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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里，我将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为主，一方面介绍他的作品，另一方面是对于经济分析的反思。
桑德尔于2012年出版的《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桑德尔身为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以政治哲学为专业，对市场提出了质疑，对经济活动提出了反思，也对经济学者提出了忠告。
桑德尔对市场（和经济学者）的批评，不是借着公式或图表，而是借着一些鲜活的例子。桑德尔论述的方式，逻辑清楚：他先描述一些事实，而后从中提炼了一些深刻的洞察。书中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两个具体的事实，至少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
第一个，献血救人，在很多社会里都是广受赞美且众人参与的懿行。然而，在一些社会里，卖血换钱也是一直存在的事实。桑德尔引述研究资料，解释了屡见不鲜的事实：在血荒时，如果医疗单位呼吁社会大众无偿献血，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如果医疗单位呼吁和征求的是社会大众卖血解困，甚至提高血液的收购价格，这样做不但效果不佳，往往还会导致献血的人数减少。
第二个，在以色列，有一项小规模测试：托儿所放学时，往往会有家长迟到，这增加了托儿所的负荷和困扰。后来，托儿所宣布了一项新的措施：凡是家长迟到，要缴纳“迟到罚金”。托儿所原本希望以价制量，借着设置罚金，以改善家长迟到的现象。没想到，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罚金措施公布之后，迟到的家长反而明显增加。
从这些生动的事例里，桑德尔归纳出市场（经济活动）的两点特质：第一，某些物品（东西）不在市场里交易，是因其性质，而一旦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对象，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献血卖血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二，一旦让金钱有了发挥的空间，很可能就排挤或取代了道德。原先道德能施加影响的范围反而可能缩小，甚至消失。有了罚款之后，家长们借金钱而换取迟到的权利，原先家长们守时、体谅托儿所的歉疚之情，反而大幅降低。
除此之外，桑德尔还进一步对经济学者提出忠告：市场里的经济活动（以及必然涉及的金钱）并不是“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市场和经济活动与道德之间，有着微妙而重要的联系。对于市场和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深层价值，经济学者值得结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当然，意在言外的是：道德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在市场和经济活动里，也应该（或更应该）受到重视。
桑德尔的书引发了经济学者一连串的讨论，主要的论证可以约略总结成以下四点。
首先，货币金钱和买卖交易，会改变物品（东西）的性质，这符合情理。送病人一束鲜花和送一张百元面值的购物券，给人感受不太一样。献血和卖血的情况类似。然而，面对血荒，一种方式是道德劝说，鼓励民众无偿献血。另一种方式，是鼓励买（卖）血。即使如此，可能会令一些潜在献血者却步，但如果血荒持续，血液的价格提高，效果未必比道德呼吁来得弱。原因之一是，金钱很容易转换成别的价值，而别的价值（包括道德）之间不一定容易转换。就公共政策而言，很多时候，金钱这种价值的效果直接而明显——是呼吁驾驶人遵守交通规则，还是增设监视器、摄像头和规定违法罚款，两者之间的效果如何，无须多言。
其次，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很强。因此，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先针对一个因素考虑：当这个因素改变，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情况会是如何？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是经济学里根本而重要的需求定律，普遍成立。以色列托儿所推出“迟到罚金”，迟到的家长反而增加，看起来违反了需求定律，其实不然，因为“其他条件”已经改变。对于迟到的家长而言，原先是借交情请托儿所帮忙，万一出了问题，自己要承担相应责任。为迟到付罚金之后，形成了一种契约性关系：家长付钱（罚金），托儿所照顾幼儿。托儿的责任，已经由家长身上转移到托儿所身上。因此，迟到的家长增多，完全合乎情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如果罚金继续增加到何种程度，迟到的家长会开始减少呢？这时候，需求定律又回到以简单直接的面貌出现。这些考虑在后续的研究中也都已得到证实。
再次，对于市场，桑德尔提出许多疑问，特别是援用道德，在道德的量尺上对市场做出价值判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成本，就是说，运用资源（做事情）有很多方式，若不采取这种方式，替代方案（机会成本）又是什么？换句话说，桑德尔指摘以市场运用资源，有可议之处。这种指责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除指责之外，能负责地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替代方案之一是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论对，容或还有孰优孰劣的未定之论。
最后，是论述的方式，也就是涉及方法论。经济分析已经有一套众谋佥同的基本架构，在理论或实证上循序渐进。然而，桑德尔的论述，最多只算是个案研究。既没有揭示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也没有论证在哪些条件下，市场会对道德带来冲击。就严谨性和一般性而言，桑德尔的论述还有很多待填补的空间。当然，一部作品所应承担的责任有限，桑德尔能引发大家（特别是经济学者）的思考，就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做了很好的引言，后面的篇章显然还有待来者。
