPARCstation能引领这一潮流。
伯尼·拉克鲁特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工程副总裁，也是罗辛的直接上司，他坚信SPARCstation仅凭强大的处理器性能就能主导市场。他要求SPARCstation团队专注于改进设备的主处理器，而不应花费任何精力在图形功能上。他对上一代太阳工作站电脑的图形解决方案已经感到满意，因为在之前的方案中，大部分渲染工作由CPU完成。
罗辛坚决反对拉克鲁特的观点。他在苹果公司开发“Lisa”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高效图形处理的重要性。对于典型的工作站电脑用户来说，再快的计算速度或再大的存储容量也无法弥补图形处理的滞后。他认为，SPARCstation应该配备最先进的显示器，能够渲染百万像素和数百种颜色。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图形处理功能从CPU中分离出来，转移到专用的图形加速芯片上——类似佛蒙特微系统公司的PGC，而且，这一切必须瞒着上司进行。
所以，当普里姆向罗辛询问具体要求时，罗辛几乎给予了他完全开放的回答。
“柯蒂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只要能装进和上一代工作站电脑相同大小的帧缓冲区（SPARCstation专门用于图形处理的内存），”罗辛说，“只要能装进那个区域，就能在主板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普里姆或任何工程师来说，这几乎是任何项目中所能期望获得的最大自由度。普里姆可以设计和制造任何他能想象出来的东西，只要它能够在“帧缓冲区”的数据传输限制内运行即可。
普里姆意识到自己无法独立完成这个项目，他需要帮助。不久之后，另一位被太阳微系统公司从惠普挖过来的工程师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加入。两人共用一间办公室，组建了一个被称为“秘密图形”的团队。他们秘密地从事着一项他们上司的上司并不希望有人去做的工作。
与普里姆不同，马拉科夫斯基很晚才接触到计算机。1959年5月，他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艾伦敦，他的父亲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他的母亲曾是一名职业治疗师，后来成为全职主妇。他在新泽西州海洋镇长大。少年时期，他热爱木工，甚至一度考虑成为一名橱柜制造商，但他的父母力劝他从医。那时，他从未考虑过将电子或科技作为可能的职业道路。
17岁时，他从高中毕业并进入佛罗里达大学就读。佛罗里达大学以其医学院和建筑管理学院著称，同时也让马拉科夫斯基远离了新泽西州寒冷的冬季。此外，学校的医学预科项目有着独特的理念：它希望给予未来的医生广泛的知识基础，因此要求学生选修生命科学以外的课程。为了满足这一要求，马拉科夫斯基选修了一门物理课程，并在电学部分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发现自己天生对工程学感兴趣。
然而，马拉科夫斯基并未对此过多思索，直到他在参加完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后的午休间隙。当马拉科夫斯基躺在野餐桌上，抬头感受着佛罗里达的阳光时，他开始思考，是否真的想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医生，过着随时待命、连续工作四五天、几乎不眠不休的生活？他开始质疑：“我真的想了解所有药瓶上的名字都是什么意思吗？”
“不，”马拉科夫斯基意识到，“我更喜欢工程学，我宁愿成为一名工程师。”
完成MCAT考试后，他回到租住的房子，途中只停下来在7——11便利店里买了一箱啤酒。一到家，他立刻给父母打了电话。
“妈妈，爸爸，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他说，“好消息是，这个考试其实并不难。坏消息是，我再也不想当医生了。”
他等待着回应，确信父母会感到失望，但让他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松了一口气。
“很好，”他的母亲说，“你从来都不看药品说明书。我们也不认为你会成为一个好医生。我们觉得你只是为了你爸爸才这么做的。”
随后，马拉科夫斯基主修电气工程，并凭借优异的成绩在加州的惠普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最终进入了制造部门，负责生产惠普研发实验室开发的一款新型的16位小型计算机。
