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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讲，我们介绍了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且经济学者强调的个人具有理性和自利这两个特质。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迈出下一步，就能够建构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当然，我们也会时刻把法学问题放在脑海里，会适时地在经济分析和法学之间，做出自然而然的联结。
人是理性自利的，这是主观上的特质。那么，人外在的行为表现又是如何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一讲的重点，我们先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众所周知，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风土人情各有特色，对于各个地区的人，人们通常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也就是贴标签。对此，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可是，为什么人会给别人贴标签呢？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贴标签可以大幅降低行为成本。在生活里，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擦肩而过，一面之缘或点头之交的互动，只要有肤浅的印象就可以。对于一些即使可能会多次交往的人，我们只要刚开始形成初步印象，就能立刻知道该如何互动。而且，有了初步印象（即标签）之后，也有助于我们后面的交往互动。
生活里有一种经验，相信很多读者都有过：一旦你推门走进一家卖昂贵珠宝、钟表、皮包、服饰等的精品店，店员立刻会把你从头到脚快速打量一遍。很明显，这是店员在贴标签，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店员希望从来客的服饰、仪容等外观上，判断一下成交的可能性，这是潜在的利益；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于珠宝或钟表店，店员要判断是否来者不善，有无盗抢的可能性，这是潜在的风险。对于精品店而言，生意的性质是高风险和高收益，所以贴标签非常重要。当然，进来的客人西装革履，也可能只是随便看看；进来的客人土里土气，也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土豪，也可能出手阔绰。也就是说，店员有可能会贴错标签。即便如此，下一次再有客人走进店里，店员会设法改进贴标签的技巧，而不是不贴标签。因为，对于精品店而言，对客人形成初步判断（贴标签）太重要了。
在课堂上，曾有一位中学老师和我讨论：在教育理论里，强调不应该对学生贴标签，如果贴上标签（譬如，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单亲家庭的子女、留守儿童等），很可能在小朋友心理上造成阴影，对其学业有不利的影响。我立刻正面回应：“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是孔子。孔子有很多名言，其中之一是‘有教无类’，另一句名言是‘因材施教’。对于情况不同、学习进度不同的学生，老师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这不正表示，对于学生的情况，老师应有效地贴标签，然后视情况采取差别待遇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其实并不是好的老师。能够因材施教，有效地采取差别待遇，才是真正的好老师。也就是，‘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其实，人不只会给环境里的人、事、物贴标签，人也会给自己贴标签。我们稍稍想想，每个人是不是根据自己的自我形象，决定生活起居里的衣食住行？自我形象，就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贴标签的理由是一致的，即都是在降低行为成本。因为人是理性自利的，所以会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降低自己的行为成本。
除此之外，关于人的行为特质，也可以从“成本可堪负荷”来体认。这个概念，可以借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此前我谈到，人不会随便生气，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博导发脾气。我的老朋友、知名经济学者黄有光教授告诉我：“不然！”他有反例。多年前，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时，曾经指导一位留学生。有一次，这位博士生请黄有光过目运算结果。黄教授发现运算有误，结果的正负号颠倒了，他要博士生重算。一个星期之后，博士生告诉黄教授，他已经仔细地反复运算，结果仍一样。黄教授说，再回去算算，把错误找出来。又过了一个星期，博士生再来，结果还是一样。黄教授坚持运算结果有错，要他回去再算。结果，这位博士生崩溃了：“明明我是对的，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人？大不了，我回湖南老家去种田，不读了！”
黄教授有点意外，连忙安抚他：“不是要欺负你，因为你确实有错。再仔细检查检查，不要回老家种田！”结果，博士生终于找到问题所在，确实是自己的错。黄有光教授说：“可见，确实有博士生会对自己的博导发脾气。”为了慎重起见，我特别发邮件，询问现在已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这位博士生，有没有这回事。他回信：“没有这回事，我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博导发脾气呢？”
师徒俩的记忆可能不同，但是这个事例刚好说明：第一次、第二次，博士生都没有发作；第三次，他已经想好了退路，大不了回老家种田。想好了退路，就可以发脾气了。因为博士生即使惹怒了博导，他也有退路，成本可堪负荷，所以人不会随便生气，这个结论依然成立。
首先，降低行为成本是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其次，贴标签可以大幅降低行为成本，而且人不只对环境里的人、事、物贴标签，还会对自己贴标签，出发点一致。再次，人的行为，往往可以用“成本可堪负荷”来解释。最后，无论是降低行为成本还是成本可堪负荷，人的行为和成本密不可分，因为人是理性自利的。
