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伯内特的形象是遏制科学进步、盲目崇拜《圣经》的典型。我们可以将这一评价传统回溯至本书的另外两位主角。一位是詹姆斯·赫顿,他如此评论伯内特:“这肯定不能从任何其他角度来考虑,而只能视为一个梦,一个诗意虚构黄金时代而形成的梦。”(Hutton,1795,1,p.271)另一位是查尔斯·莱尔,他评论道:“即使是弥尔顿,也几乎不敢在自己的诗中,不受拘束地放纵自身的想象……如这名作者般,自命之为深刻哲学。”(Lyell,1830,p.37)
没有人比最杰出的苏格兰地质学家阿奇博尔德·盖基(Archibald Geikie)更以纯粹的方式表达了经验主义者的信仰。他在《地质学奠基人》(Founders of Geology,1897)一书中推广了把野外工作者视为英雄、将思考者视为反派的传统。作为数代人的地质学史“标准”,该书成了更为持久的教科书教条的来源。盖基将伯内特的书列为17世纪晚期科学中所充斥的“骇人听闻的学说”之一:“对于我们地球的起源与结构的理论,没有哪个地方会像英格兰一样让猜测如此肆意发挥。”(Geikie,1905 ed.,p.66)盖基接着提供了自己针对这一回顾性两难困境的经验主义者的解决方案,即事实必须先于理论:“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明白,任何有关地球的真正理论都必须依赖地球本身所提供的证据,而在大量证据汇聚之前,这样的理论不可能被恰当地建构起来。”(Geikie,1905 ed.,p.66)
霍勒斯·伍德沃德(Horace B.Woodward,1911,p.13)在他编撰的伦敦地质学会官方历史中,将伯内特的著作归于当时“浪漫而无益的劳动”之一。最有趣的一条批评出自一个特别的来源。乔治·麦克里迪·普赖斯(George McCready Price)是“科学创世论”(scientifi c creationism)的始祖与创始人——对于该伪科学的追随者来说,它的名称属于一种矛盾修辞。普赖斯认为伯内特是其体系的特别威胁。普赖斯希望通过基于严格野外工作的归纳法来证实圣经直译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内部的敌人要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按此“老理”,普赖斯想尽可能地与像伯内特这样坐在扶手椅上讲述《圣经》地球历史的人保持距离:
无论对《圣经》来说,还是对真正的科学来说,他们疯狂的幻想应当被称为一种嘲弄;从那以后,“洪水”这个词被人一直嘲笑。如果岩石研究者都愿意耐心地调查记录,严格地约束自身的狂想,直至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建立真正的归纳或概括,那么这对于后来所有科学的历史来说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Price,1923,p.589)
这一描绘持续到我们这一代。芬顿夫妇(Fenton&Fenton,1952,p.22)所著畅销书《地质学巨人》(Giants of Geology)将伯内特的理论斥为“一系列有关地球发展的怪异想法”,并把他提出的机制误读为一系列神意的干预:“托马斯·伯内特认为一位愤怒的上帝用太阳的光芒作凿子来凿开地壳,让中间的水奔涌而出,淹没顽固不化的人类。”戈登·戴维斯在他杰出的英国地貌史中说道,伯内特和其他人的圣经地质学“作为奇形怪状的伪科学,始终对历史学家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Davies,1969,p.86)。
支持对伯内特做出这种典型的错误描述的社会环境,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所谓矛盾,或说战争。虽然学者已令人厌烦地辩称并不存在这样的两分法,但这一吸引人且简单的概念依然持续存在。学者认为,如果说这一争辩表达了任何基本的划分,那就是区别了传统主义者(主要来自教堂)和现代主义者(包括大部分科学家,但也一直包括很多牧师)。
“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1896)所著的同名两卷本著作。虽然怀特个人笃信宗教,但他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怀着实际上更强的承诺,力求建立一所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大学。在与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谈及自己的著作时,他写道:“我们远非想要伤害基督教,相反,我们都希望宣扬它,但我们未曾将宗教与宗派主义混为一谈。”(White,1896,p.vii)而后,怀特用粗斜体的一段话表达了他的中心论点:
