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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讲起，我们将循序渐进，搭建一套能有效处理法学问题的分析框架。先介绍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然后利用这些概念来处理法学问题；接着，回到经济分析的建构上，介绍一些分析概念，再运用到法学问题上。来回驰骋，在经济分析和法学问题之间，逐步建立起自然而然的联结。
在这个节点上，读者不妨按下暂停键，花一两分钟时间想一想：根据自己的学科或生活经验，有没有一套简单明确的理论框架，能够分析社会现象？而且，能进一步分析法学问题？
几年前，一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讲座教授，明确表示：“在传统法学里，没有理论！”法学背景的读者，可能会立刻拍案而起，准备群起而攻之。可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讲座教授是法学界的科班人士，是精英中的精英。对于他的说法，读者不妨试着找出答案，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一个完整的理论而言，通常是由简至繁，有分析的基本单位。在物理和化学里，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原子或分子；在生物学和医学里，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细胞；在国际关系学里，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国家、族群或组织。相较之下，在社会科学里，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是活生生、有血有肉、和你我一般的人。以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在理论上有一个专有名词——方法论的个体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对于这个方法论上的立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曾经有很多论述，发人深省。
把“个人”当作分析的基本单位，有几个理由。
首先，社会现象看起来繁复多变，令人目不暇接，可追根究底，是由许多个人的行为汇集而成。而且，旁观者可以观察、描述或记录个人的行为。相形之下，个人的内心世界就比较难分析、描述和记录。个人，是一个中性且有点模糊的名词。幼儿的行为值得分析，老人的行为也值得分析。在建立分析框架的开始，可以用一个比较有弹性的立场出发：个人，是指不分性别、年龄、肤色、国籍的个体，跨越时空，就如你我一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其次，在市场活动里，会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也就是买方和卖方）；在法学里，诉讼双方分别是原告和被告。可是，经济活动和司法诉讼只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相较之下，个人可以是生产者或消费者、原告或被告、选民或候选人、家长或子女。个人，是一个包含性更广的概念。
再次，1960年后，经济学家带着自己的工具箱（也就是经济分析的架构和相关概念），开始进入其他社会科学，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四处耕耘，并且都有了相当的成果。如果经济分析只能用来探讨经济活动，显然不容易在其他领域大显身手。方法论上的个体论，把个人当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就可以挣脱狭隘的经济活动，而水到渠成地分析其他社会现象。
还有，个人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也有利弊得失的考量。对于男女老少是如此，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当然也是如此。因此，以个人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去建构理论，再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在每一个环节上，研究者都可以设身处地地考量，由自己个人的经验来判断，理论是不是有解释力。《中庸》里有一句话，“道不远人”，是指道理或规则不会脱离有血有肉的正常人。列一个对比，大家就更容易体会：当生物学家研究细胞时，必须仔细观察细胞的实际行动，因为生物学家自己不是细胞本身，无法体会细胞的内在选择。但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研究者分析的社会现象，是由人的行为所构成，因此，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形成的原因，从而得出合理的解释。
最后，布坎南多次强调，方法论上的个体论，其实有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个人，是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单位，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是价值的起点和终点。经过漫长的发展，尊重个人已经逐渐成为普适价值，而一切的一切，最后的目标还是在实现个人的价值。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等，目的还是为了平凡的个人。国家的存在和强盛，不是为了某个抽象的东西，而是为了组成国家的老百姓，也就是个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是一张无法长毛的皮，那么，要这张皮又有何用？国家在哭泣，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作“国家”正在掉眼泪，而是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都在掉眼泪。
这一讲里有两个重点。第一，分析社会现象，可以建构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而这个分析框架的起点，是一个分析的基本单位。第二，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已经发展出完整的分析框架。分析的基本单位，是有血有肉的个人，而不是更小的原子或分子，也不是更大的家庭、政党、宗教、社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