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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分析社会现象的理论架构的基础，也就是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
个人，通常是一个有点模糊、涵盖面很广的概念。个人的性别、年龄、肤色、国籍是如何，个人的身高、体重、智商、情商又是如何？对生理学家而言，可能表现在生理结构，如骨骼、血液、肌肉组织等；对心理学家而言，可能一部分偏重在人格结构和成长经验等方面。不同的学科对于人的观察，有不同的重点。就经济学者而言，他们经过长期的琢磨，归纳出人的几点特质，以这几点特质，来充实“个人”这个分析的基本单位。
具体而言，经济学家认为，人有两个特质——理性和自利。这两个概念，都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做适当的解释。
人是理性的。其实意思很简单，指的是：人，是一种能且会思索的生物。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人不只是理性的，人也是感性的，而经济学家的想法似乎太简单了。对于这种合情合理的质疑，我们需要稍稍解释一番。首先，先说明什么是不理性。理性是指人能且会思索，不理性刚好相反，指的是人不能且不会思索。有两种人可以说是不理性的：一种是待在精神病院里的人，他们也能思索，可是思索的方式和内容与一般人不一样；另一种是喝醉酒的人，基本上丧失了思索的能力，只剩下纯粹感官上、生物性的反射动作。这两类人不能思索，也不会思索，是不理性的。
其次，和理性相对，通常会想到感性。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当然也是感性的生物。那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人们是如何运用情绪的。各位读者，请你回想一下，自己上一次动怒、生气、发飙是在什么场合，发怒的对象又是谁？借箸代筹，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你发泄和动怒的对象是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同事、朋友、下属，或是超市的收银员、餐馆的服务生，等等；第二类，你上一次生气的对象，是自己的博导、硕导、直属上司，来视察的高级领导，或是应试工作时的面试官，等等。
请问，有多少人动怒的对象属于第二类？大概很少，几乎没有。可见，人不会随便生气。随便生气的通常有两种人：第一种，小孩子，恃宠而骄，有恃无恐；第二种，老小孩，年纪大的人易怒，原因之一是年纪大了，别人奈何不了。因此，由这个简单的事例可以看出，“人不是感性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因为情绪受到理性的驾驭和节制。人类的理性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我在吉林大学集中授课时，曾问过学生们这个同样的问题。结果，一位博士生说：“我上次生气的对象，是我的博导！”我听了非常惊讶，进一步问他：“你上一次生气的对象是你的博导，你是怎样生气的？”他说：“我生闷气！”生闷气，自己难受，但是成本可以负荷；不生闷气，对博导发飙，可以逞一时之快，但是结果殊难预料。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中有一句话广为流传：“理智是情感之奴。”（Reason is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言下之意，人的理性和思维能力其实很脆弱，只是听命和臣服于情绪的奴隶而已。对于人的理性，休谟的评价显然不高。然而，以事实说话，人在年幼时，会不分时地哭闹；随着社会化的过程，长大之后，在成年人的社会里，很少有人会不分场合地任意哭闹。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教授，在1988年出版了《理智驾驭下的情绪》（Passions within Reason）。这个书名，显然是针对休谟的名言有的放矢。根据多年的观察和实验，弗兰克对于情绪的特质，有很深入、很有启发性的见解。
譬如，懊恼和悔恨的情绪，看起来是对已经发生的事的情绪上的反应。对于不愉快的事，人可以有情绪上的宣泄，是一种释放和出口。然而，懊恼和悔恨的情绪，其实还有很正面的意义。对于已经发生、不愉快的事，人不是立刻忘掉，而是在情绪上有明显的起伏。懊恼和悔恨的情绪，可以延长人脑对这部分记忆所留存的时间。以此为鉴，人希望将来能避免再有类似的、不愉快的经验。因此，人的这种行为，看起来是为了过去，其实是为了未来。情绪，可以看成是人这个生物体身上的“配件”之一。从工具和功能的角度，我们可以对情绪有不同的体认。
小结一下：第一，人，是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单位。在经济学家眼中，个人具有理性和自利这两点特质。第二，理性，指的是人是一种能且会思索的生物。人不是情绪的奴隶，人也不是感性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情绪受到理性的驾驭和节制。
关于理性这个概念，在主流经济学里，会用一些数学的公设来界定。但是，对于法学而言，只要扣紧基本和重要的解释就可以。理性是指人是一种能且会思索的生物，但能思索、会思索，这只反映了人的思维和判断能力，并不表示人不会犯错。而且，思维判断的能力显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当然和中学生不同；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思维能力当然也和久经历练的老江湖、老司机、老船长不同。因此，理性是有刻度的、有高下的，也就是有精致与粗糙之分。