“这对我来说非常棒，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真正的计算机是如何制造的。”他说道。
尽管很多人从理论上知道如何设计计算机芯片，但只有少数人能真正设计出一款可以大规模生产并赢利的芯片。当马拉科夫斯基初到惠普时，他意识到在制造部门的实际经验能让他获得许多人所不具备的行业实战视角。此外，惠普也因其导师制度和培训项目能够将年轻工程师培养成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而享有盛名。马拉科夫斯基知道，在惠普的经历将会为他接下来的任何机会做好准备。
在惠普的制造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被邀请加入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开发新芯片。他参与了HP-1000小型计算机产品线的研发，并学习了如何为其通信外设编写嵌入式控制软件。后来，他领导了HP-1000 CPU的研发团队，这款处理器将在他开始职业生涯的那栋大楼里生产。
在每天处理HP-1000的最关键组件时，马拉科夫斯基还在附近的圣克拉拉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当他完成了芯片和学位这2个项目后，他和他的妻子梅洛迪开始考虑在哪儿安家，他们在他大学毕业1年后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他们起初考虑搬到惠普位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分部，但梅洛迪不喜欢搬到那么远的地方。随后，他们考虑了美国东海岸。梅洛迪的家人在佛罗里达北部，而马拉科夫斯基的父母在新泽西。两地之间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区”，那里有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还有IBM和DEC（数字设备公司）等科技巨头的办公室。
在实施跨大陆搬迁之前，马拉科夫斯基决定申请一些其他公司的职位，以此作为面试练习。他的第一个面试邀请来自埃文斯和萨瑟兰公司新成立的超级计算机部门，这是一家因制造高端飞行模拟器用于军事训练而著名的图形公司。然而，他在面试中立刻就被拒绝了，面试官认为他对现状质疑过多，不适合这家公司。马拉科夫斯基则认为他们的反馈是该公司的未来并不乐观的预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埃文斯和萨瑟兰公司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未能成功销售，而随后的冷战结束也意味着军方对模拟器的需求正在逐渐减少。
马拉科夫斯基的第二次面试练习是太阳微系统公司，他申请的是一个未特别指明的图形芯片职位。尽管他之前没有任何图形处理的经验，但他的好奇心驱使他接受了首席工程师柯蒂斯·普里姆的面试。这次本是准备性质的面试，最终不仅改变了马拉科夫斯基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整个科技行业的进程。
“柯蒂斯是那个真正懂图形的人，”马拉科夫斯基后来回忆道，“而我最终成了那个动手实现的人。告诉我需要做什么，我就会去研究怎么实现它。”
为了实现罗辛想要（但罗辛的上司不想要）的高质量图形，普里姆设计了一款被称为“怪物”的图形加速器。这款加速器包含两个专用的ASIC芯片：一个是帧缓冲控制器（FBC），负责高速渲染高分辨率图像；另一个是转换引擎和光标控制器（TEC），能够快速计算用户操作对象时的运动和方向。与以往的太阳工作站电脑依赖CPU来执行所有任务不同，普里姆的加速器可以独立处理高达80%的计算任务。这意味着专用的图形芯片可以高效完成它们最擅长的特定功能，CPU则可以被释放出来处理更多其他任务。
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现在轮到马拉科夫斯基将理论变为现实了。与惠普不同，太阳微系统公司本身并不生产芯片。马拉科夫斯基需要依赖总部位于圣克拉拉的LSI公司，后者是当时全球领先的为硬件制造商生产定制专用集成电路的公司。马拉科夫斯基的时机恰到好处：LSI公司刚刚推出了一种名为“海量门阵列”的新型芯片架构，这种架构允许在单个芯片上集成超过1万个门阵列，这是其他制造商无法实现的壮举。虽然LSI公司自己的原型芯片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但普里姆的芯片的设计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门阵列，才能为SPARCstation提供足够的处理能力。LSI公司的高管们意识到这可能会使太阳微系统公司成为一个重要客户，于是最终同意签署合同，但正如马拉科夫斯基后来指出的，他们似乎对自己的交付能力感到不安。
