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伯内特的形象是遏制科学进步、盲目崇拜《圣经》的典型。我们可以将这一评价传统回溯至本书的另外两位主角。一位是詹姆斯·赫顿,他如此评论伯内特:“这肯定不能从任何其他角度来考虑,而只能视为一个梦,一个诗意虚构黄金时代而形成的梦。”(Hutton,1795,1,p.271)另一位是查尔斯·莱尔,他评论道:“即使是弥尔顿,也几乎不敢在自己的诗中,不受拘束地放纵自身的想象……如这名作者般,自命之为深刻哲学。”(Lyell,1830,p.37)
没有人比最杰出的苏格兰地质学家阿奇博尔德·盖基(Archibald Geikie)更以纯粹的方式表达了经验主义者的信仰。他在《地质学奠基人》(Founders of Geology,1897)一书中推广了把野外工作者视为英雄、将思考者视为反派的传统。作为数代人的地质学史“标准”,该书成了更为持久的教科书教条的来源。盖基将伯内特的书列为17世纪晚期科学中所充斥的“骇人听闻的学说”之一:“对于我们地球的起源与结构的理论,没有哪个地方会像英格兰一样让猜测如此肆意发挥。”(Geikie,1905 ed.,p.66)盖基接着提供了自己针对这一回顾性两难困境的经验主义者的解决方案,即事实必须先于理论:“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明白,任何有关地球的真正理论都必须依赖地球本身所提供的证据,而在大量证据汇聚之前,这样的理论不可能被恰当地建构起来。”(Geikie,1905 ed.,p.66)
霍勒斯·伍德沃德(Horace B.Woodward,1911,p.13)在他编撰的伦敦地质学会官方历史中,将伯内特的著作归于当时“浪漫而无益的劳动”之一。最有趣的一条批评出自一个特别的来源。乔治·麦克里迪·普赖斯(George McCready Price)是“科学创世论”(scientifi c creationism)的始祖与创始人——对于该伪科学的追随者来说,它的名称属于一种矛盾修辞。普赖斯认为伯内特是其体系的特别威胁。普赖斯希望通过基于严格野外工作的归纳法来证实圣经直译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内部的敌人要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按此“老理”,普赖斯想尽可能地与像伯内特这样坐在扶手椅上讲述《圣经》地球历史的人保持距离:
无论对《圣经》来说,还是对真正的科学来说,他们疯狂的幻想应当被称为一种嘲弄;从那以后,“洪水”这个词被人一直嘲笑。如果岩石研究者都愿意耐心地调查记录,严格地约束自身的狂想,直至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建立真正的归纳或概括,那么这对于后来所有科学的历史来说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Price,1923,p.589)
这一描绘持续到我们这一代。芬顿夫妇(Fenton&Fenton,1952,p.22)所著畅销书《地质学巨人》(Giants of Geology)将伯内特的理论斥为“一系列有关地球发展的怪异想法”,并把他提出的机制误读为一系列神意的干预:“托马斯·伯内特认为一位愤怒的上帝用太阳的光芒作凿子来凿开地壳,让中间的水奔涌而出,淹没顽固不化的人类。”戈登·戴维斯在他杰出的英国地貌史中说道,伯内特和其他人的圣经地质学“作为奇形怪状的伪科学,始终对历史学家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Davies,1969,p.86)。
支持对伯内特做出这种典型的错误描述的社会环境,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所谓矛盾,或说战争。虽然学者已令人厌烦地辩称并不存在这样的两分法,但这一吸引人且简单的概念依然持续存在。学者认为,如果说这一争辩表达了任何基本的划分,那就是区别了传统主义者(主要来自教堂)和现代主义者(包括大部分科学家,但也一直包括很多牧师)。
“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1896)所著的同名两卷本著作。虽然怀特个人笃信宗教,但他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怀着实际上更强的承诺,力求建立一所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大学。在与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谈及自己的著作时,他写道:“我们远非想要伤害基督教,相反,我们都希望宣扬它,但我们未曾将宗教与宗派主义混为一谈。”(White,1896,p.vii)而后,怀特用粗斜体的一段话表达了他的中心论点:
在所有现代历史中,为了所谓宗教利益而做出的对科学的干预,无论此种干预如何诚心,都已给宗教与科学两者造成直接的不幸,没有例外;另一方面,所有不受限制的科学研究,无论某些阶段在当时看来对宗教多么危险,都一贯地符合宗教与科学两者的最高利益。(White,1896,p.viii)
怀特以一个隐喻作为著作的开头。他曾是美国驻俄国使团的一员,在自己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房间里向外看,注视着一群俄国农民在4月寒冰将融化时,破开仍围堵河流的冰坝。农民在冰上凿出成百上千条小水渠,由此使被抑制的河水可以逐渐释放,而不会用整个冰坝突然崩塌引发的大洪水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来自上游成千上万条上涨溪流的河水在[冰坝]后方压迫发力,沉船残骸和垃圾靠着它越堆越高,每个人都知道它必须让步。但存在的危险是它可能会……突然决口,甚至会从根基上冲曳花岗岩建造的码头,带给民众一片废墟。……耐心的农夫在做正确的事情。通过他们凿开的无数水渠,冰坝愈加感受到春天的暖意,会逐渐破开。河水将向前流动,它对人们来说是一条慈爱、美丽的河流。
怀特告诉我们,上涨的河水代表着“新增知识与新思想的洪流”,而大坝就是自以为是的宗教与不肯退让的习俗(怀特而后承认,他希望自己的书可以作为农夫的水渠,以温和的方式传递光明)。因为如果教条屹立不动,大坝决口(因为不可能永远阻挡真相),那么美德之洪水,仅按其体量,将会压垮一切,而不仅仅是黑暗:“……突然决口会令人痛苦和不幸,被扫荡的不仅仅是过时的教义与有害的教条,还有被珍视的原则与理想,甚至挫伤更为宝贵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宗教与道德基石。”(White,1896,p.vi)
在怀特看来,伯内特就属于大坝的一部分——一个宗教问题不恰当地侵入科学问题的例子,因此也是对温和启蒙的一种危险。这种解释成为教科书与课堂讲义中短镜头(short-takes)的基础。现代学者了解得更多,但教科书的世界闭关自守,直接将错误一代一代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