由这个角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法律里的一些规定。众所周知，现代文明社会里，会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他们在法律上所要承担的责任不同。原因很简单，未成年人的心智还不成熟。心智不成熟，当然和思维判断的能力（也就是“理性的刻度”）有关。同样的道理，经过专家判定的“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法律上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比较轻。患有精神疾病，通常也就表示，在思维判断上，无法达到正常人的水平。还有，在英美普通法里，有一个法原则（doctrines），名为“激情犯罪”，即因为某些原因，使行为者进入（或陷入）情绪上亢奋和激动的状态。在这种情绪下所犯的罪行，通常被处分得比较轻，原因之一也和理性程度有关。
回到理性这个概念上，近20年来，心理学界提出了许多疑问。丹尼尔·卡尼曼教授（Daniel Kahneman）领头做了一连串的实验和测试，得到了很多有趣的成果。卡尼曼也在2002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定。他测试的主题之一，是让试验的参与者判定，是否赞成某种药品上市。对于其中一组参与者，他的问题是：如果这种新药上市，服用的病人中有80%会不治死亡。对于另一组参与者，他的问题是：如果这种新药上市，服用的病人中有20%能康复。把这两种描述放在一起，一目了然，其实是同一回事；80%的病人不治死亡和能救活20%的病人，结果一样，只是描述的方式不同而已。然而，卡尼曼发现，如果问题是新药能救20%的病人，赞成新药上市的人，会明显超过另一种提问的方式。通过类似的测试，卡尼曼以充分的证据说明，人其实是不理性的。
持平而论，卡尼曼等学者的研究，增强了经济学家对人的了解，使经济学的内容更为丰富，他的贡献毋庸置疑。可是，经济分析和基本理论，并没有受到撼动。他提醒经济学家，人的理性，并不像你们原先设想的那么精致、严谨。换句话说，人的理性可能有很多限制，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如此而已。
追根究底，“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反映的只是：人具有思索和判断的能力，人是知道好歹的。以这种方式解释理性，就经得起卡尼曼等学者的挑战。而且，更深刻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理论的出发点是，人是不理性的，或者人时而理性时而不理性，那么，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如果人是不理性的，我们如何解释“看到红灯，行人会停下来”？如果人时而理性时而不理性，那么，什么时候人是理性的，什么时候人是不理性的？理性与不理性之间的转换，是随机而不可测的，还是有一定规律且可以分析的？因此，相较之下，“人是理性的”这个立场，在概念上简单明了，又有实际现象的支撑。作为分析的前提，明确而有说服力。
关于理性，常常引起人们疑虑的是：这是一个主观的概念，还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对于主观和客观之分，这里刚好可以澄清一下。“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一句常用的谚语。这个谚语所表达的，到底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概念呢？直觉上看，似乎是主观的，然而，我们稍稍思索，却可以有不同的体会。
这句谚语至少在三层意义上含有客观的成分。首先，人人皆知，西施是指美人，和东施不同。既然大家的认知相同，显然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客观性。其次，“情人”这两个字显然意味着，两人之间，彼此承认对方和自己的感情。如果只有一方存在爱慕之情，就是单相思，双方就不会是情人。因此，情人表示彼此承认身份，在两人之间就有某种客观性。最后，在中文世界里，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大家都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含义，也有相当的客观性。就理性而言，每个人的判断各有不同，因此，在本质上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但人与人之间，有一些判断是相同的。大家交集的部分就是客观的。譬如，大家都认为闯红灯是不好的，不该闯红灯就是一种客观的价值取舍。理性也是如此：通过彼此交集的部分，可以分析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及由个人行为汇集而成的社会现象。
第一，人是理性的，并不意味着人不会犯错。由理性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法律里关于未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激情犯罪等的规定；第二，卡尼曼对理性的质疑，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使人们对于理性的体会更为深刻；第三，理性的本质是主观的价值判断，但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交集，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客观的价值判断。
自利，是指人总是希望自己过得比较好，希望住的房子能大一些，开的车能好一些，每个月的收入能多一些，选水果时也总会拣大的、漂亮的、甜的买。
关于自利，我们不妨澄清两点。首先，在性质上，自利到底是一个应然的概念，还是一个实然的概念？应然，是指应该如何。譬如，老师应该认真教学、传道解惑。实然，是指实际上如何。譬如，实际上，有的老师不认真、不敬业。应然，是对事物有价值判断；实然，是对事实的描述，不涉及价值判断。根据实然和应然的差别，自利是一个实然的概念，而不是应然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经济学者的眼中，人实际上是自利的，而不是人应该或不应该自利。