前一小节里提到，降低行为成本是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而且成本可堪负荷的观念，也会在人的行为背后若隐若现。成本的概念和人的行为密不可分。这一小节里，我们就要进一步阐释成本，而且把成本这个概念和法律联结起来。您将发现，由成本的角度解释法律，往往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我们先从简单的情况，即由个人开始考虑，然后再循序渐进，考虑群体的情况。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多事务是经常出现的，也有很多事务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譬如，我们早上起床之后，要洗脸刷牙，穿好衣服，再带着东西去上学或上班。春夏秋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年龄逐渐增长，求学或是工作的内容可能变化，但是生活里有很多情境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试问，自己早上刷牙洗脸的动作，是不是基本上每天重复？我们刷牙时，是先左右刷，还是先上下刷？牙刷来回上下刷动的次数，是不是每天都差不多？出门之后，我们到学校或工作场所的路线，是不是大致一样？和别人打招呼时的表情、遣词用字，是不是也差不多一样？讲话的腔调、走路的速度、肢体的动作，是不是也每天相去不远？
面对生活里的琐事，一般人通常会将其规则化、常态化。在行为上遵守某些规则，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后天还是如此。背后的原因一点就明：因为把生活里的许多事规则化和常态化，可以降低行为成本。当然，规则化也有潜在的负面问题：每天上下班（学），路线一样，街景一样，毫无变化或新奇可言，枯燥单调。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每天尝试走不同的路线，说不定会发现，有新的店面或小吃，会碰上不同的人和事。然而，人是理性自利的，每天变化就表示不确定性增加，万一堵车或绕道，不能及时上班或上学，很可能得不偿失。因此，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权衡取舍，绝大多数的人会让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规则化，目的就是在降低行为的成本。
规则化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为自己设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游戏规则，看起来是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其实是借着规则化，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和心力。可以把这些心力和时间，放在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情上。
规则化对个人而言，是利大于弊；对于群体和人际互动而言，当然也是如此。在人际交往时，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摩擦或冲突。由于需要善后，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些处理纠纷的规则。在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或农业社会里，人类也需要合作而共谋其利。人类彼此沟通的手势、语言、表情、动作，都慢慢有了约定俗成的含义。抽象来看，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规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规则，使彼此间的互动更为顺畅，降低了彼此互动的成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曾经很直白地表示：“生活里的各种规则，未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却能够使生活变得更容易。”因此，对个人而言，会让生活有某种程度的规则化；对群体而言，也会发展出各种形式不一、轻重不同的规则。背后的驱动力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降低行为成本。说深一点：规则和法律之间，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由降低行为成本的角度，解释个人的规则和群体的规则，其实就是描述法律出现和形成的过程。规则（法律）的出现，不是来自圣人的教诲，而是理性自利的人，为了降低行为成本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来。由此可见，规则（法律）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
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另一种方式，来体会规则（法律）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通过一些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成本这一力量的脉络。
借着几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体会法律和成本的密切关联。比较精确的说法是：因为成本的推动（或限制），法律才会做如此这般的规定。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现代文明社会里，都有类似的规定，尽管具体的内容有差异。对于追诉时效的做法，由成本的角度可以提出有力的说明：一旦时间拉长，案情的细节开始模糊，人证、物证等的精确性就会逐渐流失。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误判可能性上升的同时，惩罚所产生的效果也开始钝化。因此，权衡轻重得失，追诉时效是人为的、有意的切断正义的延伸，其背后主要的原因，正是成本这个因素。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未成年人的规定。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都有类似的规定：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法律上采取差别待遇。有意区分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心智）上还不成熟，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与成年人不同。然而，法条上简单明确，实际做法上却不见得容易。目前，各国都以年龄为主要指标，这显然是次佳方案。但是，立法机关权衡轻重得失，生理年龄容易界定，心智成熟度却不容易界定，因此这个以年龄决定的次佳方案，本质是区分的成本使然。
