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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000 年前，某一日清晨时分，一支希腊军队因两位将军争论而停滞不前。根据荷马在《伊利亚特》（ The Iliad ）第19卷中的记述，阿喀琉斯（Achilles）想在破晓时进攻特洛伊城，但奥德修斯（Odysseus）劝他，不要这样将士兵送上战场，“不要让他们空腹与特洛伊人作战，因为这是一场漫长而又激烈的战斗，应该先让士兵在船上享用面包和葡萄酒”。
最终，奥德修斯赢得了这场争论，士兵吃上了早餐。但阿喀琉斯本人拒绝吃早餐，幸运的是，女神雅典娜（Athena）把“诸神享用的琼浆玉液滴入阿喀琉斯的胸腹，这样饥饿就不会使他虚弱”。希腊士兵看重早餐，显然《荷马史诗》中的每个希腊人都是如此，《奥德赛》（ The Odyssey ）第 16 卷开篇就写道：“回到棚屋，奥德修斯和忠诚的牧猪人点燃了黎明的炉火，正在做早餐。”
相传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时代，早餐以大麦面包或薄饼为主，有时蘸酒，有时辅以无花果或橄榄。罗马人与之类似，大约在黎明时分吃早餐，有面包、奶酪、橄榄、沙拉、坚果、葡萄干、冷肉等食物。但是，罗马军队为士兵提供的早餐是热粥，类似于麦片粥，将烤熟的斯佩耳特小麦或大麦捣碎后，放入沸水中煮制而成。
显然，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这些饮食模式并不罕见，在2013年出版的《早餐简史》（ Breakfast: A History ）一书中，作者希瑟·安德森（Heather Anderson）开篇就提到：“纵观历史，大多数人都会吃简单的早餐……大量文字记录表明，古罗马人习惯一日三餐（外加下午的一顿点心），与当今美国和欧洲的饮食结构十分相似。”
但这种习惯并非永恒不变。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000年里，欧洲的上层阶级似乎都不吃早餐。根据相关记述，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就是不吃早餐的典型代表， 700 年后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1494—1547）还说，人应该“5点起床，9点用早餐，17点用晚餐，21点就寝”。到接下来的世代，牧师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在其 1577 年的著作《英格兰记述》（ Description of England ）中称，“贵族、绅士和学者通常在 11 点吃早餐，17 点吃晚餐”，直到 1602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营养学家埃德蒙·霍林斯（Edmund Hollings）博士还做过相同的表述。那么，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关于早餐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的教会不赞成吃早餐，将早餐视作一种自我放纵，总的来讲，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儿童、老人和病人，以及劳作之人才会吃早餐；体力劳动者吃早餐，是因为从事体力劳动需要能量。
罗马帝国灭亡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对早餐产生了影响。如果劳动者需要吃早餐，那贵族阶级就热衷于不吃早餐，不仅如此，还要让人知道他们不吃早餐。因此，中世纪的贵族阶级显然只有在必须亲自操劳的时候才会吃早餐，比如去旅行，或者去朝圣。
封建主义被市场活动取代之后，早餐才重新回到社会名流们的日常餐桌。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博士在其广受欢迎的文章《都铎王朝是如何发明早餐的》（How the Tudors Invented Breakfast）中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辛劳，因此人们将早餐纳入一日餐食的需求越发强烈。到1589年，一位曼彻斯特的医生兼校长托马斯·科根（Thomas Cogan）在他的《健康天堂》（ Heaven of Health ）一书中写道，不吃早餐是不健康的，因为“长期挨饿会引起身体不适”。
《简·奥斯汀与食物》（ Jane Austen and Food ）的作者玛格丽特·莱恩（Margaret Lane）在书中记录了富人阶层的早餐是如何演变的：“简·奥斯汀时代（1775—1817）的早餐，与早期早餐吃冷肉、粗面包和喝麦芽酒不同，也与维多利亚时代餐柜上堆放的大量鸡蛋、动物肾脏、培根等食物截然不同。相反，那时候的早餐是一种优雅的简餐，由面包卷搭配茶、咖啡或巧克力之类的饮料组成。”
但是，奥斯汀所处的时代仍然阶级分明，为了强调自身的优越地位，上流社会的早餐吃得很晚。她在《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一书中写道：“人们要从巴顿公园出发，到惠特维尔游览观光，按照计划，一行人10点钟在巴顿公园集合吃早餐……”奥斯汀经常在早餐前写信。在伦敦，早餐前她甚至会去购物。生活放荡的贵族成员，吃早餐的时间更晚。在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于1875年写成的小说《如今世道》（ The Way We Live Now ）中，主人公罗杰·卡伯里会在12点出现，因为费利克斯一般在这个时间吃早餐。