其次，自利和利他并不冲突。市场里的摊贩笑脸迎人，亲切问候，是因为他们希望客人满意，经常光顾。此举看起来是对别人好，其实出发点还是自利。当然，这也意味着自利和利他可以并存。稍微精细一点，我们可以把自利看成一个光谱，光谱上有很多不同的点，如红橙黄绿青蓝紫。在自利的光谱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点。光谱的一个极端，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譬如，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史怀哲医生（Albert Schweitzer），以及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靠近光谱的另一个极端，是全然照顾自己的利益。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这个极端可以用自私来描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隐含不同程度的利他，但无论是哪一个位置的点，本质上都有自利的成分。因为，即使是史怀哲医生或圣雄甘地，他们在利他的同时，也有浓厚的自利成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伟大而神圣的工作，理应得到别人的礼遇甚至膜拜。在这两位的传记里，读者都可以看到：史怀哲医生很以自我为中心，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圣雄甘地，专心在不合作运动，以及建国的伟大使命和事业里，对家人其实不太关心，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尤其冷淡。所以，在利他的同时，还是有自利的成分，因为自己可以在心理上有成就感。追求和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正是不折不扣的自利。而且，我们可以稍稍思考一下，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基本上是比较接近“极端自利”（也就是自私）这一端的。先照顾好自己、自己的家小，行有余力，才会把心思花在别人身上。
图2-1 自利的光谱
因此，看到自己的子女身陷火海，很多父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去救孩子，即使牺牲自己也义无反顾。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自己的子女。如果是别人的子女身陷火海，愿意冲进火海救人的，恐怕寥寥无几。
举个例子。2011年，几个高中女生在放学之后去逛街。经过一个银行时，里面冲出一个人，后面跟着几个人高喊：“抢劫，抢银行！”这几个高中女生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去追这个抢匪，居然把这个抢匪扑倒在地。后面的人一拥而上，逮住抢匪送到派出所。警察了解情况后，通知了女生的家长。其中一位女生的妈妈，得知自己的女儿在派出所，匆匆忙忙地赶过来。警察向家长说明情况，说将会发公文给学校，好好表扬这些女生。这位妈妈听完之后，立刻上前一步，用力扇了自己女儿一巴掌。这个妈妈的举动也很容易理解，自己只有一个宝贝女儿，辛辛苦苦呵护长大，她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万一有闪失，怎么办？
对于“人是自利的”这种立场，不少人觉得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除自己的利益之外，人“应该”是利他的。社会的基础，应该是利他而不是自利。这个合情合理的质疑，我们应该认真对待，所以有两点值得提出，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分析的性质。
第一，前面已经说明，人是自利的，是一种实然的立场，而不是应然的立场，也就是说，人实际上是如此，而不是人应该或不应该如此。实然是中性的一种描述，而应然涉及了价值判断。
第二，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最好是立基于事实，而不是立基于一种假想的状态。经济分析的特色之一，就是采取实然的态度，就事论事，把人当人看。以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的人，作为分析的起点。人应该利他，是一种应然的立场，涉及价值判断。鼓励社会大众利他，是宗教家、道德哲学家的立场和使命。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了解社会、解释社会现象是首要任务，而寻求改善，试着使社会变得更好，则是之后的事。
对于“人是自利的”这个立场，如果您还有怀疑的话，不妨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再琢磨一下答案。第一个问题：在单位里，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升迁机会，你和一个同事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平分秋色，那么，你希望谁升迁呢？我们大概率希望是自己。第二个问题：同样有一个升迁的机会，同事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自己略好，那么，自己希望谁能升迁呢？对大部分人而言，可能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垂青。可是，如果差距不止一点，而是好了10%、20%、30%……自己又如何想呢？对于这个问题，恐怕答案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第一，在经济学者的眼中，除理性之外，自利是人的第二个特质。第二，自利是一种实然的描述，即人实际上就是如此。第三，自利和利他并不冲突，表面上利他的行为，背后都有自利的成分。
关于自利，我们不妨以一个常用的格言开始阐述。“夏虫不可语冰”几乎老少皆知，可这句成语的意义到底为何？常见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解释，只生活在夏天的虫子，没有在冬天里过日子的经验，所以不知道冰的模样。第二种解释，是讽刺别人见解狭隘，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意思相通。