第三个例子，是举证责任倒置。在司法运作里，“谁主张，谁举证”已经是众谋佥同的原则。现代社会里却逐渐出现了一些例外。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公务员若有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举证说明财产来源的责任不在于检方，而在于当事人。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成本：在网络世界和全球金融体系的世界里，由检方来举证的成本往往过高，而由当事人提供信息自清，成本最低。因此，举证责任倒置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成本。以小见大，我们由成本的角度琢磨法律条文，往往能更精确地掌握法律的意义和局限性。
第一，对个人而言，降低行为成本，是一种主要的驱动力，而日常生活的规则化就是降低行为成本的结果。第二，对群体而言，降低互动的成本也是主要的驱动力。人际交往所发展出的规则，是降低互动成本的自然而然的结果。第三，规则和法律，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交集。由成本很容易解释规则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成本和法律的关系很密切。
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尝言：“理智是情感之奴。”更白话的翻译是：“人是情感（情绪）的动物！”
对于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感（情绪），历来的哲学家和一般社会大众，无不认为是驾驭人的原始力量。人为情感（情绪）所使唤，理性（理智）居于被支配和奴役的地位。人的景况，真是可悯和可悲。
然而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却提醒世人：原始部落里看来古怪奇特、荒诞不经的仪式，其实都有迹可循。而且，种种行为都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及其背后的共同逻辑。这位大师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和世人对原始部落的认知。
当然，原始部落的人的逻辑和现代物理、化学、数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所架构的逻辑，显然不太一样。那么，对于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感（情绪），现代科学是不是也有新的、不同的解读呢？
行远自迩，我们先从简单的情境开始琢磨。如果人真的是情感（情绪）的动物，那么动物一旦受到环境里的刺激，会直接不假修饰地表达喜怒哀乐。可非常奇怪，每个人都可以自问：被父母、师长责备时，有多少人会回嘴或怒目以对？对于上司或面试官，有多少人会直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概不多，除非这个人已打定主意离开。
可见，对于情绪的运用，还是有规则可循。而且，一言以蔽之，喜怒哀乐的逻辑，就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对上司、主考官、指导教授、父母发怒，成本高而效益低，因此，不值得这么做，做了不划算。
还有很多人把气往父母、手足身上撒，对于朋友却客气有礼，宁愿得罪家人，也不愿意对朋友稍稍失礼。似乎家人比不上朋友，这又是为什么？
这种现象，所在多有。看起来奇怪，其实一点就明，而且无庸外而求也，就是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得罪家人，家人还是家人，血总是浓于水，可是，得罪了朋友，朋友可能就不再是朋友，甚至变成敌人。因此，无须掰手指计算就知道，得罪朋友成本高、效益低，得罪家人则相反。人们自然会去彼取此。
可是，另一种心境或情绪，似乎也屡见不鲜：得罪朋友时，不会有罪恶感；做了对不起父母、让父母失望的事，却往往有浓重的罪恶感，怎么回事？这种对比其实也不难解释。传统社会里，家庭要发挥生产、消费、储蓄、保险等功能，一起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一起渡过难关。伦理关系紧密，才能够同舟共济。要使亲子关系紧密，最好在观念上发展出支持的对应条件。父慈子孝的观念，就是支持伦常结构的重要条件。
然而，这不是有点矛盾吗？我们可以得罪家人，却不愿意得罪朋友，但对不起父母时又会觉得歉疚神伤，对不起朋友时却没有类似的感受，为什么？我们稍稍琢磨就可以体会，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正反映了人在处理情绪时的精致细微之处。朋友是一时的，父母是永久的。因此，小的利害上，可以以朋友为重，得罪父母或家人；在长远的考虑上，当然还是要维护父母或家人的权益。
由此可见，对于爱恨情仇或喜怒哀乐的运用，人们还是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受到成本效益的影响。精确而具体地说，人不是情感的动物，人是成本效益的动物。理智不是情感的奴隶，相反，情感才是受到理智的驾驭和控制。
事实上，喜怒哀乐的情绪，值得仔细琢磨，而不是哲学家式一厢情愿的认定。追根究底，在大自然的演化过程里，人也经历了漫长的蜕变。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绪，都是这个漫长过程的结晶。
在粗浅的程度上，人在生理上有暖饱情欲的需求，一旦需求得到满足，生物体自然发出信号，无须再做探寻。因此，胃里塞满食物之后，人会有饱的感觉；身上有衣物之后，人会有暖的反应。同样的道理，喜怒哀乐等情绪，也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反映了生物体所面对或经历的情境。在河里捕到鱼，人会觉得欣喜；到口的肥肉丢了，人会感到愤怒；这都是生理上自然而然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这些生理上的反应，除了是生物体的宣泄，还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看成多回合的博弈。这一回合所发生的事，对未来会产生影响。因此，喜怒爱乐的情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反应。除此之外，对未来也有提醒、警示、刺激、诱发的作用。譬如，我们在学习或工作上达成目标，得到嘉勉，有了喜悦的情绪。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状态，会诱发我们后面的行为，希望能带来更多类似的情绪。