这一节，是延续上一讲对桑德尔的讨论。上一节的重点，是桑德尔对市场和经济活动的疑问，以及经济学者的回应。这一节的重点，是经济学者本身的省思。对于经济活动和市场，经济学者的体会值得向一般社会大众说明。
这一节我将另辟蹊径，针对“市场”和“道德”这两者，由不同的角度打出聚光灯：一是阐释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意义；二是主要把市场和道德联结在一起。
一叶可以知秋，桑德尔的书名《金钱不能买什么》，已经隐含了对经济活动和市场的质疑。货币和金钱是经济活动的媒介和成果，而不是灵丹妙药。可是，经济活动和市场的正面意义也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具体而言，经济活动和市场，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主要的几点正面意义，可以简单阐释如下。
第一，在传统封建社会里，财富主要靠世袭、战争或掠夺而来。工业革命之后，大量生产使经济活动大幅扩展，中产阶层形成，人类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这一切巨变都是围绕着市场进行的。再详细说明一些：工业革命带来量产，而量产使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通过市场的交易，买卖双方互蒙其利。在供给侧，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得到可观的利润，利润再投入研发和生产，创造更多的利润。在需求侧，随着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价格的普及化，消费者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产品。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使市场的范围（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大。
中产阶层快速形成，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毫无疑问，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的尊严感也普遍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主要的驱动力是人们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其间的媒介就是经济活动和市场。
第二，经济活动和市场有很多特质，利弊掺杂。弊端之一是，市场交易必须是有生产力的人才能参与。对于身体或智力有缺陷的弱势群体，如不具备生产力，自然就不能享受经济活动的果实。尽管这是事实，但随着中产阶层的扩大和财富的累积，国家所取得的税收也愈益可观。在各种公共政策照顾下，事实上弱势群体的福利已得到前所未有的维护。事虽小，但可以透露许多信息。比如，现在在任何稍有规模的城市里，人行道上都铺有盲道。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没有盲道，但是必然有很多的盲人。因此，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不但中产阶层（社会的主流价值）的福利增加，弱势群体（包括各种小众文化爱好者）也得到史无前例的照拂。
第三，伴随着经济活动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人们的理性程度也逐渐增加。这一点微妙而重要，但一直被忽视。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具体而言，我们先想象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生活里的大小事项，都有历代相传、众人所知的风俗习惯。只要遵循风俗习惯，每个人便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而维系风俗习惯的，就是道德上的对与错，以及对应良心上的自我（内在）和他人（外在）奖惩。因此，在一个传统社会里，个人行为所依恃的主要是风俗习惯的遵循与否，以及所对应的奖惩。既然风俗习惯的维系和道德密不可分，传统社会里充斥着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也就不足为奇，即遵守老祖宗世代相传的做法是对的，违反众谋佥同的规矩是错的。每个人所面对的选择是对与错之别，因此个人自主思考的成分小，风俗和道德主导的成分大。
相形之下，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走进超市，看到可口可乐一瓶1.5元，百事可乐一瓶1.6元，七喜汽水一瓶1.7元，选哪一种饮料，看个人好恶，和对错无关。同样的道理，由北京到上海，可以搭飞机、自己开车或坐高铁，看各人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取舍，没有所谓对错。而且，生活里我们的目光所及、俯首可拾的，是各种直接或间接、明白或隐晦的“价格”：出租车、公交车、电动车或自己开车，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才艺班、补习班、家教，等等。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斟酌损益，做出对自己而言较好的取舍，没有太多的风俗习惯可以依恃，而这些也和对错无关，更和道德高下无涉。不知不觉之中，每个人曾逐渐习惯的，是良窳高下的思维，而依恃的参考坐标，是环境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各种信息。人，不再跟着风俗习惯走，而是跟着自己的取舍走。日积月累，随着人的思考判断的能力增加，理性的程度也逐渐上升。毋庸置疑，这种悄然发生的变化，与经济活动和市场密不可分。
再进一步，市场里多数经济活动的特质，是“用钱说话”，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话语权。经济发展之后，民众先享有经济权利，而后自然而然地要求政治权利。这种思维与其归因于民智大开，追根究底，不如归诸更根本的经济权利推动政治权利。民主化和市场化不是一体两面，而是有先后之别、相随而至。先有市场化，才引发民主化。而且，有了经济基础的民主化，才可长可久。其中所隐含的，是与经济水平相匹配的法治水平，以及民众普遍的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