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尔斯基金会的时光

1963年到1965年的秋天，是我在考尔斯基金会最后的时光。在这期间，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天，詹姆斯·托宾、威廉·布雷纳德、T. N.斯瑞尼瓦桑以及另外一两个成员等一行人来到旁边的停车场，通过汽车收音机收听这一令人心碎的消息，并在那里等待着更多关于肯尼迪伤情的信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最后一句话：“总统于下午2点被宣布身亡。”我们都震惊了，几乎说不出话来，深感失去了一盏为国家指引新方向的明灯。这让我想起了弗罗斯特的诗句：“同理清晨沉为昼，黄金事物难久留。”

肯尼迪的遇刺身亡对考尔斯基金会的托宾和其他在政府工作或担任顾问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他们似乎与20世纪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政府及20世纪70年代的吉米·卡特政府并不紧密。奥肯后来搬到华盛顿，加入了布鲁金斯学会，布雷纳德则负责主持布鲁金斯学会每半年一次的布鲁金斯会议，并且在会上发布了《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托宾是这些会议的常客，但考尔斯基金会在联邦政府内部已不再有影响力。

然而，耶鲁大学经济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与政府失去联系，尽管这确实让耶鲁大学经济学失去了很多活力和激励。在我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一年后，我开始以另一种视角看待耶鲁大学的经济学。那时，数学和经济学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德布鲁已经离职。虽然经济增长中心那些致力于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学者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包括贝拉·巴拉萨（被迫逃离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和《一体化理论》一书 ^[1] ，以及德国移民古斯塔夫·拉尼斯（我的朋友）出版了《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 ^[2] 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考尔斯基金会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少。大卫·卡斯扩展了拉姆齐模型的最优国民储蓄理论，而佳林·库普曼斯看到了拉姆齐模型中一些深层次的概念性难题。

在考尔斯基金会的最后三个学期里，我写了另一本书——《经济增长的黄金律》。 ^[3] 书中几乎每一个模型都用一个变量取代了原模型中的某些关键参数，如将索洛-斯旺增长模型中的储蓄-收入比率替换为一个最优变量。我早期的论文《资本积累的黄金律》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我看来，最有趣（也最超前）的例子是关于将同质劳动力分配给工业研究而非生产的最佳比例的研究。研究发现，这一比例是一个固定数字，而且很容易被记住。（有一天，我在电梯里看到保罗·萨缪尔森正要离开，我大声喊道：“你读我的论文了吗？”他答道：“我看到了那个1/2。”他指的是其中一个结果。）

此时，考尔斯基金会似乎也没有大量有影响力的实证研究成果问世。托宾招募了索洛、冯·魏茨泽克、梅纳赫姆·雅里和我，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美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但其产出甚微，很快就解散了。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小组并不清楚最发达经济体增长的动力来源。这对像我这样的年轻经济理论家来说，并不是一个能够激发灵感的环境。

真正的问题在其他地方。整个经济学系存在一种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显著异质性。但在考尔斯基金会，关于经济问题的思考已经形成了一套公认的理论基础，任何偏离这一思想体系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荒谬的或令人不悦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凯恩斯的理论或寻找更多潜在的含义，而不是创造一种或多种新理论。我写的那本关于公共债务的书，因为认为债务以及由此产生的赤字会减缓增长，与托宾的观点背道而驰，所以从未被提及。因此，考尔斯基金会的氛围并不欢迎新思维，更不用说鼓励新思维了。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托宾因循守旧的年轻人。多年后，考尔斯基金会的另一位年轻理论家彭蒂·库里有过更糟糕的经历。1978—1979年，库里在考尔斯基金会工作了几年后成为纽约的新居民，并成为乔治·索罗斯在金融事务方面的得力干将。一天，库里来看望我和罗曼·弗里德曼。当谈到考尔斯基金会时，库里变得非常愤怒，他告诉我们，在考尔斯基金会的经历正在摧毁他的“创造力”。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心烦意乱。托宾的这种狭隘也延伸到了课堂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曾告诉我，耶鲁大学的一些经济学研究生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中的突破性发展被排除在外感到愤慨，他们甚至考虑对耶鲁大学提起集体诉讼。

显然，当身边的人持不同意见时，托宾会感到痛苦，而且他很难应对这种情况。因此，后来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疏远感，我当然也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在我们疏远之前，托宾曾对我非常慷慨——在我选择自己的道路之前。在我研究生二年级时，他挑选我参加宏观经济学的私人辅导课。即便在疏远之后，托宾也对我很友善。他告诉我，1982年49岁的我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与他有关”。令我惊讶的是，1986年左右，据说他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一次经济学教科书研讨会上说，我的《政治经济学》是自伟大的欧文·费雪的教科书问世以来最好的入门教材。 ^[4] 2000年，在耶鲁大学举行的一次活动上，我们最后一次相聚，他对我的妻子说：“我错怪了奈德（我的小名）。”

1965年初，当我与耶鲁大学的合同临近最后一个学年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几位助理教授被晋升为终身教授。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在主流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即使有也寥寥无几。因此，我相信自己也会获得终身教职，因为我写了很多文章和一本书。然而，在我就职的第五年，经济系通知我将不会被授予终身教职。我的同事贝拉·巴拉萨出于某些原因也离开了耶鲁大学。

令人气愤的是，巴拉萨和我一直在以较快的速度发表论文，并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与那些被授予终身教职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是悲剧，因为我们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好职位，但最好的职位并不多。从1966年秋季起，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职教授职位。巴拉萨去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但在几年后不幸死于癌症。

事实是，校长格里斯沃尔德曾通知系主任，他不想增设更多的终身职位。但同时，系里的资深教员出于自己的原因，急于为他们心仪的人争取终身教职。我对这些自私自利、对优秀青年学者的前途漠不关心的教职员工感到厌恶。我从古斯塔夫·拉尼斯那里得知，当我的终身教职和格里斯沃尔德的告诫被提及时，威廉·费尔纳提出“我们得反抗”，但无人响应。我了解到，经济系以及考尔斯基金会在关键决策上很大程度都是托宾在掌控。我甚至听说，托宾身边有一个小铃铛，必要时他会摇响铃铛来终结讨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1965年这一年里，我逐渐意识到，在考尔斯基金会工作期间，我原本并未打算去做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事情。我去了研究生院，然后进入了研究中心，试图将教科书中的宏观经济学，即凯恩斯创立的理论，与教科书中的微观经济学，即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卡尔·门格尔、里昂·瓦尔拉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到弗兰克·拉姆齐、阿瑟·庇古和德布鲁的理论联系起来。

结束了在耶鲁大学的工作后，我于1966年1月离开纽黑文，前往伦敦和剑桥度过半年，然后于夏末回到美国，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就任新职位。我不再继续从事常规建模和应用研究的工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准备开启新的理论创新之旅。

[1]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Homewood, IL: Allen & Unwin,1961).

[2] Gustav Ranis,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Homewood,IL: R. D. Irwin, 1964).

[3] Edmund Phelps, 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Norton,1966).

[4] Edmund Phelps,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roductory Text (New York:Norton, 1985). oxY4eDi2ziC3ScbWnLu+yWGLPrYPx7s42xJMEuc249bttXdW7LJxX+fZh6/9XB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