在所有现代历史中,为了所谓宗教利益而做出的对科学的干预,无论此种干预如何诚心,都已给宗教与科学两者造成直接的不幸,没有例外;另一方面,所有不受限制的科学研究,无论某些阶段在当时看来对宗教多么危险,都一贯地符合宗教与科学两者的最高利益。(White,1896,p.viii)
怀特以一个隐喻作为著作的开头。他曾是美国驻俄国使团的一员,在自己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房间里向外看,注视着一群俄国农民在4月寒冰将融化时,破开仍围堵河流的冰坝。农民在冰上凿出成百上千条小水渠,由此使被抑制的河水可以逐渐释放,而不会用整个冰坝突然崩塌引发的大洪水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来自上游成千上万条上涨溪流的河水在[冰坝]后方压迫发力,沉船残骸和垃圾靠着它越堆越高,每个人都知道它必须让步。但存在的危险是它可能会……突然决口,甚至会从根基上冲曳花岗岩建造的码头,带给民众一片废墟。……耐心的农夫在做正确的事情。通过他们凿开的无数水渠,冰坝愈加感受到春天的暖意,会逐渐破开。河水将向前流动,它对人们来说是一条慈爱、美丽的河流。
怀特告诉我们,上涨的河水代表着“新增知识与新思想的洪流”,而大坝就是自以为是的宗教与不肯退让的习俗(怀特而后承认,他希望自己的书可以作为农夫的水渠,以温和的方式传递光明)。因为如果教条屹立不动,大坝决口(因为不可能永远阻挡真相),那么美德之洪水,仅按其体量,将会压垮一切,而不仅仅是黑暗:“……突然决口会令人痛苦和不幸,被扫荡的不仅仅是过时的教义与有害的教条,还有被珍视的原则与理想,甚至挫伤更为宝贵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宗教与道德基石。”(White,1896,p.vi)
在怀特看来,伯内特就属于大坝的一部分——一个宗教问题不恰当地侵入科学问题的例子,因此也是对温和启蒙的一种危险。这种解释成为教科书与课堂讲义中短镜头(short-takes)的基础。现代学者了解得更多,但教科书的世界闭关自守,直接将错误一代一代传了下去。
托马斯·伯内特神父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他曾是国王威廉三世的专职教士。1680——1690年期间,伯内特先用拉丁文,而后用英文出版了四卷本《地球的神圣理论:包含对地球起源,及其已经历和直至万物圆满将经历的所有一般变化的叙述》(The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al of the Earth,and of all the General Changes which it hath already undergone,or is to undergo Till the Consummation of all Things)。在有关大洪水的第1卷、有关之前天堂的第2卷、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大火”的第3卷,以及有关大火之后重获的“新天国与新地球”或天堂的第4卷中,伯内特以神的旨意(《圣经》)及其造物(自然之物)始终如一的一致性讲述了我们这颗行星的故事。
我在前文暗示了对伯内特的喜爱,但希望并未传达这样的印象,即我会为其辩护,认为他是一名符合诸位教科书式评论者所引述的当代标准的科学家。如果按这些标准,如他的批评者所坚称的,伯内特显然不是一名科学家。《地球的神圣理论》几乎未诉诸实证性信息,仅有少数几次宝贵的例外。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充满自信地讲述了不可观测的未来,一如对可确证的过去的叙述。它的论证如本能一般习惯、经常地引用《圣经》。但在他的时代,二分法并未认识到科学与宗教的区分,甚至还未拥有我们现在所谓“科学”这样一个语词,我们如何能够批评伯内特混淆了科学与宗教?伯内特的专著曾得到牛顿的高度称赞,它是当时所重视学术风格的模范代表。诚然,该风格对我们现在所谓经验性真理施加了严格限制,但带着时代错置的标准回顾历史,可能只会导致我们贬低(并因此误解)我们的前辈,因为时间之箭主要通过进步的偏见来影响我们人类的历史,使我们越往回看,越觉得过去不足。
我认为应当怀着基本的敬意看待伯内特,认真地对待他观点中的逻辑,信其为真。
伯内特所采用的方法,在我们的时代,(在著名人物之中)仅有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使用过。维里科夫斯基重新构建其激进的、现已被证伪的宇宙学和人类历史时,初始的中心前提假设与我们当前的论证传统刚好相反:出于研究目的,假设古代文明的书面文本中的所有事情都是真的。然后,我们能够发明产生这样结果的物理学吗?