除了这两种解释，其实还可以有第三种解释：只生活在夏天的虫子，因为不会面对冬天，所以无须准备冬天里生活所需要的配备。它们脑海里不需要有“冰”这个概念，可以省下一点点的空间和能量。第三种解释符合本书主题的精神，也巧妙准确地反映了“自利”的概念。
或许有不少人认为，自利这个概念，对于经济分析也许有意义，但对法学而言，却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自利的概念和法学关系很密切，只是在一般法学教育中，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便可以看出自利和法律的关联。
首先，无论成文法系还是判例法系，都很重视契约精神或契约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当事人双方可以签订彼此都认可的合同，法院也会支持。追根究底，其中隐含的一层意思是：签约的当事人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会追求自己所认定的利益。其他人（包括政府）无须借箸代筹，替当事人担心。契约自由，已经是民法里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现代文明社会，普遍支持当事人缔约的自由，这正是对自利的肯定和背书。
其次，在民法里，“理性人假设”是指：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权益，不能任意忽视或侵犯，而是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除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注意、尊重和维护其他人的利益。而“善良管理人原则”是指：一个人一旦具有为他人看管、照顾、经营的身份，就有“得注意、应注意、当注意”的责任。这种责任当然比理性人假设所隐含的责任要重一些。无论是理性人假设还是善良管理人原则，都意味着：除了自然而然的自利，也要注意到其他人的权益。自利是行为的基础，也是法律规范的前提。如果人的行为都是自然而然的利他，就不需要由法律来限制“自利”的范围和程度。
最后，对于公益组织、慈善事业和助人行为，逐渐有相关的法律问世。在美国和加拿大，助人行为的法律又被称为《好撒马利亚人法》——这是由《圣经》里的故事而来，故事中，只有撒马利亚人出手相助了受伤的犹太人。这个法律是通过保护助人者，来鼓励更多的人伸出援手。我们逆向思考一下，这正意味着：人的自利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法律的鼓励，有时候还要加以限制。人的利他行为并不是常态，所以才需要通过法律来保护和鼓励。因此，“权利”“责任”等名词，在法律条文里几乎随处可见，自利却并不常见。但我们稍微琢磨一下，这其实正表示：人的自利特质无须特别强调。因为，人本来就是如此，法律的结构也是以“人是自利”为前提。
结合这几讲的内容，有两个问题就浮现了：第一，为什么人是理性自利的？第二，经济学者为什么把理性自利当作分析的起点？两个都是好问题，我们稍作解释，便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人是理性自利”的立场。
前文曾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基础。对于人类的进化，人们基本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是一种动物，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慢慢地塑造出“理性”和“自利”这两个特质。而且凭借这两个特质，人类目前主宰地球，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说是有以致之。如果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理性和自利的程度较低，很可能就不会处于今天的地位。因此，简单的答案是：人的理性自利是由进化过程而来的。
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经济学者探讨的是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消费、买卖等。慢慢地，理论逐渐严谨，个人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经济学者由观察发现，在生产、消费和买卖等活动里，人们所展现的特性可以归纳出理性和自利这两个特质。人是会思考的，人也会设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学者是基于人们的实际行为，归纳分析出理性和自利这两种特质。理性和自利的特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来自圣人或哲学家的指引。
关于理性和自利，我们不妨以两个小故事来画龙点睛。有一次，朋友邀请我到北京做两场讲座。要去北京，我的脑海里先想到的，不是北京的朋友，不是天坛旁漂亮的树林，也不是故宫里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各种收藏，而是王府井大街上的一家修钢笔的小店。这个店的店主年龄已大，但是坚持营业，因为他怕有人想修钢笔，却无处可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移民美国之后，还一直用他在英国买的一把伞，即便后来伞出了问题，他也舍不得扔掉。终于，他有机会回了英国一趟，就千里迢迢地把这把旧伞带回伦敦，去找那位修伞的老师傅。想一想，一把伞值多少钱？值得一留再留吗？值得把它带上飞机，飞越几千千米，再找到老师傅修好，再带回美国吗？值得吗？人是理性自利的，科斯认为：值得！
首先，人是自利的，反映在人的各种行为上。法律的诸多规定，都直接或间接和这个特质有关。其次，理性和自利的特质，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最后，由实际观察中，经济学者归纳出理性与自利这两点特质，其不只在经济活动中是如此，在其他活动里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