在更抽象的层次上，喜怒哀乐等情绪和理性交融，发挥互补和合作的功能，希望能保障和增进生物体的福祉。譬如，讨价还价不成，一气之下掉头而去；左思右想犹豫不决，以血气之勇直接示爱；等等。因此，情绪等于一种规则，指示生物体放弃眼前的道路，转到另一条轨迹上。
原始社会里的仪式与规矩有共同的逻辑，值得以理解之。同样的道理，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绪，也有隐藏其下的逻辑，值得以理解之。
前面几讲分别介绍了分析的基本单位（个人）、何谓理性和自利，以及行为特质（降低行为成本）。在往后进一步建构理论之前，我们不妨先暂停一下。我将回顾和介绍一本书。在后文里，我也将适时介绍其他重要而有趣的书和论文。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我希望利用不同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介绍法律经济学。盲人摸象，可以由不同的地方着手。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借着这些书和论文，呈现出经济学和法学在智识上的趣味。经济学不是只探讨商品买卖，法学也不是只处理诉讼。两个学科都有可观的智识积累，值得我们深入品味。
我下面将介绍一本经典，书名是《正义/司法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Justice），作者是著名的波斯纳教授。全书14章，初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发行。在性质上，这本书不像他的另一本经典巨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后者是一本教科书，有完整的分析框架。《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这本书，虽然书名很正统，但是并没有理论框架，也没有对正义提出完整的经济分析，而是作者近些年的论文合集。
一方面，法学历史悠久，而正义又是法学的核心思想和概念。相形之下，由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算起，经济分析也不过才两百多年。这本书把经济学这门年轻的学科和历史悠久的法学结合在一起，而且论述有据，见前人之未见，在知识的拓展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另一方面，在书里，作者引用了很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整合性的分析。无论在内容和分析上，都让读者有眼前一亮、视野大开的感受。在智识的启迪和引领上，作者的才慧令人心服口服。在学术研讨会上，一提起波斯纳，在不同国籍、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经常会听到“波斯纳，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赞美。对于学者而言，这种肯定非常特别和难得，而且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有以致之。
所以，我将从两方面来阐述这本书，包括内容的意义和在法学方法论上的启示。对我而言，这是温故知新，也希望能和您分享接触经典、一起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的乐趣。
这本书的第六章，章名为“初民社会的一种理论”。对于原始社会，作者根据人类学者所描述的各种事实，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提纲挈领，一以贯之。在原始社会里，有几点明显的特质：面对大自然，人们所拥有的工具很有限；生存的条件粗糙而原始，生存和繁衍是最迫切的需求；居住的环境简陋而实用。对于生存有威胁的潜在敌人，是残酷的大自然及附近其他的部落；群居生活是常态。在这些主客观条件之下，原始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人际相处的一些规则。
譬如，人类学家发现，原始初民聚集而居，住在茅草或木头所搭盖的矮小而简陋的房子里，交谈时的用语往往客气而礼貌，几乎和现代的外交官一样。为什么呢？波斯纳提出了有趣而合理的解释：这些人相邻而居，房子隔音效果不佳。因此，如果言谈伤害到别人，很可能对方闻声而至，带着武器过来讨公道。人们能够享受无所顾忌地、快乐地讲别人闲话的乐趣，是在开始住土石、水泥房子之后。
这本书的第七章，章名是“初民法律的经济学理论”。在原始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少不了摩擦，自然而然就发展出各种律法来善后和因应。波斯纳独具慧眼，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提出解释。书中有两个例子，可以一窥作者的分析功力。
一是，在原始社会里，一旦发生意外或伤害事件，人们通常采取严格责任，即不问原因，只看结果。而且，秉承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即使是不小心、纯粹的意外，你伤了我的一只眼，就用你自己的一只眼来弥补。这是质朴、原始的应报逻辑，只有实质正义，而没有程序正义。原因很简单，原始社会资源匮乏，只能负荷简单的正义，程序正义是资源充裕之后才有的奢侈品。
二是，原始社会里通常讲究连带责任，而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你伤害了别人，就要血债血偿。不只你要负责，你的血亲也要负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做法至少有两点明显的好处。一方面，个人受到较严密的保护，即如果你侮辱了我，也同时侮辱了我的宗族，他们都会找你算账。另一方面，既然个人的行为会引发连锁反应，那么亲人之间会彼此约束提醒，即不要惹麻烦，免得大家都被卷入是非，都会倒霉。因此，虽然在现代社会里，连带责任（罚及妻孥的连坐法）早已经被抛弃，但在原始社会里，却是当时条件下，利大于弊的游戏规则。
由这两章材料和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这本专著里，先提出对原始社会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原始社会的律法提出解释。在方法论上，这是不折不扣的“先了解社会，再了解法律”。第二，对原始社会的律法，波斯纳不是从道德哲学，而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提出合理的阐释，在法律和经济分析之间，建立起巧妙的联结。我们稍稍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个联结法律和经济的桥梁，就是成本的概念。
我们不妨自问：如果能由经济分析解释原始社会的律法，那么对于现代社会的律法，难道不能运用经济分析来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