(如果约书亚说太阳停在了吉比恩,那就是有东西阻止了地球的转动——在维里科夫斯基重构的理论中,是火星或金星的运行过近。)
伯内特的前提假设是,仅有一份文件是真实无误的,即《圣经》。
而后,他的著作变为寻找导致这些确凿历史结果的自然原因的物理现象。(当然,伯内特与维里科夫斯基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维里科夫斯基仅将古老文本的真实性作为一种启发式的开始。但对于伯内特,上帝圣言与造物的一致,建构了物理现象与《圣经》之间先验必要的和谐。)
在该一致性的限制下,伯内特遵循了一种将他归类为理性主义者范围的策略。(如果我们必须遵循西方电影式的历史回顾场景,理性主义者是推动科学将来发展的“正面人物”。)作为其逻辑的中心,伯内特不断坚称,仅当我们发现全部《圣经》事件的自然原因时,《圣经》所言明的地球历史才能得到恰当解释。此外,他还竭力主张,在理性与启示的明显矛盾中(这些矛盾不可能是真的),先选择理性,然后再厘清启示的真正含义:
让《圣经》的权威陷入有关自然世界的纠纷,与理性相对,是一种危险的情况。以免显明万物的时间,发现我们在《圣经》中坚称的事情明显是错的。……我们不能假设,有关自然世界的任何真理是宗教的敌人。因为真理不可能是真理的敌人,上帝不会将自己分为敌对的两半。(Burnet,1965,p.16)
伯内特强烈抨击那些选择轻松之路,在物理学出现难题时就援引神迹干预的人,因为这样的策略不再以理性为引导,毫不费力地解决所有事情而无法解释任何事情。伯内特拒绝用奇迹般创造更多的水来解决其整部论著背后的中心问题,即地球怎么可能会被自身有限的水淹没?伯内特用了之后被莱尔也使用的比喻来反击灾变论者:解开戈耳狄俄斯之结的简单和困难方式。“他们说得很简洁,全能的上帝创造水是为了制造大洪水,而后在大洪水将停息之前废弃它们。这寥寥数语就是对事情的全部叙述。这是在我们无法解开结时直接把它割断了。”(Burnet,1965,p.33)同样,对于物理学上难以置信的第二大问题,即全世界范围的大火,伯内特再次坚称,火的普通性质必然能完成这件事情:“火是工具,或说是执行力,其中并不具有其自然所有之外的任何力量。”(Burnet,1965,p.271)
自牛顿革命以来,几乎每一位有神论科学家都秉持伯内特的基本立场:上帝的创造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上帝规定了自然法则,以产生适当的历史。之后,他不需要另外的干预,即奇迹般改变自己的法则,就可以修补一个不完美的宇宙。在一段引人注目的叙述中,伯内特借助发条的标准隐喻来描述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自然规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变性。
如果把上帝比作一个钟表匠,与其说他制作好钟表后,每隔一个小时都用手指触摸它一次,让它发出响声,不如说他一开始就利用弹簧和齿轮架构好了每小时自动敲响一次的系统。如果一个工匠设计了一个钟表系统,使它可以自动规律地长年运行,而假设一旦遇到特别的信号或是弹簧被拨动,则整个系统自动地分崩离析。比起工匠自己来用锤子将钟表敲碎,这难道不该被视作一件更伟大的艺术品吗?(Burnet,1965,p.89)
只是在著作的最后部分,当他必须说明大火之后地球的未来时,伯内特才承认理性一定会失败。原因是,人们怎么能重建一个无法观察的未来的细节呢?然而,他以非常温和而明显的后悔态度抛弃了理性:
那么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必须再找一个向导,并把你留在此处。就像摩西在毗斯迦山上一样,只是为了看看那片你无法进入的土地。我感谢你所做的出色服务,感谢从世界之初到此时此刻的漫长旅程中,你一直是我忠实的伴侣。我们共同穿越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混乱的黑暗,目睹了世界的两次劫难。无论水火都无法将我们分开。但现在,你必须让位给其他向导。欢迎,神圣的经文,上帝的圣言,在黑暗中闪耀的光。(Burnet,1965,p.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