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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伯内特的形象是遏制科学进步、盲目崇拜《圣经》的典型。我们可以将这一评价传统回溯至本书的另外两位主角。一位是詹姆斯·赫顿，他如此评论伯内特：“这肯定不能从任何其他角度来考虑，而只能视为一个梦，一个诗意虚构黄金时代而形成的梦。”（Hutton,1795,1,p.271）另一位是查尔斯·莱尔，他评论道：“即使是弥尔顿，也几乎不敢在自己的诗中，不受拘束地放纵自身的想象……如这名作者般，自命之为深刻哲学。”（Lyell,1830,p.37）
没有人比最杰出的苏格兰地质学家阿奇博尔德·盖基（Archibald Geikie）更以纯粹的方式表达了经验主义者的信仰。他在《地质学奠基人》（Founders of Geology,1897）一书中推广了把野外工作者视为英雄、将思考者视为反派的传统。作为数代人的地质学史“标准”，该书成了更为持久的教科书教条的来源。盖基将伯内特的书列为17世纪晚期科学中所充斥的“骇人听闻的学说”之一：“对于我们地球的起源与结构的理论，没有哪个地方会像英格兰一样让猜测如此肆意发挥。”（Geikie,1905 ed.,p.66）盖基接着提供了自己针对这一回顾性两难困境的经验主义者的解决方案，即事实必须先于理论：“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明白，任何有关地球的真正理论都必须依赖地球本身所提供的证据，而在大量证据汇聚之前，这样的理论不可能被恰当地建构起来。”（Geikie,1905 ed.,p.66）
霍勒斯·伍德沃德（Horace B.Woodward,1911,p.13）在他编撰的伦敦地质学会官方历史中，将伯内特的著作归于当时“浪漫而无益的劳动”之一。最有趣的一条批评出自一个特别的来源。乔治·麦克里迪·普赖斯（George McCready Price）是“科学创世论”（scientifi c creationism）的始祖与创始人——对于该伪科学的追随者来说，它的名称属于一种矛盾修辞。普赖斯认为伯内特是其体系的特别威胁。普赖斯希望通过基于严格野外工作的归纳法来证实圣经直译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内部的敌人要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按此“老理”，普赖斯想尽可能地与像伯内特这样坐在扶手椅上讲述《圣经》地球历史的人保持距离：
无论对《圣经》来说，还是对真正的科学来说，他们疯狂的幻想应当被称为一种嘲弄；从那以后，“洪水”这个词被人一直嘲笑。如果岩石研究者都愿意耐心地调查记录，严格地约束自身的狂想，直至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建立真正的归纳或概括，那么这对于后来所有科学的历史来说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Price,1923,p.589）
这一描绘持续到我们这一代。芬顿夫妇（Fenton&Fenton,1952,p.22）所著畅销书《地质学巨人》（Giants of Geology）将伯内特的理论斥为“一系列有关地球发展的怪异想法”，并把他提出的机制误读为一系列神意的干预：“托马斯·伯内特认为一位愤怒的上帝用太阳的光芒作凿子来凿开地壳，让中间的水奔涌而出，淹没顽固不化的人类。”戈登·戴维斯在他杰出的英国地貌史中说道，伯内特和其他人的圣经地质学“作为奇形怪状的伪科学，始终对历史学家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Davies,1969,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