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源于推动了地质学中深时发现的历史之箭（arrows of history）和内在循环（cycles of immanence）隐喻之间的冲突和互动。如果我成功地表达了我思想的预定顺序，这本书可能会让读者觉得它是以理性方式形成的某种统一，换句话说，它是反映在时间之环（time's cycle）隐喻中的内在结构的产物。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反映了（我希望）建构的逻辑，却会严重歪曲起源的心理，因为这本书是由时间之箭（time's arrow）的点点滴滴，即我自己偶然的历史中那些古怪而不可预测的时刻拼凑而成的。在当时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微小事件，却是最终构造中的马掌钉。我无法开始详细说明所有这些“只是历史”（just history）的事件。在我5岁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一只霸王龙的化石。伟大的绅士、藏书家乔治·怀特（George White）给了我一本17世纪版伯内特《地球的神圣理论》以代替演讲的酬金。约翰·朗斯伯里（John Lounsbury）在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的地质学入门课程中举了一个例子，将不同含义混为一谈以阐述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我知道这有问题，但不明白是什么问题，直到我学习了大卫·休谟的归纳法。在利兹大学的春季野外课程中（本科期间在国外的学年），我参观了位于北爱尔兰的波特拉什岩床（Portrush Sill），看到了在岩石上刻画的水成论（neptunism）和火成论（plutonism）的二分法。在巴黎一家博物馆里，站在撒丁岛的暹罗连体女孩丽塔——克里斯蒂娜的骨架前，我感到既恐惧又着迷。在美国国家美术馆展出的詹姆斯·汉普顿为基督第二次降临而设计的金碧辉煌的宝座上，我看到了伯内特的卷首插图。我听了自封为沙特尔圣人（sage of Chartres）的马尔科姆·米勒（Malcolm Miller）从玻璃和雕像中解读的中世纪隐喻。我以为自己在那座最伟大的教堂的南耳堂里发现了牛顿关于“巨人的肩膀”那句话的出处，而R.K.默顿（R.K.Merton）向我展示了我是一个多么虚荣的傻瓜。

我对那些努力理解地质学史的同事怀有更深刻、更直接的感激。这本书是我对三部伟大著作的逻辑分析，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集体事业。我感到尴尬的是，我现在无法厘清和正确地归类在这里锻造的碎片。我离这个话题太近了。20年来，我一直在教授时间的发现，并且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三部著作。（因为我认为，这种重复是衡量智识生活的最好标尺——当新的见解停止时，就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我只是不记得哪些作品来自我自己对伯内特、赫顿和莱尔的解读，哪些来自霍伊卡、拉德威克、波特或其他许多启发我的思想家，仿佛外生（exogeny）和内生（endogeny）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形成不同的类别！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我非常感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唐·帕廷金（Don Patinkin），以及我在访问期间的导游和朋友埃坦·切尔诺夫（Eitan Chernov）、丹尼·科恩（Danny Cohen）和拉菲·福尔克（Rafi Falk）。这本书是1985年4月在希伯来大学发表的哈佛——耶路撒冷讲座第一系列一个精心制作和加工的版本。哈佛大学出版社主任阿瑟·罗森塔尔（Arthur Rosenthal）构思了这个系列，并使其开花结果，我向他这位“教父”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我只能希望，我已为这个系列确立了一个有价值的开端，随着时间的进步之箭，这个开端将很快被取代（同时我希望在时间的记忆之环中留下一些记忆）。

至于耶路撒冷这个真正永恒的城市，我只能说，我终于明白了《诗篇》第137篇：“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一个以讲授为生的人的颂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