早餐吃得晚，就和吃正餐的时间挨上了。正餐本来是在一天的正中间吃，并且是最丰盛的一餐，但这种状态持续了1,000年之后，正餐时间开始逐渐往后推。最后，随着富裕阶层越来越享受烛光晚餐以及晚间社交生活，正餐时间越来越晚，就变成了晚餐，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晚餐，原来的晚餐简化成了睡前的一顿小食。但是正餐的推迟，又在中午制造了一段空白时间，不得不由新的一餐来填补，这一餐有时被称为“nuncheon”，与“noonshine ”谐音（在《理智与情感》中，威洛比在一家客栈吃nuncheon），但是后来这个词被错写成“luncheon”（在《傲慢与偏见》中，莉迪亚和吉蒂在一家客栈吃了luncheon）。
总的来说，中午新增的这餐起初只是一顿小食，吃的也只是一些冷餐，但是安东尼·特罗洛普在《如今世道》中说：“每天有两顿正餐，一顿在下午2点钟，称为午餐，另一顿在晚间8点钟。”围绕新增的这一餐，一位紧跟潮流的医生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于1847年在其撰写的第四版《饮食与养生》（ A Treatise on Diet and Regimen ）中阐述了一些困惑：“如果不能在早餐后五小时之内吃正餐，那么那顿打破常规的午餐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或者说让人渴望了。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傍晚5点前吃上正餐，他就应该吃一顿午餐。”
不过，工人阶级还是在中午吃正餐，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一些地区仍将午餐称为正餐，将傍晚那餐称为下午茶或傍晚茶。直至今日，很多学校仍将供应午餐的女士们称为“正餐女士”。
希瑟·安德森（Heather Anderson）说，最初，美国人和英国人有相同的早餐文化：
18世纪中叶，早餐文化萌芽破土，英国和美国都沐浴在这段黄金时代的光辉下。羊排、培根、鸡蛋、玉米饼、松饼甚至馅饼所组成的盛宴，是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最爱……富兰克林唯一抱怨的是，他的同事们早上喝了太多啤酒……英国的富裕家庭，大多数时候先喝燕麦粥，然后吃培根和鸡蛋……很快，维多利亚时代萌生了英国最伟大（也许是唯一）的烹饪成就：英式早餐。
但是，随着美国人饭量和腰围的增加，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19 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大众健康运动”，人们开始拥护节俭、近乎素食的饮食习惯。1863年，为了满足人们对更朴素的生活方式的需求，纽约的一名内科医生詹姆斯·卡莱布·杰克逊（James Caleb Jackson，1811—1895）发明了由富含麦麸的格雷厄姆面粉（全麦面粉的一种）制成的块状颗粒物早餐“Granula”（中文意思就是颗粒）。于是，第一款全谷物早餐就此诞生。
1894 年，曾担任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院长的约翰·凯洛格（John Kellogg，1852—1943）博士发明了玉米片。该疗养院采用整体疗法，即营养、灌肠和运动疗法，并且利用素食食谱来治疗和预防疾病。这时候，杰克逊医生发明的块状颗粒物早餐不是很方便（需要浸泡一夜），但玉米片已经非常方便，约翰·凯洛格博士和他的兄弟威尔·凯洛格一起，还创立了一家闻名至今的麦片公司。
这些大众健康运动先锋的某些理念，放到今天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嘲笑。约翰·凯洛格博士在1877年出版的《老少皆宜》（ Plain Facts for Old and Young ）一书中，主张采取强硬手段遏止手淫。在1893年出版的《女性健康与疾病指南》（ Ladies’ Guide in Health and Disease ）中，约翰·凯洛格博士实际上还提到过，推荐对女性色情狂进行阴蒂切除术。这是西方世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早期例证。然而，约翰对手淫的看法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他的这些观点似乎与他对早餐的看法有关：他似乎认为，玉米片营养价值低，能抑制清晨手淫。他坚信肉类等会助长情欲，“肉类、调味品、鸡蛋、茶、巧克力，以及其他所有刺激物，都会直接对生殖器官产生强大的影响。它们会增加局部血液供应，通过神经与大脑连接，唤起激情”。但是，玉米片会让一个人精力缺失。
虽然约翰·凯洛格博士从来没有明确地将玉米片定义为一种消耗能量、对抗自慰的工具进行推销，但他相信谷物早餐缺乏营养，时至今日它的低营养价值反而成了卖点。早餐的历史充满了讽刺，因为直到不久之前，人们的观点还是源于信与不信，而非经验证据。
约翰·凯洛格博士是一个认真严谨的知识分子。他对手淫的看法，在当时是受到普遍认同的，他对优生学（他赞成）和便秘（他认为应避免）的看法在当时也属正统。但威尔不是知识分子，为了提高玉米片的适口性，他往玉米片里添加了糖，而约翰·凯洛格博士是反对这样做的。虽然约翰·凯洛格博士没有说服威尔，但也算是认真争取过。