为了确保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能得到他们设计的芯片，LSI公司指派了公司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黄仁勋来管理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订单。
“这个年轻人刚从AMD加入LSI，曾在微处理器领域工作，”马拉科夫斯基回忆道，“柯蒂斯知道他想要什么，我能够设计它，而黄仁勋帮助我们弄清楚如何制造它。”
他们三人通力合作，制定了将普里姆的设计投入生产的制造流程。每当问题出现时，每个人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解决问题。然而，在高压项目中，即便是小团队也难免会产生紧张气氛。
“柯蒂斯太聪明了，他的思维非常快，”马拉科夫斯基说道，“他能直接从一个想法跳跃到解决方案，没有任何过渡。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他以一种其他人能够理解并支持的方式表达他的想法。我的沟通技巧最终变得和我的工程技能一样重要。”
有时，沟通也会演变成正面冲突。
“我和克里斯有过很多激烈的争吵。虽然不至于拳脚相向，但我们会互相咆哮，”普里姆回忆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关于芯片决策的信息。当我告诉他想要的信息后，我会继续不停地说下去，因为我无法平静下来。然后克里斯会说：‘不，不，够了，你已经给了我答案。’”
接着，普里姆会怒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而团队的其他成员——此时主要是汤姆·韦伯和梁伟德两位硬件工程师——会警觉地看着马拉科夫斯基。最终，总会有人问：“我们是不是要散伙了？”
马拉科夫斯基总是回答：“我们好着呢。”
黄仁勋也认为这些激烈的争吵带来了更多的希望而非危险。他称这些争论是在“磨砺剑刃”。就像一把剑只有在遇到强烈的阻力时才会变得更加锋利一样，最好的创意往往来自充满激情的辩论和争论，即使这种来回交锋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黄仁勋已经学会拥抱冲突，而不是回避它——这个经验最终定义了他经营英伟达的哲学。
“我们几乎把LSI公司标准产品组合里的每一款工具都用坏了，”马拉科夫斯基回忆道，“黄仁勋足够聪明和老练，他会说：‘我会在后端解决这些问题，你们不用管。你们最好处理那些问题，因为我不确定我能否应付。’”
1989年，三人最终确定了太阳微系统公司新图形加速器的规格。帧缓冲控制器需要4.3万个门电路和17万个晶体管才能正常工作，而转换引擎和光标控制器则需要2.5万个门电路和21.2万个晶体管。它们将一起被安装在一台图形加速器上，并被封装为“GX图形引擎”，或者简称为GX。
就在“秘密图形”团队准备发布新芯片时，他们得到了另一个助力。几年前对图形芯片持有强烈敌意的高管伯尼·拉克鲁特，最近问韦恩·罗辛是否遵循了他不要花任何精力来改进SPARCstation图形功能的指令。罗辛回答说并没有。
“干得漂亮。”拉克鲁特说道。
GX最初是一种可选的附加组件，太阳微系统公司会为此向客户额外收取2 000美元。GX加速器让显示器上的一切都运行得更快：二维几何图形、三维线框图，甚至像滚动文本这样的普通任务，在使用GX加速器后也都变得更加快速和流畅。
“这也许是历史上首次，在窗口系统中滚动文本的速度比你眼睛能跟上的速度还要快，”普里姆说道，“它让你在上下滚动大型文档时看不到帧缓冲控制器的实际绘制过程。”
最能展示GX图形能力的是普里姆在业余时间制作的一款游戏。在佛蒙特微系统公司时，他开始制作一款以A-10“疣猪”战斗机为主题的飞行模拟游戏。一个“疣猪”战斗机中队，驻扎在伯灵顿附近的佛蒙特州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下班后，普里姆经常把车停在跑道尽头，观看这些战机起飞。他的模拟程序旨在让他有更深入的体验，游戏允许他在虚拟的冷战冲突中以“坦克杀手”的角色操纵A-10战斗机。不过，他的个人电脑——一台Atari 800——缺乏足够的图形处理能力来渲染A-10战斗机飞行时复杂的物理特性。他从未通关这款游戏。事实上，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显卡能够将普里姆的游戏设想变成现实。
搭载GX的SPARCstation出现后，一款真实的飞行模拟器第一次成为可能。普里姆以6折的员工价购买了一台工作站电脑供自己使用，节省了1 000美元左右。在每周工作60个小时后，他会回到家并继续研发他的新模拟程序，从而充分发挥新GX芯片的优势。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完成了这款名为《飞行员》游戏的制作。
《飞行员》将玩家置于高性能的F/A-18战斗机的驾驶舱内——而不是A-10战斗机——随后允许玩家与其他F/A-18战斗机进行空战。游戏完整模拟了F/A-18的武器系统，包括响尾蛇导弹、机枪和炸弹。普里姆真实渲染了游戏中的战场，他购买了卫星数据以确保地形高度和地貌轮廓的准确性，并为游戏加入了纹理映射图形。他甚至设计了一款硬件适配器，使得个人电脑的操纵杆可以适配太阳工作站，玩家们因此不必通过键盘来控制虚拟飞机。
普里姆还为这款游戏找到了一个商业伙伴——布鲁斯·法克特，后者在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营销部门工作，并同意负责《飞行员》的销售和市场推广。法克特很快意识到，《飞行员》不仅是一款消遣娱乐游戏，还可以帮助太阳微系统公司推广工作站。这款游戏是展示GX图形能力的绝佳方式——以1280像素×1024像素的高分辨率和256种颜色运行，而当时大多数个人电脑游戏的分辨率仅为320像素×200像素。《飞行员》还允许通过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新“多播”协议连接的多个客户端进行实时对战，这种初级的局域网（LAN）应用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局域网狂欢热潮。
普里姆和法克特为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每个销售办事处都赠送了《飞行员》的免费副本。公司的销售代表用它来展示计算机的强大功能，甚至经常购买更多副本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的工作站电脑客户。
“我充分挖掘了硬件的每一点性能，”普里姆说道，“《飞行员》变得非常重要，它成了太阳微系统公司销售团队展示标准工作站电脑性能的最佳工具。”
《飞行员》于1991年正式面向公众发布，并在计算机图形与互动技术特别兴趣小组（SIGGRAPH）年度大会上展出。在展会上，普里姆和法克特设置了包括11台工作站电脑的网络，供与会者进行空中对战。
在开发《飞行员》的过程中，普里姆学到了很多超越游戏设计本身的重要经验。游戏发布后仅两天，一名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员工便破解了它，使得玩家可以不再为副本付费而免费玩游戏。为了预防未来的破解行为，普里姆发布了一个新版本，该版本能够在检测到代码被修改时自动禁用，并向他发送试图盗版软件的用户信息。后来，普里姆在他的第一个英伟达芯片设计中也采用了类似的私钥加密技术。
在作为附加组件火爆销售了几年之后，GX芯片成为每台太阳微系统公司工作站电脑的标准配置。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的职业发展因为这次成功更上一层楼，他们成为图形架构师，并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名为“低端图形选项组”。与此同时，LSI公司对芯片的押注也获得了丰厚回报。该公司的收入从1987年的2.62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6.56亿美元，这部分得益于GX的销售，尽管它将每单元的标价从最初的两芯片版本近375美元，降至后期的单芯片版本105美元。黄仁勋则被提升为LSI公司CoreWare部门的总监，该部门通过一套可重复使用的知识产权和设计库为第三方硬件供应商提供定制芯片。
讽刺的是，GX的成功反而对太阳微系统公司产生了负面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公司逐渐偏离了最初那种类似初创公司的灵活环境，而正是最初的环境曾经让像罗辛、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这样的员工可以遵循他们的直觉来展示技术才华。公司的文化变得更加官僚化和强控制，也因此变得更加迟缓。项目团队不再比拼谁能提出最具创新性的想法，而是比拼谁能做出更能打动更多高管的PPT。简而言之，太阳微系统公司变得更加争权夺利了。