与他们同时代的另一个人，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的杜威（Dewey）医生，提出的观点甚至更进一步，他在1900年出版的《不吃早餐计划和禁食疗法》（ The No-Breakfast Plan and the Fasting Cure ）中提倡完全不吃早餐。杜威在书中说，与吃早餐的病患相比，不吃早餐的病人康复得更好、更迅速。
到20世纪20年代，杜威医生似乎是这场争论的赢家：美国人的早餐显然正逐渐沦为一顿小食。这引起了比纳公司的担忧，该公司养了很多猪，发现没什么人买他们的培根，因此委托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来挽救市场。
伯内斯是公关行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外甥，他利用弗洛伊德的方法论为那些实力强的客户服务，其中包括美国烟草公司（他帮助该公司打破了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的禁忌）和联合果品公司[他帮助该公司策划了政变，推翻了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雅各布·阿尔本斯·古兹曼（Jacobo Arbenz Guzman）]。众所周知，伯内斯影响了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1928年出版的《宣传》（ Propaganda ）中写道：
在民主社会，有意识、有智慧地操纵群众有组织的行为习惯和观点，非常重要。操纵这种看不见的社会机制的人，构成了一个隐形的政府，他们是我们国家真正的统治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被那些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人统治，我们的思想被那些人塑造，我们的品位受那些人影响，我们的观念被那些人灌输。
那时候大家喜欢清淡的早餐，以咖啡为主，可能配个面包卷和橙汁，伯内斯决心改变大众的观念，用“丰盛的早餐”取而代之。在一部影片中，伯内斯阐述了他如何动员4,500名医生公开支持比纳公司有关丰盛早餐的理论。伦敦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香里·奥康纳（Kaori O’ Connor）博士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英式早餐：国宴档案与食谱》（ The English Breakfast: The Biography of an English Meal ）的书，用他的话说：“早餐有益于健康的观念，是营销公司炮制出来端到我们面前的。而且，总的来说，我们完全接纳了他们的宣传。”
1847年，在第四版《饮食与养生》中，英国德比郡巴克斯顿的威廉·罗伯逊医生写了这样一句话：“应该永远重视早餐，哪怕它不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罗伯逊是一位紧跟潮流的医生，因此看到他的这番话，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提出几个问题：是什么研究，让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哪些细致的观察、可控的实验，支撑着他这句至关重要的口号？他这样写道：“早餐应该由相当比例的液体组成，因为这样可以补充睡眠期间体内流失的液体。”
嗯，的确，在睡觉时，我们会通过呼吸和出汗流失水分，但为什么罗伯逊医生这么关注这些呢？因为罗伯逊医生是一位“水”医生。罗伯逊医生执业的巴克斯顿是一个温泉小镇，人们认为那里的水能治疗各种疾病，罗伯逊医生当然也认为水是健康的核心。但是这种观念荒谬至极，简直和希波克拉底“四体液学说”不相上下。罗伯逊医生的“医学理念”并非只有这一条，他还认为“睡眠可以修复神经系统，使其重新充满能量与活力”，因此我们应该“在神经系统被脑力和体力劳动消耗殆尽之前”尽早进食。这个说法更是荒谬。
另外一个流传甚广的早餐口号，出自阿德勒·戴维斯（Adelle Davis，1904—1974 ）之口：“像国王那样吃早餐，像贵族那样吃午餐，像贫民那样吃晚餐。”阿德勒·戴维斯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营养学家，虽然她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经常被指责滥用科学推广流行饮食，但是她那些诸如《吃的营养与保健》（ Let ’ s Eat Right to Keep Fit ，1954）的这类书名花哨的图书，总销量超过了1,000万册。至于她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不禁要问：它背后的思想是什么？它是源于对至今仍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研究，还是源于一场已被质疑的健康恐慌？
战后，美国经历了一场对低血糖的莫名恐慌，一家名为低血糖基金会的慈善机构声称：“当今，可能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像低血糖症那样，造成如此广泛的痛苦、如此严重的低效和时间损失、如此多的事故、如此多的家庭破裂和如此多的自杀。”