这并不是马拉科夫斯基或普里姆愿意待下去的环境。尤其是普里姆，他对这种文化感到厌烦，因为“与其提出更好的技术，破坏或扼杀其他项目反而更容易”。他只想专注于制作优秀的显卡，对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毫无兴趣。
新提案层出不穷，但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新芯片设计进度却陷入停滞。许多提案在PPT上看起来不错，但在技术性和经济性上根本不可行，结果是提案在一个季度获得批准，而在下一个季度就被搁置。
“2年内没有任何东西出炉，”马拉科夫斯基说，“我的判断是，公司在此之前一直非常成功，以至于现在更加专注于保护已有的成就，而不是追求新的突破。公司被失败的恐惧困住了，也不再那么有进取心。”
更糟糕的是，太阳微系统公司实际上试图打压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在GX方面取得的许多进展。在一次提案会上，普里姆的团队提出了新一代图形加速器方案，打算采用韩国芯片制造商三星最先进的视频内存技术。然而，普里姆输给了另一位竞争对手——蒂莫西·范胡克，后者认为提升工作站电脑图形性能的最佳方式是让CPU承担更多的高端3D图形功能，而不是依赖专用的显卡。
普里姆确信从技术角度来看，范胡克的想法并不会奏效。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范胡克有一个普里姆没有的优势：他得到了太阳微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安迪·贝希托尔斯海姆的支持。没有这样一位内部强力支持者，普里姆和他的团队没有胜算。
“安迪过来跟我说，我们的产品线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普里姆回忆道。
普里姆很快意识到自己在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有传言说公司领导层打算解散他的团队，解雇他，并把马拉科夫斯基转到另一个芯片项目上。马拉科夫斯基与普里姆并肩工作了6年，看到公司如此对待自己的朋友兼公司最有才华的工程师之一，他感到十分愤怒。
“克里斯知道我经历的每一次挣扎，我承受了太多太阳微系统公司管理层的打击，”普里姆说，“他敬重我应对了所有背后的攻击。有时候，我被图形部门副总裁严厉训斥，以至于和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在办公楼外的公园里散步时边走边哭。这真的非常残酷。”
贝希托尔斯海姆选择支持范胡克的方案成为压垮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之前在GX项目上的成功，在越来越失调的公司里已经意义不大了。
“我们意识到时间不多了，我们谁都不想继续留在太阳微系统公司工作了。”普里姆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新项目的想法：复活那款被太阳微系统公司领导层拒绝的下一代加速器芯片。
“我们为什么不为三星做一个演示芯片呢？”普里姆问马拉科夫斯基，“我们只做顾问，向他们演示他们即将制造的这种新型内存设备的价值。”
马拉科夫斯基觉得这个主意听起来挺有趣。他们知道怎么设计芯片，而且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案。但这种优势也可能成为负担：在这个高风险、规模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行业，没有任何公司会对从2位工程师那里窃取一个想法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只要这样做能给公司带来哪怕是最微小的竞争优势。他们除非能找到一个在商业头脑上与他们的技术才华匹配的合作伙伴，否则就是白费功夫。
然后，马拉科夫斯基突然灵光一现。
“我想起来一个人！”他后来回忆道，“这个人转行做了技术授权许可领域，并为别人开发系统级芯片。我们可以联系黄仁勋。”
马拉科夫斯基和普里姆请黄仁勋帮忙起草一份与三星合作的合同。三个人开始会面交流，制定与这家韩国公司打交道的商业策略。然后有一天黄仁勋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三星做这件事呢？”
[1] Frederick Van Veen, The General Radio Story (self-pub., 2011), 153.
[2] Van Veen, General Radio Story , 1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