媒体紧随其后。比如1965 年 6 月《家庭天地》（ Family Circle ）杂志声称“我们当中有数百万人……在不知不觉中备受低血糖的困扰”；1971 年 6 月，《城镇与乡村》（ Town and Country ）杂志称“有1,000万美国人患低血糖症”。受人尊敬的专业期刊助长了国民的焦虑，一位精神病医生曾写道：“在我接诊的精神疾病患者中，大约有一半人血糖异常……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很高，神经症的发病率更高。”
阿德勒·戴维斯还曾表示，“低血糖引起的易怒，可能是离婚的原因之一”。
一个离奇的新理念出现，却没有人能从中获利，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且低血糖症恐慌与发现肾上腺提取物能“治疗”低血糖，似乎是同时发生的，肾上腺提取物非常昂贵，因此有利可图。但是，这些骗子遭到了可敬的权威专家们的抗议。1973 年，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糖尿病协会和美国内分泌学会（The Endocrine Society）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美国的低血糖患者数量极少，而且并不危险：
最近，大众媒体的宣传导致公众误以为低血糖症在我国的发病率很高。这些说法没有任何医学证据支持，并且影响美国人的许多症状并不是由低血糖这种情况引起的。
因此，阿德勒·戴维斯又编造了一个说法，解决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她知道，不吃早餐的人上午血糖水平会缓慢下降，但因为不断升高的血糖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杀手，这激发了戴维斯，于是她修正了说法，改成“像贫民那样吃早餐”。
因此，那两句与早餐相关的流行说法，是为了解决诸如夜间脱水、夜间饥饿、大脑疲劳和严重的低血糖这类不存在的问题而编造出来的。这些说法依然极具说服力，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吃早餐是新陈代谢所需，是一项不容逃避的义务。这个世界，饮食过量的人数以百万计，这些人还要强迫自己去吃一顿本可以不吃的饭，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从人的寿命来看，地中海饮食比北欧和北美的饮食更健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历史学教授肯·阿尔巴拉（Ken Alabala）在其出版的《早期现代欧洲的食物》（ Food in Early Modern Europe ）一书中指出，早餐从未在欧洲南部地区变得必不可少，“在那些晚餐丰盛的国家，早餐并不重要”。在南欧，早餐至今都不是一顿正式的餐食，只是咖啡加一块面包或点心。在英格兰和欧洲北部，早餐的形式则完全不同。
一位意大利资深营养学家在 2009 年记录了这样一句话：“每天早上，大多数意大利成年人只喝一杯咖啡。”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证实，意大利人比英国人或美国人更长寿。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早餐对你有害，但它确实削弱了不吃早餐就不健康的论断。
都铎王朝时期，欧洲贵族打破了不吃早餐的传统，同时代的一位智者对此表示过担忧。1542 年，著名医生安德鲁·布尔德（Andrew Boorde）在他的《健康饮食法》（ Dietary of Health ）中写道：“劳动者可以一天吃三顿饭，但是对于休息的人来说，一天吃两顿饭就足够了。”
为什么？布尔德医生说：“饱食会缩短人的寿命。”此外，学者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出版的《自然与人为健康指南》（ Natural and Artificial Directions for Health ）中也建议我们：“40岁之前可以一天吃三顿饭。”
约翰·哈林顿（John Harington，1561—1612）爵士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当男人到了中老年的年纪，一天吃两顿足矣。”
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那样，早餐是危险的，因为它是在人体胰岛素抵抗最严重的时候吃下的。我们还会发现，最容易患胰岛素抵抗的人群是那些年龄超过45岁且不爱运动的人。我们不妨重温一下16世纪布尔德医生等人的智慧。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或许是带领我们认识早餐的最佳向导，他在1915年出版的《变形记》（ The Metamorphosis ）中说：“对于格里高尔的父亲来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支持吃早餐的科学家经常引用这段描述，可惜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错误之上的，因为完整的引文是：“早餐要用的餐具洗好后摆在餐桌上，摆了如此之多，因为对于格里高尔的父亲来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他会吃上好几个小时，一边吃，一边坐在那儿翻看各种各样的报纸。”实际上，卡夫卡是在告诉我们，格里高尔的父亲是个混蛋，他不工作养家，还对养家糊口的格里高尔大打出手。
在这幅场景中，早餐是道德沦丧者享用的，我对早餐历史的回顾，也要以此作为完结画面。